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圣安吉洛是典型的得克萨斯西部城市，它是郡政府所在地，拥有50000人口，北望阿比林市，南边毗邻与墨西哥接壤的边境城市德尔里奥。这里有大片的农田和油井，也有不少围着铁丝网的牧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安吉洛和当时别的许多城市一样迎来了生命的春天；随着古德费洛场空军基地的扩张，这座城市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大批人口蜂拥而至，然后又有更多人口从战场上归来，圣安吉洛发现自己和外面的广阔世界建立了生死攸关的新联系，这样的联系有时候非常危险。
20世纪40年代末期是美国的黄金时代。飞速增长的经济鼓励美国人结婚、建立家庭、购买房屋、大肆消费。和别的地方一样，在圣安吉洛，大萧条和“二战”带来的痛苦与牺牲渐渐被遗忘，对物质享受和经济增长的乐观期待盛行一时，城市越来越繁荣，不断向外扩张。1949年，当地媒体《标准时报》展望了黄金般的未来，该报道认为，温暖的气候和“养生胜地”的美誉将成为圣安吉洛腾飞的翅膀。
5月20日，这幅明媚的画卷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污点。报纸披露，一位当地儿童罹患脊髓灰质炎。圣安吉洛以前也曾小规模爆发过这种疾病，它一般出现在暮春，就像冰雹和飓风一样，但从未真正扩散。人们有一点点担心，不过也仅此而已。
短短几天内，担心变成了惊恐。父母开始赶往香农纪念医院，“怀里抱着发烧、浑身疼痛的孩子”。医疗组确诊了25例脊髓灰质炎，丧钟接连敲响：埃斯佩兰萨·拉米雷斯，10个月；比利·多伊尔·克勒格霍恩，7岁；苏珊·巴尔，4岁；还有唐纳德·希普利，7岁。6月6日的《标准时报》反映出这座城市越演越烈的绝望：“脊髓灰质炎夺走7条生命：圣安吉洛牧师集体祈求神灵帮助我们对抗瘟疫。”1
时任圣安吉洛卫生官员的R.E.埃尔文斯（R.E. Elvins）博士能告诉人们的，也只有一些众所周知的消息：脊髓灰质炎“流行率达到顶峰”。对于这种既不知道病源、又缺乏有效防治手段的疾病，他只好笼统地建议圣安吉洛的儿童避免拥挤，定期洗手，充分休息，远离池塘和游泳池。“你不可能挥挥魔杖就干掉脊髓灰质炎，”他说，“对抗这种疾病很大程度上要靠每一个家庭的努力。”2
埃尔文斯还有一个建议。由于我们常在人类粪便里和家蝇腿上发现脊髓灰质炎病毒，所以他呼吁全社会大量喷洒DDT，特别是“拉丁裔美国人”和“黑鬼”聚居区的露天厕所。其他人可没有埃尔文斯这么含蓄，他们大肆抨击偷渡来的墨西哥人，每年都有偷渡者北上圣安吉洛去农场里扛活，现在人们认为是他们带来了瘟疫。3
6月初，气温直逼100华氏度，脊髓灰质炎病例上升至61例，市议会投票决定将所有室内聚会场所关闭一周。“星期四的夜晚，圣安吉洛剧院门口的遮篷漆黑一片，”《标准时报》写道，“而在白天，全市的游泳池里都看不到孩子的身影。所有教堂的周日礼拜也取消了。”封锁很快完成了。酒吧和保龄球场大门紧闭，高中职业摔跤比赛宣布取消，“讨厌鬼史密斯”和“鼻烟勺”之类的乡村乐队也销声匿迹。
所有人都深居简出。再也看不到旅游者的踪影，流言甚嚣尘上，听说有人打喷嚏的时候没捂嘴巴，于是把脊髓灰质炎传染给了别人，又听说钞票也会传染病毒，甚至还听说打电话都会传染。“恐慌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一位当地的儿科医生表示，“人们甚至不敢握手。”4
美国其他地方也曾流行过脊髓灰质炎，他们的经验被圣安吉洛居民奉为圭臬：远离污秽，保持清洁。一些措施如果在几周前看来肯定很荒谬，现在却很快获得了公众的支持，譬如监控流动工人的健康状况、市内禁售家畜。“情况很糟糕，”对于圣安吉洛的困境，一位州卫生官员评论说，“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一再发出警告——请务必保持清洁，注意打扫容易滋生苍蝇和昆虫的地方。打扫，打扫，不停地打扫。”5
圣安吉洛市买回了两台大型喷雾器，整个城市沐浴在DDT的水雾中。平板卡车每天两次辘辘驶过大街小巷，粗大的水管喷出DDT药雾，不知忧愁的孩子追逐着卡车在水雾中打闹嬉戏。为了树立口碑，当地的宣伟商店免费供应DDT，鼓励消费者把自家的墙壁和家具泡在DDT里。（“请自备容器！”该商店宣传。）一家五金店推出了自有品牌的杀虫剂——“皇后城杀虫剂……效果比DDT强5倍”。另一家商店则宣称自家的“超活性杀虫药”效果更好。6
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成了最棒的促销工具。海棠洗衣店信誓旦旦地宣称他们每次洗衣之前都会消毒设备。桑尼牌洁厕净的本地广告催促人们“在脊髓灰质炎肆虐期间”更细致地擦洗马桶。高乐氏公司发出警告：“你看不见的尘土会损害健康。”有公司开始兜售“脊髓灰质炎保险”，脊椎按摩师宣称推拿可预防脊髓灰质炎。“好好调理你家孩子的身体，”罗伊·克劳德（Roy Crowder）医生表示，“脊髓灰质炎就不可能找到他头上。”7
可是这些措施似乎都没什么用。到6月中旬，圣安吉洛160张医院床位里的一多半都被脊髓灰质炎患者占据，几乎所有患者都是15岁以下的儿童。医生和护士人数严重不足，他们分成两班，夜以继日地辛勤工作；志愿者克服了对传染的恐惧前来帮忙，他们帮助患者热敷四肢，照顾那些佩戴铁肺的病人。最可怕的噩梦来自一场雷暴，临时隔离病房里所有的人工呼吸器随时可能陷入停顿。一位医生回忆道：“空中乌云密布，警报声在医院里回荡……哪怕是最强壮的人摇上一小会儿（铁肺的）手柄也会累得不行，不过一旦有人累了，马上就有人上去接手。雷暴期间，没有一个病人因呼吸器失效而死去。”8
美国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它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一毛钱进行曲”，“March of Dimes”）派来了半打脊髓灰质炎专家。他们从患者身上取了一些组织样本和粪便样本，据说是用于协助研究者开发疫苗。他们还带来了病后调养所需的物资和人员，包括轮椅、理疗师和清偿医疗费用的钞票。后遗症最严重的患者乘着配有专用设备的飞机前往地区性康复中心——这一切都是免费的。
7月，这场大爆发达到顶峰。随后入院人数稳定下降，到8月底时已经绝迹。圣安吉洛的学校按时开学了，但教室里空荡荡的课桌椅不断提醒我们刚刚过去的这场悲剧。
1949年的这场脊髓灰质炎爆发相当严重，但更糟糕的还在后面。全美报告病例近40000例，发病率为1/3775。圣安吉洛市共确诊420例，发病率高达1/124，其中84位患者永久性瘫痪，28位患者死亡。这是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脊髓灰质炎爆发之一，但它展现出的特质我们并不陌生。9
圣安吉洛市的大规模流行始于最炎热的6月，受害者绝大部分是儿童。事发地近年内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脊髓灰质炎爆发，而且当地正在经历爆炸式发展，接纳了大量外来人口。比起那些贫穷肮脏的社区，整洁稳定的社区似乎更容易遭到脊髓灰质炎的侵袭，传统上我们觉得整洁意味着健康，但这个观察结果显然与之相悖。而且，这么大规模的爆发居然出现在美国。
按照地理区域来看，虽然脊髓灰质炎（或者说小儿麻痹症）世界各地都有，但20世纪最严重的爆发却出现在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尤其是美国。可怕的疾病面前人人平等，受害者下至不知名的儿童，上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美国人把它看作本国的瘟疫，那么自然有本国特色的应对方式——它不过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其他问题没什么两样，只要美国人下定决心、不畏艰难，投入足够的金钱和聪明才智，那它必将迎刃而解。在“二战”后的那个年代，募捐者、政治家、广告主和记者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我们一定会征服脊髓灰质炎。”这句大胆的承诺最后成真了。
冷战顶峰时期，脊髓灰质炎也走到了巅峰，那时国家性危机常以“运动”的方式出现，脊髓灰质炎危机也引发了一场运动。当时的美国社会越来越以家庭为导向，主流人群迁往郊区，保护儿童的标准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柔弱的儿童为目标的流行病发病率居然达到了如此高度。多么讽刺，太不公平了。脊髓灰质炎似乎瞄准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青霉素之类的仙丹已经投入市场，而消费者（主要是家庭主妇）勤勤恳恳超时工作，只求消灭异味和微生物。
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像脊髓灰质炎这样万众瞩目，也没有任何疾病带来过这么多恐慌。公众的恐慌事出有因。脊髓灰质炎发作前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判断谁会患病、谁会幸免于难。一部分患者会失去生命，一部分患者身上会留下永远的印记，所有人都能轻而易举地看到：轮椅、拐杖、腿部支架、呼吸器和畸形的肢体。事实上，脊髓灰质炎的流行程度远没有媒体渲染得那么可怕，哪怕是发病率最高的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死于脊髓灰质炎的儿童也只有意外死亡儿童人数的十分之一，癌症死亡儿童人数的三分之一。脊髓灰质炎的名气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美国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他们采用最新的技术推送广告、募集资金、激励研究，以各种方式把一种可怕但相对罕见的疾病变成了当时最耳熟能详的恶魔。10
但公众心中的畏惧并非始于基金会的宣传。在那之前，已经有媒体零星报道称，五花八门的流行病越来越多，最糟糕的一次爆发出现在1916年。基金会的天才们只是发挥聪明才智，将脊髓灰质炎放到了聚光灯下，让它看起来更加可怕，而且更容易找到解决方案。他们的策略彻底改革了慈善组织处理事务的诸多方式，例如募集资金、招募志愿者、组织当地分会照料当地群众、进入医学研究的神秘领域。通过这些措施，基金会开辟了现代美国全新的慈善之路，慈善变成了一种消费，捐献者个人会得到最终的奖赏：免遭脊髓灰质炎之苦。
相应地，这些慈善活动资助的疫苗研发工作竞争激烈。基金会撒出募来的大把美元，在全美各地资助病毒学研究项目，创建脊髓灰质炎研究中心。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些新的力量加入，比如说，投向大学的科研资金也间接地促进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还有一部分资金来自长期基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耶鲁大学、密歇根大学、匹兹堡大学和辛辛那提大学，科学家们殚精竭虑，探索脊髓灰质炎之谜。它如何进入人体，如何在人体内扩散？病毒到底有几种？为什么患病的主要是儿童，爆发期主要在夏天？为什么近年来它越演越烈？为什么美国的情况特别严重？
疫苗的研发有三位主要的竞争者：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来自辛辛那提大学，长期研究脊髓灰质炎；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来自匹兹堡大学，资历相对较浅；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Hilary Koprowski），来自私人企业莱德利实验室。寻找疫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三个野心勃勃的男人迎浪而上，搏击中流。他们三位都是犹太人，其中两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三个人的资金都非常充裕：萨宾和索尔克有国家基金会的资助，科普罗夫斯基的资金则来自莱德利实验室的母公司美国氰胺公司。他们也同样面临道德上的难题：疫苗是否安全，人体试验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应该控制在多大范围。
萨宾和科普罗夫斯基的目标是研发出活体病毒疫苗，它能诱发感染，其强度足以产生持续性的脊髓灰质炎抗体，但又不足以引发严重的症状。索尔克则希望利用灭活疫苗刺激免疫系统产生抗体，但不用诱发感染。大部分脊髓灰质炎研究者倾向于前一种方案，他们认为活体病毒会提供更强的免疫力，最终将彻底根除脊髓灰质炎。国家基金会保持中立的官方立场，但基金会的领导者私下里却支持更简单的灭活病毒疫苗，他们相信这种疫苗能更快上市，带给公众的健康风险也更小。看起来，索尔克的研究方向兼具速度与安全。
在政府支持及监督几乎完全缺位的情况下，国家基金会差不多独力实施了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学试验，也就是1954年的“索尔克疫苗试验”，来自全国的近200万名小学生参与了这次试验。从没有任何一项公众健康试验得到过这么多的媒体关注。结果，试验大获成功，乔纳斯·索尔克的生活也永远地改变了。他立刻成为英雄，这位明星科学家的白大衣和谦逊姿态最好地诠释了医学研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索尔克的竞争者并未就此放弃，他们只是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阿尔伯特·萨宾竭尽所能地诋毁1954年的索尔克试验，随后他在苏联完成了自己的疫苗试验——这是冷战期间科学合作和阴谋交织的一个精彩故事。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在爱尔兰、东欧和非洲继续做实验，其结果到今天仍有余韵回荡。
索尔克试验极大地影响了美国联邦政府在未来的药物及疫苗测试、批准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全民免费接种疫苗的前景让医生们激烈地争论“公费医疗”的危险性。从个人层面上说，巨大的公众知名度严重损害了索尔克在修道院般的科研界的地位。有的同行指责他破坏了原则，竟然让“门外汉”，也就是基金会的官僚，控制研究工作的步调和方向。另一些同行则质疑索尔克疫苗的真正价值。索尔克获得了美国最高的两项平民荣誉——1955年的国会金质奖章和1977年的总统自由奖章，但却被高贵的国家科学院拒之门外，据说是因为他没有做出“基础的科学发现”。国家科学院资深会员阿尔伯特·萨宾嘲笑说：“他的那些成果找个厨房就能鼓捣出来。”11
索尔克与萨宾之间的宿怨持续时间比他们的寿命更长。直到今天人们仍在争论，到底谁的疫苗更好，我们应该采用哪种。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在对抗脊髓灰质炎的斗争中，他们二位都奉献了毕生精力，而这场斗争迄今仍是美国医疗史上最重大、最具文化特色的胜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