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城市、国家和农耕文明的出现，引起了诸多变化，因此，把它们视为人类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端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将这个时代称为农耕文明时代。这个时代持续的时间大约从公元前 3000 年延续到 1000 年之前。在这段将近 4000 年时间，城市、国家和农耕文明在世界许多不同地区传播和演进，直到它们成为人类共同体最重要的类型。农耕文明时代属于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在当时所有人类共同体中，农耕文明是最庞大、最复杂和最有影响的共同体。
界定农耕文明的特征
农耕文明在其出现的地方，都显现出相似特征，我们就是以这些特征来界定和识别这种人类共同体。我们此前已经了解到，古生物学家有一份人类骨骼特征的清单，仿照他们，我们现在也提供一份简短清单，它上面所列举的是我们期待从农耕文明中发现的一些内容。这份清单如下。
农业
农耕文明建立在大量农民或从事农业者（这就是我们称他们为农民的原因）的生产力之上。他们的基本技术是农艺，就好像旧石器时代的基本技术是采集一样。
城市
城市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区，那里的工作类型和专业化远远超过农村。城市吸收了穷乡僻壤的财富和资源，因此，大多数财富都聚集到城市。
国家
权力也集中在城市。统治者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城市度过，最宏大的建筑物、最高的城墙以及最美丽的神庙都建在城市中。城市及其领导者是这些大型的强制性权力结构的核心。这些结构就是我们在前一章所说的“国家”。
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农耕文明的一大特征在于，与以往所有社会类型相比，它拥有更多样化的人类职业和角色。这是衡量它们更高程度复杂性的一个标尺，也是这个时代众多观念和集体学习的协同作用出现巨大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
军队
统治者和国家也专注于权力，这种专注采取的最显而易见的形式，就是军队的建立，军队由大量训练有素的战士构成，他们可以被用来征服邻邦或镇压国内反抗。
文字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到，所有农耕文明都发展出了某种形式的文字，因为文字本身就是一种控制资源（以计数的方式）和思想观念（以法律或宗教宣言的形式，甚至以统治者在占卜师或天文学家帮助下公布预言的形式）的有力手段。
贡赋
在农耕文明中，财富的流动通常以贡赋形式体现。我们在第 6 章已经看到，贡赋与贸易不一样：贡赋是财富、货物和劳力的流动，主要通过武力威胁或事实上的武力来控制。奴隶制是最明显的贡赋形式，但是，在一个收取贡赋的社会，资源的诸多流动都是经由武力威胁控制，在许多情况下，武力被认为是值得赞美的（所有精英都是武士），在家庭内，它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仅仅适用于奴隶，也适用于家庭成员。
能量流以及诸特征间的相互关联
我们从《吉尔伽美什史诗》中可以了解到城市对于早期文明的意义。这部史诗讲述了乌鲁克的一位半传奇式统治者的故事，我们在第 6 章曾叙述过。吉尔伽美什在经过漫长的游历之后返回乌鲁克，在走近城市时，他对同伴说道：
这就是乌鲁克的城墙，尘世无与伦比。
瞧那外壁吧，铜一般光亮。
踏上石阶，古老的无法想象，
到伊什塔尔居住的埃安纳神庙瞧瞧，
它无可媲美，任凭哪家帝王，
登上乌鲁克城墙，步行向前，
察一察那地基，验一验那墙砖，建造得精美绝伦，
俯瞰一下城内；棕榈树、花园，
果园、气派的宫殿和神庙，商店
和市场，住宅以及公共广场。①
如果乌鲁克、长安、华氏城、特诺奇蒂特兰和罗马这样的城市是声望和权力中心，那么，城镇和乡村就是出产绝大多数资源的地方。农民为城镇和城市提供了大量食物和其他产品。他们有时候在类似种植园的环境中为有权势的地主工作。我们发现，在所有农耕文明中，财富从大多数人流向控制国家的少数富人手中。这种能量流维持着农耕文明的复杂结构。
如果我们想好好理解农耕文明的演进及其内在活动，那么，感知一下这些能量流的运作显得十分重要。毫无疑问，其中一部分能量流是商业性的。也就是说，好比现代社会中的购买活动一样，它们也采取了货物在市场中平等交换的形式。当农民以小麦换取陶器、啤酒或衣物时，就是一种市场交换。不过，在所有农耕文明中，财富的重要流动似乎都以贡赋的形式进行。公元前二千纪晚期埃及新王国的一份书记官资料，生动地说明了勒索贡赋的真实意义（参见图 7.1）。资料的作者解释说，这就是人们不愿当农民的原因：
他白天削砍农具，晚上编织绳子。甚至中午也在地里干农活……现在，书记官来了。他在调查收成。身后一帮随从手持棍棒，努比亚人（来自埃及南部的雇佣兵）也是一样。一个人（对他）嚷道：“交粮食。”“什么也没有。”（他回答说。）他被狠狠揍了一顿。然后被捆起来丢进井里，头被摁到水中。他的妻子在他面前被捆绑起来。他的孩子被上了脚镣。他的邻居避而不问。②
图 7.1 纳尔迈调色板。
这件礼仪性物品是埃及旧王国时期的物件，或许象征性地体现了这位法老对上下埃及的统一。在左边画板中，国王手持权杖，显然想用它来击碎一位战俘的头颅
尽管这只是一个讽刺作品，但是，它表达的意思很明确。对于纳贡者来说，贡赋通常就像纯粹的勒索。
了解一下贡赋征收（缴纳）的方式，或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多数农耕文明中政府的本质。统治者首先是那些能够行使某种武力即强制性权力的人，这也意味着，他们常常控制军队。收藏在埃及国家博物馆的纳尔迈调色板（Narmer Palette）是早期国家政治宣传的典型例子。它所展示的，是一位统治者（可能是纳尔迈，第一个统一埃及的人）抓到一名俘虏，并且威胁要打他或杀死他。这种场景出现在所有早期农耕文明中，它们表明，胁迫者是统治者扮演的最重要角色之一。国家的强制性权力很大一部分被用来维持财富（劳力、物品甚至人）从广大民众流向国家。如果你碰巧属于富有的统治阶级，那么事情往往显得完全不一样，财富流入你囊中好像是天经地义的。著名的《乌尔军旗》（Standard of Ur）是出土于乌尔王陵的镶嵌作品，大约为公元前 2500 年的物件；它的两面都有图案，一面描绘和平场景，另一面描绘战争场景（参见图 7.2）。“和平”面描绘了富人的宴会活动，镶板下方是农民在运送富人食用的食品。
图 7.2 乌尔军旗。
这些从乌尔王陵出土的军旗，一面描绘了和平时期的活动（右边），一面描绘了战争场景（左边）
农耕文明时代不同类型共同体的共存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谈论农耕文明时，把它们当作单一的实体，不过，它们实际上从来就不像生命有机体那样具有一致性。与所有的人类共同体一样，它们也具有某种边界，那些很清楚自己人和外人、“我们一员”和“他们一员”之间差异的当代人，也非常了解这些边界。但是，正如我们在本章以及随后两章会注意到的，这些边界从来就不是绝对的，因此，不同的农耕文明能够相互渗透，最终融合成更庞大、更统一的文明，或者发生分裂，形成许多各具特色的文明。农耕文明如此复杂，以至于它们包含了许多截然不同的共同体——独立的城市、有时候甚至独立的国家（比如苏美尔地区），当然还有不同的种族和语言共同体。此外，它们之间的边界也很松散，因为农耕文明有充分的理由与那些远离它们中心地带的共同体建立联系，不管是通过贸易还是征服的方式。
在它们的边界之外，我们能够发现一些没有组织成农耕文明的共同体。事实上，我们前面对人类社会进行分类时列举的所有主要共同体的共存，是农耕文明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前还未曾出现过如此多样化的人类社会。即便在这个时代末期，西伯利亚、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大片土地与农耕文明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在这个时代肇始之际，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被更小、更古老的共同体所占据：食物采集群体、游牧部落以及村庄，它们通常与更大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
农耕文明时代的长期趋势
本章以下内容和下一章会考察农耕文明时代最重要的长期趋势，尤其以非洲-欧亚大陆丰富的历史事例进行论证。对大历史学家来说，思考如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这个复杂的新世界——由许多以多样化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不同类型的共同体组成——是如何在时间的长河中演进的？它如何为今日世界奠定了基础？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得找出大约 4000 年以来在非洲-欧亚大陆发生的巨大变化（在这段时间，人类历史为大型农耕文明所主导）。我们认为，为了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时代及其重要性，尤其有必要探究下面的四大趋势。
1．农耕文明及其行政机构的扩张，它们的规模、权力以及效率的日益增强；
2．它们之间重要交换网络的建立（非洲-欧亚大陆通过丝绸之路联结在一起），由此增强了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建立了一种跨非洲-欧亚大陆的世界体系或“网络”；
3．社会关系和性别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
4．普遍很缓慢的变化节奏，它与创新、发展以及马尔萨斯循环的速度联系在一起。
本章后面的内容将探讨第一种趋势，即农耕文明在非洲-欧亚大陆世界区的扩张。第 8 章也在非洲-欧亚大陆的背景下来讨论其他三种趋势。在论述农耕文明时代的这些章节中，我们一方面要从地区性视角来探究不同的文化适应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要从跨地区和全球视野来考察共同模式和趋势，当然，我们会在两者之间做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