彼得·伽里森（1955— ）是美国当代科学史领域新生代的领军人之一，他对20世纪微观物理学史的研究工作，以“实践”的视角展示了“仪器”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载体在科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在此基础上，其提出的“交易区”（trading zone）理论成为极具解释力的跨文化协作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领域的研究。伽里森现为哈佛大学科学史系、物理系教授，由于其作出的杰出贡献，曾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1997）、普菲策尔图书奖（1998），以及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奖（1999）。2007年，伽里森获得哈佛大学最高荣誉教授席位——约瑟夫·佩雷戈里诺教授席位。
迄今为止，伽里森共有四部著作，《实验是如何终结的？》是彼得·伽里森的第一部著作，主要基于其在哈佛期间攻读科学史方向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书中，伽里森以实验为主题，仪器为叙事主线，再现了现代物理学实验室中发生的争论，以及实验如何开始、如何进行、如何得到实验者们认为正确的结果并得到业界认可，最终以新发现的形式被载入史册的历史进程。
书中选取了微观物理学史中的三组著名实验“测量旋磁率实验”、“发现μ介子实验”和“发现弱中性流实验”，每组实验分别对应着20世纪微观物理学的一个发展阶段。其中，“测量旋磁率实验”对应的是物理学的宏观时期，其发生在20世纪初期，物理学对微观世界的探索刚刚开始，还没有专门的仪器来探索粒子，只能由宏观现象通过理论推演出微观活动；“发现μ介子实验”对应的是物理学的中观时期，其始于20世纪30年代，盖革计数器和云室出现，物理学家能够通过仪器探测到微观粒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过程；“发现弱中性流实验”对应的是物理学的微观时期，在这一时期，大型气泡室和对撞机成为探测粒子的主要仪器，通过这些规模空前的巨型仪器，人们能够测量粒子的动量、质量、衰变产物甚至原初粒子的身份。
通过对三组实验实践活动的微观考察，伽里森揭示了不同时期，随着物理学仪器的变化所展现出的实验者与仪器、实验步骤、所采取的计算方法之间，以及实验者之间，实验者与理论家甚至社会舆论和社会资助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相互作用的变化。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仪器被作为一种物质文化载体引入传统科学史的研究视域。自此基础上，伽里森将仪器视作与理论、实验地位相同的第三种亚文化，对科学发展中的理论、实验和仪器三种亚文化互相交织与影响的微观机制进行了探索式的研究。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实验是如何终结的？》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其对实验实践与仪器的关注与文化研究弥补了长久以来科学史学研究中对实验与仪器的忽视。第二，其展现了物理学发展中多种亚文化的交互作用，这与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倡导的“科学是亚文化的集合”不谋而合，从而成为科学文化研究的一部力作。第三，其为伽里森之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伽里森基于理论、实验与仪器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提出了科学发展的分立模型，部分解决了长久以来理论和实验二分所带来的弊端，描绘出继库恩科学革命之后关于科学发展的新图景。同时，他还基于亚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微观机制提出其核心思想“交易区”理论，建立起被各领域广泛应用的跨文化协作模型。
这些均成为翻译和出版这本书的重要动力。
本书的出版是许多人的推动和辛勤付出的结果。首先，感谢清华大学的李正风教授，通过李老师的推荐，本书有幸被收录至“科学文化译丛”。李老师也是本书的审稿专家，对于一部包含物理学史、科学文化与科学哲学等多领域综合研究，同时涉及英语、德语和拉丁语等多种语言的专著，审校难度可想而知。同时，感谢清华大学的刘兵教授和王巍教授，两位老师是我接触和翻译本书的缘起。刘老师作为博士生导师指导了我在博士论文期间对伽里森的研究，王老师的鼓励促使我开始本书的翻译工作。更要感谢本书的作者彼得·伽里森，通过他的帮助，我作为访问学者到哈佛对其进行多次深入访谈，这对正确理解本书的内容具有关键作用。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资助，以及中国科协的王丽慧博士、上海交大出版社的李逢源编辑、科学出版社的钱俊编辑和为本书提供大量支持的工作者，本书能够在短时间内顺利付梓离不开大家的倾力付出。此外，感谢我的家人和同事，他们是我能够全心工作的坚实后盾和重要伙伴。
最后，感谢各位师长、同行和读者对本书的关注，疏漏之处，敬请拨冗指正（[email protected]），这将对本书以及我之后的研究工作提供重要的帮助。
董丽丽
2016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