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伦理能不能管科学”的思考之一
苏联物理学家萨哈罗夫（A．D．Sakharov），被称为苏联的“氢弹之父”，他后来成为苏联最有影响、最大牌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1975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但苏联当局不准他前往奥斯陆领奖。他一度过着类似软禁的生活，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他才回到莫斯科，1989年12月逝世。在西方世界，萨哈罗夫最受人关注的不是他在苏联核武器研究中的贡献，而是他的政治态度。1975年诺贝尔委员会评价萨哈罗夫是“人类的良心”；而美国总统布什在萨哈罗夫诞辰80周年纪念会上称赞他“不论在俄国还是整个世界，他的一生都是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人们希望与精神的灯塔”。
这就是萨哈罗夫在西方公众中普遍留下的形象。
著名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原先也是认同萨哈罗夫上述形象的。1975年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波普尔也曾对他推崇备至，1981年时波普尔还说萨哈罗夫是“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伟大的英雄”。但是后来他对萨哈罗夫的评价却有了极大改变，他甚至认为萨哈罗夫“这个人早期是一个战犯”。
导致波普尔对萨哈罗夫的评价急转直下的，是萨哈罗夫在回忆录中“展现了罕见的勇气”所披露的一些往事，其中令波普尔印象最深刻的是下面这个故事：
萨哈罗夫40岁那年，他想出了一个所谓的“鱼雷计划”，关于这个计划他在回忆录中也有详细描述，省略了那些技术细节之后，简单来说是这样：
我在想，可不可能发展一种巨大的鱼雷？这种鱼雷可以从潜水艇上发射，……对准几百里外的敌方港口……只要它们能抵达目的地，相当于10亿吨的炸药就会在水底和空中同时引爆，造成敌方的重大伤亡。
这就是后来带有核弹头的潜射导弹。当时这个想法让萨哈罗夫十分兴奋，就兴冲冲跑去找有关的海军将领商讨“可行性”了，结果却令他颇为意外：
在鱼雷计划初期阶段，我去跟海军少将福明（Fomin）研究计划的可行性。他被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计划吓了一跳，甚至有些反感。他说，如果真的开战，他们海军官兵只习惯跟敌方的武装部队战斗。我觉得丢脸得要命，从此不再跟旁人讨论这个计划。
福明对萨哈罗夫的答复是很值得仔细玩味的——“海军官兵只习惯跟敌方的武装部队战斗”，这是一个矜持的、同时又对萨哈罗夫怀着深刻鄙视的回答。萨哈罗夫的计划意在对敌方港口城市进行毁灭性的突然袭击，这当然意味着对非武装居民的大规模屠杀，而这一点是作为职业军人的福明海军少将所不“习惯”的。
从表面上来看，这个故事展现了苏联海军少将福明的军人道德操守。
然而，按照我们以前所习惯的某种观念体系，在上面的故事中，角色“按理”似乎应该颠倒过来才对——海军少将福明作为职业军人，“鹰犬之才，爪牙可寄”，他应该对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其投放技术更感兴趣；而萨哈罗夫作为一个科学家，一个后来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应该更关心人类的和平幸福，拒绝研发大规模杀伤武器及其投放技术才对。然而事实却是相反，而且这事实是萨哈罗夫自己陈述的！
波普尔对这个故事是这样解读的：他说萨哈罗夫“绝不是积极侵略者手中的消极工具”，恰恰相反，当时正好40岁的萨哈罗夫“对于铲除资本主义的信念深信不疑”，所以他积极主动地为这个目标出谋划策贡献心力。在萨哈罗夫的回忆录中记载得很清楚，他的“鱼雷计划”并没有任何人叫他设计，完全是他自动自发、“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波普尔就是在这一点上无法原谅萨哈罗夫。
虽然萨哈罗夫在自己的书中，为自己当年的行为辩护时，有这样一个说法：“我只是个工人”——干技术活儿的，政治家要我杀人，我只好去帮他杀。但波普尔指出：“所有的德国战犯都是这么为自己辩解的”。波普尔因此将40岁时的萨哈罗夫视为战犯。他还想出一个比喻说：“如果一个40岁的人杀了人，几年以后，他说，抱歉，真希望当初没有杀人，他就不是杀人犯了吗？”波普尔强调萨哈罗夫那年40岁这一点，则是因为他认为萨哈罗夫此时已经是一个成年人，完全具有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义务和能力了。
不过，在上面的故事中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萨哈罗夫在听了福明海军少将的回答后，他“觉得丢脸得要命”。这个“丢脸得要命”的感觉，是仅仅因为自己的计划没有受到重视而产生的不快呢，还是可以理解为萨哈罗夫此时尚存的“一念之仁”呢？福明海军少将的回答，是不是在那一刻唤醒了萨哈罗夫内心深处的某种良知呢？
波普尔的上述观点，是在他晚年（1991年）接受采访时所言，而当时的采访者对古巴导弹危机等政治问题更感兴趣，所以波普尔也没有机会在这个问题上作更多的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从上述故事出发作进一步的思考。
这里可以区分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科学家在为本国研发大规模杀人武器时，如何从道德上判断他们的善和恶？如果波普尔认为萨哈罗夫在上述故事中的行为是恶，是不可原谅的犯罪行为，那么在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中，科学家为美国研发原子弹，是不是恶，是不是罪行呢？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大规模杀人武器”是一个界限。比如，德国的科学家为纳粹德国研发更先进的步枪，或许可以被视为一般性的职业行为而受到宽恕（这时就可以适用萨哈罗夫“我只是个工人”的辩解）；但他们为希特勒研发原子弹，就难以逃避“始作俑者”的谴责。当然，这仍然只是一个模糊的界限，但至少在两端是有明确不同的。
而美国的“曼哈顿计划”之所以被视为正义，是因为我们在纳粹德国和美、英所代表的“自由世界”之间，认定了前者为恶，后者为善。也就是说，恶人率先研发大规模杀人武器之后，善的一方被迫跟进，就不是恶。同理，当中国研发自己的“两弹一星”时，站在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我们当然认为威胁中国的美国是恶，而自己的祖国是善，所以中国研发自己的“两弹一星”也是正义的。
波普尔对萨哈罗夫的指责带来的第二个问题是：在上述故事中，萨哈罗夫和海军少将福明，他们两人中谁是恶，谁是善呢？根据我们对上一问题的讨论，显然萨哈罗夫是恶，而海军少将福明是善。原因是，萨哈罗夫提出“鱼雷计划”时，虽然美、苏处在冷战中，但他的祖国毕竟是在和平状态，无论如何比二战后期的纳粹德国更安全，而且他的上级也没有命令他研发新的核弹投放技术。在这样的情况下，萨哈罗夫主动想出恶招以求杀人更快，这让我立刻想到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近年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的，“要用伦理道德规范和引导科学”。显然，福明海军少将心中比萨哈罗夫更具伦理道德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