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把 20 世纪的政治和军事史分为两大时期：一开始是激烈的军事竞争和缓慢的工业化时期；然后是再次出现的全球化和发展时期。
帝国主义和军事竞争：公元 1900 年到 1950 年
史无前例的全球冲突支配着 20 世纪前半期。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个时代的一些悖论会得到更好理解，只要我们记得如下现象，即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多数国家的统治主要依靠武力的使用或武力威胁，而不是市场的经济手段。在那个时代大部分时间，战争似乎是政府的主要工作。统治者经过很长时间才意识到，政府采用的直接的、通常强制性的方法在过去行得通，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那么好使。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政府认识到，在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管理和促进发展也就意味着在政府直接干预（维持道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保护金融体系、以专利法保护新知识、维护法律和秩序）和不干预（避免妨碍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创新提供动力的企业竞争）之间取得艰难的平衡。政府必须支持市场活动，但是，干预过多的话，它们就会破坏各种竞争性力量，而恰恰是这些力量推动了资本主义令人惊讶的技术创新。
在 20 世纪，当政府试图在干预和不干预之间取得一种新平衡时，我们观察到了一系列实验。一些政府尝试让市场力量成为经济变化的动力，然而，在另一个极端，一些政府试图通过工业革命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更加直接、有时更加强制性地（与农耕文明时代庞大的收取贡赋的帝国相比）管理社会。
不过，就世界各地而言，政府的力量和重要性在增加。政府变得更富有，它们大力兴建繁荣的工业经济所需的物质、金融、教育和法律基础设施，因此，它们更加深入被统治者的生活之中。在美国——许多美国人认为政府应当让自身扮演的经济角色最小化——政府开支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率从 1913 年 8% 上涨到 1938 年 20%，再到 1973 年 31%，1999 年稍稍回落到 30%。在英国，相应的比率为 1913 年的 13%，然后上升到 1938 年的 29%，再到 1973 年的 42%，1999 年下降到 40%。在日本和德国，这个比率在二战之后出现下降，到 1999 年，在日本和德国分别上升到 38% 和 48%。共产主义国家的景象更引人注目，在包括苏联在内的一些国家，政府试图管理整个经济，因此，到 20 世纪 30 年代晚期，这个比率达到 100%。在其他一些共产主义国家，在私人企业得以保存或重新出现的国家，这个比率也很高，不过不如斯大林时代的俄国。
20 世纪早期的战争：一战
到 20 世纪初，一种日益流行的倾向是把国际关系视为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竞争舞台。所有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中出现了一些声音，认为每个民族都必须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这是在支持贸易保护主义，支持以关税或武力（在必要时）方式将潜在竞争对手排除在有价值的市场之外。亚当·斯密认为，自由贸易和快速发展通过提高生产力和降低成本而惠及每个人，然而，与农业时代保守的统治者一样，贸易保护主义者依然构想着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在那里，每个国家或民族必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原料和市场，不然就会崩溃。英国议会议员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 1889 年所说的话，典型体现了这种态度：
外交部和殖民部的主要工作，在于寻找新市场和保护原有市场。战争部和海军的主要职责，就是为保护这些市场、保护我们的商业做好准备。①
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也宣称，发展是有限度的。不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迹象，它预示着，当资本家无法为他们正在生产的、日益增加的产品找到更多市场时，资本主义本身也就走向了毁灭。1916 年，即俄国 1917 年革命前一年，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写了一本书，题为《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他在书中借用了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的思想，他宣称，1914 年开始的世界大战是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争夺日益缩小的市场而引起的。他论证道，资本家之间的冲突所付出的真正代价，却不是由资本家承担，而是由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和殖民地承担。
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后果，就是国际贸易的急剧衰落。根据一份很有影响力的估算，1870 年到 1913 年间，世界出口总值年均增长率为 3.4%；1913 年到 1950 年间，下降到 0.9%；然后再次上升到 1950 年到 1973 年间的 7.9% 和 1973 年到 1998 年间的 5.1%。这些数据很好地把握了国际一体化在 20 世纪前后期体现出来的差异。20 世纪前半期衰落的国际贸易与整个增长率的下降联系在一起。依照一份统计数据，1870 年到 1913 年间，全球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为 1.3%，而 1913 年到 1950 年间，只有 0.91%。然后在 1950 年到 1973 年间再次上升到 2.93%（参见图 12.1 和 12.2）。
图 12.1 国际贸易的年增长率（1870—1970）
图 12.2 全球人均 GDP 的年增长率（1870—1970）
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思想在 20 世纪早期的传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也积极备战。欧洲主要大国结成军事同盟体制，由此形成了俄国、法国和英国与中欧强国德国、奥地利和土耳其之间的对抗。
1914 年夏，欧洲在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相对和平之后，两大同盟之间爆发了战争。许多人认为，战争只会持续几个月；而实际上却持续了四年多，直到 1918 年 11 月才结束。欧洲的帝国规模使得这场战争必然会席卷世界许多不同地区。日本、英国和法国夺取了德国在非洲、中国和太平洋的殖民地；来自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军队在达达尼尔海峡与土耳其军队激战，或者出现在西线战场。1917 年，世界最大工业经济体美国加入一战，并且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工业技术让战争变得血腥无比。得到改善的医疗护理让前线士兵活得比以前更长久；机关枪成千上万地屠杀他们；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发现了一种合成氨的方法，批量生产炸药因而成为可能。哈伯也帮助设计了毒气，它在欧洲主要战场上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和二战
1918 年，中欧大国们投降。然而，一战造成了苦难，那些导致战争的分裂断然不会随着战争结束而消失。尽管 1918 年的《凡尔赛条约》创造了最早的、正式的世界政府结构（国联和其他相关机构），但是，它们太弱小，无法维持和平。在那个时代激烈竞争的氛围中，获胜的列强想尽各种办法来保证自己的优势，把严苛的和平强加给德国和奥地利，要求大量战争赔款。凡尔赛条约的苛刻条款破坏了德国和奥地利、匈牙利的政府，动摇了它们的经济，引起了愤怒，最终，这种情绪被法西斯主义政党（比如德国纳粹党）利用，以达到推翻战后安排的目的。法西斯主义以一种特别僵化的形式表达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达尔文主义意识形态，把国际关系描述为种族和民族间残酷无情的斗争。20 世纪 30 年代，这种态度支持了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1889—1945）和纳粹党人重整军备和扩张主义的冲动。它们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纳粹分子在人们今天熟知的大屠杀期间对大约 600 万犹太人有计划的谋杀。
随着国际贸易的衰落和战败国大举外债来偿付战争赔款，国际金融体系也遭受巨大压力。1929 年，美国出现金融危机——美国的银行借出了大量美元来维持战后赔款制度——由此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崩溃。这次大萧条强化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信念，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在劫难逃。
那种信念受到如下事实的激励：在俄国这个世界最大的国家，一战的张力致使传统沙皇政府垮台，为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在 1917 年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开辟了一条道路。布尔什维克党人决定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一个不平等会被减少、工人阶级集体拥有和管理社会资源的社会。1917 年到 1921 年间，经过残酷的、极具破坏性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前帝俄大部分土地上取得了政权，这也促使他们及其反对者依然把国际关系视为残酷和血腥的竞争问题。
布尔什维克党（1918 年改名为共产党）证明，如有必要，它愿意使用强制性方法（这种方法赢得了内战）来建造一个新型社会。不过，共产主义者与纳粹分子不一样。后者认为世界被区分为相互竞争的种族，而前者认为世界被区分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他们视自己为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工人和农民）的领导者。在建立一个更美好社会的努力中，他们试图打造一种没有资本主义动力的现代工业经济，他们把资本主义当作剥削和不平等的源泉。由于没有竞争性市场推动创新和商业，政府本身必须接过管理资源的复杂任务。然而，为了有效做到这一点，它就得拥有巨大的权力，当面临反对时，它必须愿意实施残酷统治。
1929 年，共产党没收了农民的土地，将他们赶到集体农场。这种做法激起大量反抗，破坏了农业，带来了可怕的饥荒。20 世纪 30 年代，在新领袖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统治下，共产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强制实行严酷的工业纪律，这帮助它建立了一个新的、现代的工业部门。它使用的许多新技术借自资本主义的西方。为了对付反对者，共产党创建了一个由惩戒营和罪犯集中营构成的庞大帝国。苏联工业化造就了一个奇怪的混合型社会，它把收取贡赋国家的强制性和威权性统治方法与 20 世纪的技术结合在一起。几百万人惨死在集中营或大清洗期间（1937 年达到顶峰），不过，某种现代工业社会同时也建立起来。
与资本主义力量和共产主义力量的全球划分相对应的，是帝国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划分。殖民统治和反帝国主义（包括美国与苏联的帝国主义）的言论，激发了亚洲和非洲反殖民主义运动。甚至获胜的殖民帝国——尤其英国和法国——也在一战中被削弱，这一事实让这种运动看到最终推翻它们的殖民主人的希望。一些殖民地国家出现了鼓舞人心的民族领袖，比如印度政治家圣雄甘地（Mahatma Ganhdi，1869—1948）。
在远东，日本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早期经历了快速工业化，但是，它自身的原料十分有限。20 世纪，日本开始谋求一个能够增加其力量、声望和财富的帝国。在 1894 年到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中国，并侵占台湾。1904 年和 1905 年，日本在满洲（中国东北——编者注，下同）打败俄国军队，在日本民族主义者看来，满洲和朝鲜是日本殖民扩张的天然区域。1910 年，日本将朝鲜并入日本帝国，1931 年，夺取满洲，并建立傀儡政权满洲国。1937 年，日本军队在一次非常野蛮的军事活动中入侵中国。1940 年，在与德国和其他轴心国家签订同盟条约之后，日本着手在东南亚创建一个帝国，旨在追求声望和夺取原料，比如，对现代军队以及军工业至关重要的石油和橡胶。1942 年底，日本军队侵占了法国、荷兰、美国和英国在菲律宾、东南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殖民地。
在某种意义上说，二战开始于 1931 年日本侵占满洲。1939 年 9 月，战火在欧洲重新燃起，当时，德国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不情愿地向德国宣战。二战比一战更具有全球性。1941 年 6 月，400 万德国军队入侵苏联，同年 12 月，以东条英机（Hideki Tojo，1884—1948）将军为首的日本政府为了削弱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对手，偷袭了夏威夷的珍珠港。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随之参战。
二战在太平洋、东南亚以及欧洲、北非和苏联展开。1945 年 8 月 6 日，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它标志着二战血腥场景的顶点。仅苏联就损失了大约 700 万士兵和 2000 万平民。战争结束后，苏联控制了东欧大部分地区，包括半个德国。不到五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即中国加入共产主义阵营，而苏联看起来比以前更强大了。到 1950 年，世界被划分为三大区域：资本主义阵营、共产主义阵营以及大量其他国家——其中许多是前殖民地，它们需要周旋于两大阵营之间。
新的整合、新的发展以及新的冲突形式：1950 年到 2010 年
美国和苏联都明白，经济增长——比竞争对手动员更多资源来打造军事力量和提供生活水平的能力——是在现代世界取得成功的关键。美国、苏联和它们的盟友在生产上超过了轴心国，那是它们赢得战争的主要原因。
那么，在 20 世纪维持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冷战的两个超级大国得出了不同结论，它们都认为，二战的胜利证明了自己制度的优点。美国是两次世界大战参战国中遭受破坏最小的国家，它在战后成为最强大、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政府着手改革全球资本主义制度，以便再次利用竞争性市场和国际贸易带来的技术创造力来促进发展。与此同时，在“伟大爱国战争”的胜利的鼓舞下，苏联领导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制度（基本上清除了各种市场力量）会在生产、生活水平以及政治和军事力量上超过资本主义世界。
资本主义世界
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得到极大提升。它遭受的人员伤亡较小（大约 40 万人，而苏联士兵和平民死亡人数近 2700 万，德国为 700 万到 800 万），受破坏程度也没有其他主要参战国那么大。1950 年，它的经济占全球 GDP 四分之一多。它也决定不再重蹈一战之后的覆辙，因为一战之后的安排导致了另一次新的世界大战。事实上，美国豪赌亚当·斯密的核心思想：国际贸易会让每个人受益。美国政府得出结论：维持美国以及整个世界发展的最好方式，就是重振国际贸易和重建其他国家（包括以前的敌人）的经济。它也相信，这种做法是一种策略，最终会证明共产主义的局限性和破坏共产主义平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
1944 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旨在帮助建立一种新的、更稳定的资本主义金融秩序。1945 年 6 月 26 日，新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在旧金山成立。通过“马歇尔计划”——由杜鲁门（Harry Truman，1884—1972）总统任职期间的国务秘书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1880—1959）将军负责的计划——美国积极促进了全球贸易的复兴：贷出或提供 100 多亿美元来重建被战争毁坏的欧洲和日本经济。
20 世纪 50 年代晚期，包括西德在内的西欧经济繁荣兴旺，大众消费品（比如洗衣机、冰箱和汽车）的生产，逐渐创造出 20 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于美国的那种大众市场。日本经济也在亲资本主义政府的治理下繁荣起来。被迫接受的非军事化也意味着，日本军事预算很小，因此，日本人可以将资本用于建造一个巨大的、富有成效的民用工业部门。世界贸易也迅猛发展。1913 年，商品出口大约占世界贸易总值的 8%；到 1950 年，下降到大约 5.5%。到 1973 年，出口前所未有地占全球 GDP 的 10.5%，1998 年，世界贸易份额超过全球 GDP 的 17%。
日本成为世界主要工业资本主义经济体之一，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也遵循相似的发展轨迹。最突出的现象是韩国、台湾和新加坡等“亚洲虎”的发展。1965 年到 1989 年间，亚洲在全球生产总额中的比例从 14% 上升到 25%。在伊斯兰世界、非洲和南美洲其他许多国家，新的工业得以建立，由此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的可能性，尽管流入腐败统治者和海外债权人手中的利润损害了其中一些国家的发展。不过，在 20 世纪后半期，即使世界上最贫穷国家也经历了某种程度的工业化。财富转移的一个显著例子发生在波斯湾，那里曾经是奥斯曼帝国和欧洲的殖民地，在这个地区发现的大量石油为当地带来了巨额财富。
殖民帝国的终结
美国和苏联都正式反对帝国主义，不过，它们的理由并不一样。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帝国。它建立在对北美土著民的征服之上，美国政府也于 19 世纪后期侵占了菲律宾。然而，美国也是反殖民主义的有力象征，因为它是通过 18 世纪一场反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而创建的。苏联也被视为一个帝国；它纳入了帝俄时期中亚的前殖民地，二战结束后，又支持东欧国家的傀儡政权。不过，它的统治者宣称自己代表被剥削和被压迫人们，其中也包括遭受殖民主义压迫的民族。
同时，主要帝国主义国家——英国、法国和德国遭到战争的削弱，它们缺乏资源，也不打算不顾日益增长的反抗而维持它们的殖民地。此外，帝国主义在战后世界似乎也不再是合法的，当反帝运动在从非洲到印度再到东南亚各地风起云涌时，维持帝国主义的做法显得更艰难和代价更昂贵。
战争的失败终结了德国和日本的殖民帝国。二战后几十年时间，英国、法国和其他残存的殖民强国放弃了它们的帝国，当然，这通常是在经过漫长而残酷的反殖民战争之后发生的。在中国，日本的战败结束了外国人的直接统治，在经过内战之后，以毛泽东（1893—1976）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在 1949 年取得了最终胜利。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法国想尽各种办法来恢复它的殖民权威。在经过长期的、血腥的反殖民起义之后，法国只得在 1960 年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在越南，由胡志明（1890—1969）领导的社会主义军队于 1954 年击败法国人，不过还得面对由美国支持的、亲资本主义的南越政权。1975 年，在经过长期的、代价高昂的游击战争之后，越南重新统一在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之下。在朝鲜，也出现了相似的分裂，即由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方共产主义政权和美国及其盟国支持的南方资本主义政权。这种分裂导致惨烈的内战，最终形成两个对立国家，它们一直存在并进入 21 世纪。
1947 年，英国承认它的印度次大陆殖民地独立。那里的独立运动很大程度上是和平的，部分因为圣雄甘地扮演的角色，他倡导非暴力反抗。不过，独立最终导致两个对立国家的出现，即印度教的印度和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在随后几十年，它们之间爆发了三次重大战争。英国也放弃了它的非洲殖民地，因为它在那里有时候会遭到暴烈的反抗。1963 年，在经过长达 10 年反殖民战争之后，英国承认肯尼亚独立。肯尼亚新统治者是乔莫·肯亚塔（Jomo Kenyatta，1893—1978），他是民族反抗运动领袖之一。在短短 25 年时间，即 1945 年到 1970 年间，70 多个新国家从帝国崩溃中诞生。
新独立的国家很快面临新的问题。尼日利亚等国家的国界，是由 19 世纪帝国主义列强而不是根据当地居民的习惯和传统划定。对于新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言，这些边界通常很不合理。就尼日利亚来说，北方是穆斯林居民，南方是基督教徒或传统的民族，这个国家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部落，因此，维持国家统一确实十分困难；1967 年到 1970 年间，尼日利亚陷入内战。不过最终，一个统一的尼日利亚得以保存下来。内战之后，近海石油带来的巨大收益有望为建设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提供滚滚财源。但是，太多的石油财富落入腐败者手中，或者被用来偿还外债，尼日利亚的统一显得不堪一击。
在许多前殖民地，帝国主义的强制性统治似乎被市场微妙的强制所取代。许多新独立的国家发现，它们自己在高度商业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挣扎（机会渺茫），因为主要的工业化国家似乎掌控一切。以往的殖民政府很少花心思平衡地发展殖民地经济，相反，它们在殖民地开发各种最有价值的生产形式，比如马来亚的橡胶或肯尼亚的可可或尼日利亚的棕榈油。它们往往忽略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包括教育和医疗卫生。事实证明，对许多新独立的国家而言，寻找专家、资本、市场以及快速而均衡的工业化所需要的政策，是一项巨大挑战。
共产主义世界
对一些新独立的国家来说，苏联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之外另一个诱人的选择。难道俄国的债务没有让它成为西方的“半殖民地”吗，难道它不是通过残酷斗争摆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控制，并且在十分不利的环境中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现代经济体吗？苏联通过向前殖民地盟友（从古巴到尼日利亚再到埃及）提供经济、技术、有时候甚至军事支持，来鼓励上述观点。在一些场合，结果确实很壮观。在中国、朝鲜和东欧部分地区，苏联的方法被用来作为建造现代工业经济的基础。
20 世纪中期，在许多人看来，与资本主义相比，共产主义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或许更平等的通向现代社会的道路。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苏联大致已经从战争年代造成的可怕破坏中恢复过来，在新领袖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1971）统治时期，它抛弃了斯大林体制一些更具压迫性的特征，大大减少了罪犯集中营的人数。苏联军队看起来与西方军队一样强大；它以一种现代教育体制和强大的工业部门而自豪；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通过研发核武器以及在 1957 年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太空，苏联的科学震惊了整个世界。1961 年 4 月 12 日，苏联第一次将人类送上太空，那个人就是空军飞行员尤里·加加林（Yuri Gagarin）。20 世纪 60 年代早期，随着赫鲁晓夫政府把更多资源投入消费品生产，比如城市住宅、洗衣机、电视以及冰箱，工业发展也提高了苏联公民的生活水平。
中国和东欧部分地区也出现了快速的工业发展。正如赫鲁晓夫宣扬的，通过更快的发展、更多的创新以及更迅速地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共产主义制度似乎一度“埋葬了”资本主义制度。前殖民地密切关注这场竞赛，许多国家接受了来自双方的贷款和技术援助。
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苏联宣扬的共产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主张，似乎越来越空洞。现在所讨论的问题，对于理解现代世界而言至关重要。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管理和强制性方法，有可能像资本主义世界的商业方法那样成功地创造出发展吗？这是苏联计划经济更深层的信息吗?苏联有没有找到发展和创新的新驱动力呢？
20 世纪 30 年代，苏联工业增长尤为迅速，即使在 1950 年到 1973 年间，苏联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大约为 3.4%。然而，增长速度越来越慢，大部分增长的原因，在于发现了大量石油和天然气，而不是因为生产力的提高。1973 年到 1990 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下降到大约 0.75%，最终，事实表明，即使这种增长率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虚假的。20 世纪 80 年代，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31—）承认，那时为止，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石油出口和酒类销售。苏联的生活水平停滞不前，苏联领导人和军事规划家意识到，苏联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落后于资本主义的西方。
苏联的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微妙而深刻，它们向我们透露了一些与现代世界中的增长本质相关的重要信息。部分问题在于，苏联的计划经济并不善于激发集体知识和创新。苏联计划经济的掌控者是一个团结统一的、高度有纪律性的精英团体，他们非常擅长为大型工程（比如，快速工业化或战争）动员世界上最大国家的巨大人力和经济资源。这种体制无法鼓励来自下层的创造精神，苏联经济学家很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看到，收取贡赋的政治制度从来都不善于激励创新。根本原因在于：你可以通过鞭打让一个人去挖沟渠，但是，你不可能通过同样的方式让他去创新。现代工业经济太过复杂，根本无法像军队那样来管理。另一方面，竞争性市场提供了有力和有效的方式来调整价格和成本，从而反映出几百万人做出的几十亿个决定。计划者完全不了解这种复杂性，他们的一切努力只会歪曲价格，并且大规模地错误分配经济资源。
尽管意识到了提高生产力的需求，但是，苏联政府觉得，它们在放弃对社会控制时，也会丧失权力，这也促使它们甚至把文学和艺术视为制度的潜在威胁。事实上，它们把电子革命及其电子产品（计算机和影印机）当作威胁，因为这些新技术提供了国家无法控制的传播思想和信息的新方法。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十分明显的是，这个制度要想继续生存，就得逐渐重新引入竞争性市场。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掌权的新一代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苏联经济和苏联军事力量已经衰落，他们尝试弱化政府在经济活动甚至政治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但是，他们改革这个体制的努力导致了崩溃，1991 年，苏联解体，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建立新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巨大挑战，因为它们缺乏资本主义社会中支撑市场活动的大多数法律、经济和文化基础设施——财产法、银行制度、信用网络以及企业家习惯。
中国统治者似乎成功地完成了相似的转变，不过没有导致政治瓦解。毛泽东于 1976 年去世，他的继任者邓小平（1904—1997）在 1978 年开始进行市场改革。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相对容易，部分因为资本主义在中国只消失了一代人时间，而在苏联差不多消失了三代人时间，这么长的时期足以让大多数资本主义文化和法律传统完全消失。在中国，市场改革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1973 年到 1998 年间，中国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 5.4%。
共产主义计划经济的崩溃，突出了竞争性市场在现代世界的重要性，也突出了在政府权威和市场自由之间寻找合适平衡的重要性。正如苏联计划经济所显示的，政府的过度控制会窒息企业家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是资本主义世界创新的根本动力。到 20 世纪末，似乎很明显的是，不论好坏，资本主义经济与竞争性市场提供的结构，最有可能确保经济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