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叶的美国和今天我们所知的这个国家大不相同。全国人口大约有1.5亿人，其中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居民数量很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这是因为美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采取了严格的移民配额制度。大部分非裔美国人仍生活在南方，当地的种族隔离政策被列入正式法律。蓝领工人的数量远远多于白领阶层，劳工联盟势力达到巅峰。职业棒球大联盟只有16支球队，而且全部位于圣路易斯以东。没有大型购物中心，没有连锁快捷酒店，也没有记号笔。商业电视刚刚起步，摇滚乐还要过几年才会出现，烟草公司在医学期刊上刊登香烟广告。寄一封信要花3分钱，一瓶可乐价值5美分。
结婚率达到历史高点，离婚率不断下降。城市人口正在减少，庞大的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伴随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郊区生活方式、婴儿房和消费品爆炸式增长。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大部分美国人对未来十分乐观，刚刚度过了大萧条时代，“二战”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似乎一切皆有可能，乐观主义的盛行显而易见。
乔纳斯·索尔克的匹兹堡生活正是这种战后美国梦的真实写照。他和唐娜在郊区买了一幢房子，大得足以装下他们的三个孩子：8岁的彼得，6岁的达雷尔和2岁的乔纳森。现在索尔克是医学院的正式教授，年薪12000美元，比全国平均工资的2倍还多。他管理着世界上设备最先进的病毒实验室之一，资金滚滚而来。他的名字开始出现在新闻故事里，被视作脊髓灰质炎前线可能作出突破的人物之一。这时候，他才36岁。
他的日程表填得满满当当，无数的会议、论文出版和资金申请等着他去完成，他还有自己的研究项目和实验室的管理工作要做。他甚至抽不出多少时间来陪伴家人，更别说参加早年感兴趣的那些政治集会和活动。他觉得那一页已经翻过去了。但事实证明，他想错了。
“二战”结束以后，国家自信心高涨，乐观主义盛行，这只是当时复杂社会情绪的一部分；除此以外，整个社会还面临着深层的焦虑。1945年秋，一位著名的记者写道：“有的事实显而易见，逃避无济于事：俄罗斯和西方民主社会之间已经出现了深重的分歧。”不久后，分歧变成了决裂，众所周知的冷战开始了。苏联在东欧崛起，柏林封锁，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这一切无异于火上浇油。与此同时，美国进行了一系列大规模的间谍审讯，让很多人觉得俄国间谍和他们的同情者已经深深嵌入了美国社会。强势的FBI局长J.埃德加·胡佛宣称，现在美国每1814个人里就有一个共产主义者——这个比例实在惊人，考虑到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前夕，俄国共产党员在人口中的比例也不过是1/2771。1
哈里·杜鲁门总统觉得胡佛的猜测过于夸张了。他私下里表示胡佛的FBI以后很可能成为盖世太保。不过杜鲁门在政治上很现实，他知道，在冷战逐渐升温的时候，对共产主义表现得“软弱”有多危险。1947年，他发起了美国首次联邦忠诚-安全调查项目，要求FBI对行政部门的所有非军方工作人员进行背景调查。被怀疑“不忠”（这个词儿的范围十分宽泛，从公开的间谍活动到与被美国检察总长判定为“颠覆性”的社会组织“过从甚密”，都算是“不忠”）的人可能会被解雇。乔纳斯·爱德华·索尔克就是最早被盯上的人之一。2
1947年，索尔克搬到了匹兹堡，不久后他被美国卫生局局长选为流行病学顾问。这个职务虽然相当平常，但对于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年轻科学家来说，意义颇为重大。索尔克将之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他的地位不断提高，逐渐走向成功。他在早期的简历中骄傲地列出了这个头衔，而且在接下来的很多年里，哪怕更显赫的荣耀接踵而来，他依然在简历上保留了这一笔。作为联邦政府的顾问，索尔克接受了背景调查。问题很快出现了。FBI探员会定期与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UAC）职员交流信息，后者拥有各类“颠覆组织”的详尽资料，包括那些组织的出版物及其成员名单。不巧的是，HUAC的一份报告曾把一本名为《今日社工》的小众期刊列为“共产主义支持者”，而这本期刊曾盛赞过乔纳斯·E.索尔克的善行，当时他还是曼哈顿西奈山医院的一名实习生。3
从1948年到1952年，FBI经手的此类联邦政府职员背景调查超过400万例。一旦发现“贬抑信息”，文官委员会就会要求对这名雇员进行全面的外勤背景调查，全国的FBI分支机构都会运作起来，提供最为详细的信息。总而言之，受到这类深度调查的联邦雇员大约有2万名，在总的被调查人数中只占不到百分之一，而索尔克名列其中。4
4个FBI外勤分部参与了对他的调查。探员分别约谈了索尔克的朋友、同事和邻居，并梳理了可疑出版物与成员名单，在里面搜寻索尔克的名字。1950年的初步调查显示，索尔克在西奈山医院和密歇根大学时与一些“支持共产主义”的组织有关。据信，他1941年加入了“共产党控制的”美国劳工党；有人声称他1946年出任了密歇根艺术科学及专业人士独立委员会的财务处长，该组织是HUAC认定的共产主义支持者之一。据说在1941年到1946年之间，他还对诸多类似组织有所贡献，或者是出现在他们的邮寄名单上，这些组织包括美苏友谊全国委员会、美国科学从业者协会、纽约天赋权利大会和俄国战争救济委员会——根据“可信报告”，这些组织全都属于共产主义前线阵营。5
FBI汇总了一大堆原始信息，索尔克的秘密档案有三百多页。探员仔细筛查了纽约市竞选局的投票者记录，找到了索尔克的美国劳工党注册卡。根据“可信线人”提供的口头报告和邮件名单，FBI把索尔克与共产主义前线联系了起来。线人甚至写了一份宣誓书，证明索尔克是在1938年加上“爱德华”这个中名的。
最危险的爆料来自密歇根大学的面谈。索尔克的两位前同事说他“偏左得厉害”，“‘二战’期间大肆称赞苏联”，而且是校园里诸多共产主义前线组织的“精神导师”。FBI底特律分局报告称，索尔克的弟弟李·索尔克在大学时代曾加入“马克思主义学习组织”和当地的共产党，当时他与索尔克和唐娜住在一起。此外，索尔克兄弟曾支持校园跨种族协会发起的一项运动，“强迫安娜堡的理发店给所有种族的学生剪头发”。6
1950年夏，索尔克的外勤全面调查报告送到了卫生局长的案头；那个夏天带着凶兆而来，朱利叶斯·罗森堡和艾瑟尔·卢森堡因阴谋刺探核情报而被捕，朝鲜战争爆发。报告内容引起了当局的警惕，军方安全官员主要担心的是索尔克在安娜堡的活动，他们要求FBI重新约谈几位主要的控告者。FBI不太情愿地接下了这个活儿，因为冷战期间他们的工作实在有些繁重。“应陆军部之请，重启进一步调查。”1951年，索尔克档案里的一份备忘录写道。7
第二轮面谈对索尔克比较有利。这次的讯问更加尖锐，曾经给出负面证词的线人没那么自信了，他们想不起来具体的细节，也不愿意宣誓作证。甚至有一位线人对索尔克的政治面貌表示同情，他说，“看起来他是支持苏联政治制度里的一些想法”。
（消息源）表示，那个时期索尔克很不满意，愤愤不平，而且对未来很恐惧。他表示，当时索尔克在大学里过得很压抑，因而十分沮丧……并陈述说索尔克那些想法很可能……只是这种沮丧心理的外在表现。
根据FBI的各种调查，索尔克早年间的确痴迷于左翼活动，这主要是因为妻子唐娜的鼓励，以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和纳粹德国崛起的双重刺激。他的行为光明正大。在西奈山和密歇根，索尔克沉迷于激进政治活动和医学研究，他认为二者之间有一条清晰的人道主义纽带。FBI的面谈记录中充斥着这样的形容：“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会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见解”“他太诚实了，他说那些话完全是情不自禁”。无论和索尔克的关系是好是坏，很多同事都提到了他致力于争取平权、公平雇用和更好的医疗救助。他们回忆起索尔克参加的活动：有的机构拒绝为少数族裔服务，他发起抗议；当局要求教职员工宣誓效忠，他愤然反对；而对于公费医疗制度，他十分赞成。不过，没人认为他的行为有可能危害美国。“除了两位职业线人以外，”FBI的报告总结说，“本次调查约谈的其他所有个人都对他评价甚高。”8
文官委员会认可这个结论，表示索尔克“忠诚度合格”。他们没有要求索尔克参加听证会。要是他们这么做了，索尔克的顾问资格也许会被取消，清白也会遭到质疑，这一切还可能进一步毁掉他的科研职业生涯。冷战早期，各大学常常因“政治问题”解雇教职员工。严重依赖公众捐助的私人基金会也是如此。国家基金会那么重视自己的形象，很难想象他们会挑选一位“忠诚度有问题”的人来领导精心策划的脊髓灰质炎圣战。9
索尔克也许知道有人在调查他。FBI约谈了几十个人，难道就没人向他透露点风声？不过让人惊讶的是，在与朋友、同事、医学院官员和其他人的频繁通信中，他从未提及自己的“忠诚问题”。而且他也从来没对自己的孩子提起这件事儿，后来他的两个孩子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他实验室里的亲密战友。“我觉得，要是他知道这些事儿的话，应该会告诉我们，”达雷尔·索尔克表示，“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也从没提起过自己激进的政治活动。他似乎把生命的那一部分啪地关了起来。”10
显然如此。来自匹兹堡的FBI报告描绘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乔纳斯·索尔克，一个毫无政治倾向的男人。“从他们1947年搬到这儿以后，无论是当事人还是他的妻子都没有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有人表示。“匹兹堡的秘密线人对当事人一无所知。”另一个人说，“他的同事相信他的忠诚度。”现在，索尔克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了。他有了自己的实验室，职业发展一日千里。他的每一分精力都向着一个目标前进：研制出征服脊髓灰质炎的疫苗。11
不过，这个阶段还有个有趣的注脚。几年后，密西西比一位名叫爱默特·提尔的黑人少年被处私刑，匹兹堡的不少教职员工吓坏了，他们邀请了一位牧师来学校里谈谈南方的种族恐怖主义。索尔克出席了这次演讲。现场发起了募捐，并创办了一份本地的公民权利简报。“我询问乔纳斯的看法，”一位同事回忆说，“希望和他讨论一下，听听他的想法。他说他没有读过那份简报。事实上，他已经让牧师把他的名字从邮寄名单上去掉了，他压根儿就收不到简报。‘为什么啊？’我问他。答案让我震惊……乔纳斯说，现在他已经成了公众人物，他的名字不宜与党派事件联系在一起。他不想和……潜在的‘左翼’组织扯上关系。要知道那是麦卡锡的年代，要评价他的行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条背景信息。”12
与此同时，唐娜·索尔克忙着抚育三个小男孩。后来等到孩子长大以后，她会投身诸多主流组织与活动，例如女性投票者联盟和匹兹堡人权委员会。虽然当地媒体有时候会形容她“为弱者张目”，但她煞费苦心，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传统的家庭主妇兼母亲，“在能力允许范围内尽量实践我的信仰和原则。”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这样的话说起来安全又自然。13
文官委员会的裁决来得很及时。事实上，让乔纳斯·索尔克走上脊髓灰质炎研究之路的病毒归类项目很快就让他无聊得要命。索尔克很快明白了，戴维·博迪恩是对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有三种，再找到另一种的概率微乎其微。这很明显，1949年，他写信给哈里·韦弗说：“里昂病毒代表着免疫学上的第三种类型……与布伦希尔德和兰辛截然不同。”他补充说，同样明显的是，“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就能弄个水落石出。14
索尔克有更大的野心。1950年春，他向韦弗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计划。索尔克承认，除了归类病毒株以外，他的实验室已经开始试验“免疫学意义上的脊髓灰质炎预防措施”。他们已经用猴子试验过了含有活病毒和灭活病毒的脊髓灰质炎疫苗，这个细节暗示着索尔克在同时考虑两个方向的研究。同时他们还在研究佐剂（用于激活免疫系统的疫苗添加剂）的使用和削弱脊髓灰质炎病毒的不同技术，例如甲醛和紫外光。
下一步意义重大：人体试验。索尔克还不知道希拉里·科普罗夫斯基最近做的疫苗儿童试验；虽然科普罗夫斯基的试验基本上没告诉任何相关部门，但是没有韦弗点头，索尔克不敢走下一步。所以，在基金会官员为他亮起绿灯的时候，他看重的是自己启动此类试验的意愿。他与众不同的正是这样的心态：渴望、自信而积极。“我觉得时机到了，”他告诉韦弗，“可以开始人体试验。”15
索尔克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建议哄骗“机构里的儿童”和“监狱里的囚犯”来充当志愿者。“我调查了在本地开展此类试验的可能性，”他说，“我发现……本地有收容脑积水患者和其他类似不幸者的机构。我觉得我们也许能获得研究许可。”16
韦弗的反应意味深长。他似乎在寻求中庸之道——一方面提醒索尔克此刻的职责，另一方面又不想打击他对未来的野心。“我不得不坚持，”他开门见山，“以病毒归类项目名义拨出的所有款项都只能用于归类试验。”当然，韦弗又补充说，索尔克完全可以提出一份新的资金申请，用于“研究你列出的项目”。“人体试验”这个词儿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但索尔克不会误解韦弗的意见。“我非常高兴，”韦弗说，“你能如此详尽地制定计划。”17
1951年夏，索尔克参加了丹麦哥本哈根的第二届国际脊髓灰质炎研讨会，会上他向病毒归类委员会做了报告陈述。虽然在大会举行之前，项目结果已经得到了广泛报道，但这次象征性的报告仍然意义重大。哈里·韦弗精心打磨了邀请函的措辞，这份邀请标志着索尔克已经成为顶级的脊髓灰质炎研究者，将他推到了很多人觉得他根本不配的高度。18
乘坐“斯德哥尔摩号”前往欧洲的旅途中，大家的意见看得分外清楚。对索尔克来说，在海上与阿尔伯特·萨宾共度一周就是一次必须忍受的经历——而且永不会复现。“他真是个了不得的同伴，”索尔克回忆说，“旅途中……就算以前从来没听说过这事儿的人也知道了，我是个来自匹兹堡的自以为了不起的年轻人，要去丹麦报告一下我做的苦工。显然，要不是有阿尔伯特参与项目，制定标准、一路督导，那我肯定会一败涂地。我不是什么查理·麦卡锡，阿尔伯特也不是什么埃德加·伯根【1】，但你没法事事如意。整趟旅途就是个笑话。”19
可笑之外，还有孤单。事实上，萨宾的看法在业内颇有共鸣。乔纳斯·索尔克的公开履历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科学之神肃然起立，投以关注。他没有进过洛克菲勒研究所，也没去国外的著名机构做过博士后。他和哈佛、约翰·霍普金斯或是耶鲁毫无关系。他不像萨宾那样涉猎广泛、骄傲自负，也不像汤姆·里弗斯那样威严可敬，没有戴维·博迪恩那样惊人的原创性，也没有约翰·恩德斯或者约翰·保罗的高贵出身。他的导师托马斯·弗朗西斯的确广受尊敬，但却过于保守。索尔克被放逐到了荒郊野岭的匹兹堡，摆弄着老掉牙的灭活病毒疫苗，干着比他强的人都不乐意干的苦活儿。在封闭排外的病毒研究界，他仍是个圈外人。也许他是个好技师，却不是个有分量的思想者。他不合群，以后也一直如此。
索尔克在哥本哈根的演讲先是被恩德斯抢去了风头，后者报告了1948年组织培养大突破的细节；然后是萨宾竭尽全力解释他和奥利茨基为何没有做出这一发现。回国的时候，哈里·韦弗在“玛丽皇后号”上给索尔克留了一个舱位，这艘船是库纳德海运公司的旗舰，也是当时最豪华的轮船。韦弗希望索尔克能见一见巴塞尔·奥康纳，后者也在这艘船上，韦弗觉得他们俩一定合得来。
从某些方面来说，他们俩看起来相当不搭调。奥康纳时髦、粗鲁、夸夸其谈，叼着大雪茄，穿着手工定制西装，在华道夫酒店有个套间，曼哈顿高档餐厅“21”永远为他留着一张角落里的桌子。他的形象几乎必然被研究界的科学家鄙视，事实上也经常如此。不过韦弗觉得，奥康纳和索尔克有很多共同点。透过现象看本质，他们俩都出身于贫寒的移民家庭，是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俩人都把工作视为信仰，对细节极尽完美主义。而且，他们俩都把征服脊髓灰质炎视为必须尽快完成的目标，而不是遥远飘忽的梦想。
奥康纳和索尔克在玛丽皇后号的晚餐桌上见面了，一起用餐的还有奥康纳的女儿贝蒂安。前一年命运开了个残酷的玩笑，贝蒂安·卡尔弗打电话告诉父亲：“我觉得我得了你那种病。”这位三子之母在30岁的年纪因脊髓灰质炎险些左边身体彻底瘫痪，同时她的丈夫和一个儿子也出现了轻微症状。在沃姆斯普林斯疗养了几个月后，贝蒂安·卡尔弗基本完全康复，但她腹部的一系列肌肉遭到了永久性的损害。“我做梦都没想到过，”巴塞尔·奥康纳说，“脊髓灰质炎会落到我们头上。”20
这趟回国的海上旅途开启了一段长达20年的友谊。如果说托马斯·弗朗西斯带领索尔克走进了与世隔绝的医学研究界，那么巴塞尔·奥康纳将把他塑造为光彩照人的科学名流。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奥康纳敏锐地注意到，索尔克对贝蒂安·卡尔弗的境遇深感同情，于是他相信自己找到了那个特别的人——一位能够把自己的实验室工作与普罗大众的生活联系起来的科学家。奥康纳言简意赅地说：“他的视野超越了显微镜。”21
1951年，病毒归类项目已告一段落，索尔克没有浪费一丝一毫的时间，径直奔向了下一座高峰。资金不再是问题，国家基金会刚刚拨给了他一大笔钱。索尔克花了其中的一大部分来扩展实验室硬件、招募新人，准备大量制造安全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约翰·恩德斯和同事在几年前做出的组织培养大突破让这一计划有可能成为现实。市立医院空旷的地下室一大半都变成了索尔克的地盘，然后，他雇用了澳大利亚兽医珀西瓦尔·贝兹利（Percival Bazeley）来主持病毒生产。
贝兹利是脊髓灰质炎圣战中无数的无名英雄之一。作为抗生素领域的先驱，他曾在墨尔本声誉卓著的英联邦血清实验室担任研究员，“二战”期间参军并在新几内亚指挥坦克营。1943年，贝兹利被派往美国学习量产青霉素的方法。“虽然面临战时的巨大压力，他仍然飞快地完成了任务，”一位澳大利亚传记作家表示，“正因为他的出色工作，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向平民供应青霉素的国家。”贝兹利曾联系过哈里·韦弗，希望重返美国研究脊髓灰质炎，韦弗转而向索尔克介绍了他。贝兹利的目标是大量生产疫苗研发所需的脊髓灰质炎病毒。22
他不是一个人。和他并肩作战的是匹兹堡实验室的两位新成员，朱利叶斯·扬纳（Julius Youngner）和埃尔茜·沃德（Elsie Ward）。扬纳是“二战”老兵，曾参与曼哈顿计划。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特别擅长细胞培养技术，来到匹兹堡之前，他曾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沃德是一位动物学家，擅长培育病毒并保持病毒活性，她担任扬纳的技师。23
他们的任务是在索尔克的实验室里复现恩德斯的成果，在非神经性组织中培育脊髓灰质炎病毒。不过，初期他们用猴子睾丸进行的尝试却不甚成功。好消息是细胞培养不需要牺牲昂贵的猴子，不过扬纳表示，坏消息是“利用猴子的睾丸组织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病毒生产，所以我开始寻找更实用的技术”。24
“经过高强度的研究，”扬纳补充说，“我发现猴子的肾脏是很好的培养基。”经过恰当制备，一个猴子肾脏能制造出6000剂脊髓灰质炎疫苗所需的原材料。制备过程相当严苛，至少可以这么说。虽然所有猴子都来自基金会在南卡罗来纳州设立的奥卡提农场，但索尔克仍要求吉姆·刘易斯和他的团队对每一只猴子进行“体格检查”。然后，他们将猴子麻醉，并切下肾脏，分离出皮质层（外层），切成细小的碎片，再“用盐溶液冲洗数次，洗去血污和碎屑”。25
下一步最为精巧。扬纳单枪匹马地复现了一项已经被很多人遗忘的技术，这项技术最初是由洛克菲勒研究所在1916年发明的：用胰蛋白酶（胰腺分泌的一种强效酶）把组织碎片分离为独立的细胞。这个过程叫做胰蛋白酶消化，如果没有它，整个项目可能不会成功。更多的细胞意味着更多可供脊髓灰质炎病毒生长的粒子，这是量产疫苗的关键。26
除了匹兹堡以外，别的地方也有好消息。1951年，多伦多大学康诺特实验室首次研发出了可用于组织培养的人造营养基，并命名为“199培养基”，以纪念研发过程中的尝试次数。199培养基含有六十多种成分，从复杂的维生素到简单的食盐，它为猴子肾脏的细胞培养提供了理想的营养来源，极大地提升了细胞产量。更棒的是，和以前使用的营养溶液不同，199培养基不含动物血清，大大提升了人体应用的安全性。27
然后，给肾脏细胞接种脊髓灰质炎活病毒，放入轻轻摇晃的培养箱里，每隔几天更换一次营养培养基；收获的混合物被装进大玻璃瓶，经过一系列灵敏的过滤器以筛除杂质。最后得到大量纯净未稀释的病毒。
接下来的问题是选择合适的病毒株。这个工作十分微妙，需要在风险与收获间寻找平衡。有的病毒株效果强大却十分危险，有的效果平平但很安全。“从本质上说，要寻找的是一种强效到足以诱发免疫力，同时又足够安全、不会造成伤害的病毒株。”一位观察家写道。28
这是一个试错的游戏，不断地试验、修补，这方面的工作没几个人能比乔纳斯·索尔克更在行。“我们只是把病毒放在一起比较，看看哪一种在组织培养中的表现最令人满意，”他回忆说，“有三株病毒表现出了令人震惊的强大威力，我们亲眼看见猴子和人体组织被当场摧毁。真是激动人心。”索尔克的逻辑很简单：彻底灭活的过程能够迅速安全地杀死任何病毒株。他对自己的方法很有信心，于是他选择了毒性最强的病毒株。29
索尔克的做法无异于公开宣告他对匹兹堡实验室和自己毋庸置疑的信心。对于80％以上脊髓灰质炎瘫痪病例的元凶——Ⅰ型病毒，他选择了极富争议性的马奥尼病毒株，该病毒株是在1941年由托马斯·弗朗西斯实验室分离出来的。而对于Ⅱ型病毒，他选择了MEF（中东军队）病毒株，1943年，一位英军士兵在埃及死于脊髓灰质炎爆发，洛克菲勒研究所从他的脊髓组织里分离出了该病毒株。Ⅲ型病毒他选择的是索科特病毒株，这是索尔克亲手从市立医院一位年轻脊髓灰质炎患者的粪便里分离出来的。“其他人花费了数年时间试图找到更好的病毒株，”他表示，“我也做了同样的努力。但谁也没有找到。”30
索尔克在密歇根学到了灭活技术，后来在匹兹堡又进行了改良，他的团队利用这些技术挨个对病毒株进行灭活。通过反复的试验，他们发现杀死脊髓灰质炎病毒的最佳方法是将甲醛配成250∶1的溶液，然后将混合物浸入1摄氏度的“冰水浴”中。过多的甲醛会损害疫苗的免疫力，而如果甲醛太少，则可能漏掉危险的病毒粒子，二者之间的平衡十分微妙。而且甲醛不能呼啦一下子倒进桶里，搞得水花四溅；需要让有效成分接触、包裹、弱化每一滴混合物，这个过程称为“调制”，每一步都要异常精确。
整个过程要进行无数次安全确认。朱利叶斯·扬纳发明了一种很棒的颜色测试法，来标明疫苗中是否存在活病毒。然后给猴子注射疫苗，观察有无脊髓灰质炎症状。哪怕有一只猴子患病，整批疫苗都会被销毁。如果所有猴子情况良好，那就在一个月后杀死它们，从微观层面上检查有无脊髓灰质炎迹象。“整套程序的复杂度令我震惊，”一位获准进入实验室的记者写道，“但索尔克坚持说，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制备过程最简单的医疗产品之一’。”31
哥本哈根研讨会结束后，哈里·韦弗创建了免疫委员会来为他提供疫苗研发方面的建议。委员会共有12位成员，其中包括博迪恩、恩德斯、弗朗西斯、保罗、里弗斯、萨宾和索尔克，他们负责进行科学上的全面考量。委员会里既有活病毒疫苗的支持者，也有灭活病毒疫苗的拥趸，例如弗朗西斯和索尔克。有人觉得应当尽快开展人体试验，也有人觉得操之过急过于危险。甚至有人质疑疫苗的科学基础。正如委员会一位成员所说：“这种病毒引起的疾病通常十分温和，99％的人口在没出现任何可见症状的情况下就能安全地获得免疫力；对于这样的疾病，如果有任何可见的风险，那么显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免疫试验……你要给好几千人注射疫苗，其中可能只有一个人真正需要疫苗。”32
委员会里有太多不同的声音，太多只顾自己的小团体，出现僵局是必然的。1951年12月，委员会首次会议的主题是索尔克近期完成的灭活病毒猴子试验。大多数委员表示怀疑。他们接受的训练告诉他们，真正的免疫力来自天然感染，只有活体媒介才能做到。他们不相信灭活疫苗激发的抗体浓度和持久度足以对抗脊髓灰质炎。而且他们担心，面对这样的窘境，索尔克可能会试图在疫苗里采用毒性最强的脊髓灰质炎病毒株，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这样的配方就会带来灾难。
那天，索尔克发言时充满自信。他说，猴子试验证明，疫苗引发了强烈的抗体反应，足以对抗直接注入脑部的活体脊髓灰质炎病毒。没有任何一只猴子染上脊髓灰质炎，也没有任何猴子出现有害的疫苗反应。虽然索尔克并未对疫苗的长期效果做出保证，这时候说这个还为时过早，但他传递的信息很清楚。小范围人体试验的时机已经来临。
委员会却不这么觉得。哈里·韦弗压根就没公开提出这事儿，他很清楚，委员会不会同意。索尔克的演讲论据充分，却没能改变那些人的看法。对大部分与会者来说，他的疫苗采用了毒性最强的马奥尼病毒株，又添加了可能带来危险的佐剂，这本身已经说明了灭活病毒疫苗的有效性很可疑。正如阿尔伯特·萨宾所说：“从理论上说，经过弱化的活病毒能够安全地感染人体。我和其他一些人都相信，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我们就有了最好的免疫媒介。”33
大部分人同意他的看法。
试验必须秘密进行，只有汤姆·里弗斯、哈里·韦弗和巴塞尔·奥康纳知道它的存在。免疫委员会不知道的是，索尔克已经说服了两个当地机构的管理层为他提供“志愿者”，这两个机构分别是D.T.沃森残疾儿童之家和波尔克智障及弱智特教学校。
由于牵涉到未成年人，国家小儿麻痹基金会希望得到监护人的许可，以避免可能的诉讼和负面报道。在沃森之家，这不是个大问题。索尔克亲自与众多父母谈话，向他们保证试验很安全，而且“福泽后代”。事实证明，他本人就是最棒的项目代言人——富有献身精神的科学家，有三个儿子。很少有父母会拒绝他。34
波尔克学校的情况则比较困难。这所学校里的孩子智商“低于50”，很多孩子长期受到州政府的监护。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宾夕法尼亚当局允许公立机构开展各种医学试验。不过时代变了，1944年，检察总长出面叫停了州立机构里的一项大型疫苗试验，并宣布政府不能容许患者被当成“豚鼠”，参加“可能有很多人会遭受严重副作用之苦，甚至有人丧命”的试验项目。35
不过也有漏洞可钻。1944年的禁令针对的是一家试图推广麻疹疫苗以获利的医药公司。“旨在造福公众的科研项目是一回事，”那位检察总长曾写道，“但……从属于私人企业的商业实验室让精神病患者参与试验，虽然精神可嘉，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索尔克的疫苗项目显然有其人道主义价值，可以通融。他的试验不是出于任何人的经济利益。
此外，波尔克学校在前一年经历了一场小规模的脊髓灰质炎流行，所以试验性的疫苗可被视作安全措施之一，为孩子们提供未来的免疫力。在写给本州当局的信里，校长盖尔·沃克列出了这一点和其他理由，恳求当局批准索尔克试验。他说，精神病机构是理想的试验地点，患者生活在“受控环境”下，很少离开。验血、接种的时候他们能保证到场，患者医疗记录完善，日期都是最新的。而且，现在他们有机会以特殊的方式帮助他人。“我个人非常赞成此次试验，”沃克总结说，“我相信，任何人都没法指责我们把病人当成豚鼠；而且，我觉得我管理的机构能参与这样的项目，非常有利于在外界树立我们的专业形象，让我们获得更多人的接纳。”36
宾州当局同意了。他们表示，索尔克可以进行试验，只要尽可能地获得受试者父母和监护人的许可。收到当局的答复，国家基金会既振奋又不安。汤姆·里弗斯一直不喜欢利用机构里的儿童进行人体试验的主意。他同意这个计划完全是出于无奈，因为他相信乔纳斯·索尔克和他的疫苗。但良知告诉里弗斯，有哪儿不对劲。“成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出于自己的意愿，”里弗斯回忆起那个年代的试验，“但精神上有缺陷的孩子却做不到这一点。很多这样的孩子没有爸爸和妈妈，或者父母压根儿就不关心他们。”37
沃森之家和波尔克学校没有什么共同点。前者是一所相当优雅的机构，它的所在地曾是戴维·T.沃森的庄园，这位匹兹堡律师曾在20世纪初出任安德鲁·卡内基和亨利·克莱·弗里克的代理人，赚到了丰厚的身家。沃森之家最初主要收容“贫困的残疾白种女性”，后来则成了脊髓灰质炎康复领域的领导者。20世纪40年代，沃森之家的医学主任杰西·赖特发明了“摇摇床”，这种新颖的装置让无数脊髓灰质炎患者摆脱了铁肺的幽闭恐惧。赖特博士也是国家基金会的受益人，他认识索尔克并欣赏他的工作。38
1952年6月，试验开始了。由于沃森之家的所有志愿者都是脊髓灰质炎患者，所以基本没有风险。索尔克的策略很简单。他先检查了所有受试者的血样，然后给每位受试者分别注射与其体内脊髓灰质炎抗体类型一致的灭活病毒。体内含有高水平Ⅰ型抗体的患者被接种了Ⅰ型疫苗，因为索尔克认为他们已经对这种病毒有了免疫力，所以不会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他希望确定灭活病毒疫苗是否真的能进一步刺激志愿者的免疫反应，让他们体内的抗体上升到更高的水平。如果情况的确如此，抗体水平升高能持续多长时间。
第一位接种疫苗的是比尔·科克帕特里克——索尔克的“1号受试者”，这位16岁的高二学生已经在沃森之家待了将近一年时间。他的故事我们十分眼熟。1951年劳工节【2】的那个周末，他在本地的运动场跑圈，准备迎战即将到来的橄榄球赛季。“我觉得自己跑得太多了，因为我觉得很累，”他说，“脖子有点僵，皮肤很疼。”
科克帕特里克在家发了一夜的烧。他回忆说，痛得难以忍受，“就像有人举着一把大锤不断敲打你的脊柱。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腿软得像果冻一样，然后，我一下子就动不了了。”39
脊髓穿刺检查证实了最坏的结果：科克帕特里克染上了脊髓灰质炎。接下来三周他住在市立医院的隔离区里，只能看见“戴着口罩、裹得严严实实的医护人员”，其中就有索尔克。科克帕特里克的体重从145磅下降到了90磅，瘫痪的双腿骨瘦如柴。“我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外科医生，”他回忆说，“我知道外科医生的手臂必须机能健全，我诚挚地祈祷，希望自己的双臂不要瘫痪。”40
隔离把他吓坏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听见孩子的啜泣声和铁肺的嘶嘶声。他在医院里认识的一个女孩死了。搬到沃森之家以后，科克帕特里克开始了高强度的康复训练，在背部支架和两根手杖的支撑下站起来行走。（他的胳膊没有问题。）索尔克寻找志愿者的消息传来后，科克帕特里克说服了父母让他参加。“其他的孩子有点害怕，”他回忆说，“所以我第一个站了出来。”41
索尔克亲手完成了大部分的接种。30位志愿者注射了Ⅰ型病毒疫苗，2位注射了Ⅱ型，11位注射了Ⅲ型。索尔克经常回来检查他们的健康情况。“给孩子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以后，”后来他说，“我有两三个月睡不安枕。”42
初期的迹象十分乐观。没有任何一位志愿者发病，而且他们的血检结果显示，抗体水平显著升高。与此同时，索尔克在波尔克学校开始了第二轮疫苗试验。这所学校位于匹兹堡以北80英里，阴森森的，人手不足，过度拥挤。虽然校长沃克对索尔克的试验十分热心，但波尔克学校仍不是个让你乐于拜访的地方。患者根据智力情况分配居住区域，不同年龄段的患者挤在一块儿。宿舍里散发着恶臭，外来者对此印象深刻。更重要的是，这里的试验风险更大，因为受试者没有得过脊髓灰质炎。血检结果显示，部分受试者体内有一种或多种脊髓灰质炎病毒抗体，但另一些受试者完全没有抗体。所以波尔克的受试者有相当一部分面临很高的风险：那些对脊髓灰质炎没有明显免疫力的年轻成人。
试验的目的是测试疫苗的安全性和抗原强度。索尔克分别在有矿物油佐剂和没有佐剂的情况下试用了疫苗。他还改善了给病毒灭活的调制程序。他给部分受试者接种了单型脊髓灰质炎病毒疫苗，另外一部分患者则接种了混合型的三联疫苗。
波尔克的试验结果更加惊人。疫苗是安全的。受试者对全部三种病毒都产生了强烈的抗体反应，持续数月。索尔克欣喜若狂。“那是我生命中最激动的时刻，”他回忆说，“在显微镜下观察到试验结果时，我陷入了狂喜。和那一刻相比，此后的一切都索然无味。”43
注释
【1】埃德加·伯根，20世纪上半叶美国演员，查理·麦卡锡是伯根用来表演节目的木偶道具。
【2】Labor Day，美国的劳动节，每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