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因脑出血在佐治亚沃姆斯普林斯的“小白宫”逝世。灵车离开沃姆斯普林斯那天，司机在佐治亚礼堂前停留了片刻，让工作人员和患者最后一次向总统致意。数百人出现在礼堂前，很多人坐着轮椅或是躺在担架上，浆得笔挺的衣服和病号服汇成了一片白色的海洋。“这个群体从未如此切实地出现在所有人眼前，”一位目击者回忆说，“孩子安安静静地站在中年人身边等待，现场没有一丝嘈杂。”一位音乐家出现在人群中，用手风琴奏出民歌“回家”，他的脸上泪水滂沱。这一刻，他们都是罗斯福的朋友。1
对亿万美国人来说，罗斯福是他们唯一认识的总统，或者至少是唯一记得的总统。他在白宫里干了12年，首次当选是在1932年，随后连任了三届。他领导这个国家走过了大萧条和“二战”，这是许多人生命中印象最深刻的重大事件。“他清晰地知道世界的走向，或者至少看起来他知道，”《生活》杂志写道，“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罗斯福的死震动了国家基金会。他是基金会的缔造者和精神领袖，同时也是基金会募集资金的黄金招牌。多年来生日舞会项目为基金会带来数以百万计的捐款，罗斯福的死让这个项目戛然而止。更糟糕的是，基金会和好莱坞制片厂高层的关系也因此而疏远了，此前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脊髓灰质炎运动，无非是因为与罗斯福的私人关系。1944年，他们曾如此许诺：
我们电影业决定联合起来，讨论以何种方式支持一毛钱进行曲，并借这个机会向尊敬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再次致敬，他的卓越领导为这一人道主义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2
罗斯福逝世后，局面急转直下。1946年，各制片厂决定取消电影院里的募捐箱，转而直接向联合劝募会【1】捐款。一毛钱进行曲只收到了一张30000美元的支票，奥康纳勃然大怒。基金会失去了最棒的捐款渠道。“太无耻了，”他咆哮道，“我相信电影院的顾客很高兴也很渴望捐款给一毛钱进行曲……所以那些院线拒绝设立观众捐款箱简直就是毫无理由。”事实上，院线方的理由十分充分。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死了。3
失去电影院的收入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但长期来看，更麻烦的是联合式慈善的兴起，或者说“大慈善”，联合劝募会就是这种方式的代表。1945年，国家基金会独力募集了1900万美元，但是以后，他们或许得被迫跟其他较为弱势的慈善组织分享这块蛋糕，一毛钱进行曲差不多算是完蛋了。
奥康纳不打算坐以待毙。“二战”结束后，他开始不屈不挠地抨击联合式募捐，指责联合式募捐的鼓吹者是潜藏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正在扭曲美国的基本精神。“头脑的独立性、选择的自由性、在良知的指引下作出最佳选择的权利，这是每位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他谦逊地表示自己的主张与“五月花号的乘客、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参与者、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一脉相承。靠着孤军奋战，基金会成为这个国家最成功的慈善组织；靠着孤军奋战，它让一种毁灭性的疾病得到了公众的密切关注；靠着孤军奋战，它终将获得最后的胜利。
脊髓灰质炎十分独特，奥康纳面临的压力很大。这种疾病会让成千上万的儿童变成残疾，其中部分患者需要持续数年接受昂贵的治疗和照顾。它是美国唯一一种仍处于上升期的传染病，没有任何已知方法能够预防或治疗。如果脊髓灰质炎突然爆发，除了国家基金会，还有哪个慈善组织能立即送出援助？或者能负责任地满足每位幸存者的需求？或者组织一群科学家解开脊髓灰质炎之谜，将它从地球上抹掉？“我们不会抛弃我们的志愿者，”奥康纳承诺，“不会抛弃我们的医护人员，也不会抛弃我们宝贵的青年研究生。病人的福利不应仰仗那些‘健康资本家’的慈悲，他们唯一的信条是‘方便’，我们不会把任何一位病人留给他们去照顾。”4
各地分会很快收到了总会接踵而来的无数通知，反复提醒他们联合式募捐有多邪恶，再三警告说，如果有谁胆敢挑战基金会神圣的独立性，他们的分会资格将被吊销。基金会的宗旨从未更改：
一毛钱进行曲不会屈从于胁迫加入联合式募捐。
脊髓灰质炎病毒不死，一毛钱进行曲不止。
脊髓灰质炎病毒不知道什么叫预算。
所以一毛钱进行曲无法做出预算承诺。5
罗斯福之死标志着一毛钱进行曲的新方向。“后来我们发现，失去电影院的捐款渠道其实是件好事，”一位基金会官员回忆道，“因为它迫使我们扩展募捐范围，开拓新的募捐渠道。”基金会计划让公众进一步关注残疾儿童的困境，借此让家长（主要是母亲）更深入地参与到这场运动中。现在，与脊髓灰质炎的战斗应该成为每一个美国家庭的责任。“二战”结束后，中产阶级不断增长，以儿童为中心的文化越加鲜明，人们都想保护孩子，让他们健康成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脊髓灰质炎运动正当其时。6
那是婴儿潮的时代，美国社会空前繁荣，人口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从战场上归来的老兵中最流行的歌是“让我弥补失去的时光”。大萧条期间，美国的结婚率和出生率跌到了历史低点，而从1946年开始，这个国家迎来了结婚率和出生率的井喷式增长。20世纪40年代，每个家庭的平均子女数量从2.6人跃升至3.2人。拥有3个孩子的家庭翻了一番，而拥有4个孩子的家庭是原来的3倍。十年间全国人口创纪录地增加了1900万人。那个年代避孕知识正在迅速普及，这样的人口增长简直就是印度式的。
脊髓灰质炎同样也在增长。1946年，全国报告病例高达25000例，几乎赶上了1916年那次大流行。此后的几年间，年新增病例震荡攀升，于1952年达到高点，58000例。对儿童和青少年来说，脊髓灰质炎现在变成了增长最快的传染病。从统计学上来说，罹患严重脊髓灰质炎的概率不大，留下永久性瘫痪的概率更小，致死的概率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但从心理上说，脊髓灰质炎的影响重于泰山。受害者的年龄这么小，留下的残疾又如此触目，看到这一切，统计学上的百分比就失去了意义。孩子戴着腿部支架蹒跚前行，或是坐在轮椅上，或是平躺在铁肺里，这样的场景不容误解；没有任何方法能预防脊髓灰质炎带来灾难，而它又是如此神出鬼没，每个人都面临风险，简直令人毛骨悚然。
美国人很少像这样密集接触关于某种疾病的资讯，或者说从来就没有过。大部分信息来自国家基金会，他们的手法十分巧妙，一方面唤起公众对脊髓灰质炎的担忧，一方面宣传必将到来的胜利。基金会的公关部门现在有30个人，他们炮制出了无数的宣传手册和文章。20世纪40年代，随便拿起一本女性杂志，或是走进某家诊所的等待室，你肯定会看到这样的标题：“致家长：小儿麻痹症须知”“你能以什么方法帮助脊髓灰质炎运动”“医生……我该怎么做？”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关于脊髓灰质炎的新闻报道有很大一部分是软文，甚至有一部分是枪手作品，它们真正的作者是基金会纽约总部的公关人员。7
1946年，一毛钱进行曲推出了第一位“官方”脊髓灰质炎海报儿童。这个主意颇具争议性，掀起了辩论热潮。该如何塑造脊髓灰质炎受害者？他应该愉快而乐观，还是恐惧而悲伤？他是应该完全康复、自信地走向明天，还是正面临残酷而不确定的未来？“希科里奇迹”活动拍摄了患儿康复过程中的诸多辛酸照片，以此为鉴，基金会选择了乐观的一面。海报上的孩子应该“生气勃勃，是脊髓灰质炎幸存者的理想榜样”，一位历史学家写道，“衣着整洁、容光焕发、精力充沛，只要得到大家的帮助，他就什么都不缺了。基金会的策略颇具压迫性，工于心计，但为了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么做是值得的，他们的策略成功了。”8
第一位海报儿童是6岁的唐纳德·安德森，他来自俄勒冈的一座小镇，1943年被确诊为脊髓灰质炎。当地医生这样形容他的症状：“颈部轻微僵硬，左臂虚弱，右臂明显虚弱，双股严重虚弱，右股完全无力。”波特兰的圣兄弟会残疾儿童医院有基金会资助建立的脊髓灰质炎专区，唐纳德被送到这里时情况非常糟糕，几乎完全瘫痪。经过7个月的治疗，他出院了，“脖子和手臂上戴着支架，背上也有护具支撑”。但是，他至少能走路了。9
一毛钱进行曲的志愿者给住院的唐纳德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的小男孩透过婴儿床向外张望。这张照片感动了当地的很多人，他“渴求的目光”和“大大的眼睛”似乎很符合人们心目中的印象：脊髓灰质炎总是侵扰最无辜的生命。更妙的是，唐纳德显然很享受聚光灯的照射。“尽管有很多人向他表示关爱，他却没有恃宠而骄，”基金会的一份备忘录写道，“他有点喜欢炫耀。不过，虽然他很听话，可是如果家长或护士命令他做什么事，他就会摆出一副‘我听话是给你们面子’的滑稽表情。”10
巧合的是，安德森一家刚刚搬到了俄勒冈的沃姆斯普林斯【2】，这无疑是个绝佳的引子，很容易让人们想起罗斯福。（这名字“严格地说是用词不当，不过很棒！”一毛钱进行曲的一位官员写道，他表示这座小镇“比谚语里的钻井工还冷。【3】”）小男孩的父亲在一家锯木厂工作，他们一家很穷，所以医药费全部由基金会承担。“要是没有一毛钱进行曲，”男孩的母亲承认，“我们一家独自面对脊髓灰质炎，那一定会是悲惨而心碎的经历。但现在，我们的故事有了美丽的结局。”11
一毛钱进行曲1946年的海报登出了唐纳德的两张照片：康复前后的对比照。第一张照片里，唐纳德还只有三岁，他站在医院的婴儿床上，靠绷带和护具支撑。第二张则是他的近照，小男孩“不需要任何辅助，轻快地大步前行，浑身散发着自信”。海报的宣传词并不完全真实。唐纳德的确在稳定进步，不过速度很慢，而且他是否能够完全康复还很成问题。现在他上学了，能骑自行车，能玩普通孩子的游戏。但1948年的一份内部备忘录对唐纳德的整体情况是这样描述的，“只是有所改善”，还有：“唐纳德每天接受理疗锻炼……他佩戴着背部支架以支撑虚弱的右腹部。为预防畸形，也许稍后仍有必要对他的部分脊椎实施椎间融合术……目前仍受影响的部位包括腹部右侧肌肉、左臂、颈部左侧和躯干左侧。”12
当然，国家基金会的对外宣传要振奋人心得多。唐纳德·安德森，他曾经命悬一线，但靠着无数普通美国人的捐献，一毛钱进行曲帮助他逃脱了死神的魔爪，重返健康。他的存在弥足珍贵，亿万美国人通过他的进步看到了自己的慷慨解囊结出的硕果。“唐纳德没有残疾，他战胜了脊髓灰质炎。”一毛钱进行曲骄傲地宣布。海报男孩的时代来临了。13
“你想在铁肺里度过下半生吗？”20世纪40年代的父母常常这样警告孩子。短短一句话道尽了脊髓灰质炎蕴藏的危险。孩子乞求家长同意自己去游泳或是去外面玩的时候总会听到父母这么说；孩子不肯睡午觉或者不愿意洗手的时候，父母也是这么说；孩子跳过小水塘或是和朋友分享蛋筒冰激凌的时候，父母还是这么说。14
每年6月，人满为患的脊髓灰质炎病房照片和空旷得瘆人的海滩照片就会如时钟般准时出现。报纸像播报棒球赛分数那样持续刊登受害者数据，包括年龄、性别、瘫痪部位。1946年，为了帮助遏制本地的疫情暴发，《明尼阿波利斯时报》刊登了这样一则公益广告：“喂，小伙伴们！待在家里玩吧。别走远了，家里也有很多很棒的游戏可以玩。”父母小心翼翼地关注孩子的情况：有没有喉咙痛，有没有发烧，有没有打寒战，胳膊腿有没有哪儿疼。有的父母每天都给孩子做“脊髓灰质炎测试”，脖子能转吗？脚趾头能扭动吗？下巴能碰到胸口吗？15
针对脊髓灰质炎患者父母的研究表明，很多父母都很自责，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孩子。“美国价值观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假定，”这位研究者写道，那就是“厄运很少降临到准备万全的人头上。”既然一直有人在警告美国人消灭病菌、保持卫生、让孩子充分休息、远离人群有多重要，那么脊髓灰质炎的出现无疑会引起强烈的愧疚感。是不是家里不够干净？全家人是不是不该出去度假？我怎么会让他去看电影呢？正如一位父亲所说：“完蛋了，是我的错。我脑子里全是这样的念头，我就是这么想的。理智对我说，我们没法控制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确实控制不了。可愧疚依然挥之不去。”16
脊髓灰质炎似乎颠覆了战后的文化。对这一代的父母来说，把家安在郊区，家里满是孩子的欢笑，这不再是个幻梦。他们具备了所有条件：房屋抵押贷款、成片的社区、学校、公园、高速公路，甚至还有海量书籍教育他们如何做好父母，因为这活儿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做父母”似乎从来是件生而知之的事情，而现在，美国的爸爸妈妈们开天辟地头一回得到了这么多的指导。“他们是第一波受到儿科医生本杰明·斯波克熏陶的父母，在他们眼里，养育孩子不再仅仅出于本能，而是一件有意识地去做的事情，你应该做好这件事，所以你应该阅读这方面的书籍，深入思考，彼此讨论……”一位记者回忆说，“‘二战’后的年代生机勃勃，但这种可怕的疾病突然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破坏了这些年轻父母理想中的家庭生活。脊髓灰质炎打破了他们的幻梦。”17
《斯波克育儿经》于1945年首次出版，事实上，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没那么恐惧脊髓灰质炎，因为斯波克在书中明白地表示，公众对脊髓灰质炎的恐惧虽然可以理解，但显然是杞人忧天。他指出，除了特别严重的病例以外，“大部分罹患脊髓灰质炎的儿童不会出现任何瘫痪症状。出现瘫痪症状的患儿中有相当一部分随后会痊愈，而且，即便是未能完全康复的患儿，也有一大部分会出现明显的改善”。当然，斯波克鼓励父母学习应对脊髓灰质炎的常识。“没有必要惊慌失措或者完全禁止孩子接触他人。”他建议说。保持冷静，不要反应过度，“如果你打算下半辈子都这么小心翼翼地看着你的孩子，那你干脆连马路都别让他过”。18
毫无疑问，斯波克的建议是金玉良言，但却很少有人能听进去。报纸头条成天都在咆哮，“脊髓灰质炎爆发”“脊髓灰质炎恐慌”“脊髓灰质炎的死亡之路”，你确实很难听进去那些冷静的意见。1946年疫情暴发期间，《新闻周刊》报道说：“上周，芝加哥年仅六周的男婴和堪萨斯城62岁的老农都染上了脊髓灰质炎，他们分别是这两座城市里最年轻和最年老的受害者。”结果，斯波克医生的中肯建议能为读者提供的抚慰微乎其微，父母发疯般渴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却完全无能为力。这正是当时美国父母面临的窘境：本地报纸和全国性杂志的报道让你觉得疫情十分严峻，但你却什么都做不了，只有深深的无力感。19
不过他们还有别的选择。既然担忧无济于事，检疫隔离似乎也毫无效果，那么如果父母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最好的办法大概是帮助科学家找到对付脊髓灰质炎的疫苗，或者进一步找到治疗它的方法。这样的研究工作需要花很多钱，靠传统渠道的小额捐款筹到这么多钱可不容易。基金会需要更加积极的募捐方案，这套方案以保护儿童和父母参与为核心，依靠无数热忱的志愿者来完成。“我们唯一愧疚的，”巴塞尔·奥康纳表示，“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多。但我们还年轻，请再给我们一点时间。”20
虽然现代美国鼓励父母双方都要投入精力养育孩子，但从传统上说，人们还是期待母亲付出更多努力。母亲是家庭的主要缔造者，承担着大部分的家庭责任，同时也应该活跃在保护家庭健康的最前线——这也是老好人斯波克医生所极力提倡的。所以，国家基金会顺理成章地专注于将家庭主妇和打零工的母亲发展为脊髓灰质炎运动最理想的马前卒：她们有一定的空余时间，而且有充分的理由支持这项事业。对那个年代女性志愿者的深入研究表明，相对于投身其他慈善活动的志愿者，加入一毛钱进行曲的女性志愿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的任务视作身为父母的责任，她们通过这种方式保护自己所爱的人免遭儿童流行病的侵扰。21
伊莱恩·怀特洛（Elaine Whitelaw）曾是一名记者，后来投身募捐事业。在她的领导下，国家基金会创建了妇女分部，专门负责征集管理女性志愿者。1945年，曾经日进斗金的电影院募捐箱岌岌可危，怀特洛引入了第一批替代方案：一毛钱进行曲时装秀。这场“时尚盛典”在华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举行，时间通常安排在罗斯福生日前后；接下来三十多年里，这场时装秀日渐发展为最盛大的年度社交活动之一。时装秀上群星荟萃，琼·芳登、格蕾丝·凯利和玛丽莲·梦露【4】穿戴着最新的帽子、围巾、手套、裙子、手袋、鞋子、皮草和珠宝闪亮登场，参与活动的设计师包括加州的乔治·凯、伦敦的劳伦斯，还有莉莉·达什和克里斯汀·迪奥。舞台由萨尔瓦多·达利和亚历山大·考尔德亲自设计，娱乐节目由厄莎·凯特、艾齐欧·平扎和“吉卜赛玫瑰”罗丝·李倾情奉献。1950年，怀特洛请来了“美国戏剧界第一夫人”海伦·海丝主持盛会，到这时候，一毛钱进行曲时装秀已经成了国家级的盛典，《生活》、《Look》、《城里城外》、《妇女居家伴侣》、《时尚芭莎》、《好管家》、《Vogue》、《小姐》、《妇女家庭杂志》等刊物争相报道。22
海伦·海丝之所以答应加入，背后有一个悲伤的理由。她的女儿玛丽曾是一位志向高远的女演员，却在前一年死于脊髓灰质炎，年仅19岁。海斯为时装秀增添豪华大气的现场效果，怀特洛则负责处理具体事务，从娱乐节目的选择到组建赞助委员会（成员包括小威廉·蓝道夫·赫斯特【5】的夫人和格洛丽亚·范德堡【6】），再到感谢金边臣公司提供香烟、施格兰酒厂提供苦艾酒，事无巨细，无一遗漏。时装秀的一份开场脚本上写着：“开幕……观众席灯光渐弱……巴塞尔·奥康纳致欢迎辞并介绍从观众席中走出的海伦·海斯……海斯小姐走向海报儿童……把他抱起来……海斯小姐和孩子走上过道……鼓掌。”23
时装秀的理念很快传播到了其他地方。1947年，一位一毛钱进行曲的志愿者给怀特洛写了封信：“亲爱的伊莱恩，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我们打算在水牛城举办时装秀，我们的活动十分精彩，相比之下，你在纽约办的秀就变成乡下赶集啦。”毫无疑问，这样的愿望十分美好，虽然现实未必能满足她们的雄心壮志；不过她们的活动，还有巴尔的摩、达拉斯、芝加哥和旧金山的类似活动为脊髓灰质炎运动募集了数百万美元。24
事实上，怀特洛的好戏这才刚刚开场。1949年，她说服了珠宝商哈利·温斯顿拿出海量的珠宝收藏来举办全国性的巡回展出，“珠宝宫”。只要捐一点点钱给一毛钱进行曲，你就能欣赏到世界上最珍贵的石头：探索之链、东方之星、希望钻石、杨克钻石。怀特洛的手下举行盛大的游行，组织缝纫茶会织成特大号的“脊髓灰质炎毯子”（后来的“艾滋被子”正是起源于此），马拉松式直播呼叫中心电话募捐，这些花样后来都成为现代美国慈善的常规手段。25
不过最棒的主意来自基层。20世纪40年代末，一毛钱进行曲的几个分会尝试着挨家挨户地拜访募捐，结果十分乐观。志愿者们迅速地募集到了捐款，因为他们的目标是那些最不会拒绝他们的人——他们的邻居和朋友。1950年，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县分会把这个主意扩展了一下。1月16日，晚上7点整，凤凰城热闹起来。汽笛声划破天际，汽车喇叭喧嚣鼓噪，探照灯点亮夜空。女人们挎着购物袋、捧着带金属盖的玻璃瓶出现了，她们的任务是走遍城市里的每个社区募捐，私人住所、公寓甚至市中心的酒店都是她们的目标。活动持续了一个小时。
这不是什么突然袭击。报纸、商店橱窗、布告栏和广播里都有一毛钱进行曲的广告。活动开始之前的白天，街道上一直回荡着基金会的宣传，孩子回家的时候也带回了传单。信息很简单：“点亮门廊的灯，今夜为脊髓灰质炎而战！”
这项计划其实是逼出来的。1949年，马里科帕县的一毛钱进行曲募集了68000美元，一半留在当地，一半送往基金会。相对于庞大的支出，这笔钱简直就是杯水车薪。随着脊髓灰质炎的不断增加，本年度马里科帕县分会支出了76000美元，用于医药费、物理治疗、设置专科门诊、交通、矫形支架、拐杖和矫形鞋。国家基金会的紧急拨款填补了部分赤字，但以后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没有资金了，”一份内部备忘录上写道，“我们必须靠即将到来的一毛钱进行曲活动来实现收支平衡。”26
脊髓灰质炎母亲行动就是这样诞生的。1950年那个1月的晚上，超过2300名志愿者走上街头，从42228位捐款者手里募来了44890美元——平均每笔捐款约为1美元。她们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社区。“在凤凰城西南部，我们针对少数族裔开展了大量公关工作，”一份报告中写道，“以前从未有人请求过那里的黑人母亲和墨西哥母亲积极参与这样的社会活动。”这个法子看起来很管用。“很多人全家出动，站在窝棚或是简陋的屋子前面，举着蜡烛、灯笼甚至火柴迎接前来募捐的妈妈们……这些看似机会较小的地区总共贡献了2414.02美元的捐款。”27
这个主意为何如此成功？分会官员表示，原因之一是募捐对象正是脊髓灰质炎运动的天然支持者。“脊髓灰质炎来袭时，最痛苦的是整个家庭的灵魂，”有人表示，“也就是母亲。”还有一个原因非常简单。“女人天生喜欢只花一点点时间精力的事情，”一位分会官员解释说，“我们只要求她们参加一次组织大会，工作一个小时。”此外，她们“不需要单独上门拜访，独自面对可能的拒绝。不需要推销任何东西。愿意捐款的人会打开门廊的灯欢迎她们。”28
国家基金会注意到了这个活动。几周内总会就下发了1951年在全国范围推广母亲行动的通知，以凤凰城的活动为蓝本，不过由总会统筹。公关部门为各地分会摄制了一则短片，妇女志愿者微笑着将一袋袋钞票倒到桌子上，一个沉稳的男声解说道：“提醒人们即将到来的大日子……寻找本地的广告主……努力再努力……向公众宣传……把标语贴遍城市……母亲是活动的主角……我们的行动只持续一天，所以不用担心过犹不及。”29
过犹不及似乎不太可能。基金会给每个分会下发了周密性堪比军事行动的“计划指导书”。指导书里分别介绍了如何推广、如何征募志愿者、如何领导志愿者、如何划分区域和如何保障后勤。组织结构包括活动主席（将军）、各区上尉、小区域中尉、街区管理员和奋斗在一线负责实际募捐的妈妈们。家里的门廊上没有灯或者没有电的人可以在窗口留一支蜡烛，住在公寓和酒店里的人可以在门外放一只鞋。城市、郊区和农村有各自的计划指导书，不过对资金的管理是一样的：
行动结束后，以街区为单位，在管理员的督导下清点捐款。每位中尉将本区域的捐款装在信封里，和统计表一起交给你。然后，你在统计表的背面签字确认，再将所有信封装进分会提供的大袋子里。警察会护送你前往母亲行动总部。30
一位观察家跟随“行动的母亲”踏上了为期一小时的募捐之旅，结果深受震撼。“大概有四分之三的门廊上亮着灯。”她报告称，人们十分乐意捐款，因为这让他们感觉良好。有一座房子漆黑一片，只有门廊的灯亮着。志愿者紧张地敲了敲门，一位老妇人出现在门口。“我想这是你要的东西。”她递给志愿者一张一美元的钞票。“在那一刻，盲人和正常人之间的鸿沟被填平了，志愿者学到了盲人的常识：盲人点亮灯火只是为了帮助他人。”31
这些志愿者绝大部分是中层和上层阶级的女性，她们募捐的区域离自己的家很近。事实上，虽然凤凰城从穷人手里募到了捐款，但一毛钱进行曲对流动性较强的贫穷社区兴趣不大，有的志愿者觉得那些地方危险而陌生：“很多工人住在大杂院里，要么就是门廊上没灯，要么就是从街面上根本看不到他们的房子。”此外，公众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脊髓灰质炎喜欢侵袭小镇和整洁的郊区，家境富裕的孩子更容易染病。32
尽管如此，仍有亿万人加入了这场运动。母亲们行动起来对抗脊髓灰质炎，这成为战后美国永恒的印记。每年1月的一个晚上，妇女们抽出一个小时，组成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慈善军团，多年后母亲们反对核试验和环境污染的行动正是以此为蓝本。母亲保护孩子的天性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这真是再自然不过了。33
她们的战果十分辉煌。从1951年到1955年，国家基金会筹集了2.5亿美元的捐款，比此前五年总捐款的两倍还多。捐款的增加有一部分是因为公众越来越期盼研发出脊髓灰质炎疫苗，但基金会内部人员知道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正如募捐部门一份备忘录中所说：“从1951年到1952年，一毛钱进行曲的募捐额稳定增长；然后，随着母亲行动在全国铺开，捐款直线上升……现在，母亲行动成了一毛钱进行曲规模最大的活动。”34
如果说脊髓灰质炎捉弄了中产阶级的幻梦，那么它对科学之神的捉弄更让人哭笑不得。20世纪前半叶是西医的黄金年代。新发现不断涌现，科学界确认了大量的致病微生物并发展出了相应疗法。从生化方面寻找病源和疗法的进程始于1910年，保罗·埃利希发现一种含砷化合物可治疗梅毒；随后到了20世纪30年代，人们发现磺胺类药物可治疗细菌感染，科学界热情高涨。1941年，牛津大学的两位科学家霍华德·弗洛里和厄恩斯特·鲍里斯·钱恩提纯了亚历山大·弗莱明早前发现的青霉素，人体试验圆满成功，这鼓励了英国和美国制药厂大量生产这种药物。青霉素成为第一种真正的抗生素，它能消灭多种细菌，却不会毒害人体。青霉素被尊称为“有史以来最棒的药物”，不久后它就被用来治疗各种疾病，从致命的肺炎到普通的喉咙痛。35
虽然青霉素的光芒遮蔽了其他很多发现，但意义重大的医学进展还有很多。1943年，罗格斯大学生物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和他的研究生助手阿尔伯特·沙茨发现，土壤里有一种微生物叫做链霉菌，它产生的抗生素能帮助控制肺结核——史上最致命的感染之一。这种抗生素被命名为链霉素，临床试验证明，它对肺结核有显著疗效，与其他药物配合使用效果更佳。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抗生素疗法已经受到全世界大学、研究所和商业实验室的普遍追捧。此外，美国政府头一回在生化研究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国立卫生研究院获得的拨款大幅激增。现在，医学似乎即将实现最不可能的目标：创造一个没有致命传染病的世界。“这样的世界真的存在吗？”一位科学家问道，“我们相信答案是肯定的。”36
现在的势头的确很乐观。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1900年的49岁延长到了1950年的68岁。最中肯的推测称，这样的改善80％来自“45岁以下人群死亡率的降低，尤其是婴儿和儿童”。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因为饮食品质的提高、个人卫生的改善、更积极的公共卫生措施和抗生素的引入降低了传统致命疾病（例如肺炎和肺结核）的危害。1900年，排在美国死亡原因第一位的是传染病；到1950年，情况变了。这个年代有了餐巾纸、漱口水、巴氏灭菌牛奶、净化过的水、神奇的药物和消毒剂，人类与病菌的战争似乎终于迎来了辉煌的胜利。37
但是也有例外，脊髓灰质炎名列榜首。更干净的环境无法阻止脊髓灰质炎的扩张，曾经扫除了细菌感染的神奇抗生素对病毒无能为力。所以，美国人对脊髓灰质炎抱有两种心情：一方面害怕它的威力，另一方面又相信它终将消失。这个国家刚刚度过了一场经济萧条，在世界大战的两条战线取得了胜利。科技正在飞速发展，未来属于原子能和电视机、太空旅行和奇迹般的灵药。实验室似乎能解决一切医学问题，美国人可以通过支持一毛钱运动为脊髓灰质炎之战贡献自己的力量，剩下的事情就交给科学。
注释
【1】United Way，美国著名慈善组织，旨在联合多渠道力量服务本地社区，成立于1887年。
【2】Warm Springs，俄勒冈地名，与前文提到的佐治亚的沃姆斯普林斯同名。原意为“温泉”，对应后文的牢骚，是一句俏皮话。
【3】美国南方谚语，colder than a well digger's ass/but，直译为“比钻井工的屁股还冷”，形容某地非常寒冷。
【4】均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当红女星。
【5】William Randolph Hearst Jr.，传媒业大亨威廉·蓝道夫·赫斯特的次子。
【6】Gloria Vanderbilt，范德堡家族成员，20世纪中期美国著名艺术家、女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