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为电视访谈文字整理版。1981年，BBC科普节目《地平线》采访了费曼，这期节目后来在美国的科普节目《新星》上播出。其时费曼已进入人生暮年（费曼于1988年去世），我们在节目中看到的是一位睿智的长者在反思自己的人生历程和此生成就——唯有历经岁月洗礼方能有此番感悟。采访中，费曼言谈率直、轻松，饱含感情，他谈了很多内心的想法：为什么说仅仅知道一个事物的名称其实等同于对其一无所知；当广岛成千上万人遭受原子弹荼毒之际，他和他的同事——曼哈顿计划的原子物理学家们，即原子弹这种可怕的武器的研发团队——何以能够痛饮狂欢、庆贺胜利；还有，为什么说即便没有得诺贝尔奖，费曼照样也能把自己的人生过得很精彩。
科学家眼中的花之美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个艺术家，他有些观点我真是不敢苟同。他会拿起一朵花，说道：“看，这花多美啊！”是啊，花很美，我也会这么想。他接着会说：“你看，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会欣赏花的美；而你是个科学家，只会职业性地去层层剖析这花，那就无趣了。”我觉得他在胡扯。首先，我相信，他发现花很美，其他人和我也能看到，不过，我可能没有他那样精妙的审美感受，但是毋庸置疑，我懂得欣赏花的美。而我同时还能看到更多的东西：我会想象花朵里面的细胞，细胞体内复杂的反应也有一种美感。我的意思是：美不尽然在这方寸之间，美也存在于更小的微观世界，这朵花的内部构造也很美。事实上，一些进化过程很有意思，比如，一些花开始有了颜色，就是为了吸引昆虫为自己授粉；这就意味着昆虫也能看到颜色。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了：低级动物也能感受到美吗？为什么能称之为“审美体验”呢？所有这些有趣的问题都说明了一件事：科学知识只会增加花的美感和神秘感，人们对花更加兴趣盎然、惊叹不已。是的，只增不减，我弄不懂为什么有人不这么想。
关于偏科
我向来就偏科偏得厉害，早些年，我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学习自然学科上面。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学习所谓的人文学科，即便是大学里那些必修的课程。我尽量逃避学习这些课程，不愿在那上头花费精力。后来，我年岁大了一些，生活节奏没那么快了，我的兴趣也多了那么一点点。我学了画画，也开始阅读一些书。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偏科很厉害的一个人，我知道的东西很有限。我的智慧有限，我只把它用在一个特定的地方。
父亲教育我的方式
我们家有一套《不列颠百科全书》，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爸爸就经常让我坐在他腿上，给我读这套书。我们读恐龙那部分，可能那里描述了雷龙或者暴龙什么的，书上会这么写：“这家伙有25英尺（约7.6米）高，脑袋有6英尺宽（1.8米）。”这时，我爸爸就停下来，说：“我们来看看这句话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假如那东西站在我们家的前院，它那么高，足以把头伸进楼上的窗户。不过呢，由于它的脑袋比窗户稍微大了些，它要是硬把头挤进来，就会弄坏窗户的。”
凡是我们一起读过的内容，爸爸都会尽量用现实生活中的事物来解释。就这样，我学到了一个方法——无论我读到什么内容，我总要设法通过这种思考方式，弄明白它到底在说些什么（笑）。你看，我小时候读《不列颠百科全书》就养成了这种习惯。那时想到院子里有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这真的会让一个小孩子很兴奋。当然，我不害怕当真会有那么一个大家伙把头伸进我家的窗户里。但是想想看，这些庞然大物突然一下子就灭绝了，而且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这真的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时候，我们常去卡茨基尔山度假。平时，我们住在纽约，卡茨基尔山是人们消夏的地方。去那里度假的人很多，但平日里父亲们都去纽约上班，周末才回到山中。我爸爸回来时，会带我去树林里散步，并且引导我观察树林里正在发生的各种有趣的事情——稍后我会详细说说这些事情——其他孩子的妈妈看到我爸这么做，觉得这种做法简直太棒了，她们想让自己的丈夫也带上儿子去散步，可是他们不干；于是她们又去求我爸带上所有的孩子去散步，我爸也不干，因为他和我就像哥们儿一样——我们更愿意两人待在一起。这些妈妈只好作罢，等到下个周末的时候，那些爸爸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散步。周一，爸爸们都回纽约上班了，我们小孩子在田野里玩。一个小伙伴问我：“你看！你知道那是什么鸟吗？”我说：“我可不知道。”他得意扬扬地说：“这是brown throated thrush”，他又加了一句，“你爸什么也没教你。”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爸教过我。他指着那只鸟对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鸟吗？这是brown throated thrush，在葡萄牙语里，它叫……，在意大利语里，它叫……”，他还会说，“在汉语就叫……，用日语叫是……”等等。“你看，”他说，“你知道这鸟的名字，就算你会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去称呼它，你其实对这鸟还是一无所知。你所知道的，仅仅是不同地方的人怎么称呼这种鸟而已。现在，我们来好好看看这只鸟。”
通过这些事，父亲教导我要去“观察”事物。有一天，我在玩一种小孩子拉着玩的叫“货运快车”的玩具，小车斗四周有一圈栏杆，车斗里有一个球——我记得很清楚，里头有一个球——我拉着玩具车，注意到小球滚动了，我就跑去跟爸爸说：“爸，我发现了，当我拉着车往前走，球会往后滚；我突然停下来，球就会向前滚。这是怎么回事？”他回答说：“谁知道怎么回事呢？一般来说，运动着的东西会继续运动下去；静止的东西也会保持不动，除非你用力去推它们。”他接着说：“这就叫作惯性，没有人知道怎么回事。”这就需要深入理解这种现象了——他没有光告诉我一个物理概念，他很清楚：知道一个概念和真正懂得这个概念有很大区别，而我很早也知道这一点。他接着说：“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球并没有向后滚，而是你拉着车向小球移动；那小球是静止不动的，或是由于摩擦力的作用在向前移动，而不是向后移。”于是，我重新跑回来，把球又放在车斗里，然后从旁边观察。我发现爸爸说的是对的！我拉着车往前移动的时候，小球并没有往后跑，它是相对于车斗往后移动；但是相对于侧面，小球稍稍往前移动了一点，可以说是车斗的移动超过了小球而已。这就是我爸爸教育我的方式，活生生的例子，接着是探讨问题，这个过程毫无压力，都是些轻松有趣的讨论。
实干家如何学知识
我表哥比我大三岁，那时他念中学。代数这门课，他学得很吃力，所以就请了个家教。老师给他补课时，允许我待在旁边（笑）。那老师努力地教我表哥“2x+……”之类的代数问题。我问他：“你在算什么？”因为我听到他说到了x。他答道：“你个小孩子知道什么？2x+7=15，要算出x等于多少。”我说：“4啊。”他回答：“对的，可是你是用算术做出来的，不是用的代数。”这就是我表哥永远学不好代数的原因，因为他都不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学。这真是没有办法。幸运的是，那时我没上学，所以我学代数就知道一个目标，那就是算出x，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知道，世界上没有这么一回事：这个问题你必须用算术做，那个必须用代数做。学校生造出这么个东西是不对的，其实那些被迫学习代数的孩子完全可以不用学那个。那些人鼓捣出一套规则，你要是照做的话，根本不用动脑子也能算出答案：等式两边都减去7，假如还有一个乘数，那就两边再除以这个乘数，等等，走完这些步骤你就可以得到答案，即便你根本不理解自己在做什么。
数学教材从浅到深是这样编排的：先是《实用算术》，再是《实用代数》，然后是《实用三角学》。我学了三角学，但是很快就忘了，因为我不是很理解。后来图书馆打算进这套书中最新的一本《实用微积分》。我读了《不列颠百科全书》，知道微积分很重要也很有意思，我一定要学微积分。那时我大了一点，可能有13岁了。等这本书来的时候，我很兴奋地跑到图书馆去借，图书管理员看着我说：“啊，这么大点一个孩子，你借这本书干吗？那可是给大人看的。”我记忆中有那么几次尴尬的经历，这算是一次。于是我撒了个谎，说是替我爸爸借的，是他要看。最后我把书拿回了家，开始自学微积分。我给爸爸解释微积分，他从这本教材的最开头读起，却发现微积分很难懂。这真让我有点儿难过：我不知道他竟然也有学不会的东西，他不懂书上那些东西；而我觉得那些很简单、一目了然。这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在某些地方比他懂得多。
不向权贵低头哈腰
父亲教我物理知识（笑）——不管他说得对不对，他还教我不要向权贵低头哈腰……有那么几件事情。比如说，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轮转影印技术刚刚出现，也就是在报纸上能印照片了——《纽约时报》是最早采用这一技术的。他经常让我坐他腿上，翻看报纸上的照片。有一天是教皇的照片，他面前所有人都向他鞠躬。父亲说：“瞧这些人，一个人站着，其他的人都在向他鞠躬。他们有什么区别吗？嗯，这个是教皇。”——他向来不喜欢教皇——他接着说：“区别在于有没有肩章。”——当然，教皇的礼服上没有肩章，将军的制服上才有——但是，那个标志性装饰（肩衣，译者注）就在礼服肩部这个位置，“和普通人一样，他要吃饭，也要上厕所；他也是人，和其他人没什么区别。为什么那些人要向他鞠躬呢？只是因为他有教皇这个头衔，他坐在这个位置上，因为他穿着教皇的礼服。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或者声望很高，诸如此类的原因。”顺便说一下，我爸是做制服生意的，所以他很清楚一个人穿上制服和脱下制服有什么区别，可是在他看来，穿不穿制服同样都是人。
我爸跟我在一起很开心，我相信这一点。有一次，我从麻省理工学院回家——我在那里已经学了几年了，他对我说：“这类知识，你现在已经学了不少了。有个问题，我一直理解不透，你是学这个的，我想让你给我说说。”我就问他什么问题。他说，他知道当一个原子从一种状态跃迁到另一种状态时，会释放出一个叫作“光子”的光粒子。我说：“是这样。”他接着问：“那么，这光子原本就在原子内部吗？”我说：“原子里本来没有光子，电子做了一次跃迁，就产生了光子。”他继续追问：“那么，它从哪儿蹦出来的？它是怎么出来的呢？”当然，我可不能这样跟他说：目前大家的观点是，原子内部不存在什么光子，电子运动才能产生光子。我也不能这样向他解释：比如我现在出声说话，可是这声音并不在我身体里面。我的小儿子可不这样理解，他在学说话时，突然说自己说不出的一个词——“猫”这个词——因为他的“词汇口袋”里没有“猫”这个词了（笑）。其实，你身体里并没有“词汇口袋”这个东西，在你想说出这个词的时候它却用完了，你只是在说话时说出了这个词。同样地，原子里也没有“光子袋”，光子出现的时候，它们并不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我只能这样去解释，没办法说得更明白一些。我始终没有能够把他不理解的东西讲明白，他对此不太满意（笑）。想想他也不算很成功，一路供我上了那么多学，就是为了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可是他自己没能弄明白这些事情（笑）。
关于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
［当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费曼受邀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这工作和我原来的研究完全不一样。这意味着我不得不中断手头的工作，腾出手做另一件事。一边是自己心爱的研究；一边是我认为自己有责任做的事情，为了保卫我们的文明。不是吗？所以，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不愿意打乱自己的正常生活去做这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当然，这里还有战争的伦理问题。我不想和这个问题扯上关系，但是当我认识到这个武器的杀伤力时，我震惊了。如果这种武器能被造出来，那么这种伤害就会存在。当时也没有迹象表明，我们能研制这种武器，而他们造不出来。所以加紧合作来完成这个工作很重要。
[1943年初，费曼在洛斯阿拉莫斯[1]加入了奥本海默[2]的团队]关于战争伦理问题，我确实有些话要说。启动这个项目的初衷是对付德国人，因此我加入进来，第一期工作最初在普林斯顿开展，然后移到洛斯阿拉莫斯。我们努力研制原子弹，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重新设计这颗原子弹，使它的威力更大。团队里的每个人都拼命工作，合作得很好。像这样一个项目，只要你决定去做，你就会坚持到底，直到成功。但是我所做的——我要说，这么做是不道德的——是忘了我刚才说的参与这个工作的初衷，因为德国战败后，制造原子弹的理由就改变了，而我压根儿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没有去思考自己为什么还要继续干这个，我根本没有往这方面去想，难道不是吗？
成功与痛苦
[1945年8月6日，原子弹在广岛被引爆]我能记得的唯一反应——也许我会被自己的感觉蒙蔽——就是非常激动和兴奋。到处是狂饮欢庆的人群，洛斯阿拉莫斯和广岛可谓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我也加入了狂欢的队伍，灌了很多酒，坐在吉普车的车盖上——引擎罩——打鼓，车载着兴奋的我们满城转。而与此同时，广岛的人民则在死亡线上挣扎。
在这场特殊的战事之后，我的情绪反应很强烈。也许是因为原子弹，也可能是其他心理原因——我太太去世了。我记得，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不久，我和妈妈在纽约一家餐馆吃饭，我脑子里就会把原子弹和纽约这个城市联系起来。我清楚投到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也知道它爆炸时波及的范围有多大。拿纽约来说，当时我们吃饭的地方可能在第59街——我记不大清楚了，如果在34街投下一枚原子弹，那么冲击波会一路蔓延到我们所在的第59街：这一片地区的所有人都会死掉，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毁掉。可怕的是，不是只有一枚原子弹，它们很容易被大量制造出来。我很早就知道这个情况——比那些持乐观态度的人要早得多，所以在我看来，所有东西都是注定要被毁掉的。国际关系和人们的行事方式没有什么改进，所以和其他事情一样，人们对原子弹的使用也会走上老路。因此我坚信人们很快就会再次动用原子弹。所以我很不安，我觉得，应该是我坚信这点，现在看来是有些杞人忧天。那段时间，我看到人们造一座桥，我就会说：“这些人不了解时局啊！”我确实觉得，建造任何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们很快就会被摧毁，可是他们就是不明白这个。看到任何一个建筑工程，我都会有这种古怪的想法。我总是会想：这些人多傻啊，费这个劲去建造这些东西！当时我确实处于抑郁状态。
我没有义务去成全别人对我的期望
［战后费曼去了康奈尔大学与汉斯·贝特[3]共事。他谢绝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提供的一份工作。]他们肯定认为，给我这么一份工作我一定会干得很出色。可是我并不想成为他们希望的样子，同时我也有了一个新的做事原则，那就是我没有义务去成全别人对我的期望。这样一来，我就会轻松一些；我对自己说，你过去没有干成惊天动地的事情，以后也不会做成什么大事。但是我向来喜欢物理和数学，因为我都是带着兴趣去研究它们，很快我就做出一些研究成果，而这些研究后来帮我获得了诺贝尔奖。[4]
诺贝尔奖——够格吗？
［费曼因其在量子力学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奖］我做的工作——另外还有两个人在做同样的努力，日本的朝永（振一郎）和（朱利安·）施温格——就是找出办法去控制、分析和探讨1928年创立的电磁量子理论；如何去破解它、避免其局限性；如何计算出正确的结果并能被到目前为止的所有实验印证，也就是量子力学理论适用于实验的每一个细节——不包括核试验——1947年我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因为这个，我得了诺贝尔奖。
［BBC记者问：这项工作够资格得诺贝尔奖吗？］事实上（笑）我对诺贝尔奖一无所知，我不知道设立它的目的和它的评奖标准。如果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人们决定了某某人获诺贝尔奖，那就是合乎他们的标准了。我不会为了获这个奖而刻意去做什么……这很痛苦……（笑）。我不喜欢这些荣誉，可我感谢这个奖承认了我的工作，我也感谢那些赞赏我的工作的人。我也知道有很多物理学家在使用我的成果，我真的很知足了，我觉得没有比这更有意义的事情了。瑞典皇家科学院的某位专家认为我这项工作够资格拿诺贝尔奖，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已经获得了奖赏，奖赏就是发现的乐趣以及看到人们运用我的研究成果，这都是真真切切的奖赏，而荣誉对我没有意义。我不追求荣誉，荣誉是个烦人的东西，在我心目中，荣誉就是肩章，荣誉就是人们穿的制服。从小我爸爸就是这么教我的。荣誉这东西，我无福消受，它只会伤害我。
念中学的时候，我获得的一个荣誉是成为“阿里斯塔”的一个成员，那是成绩好的学生的一个组织——呃——几乎每个学生都想成为其中一员。我进入这个学生社团后，发现他们开会就是坐下讨论还有哪个学生够资格加入我们这个光荣的社团。仅此而已。那我就和他们一起坐下讨论接下来谁能被批准加入。这种事情让我感到很不自在，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所谓荣誉——从那天起到现在，它都让我很困扰。后来我成了国家科学院院士，最终还是退出了，因为这又是一个类似的组织——绝大多数时间其成员都在挑选谁有足够的名望能加入进来。还有这些讨论，比如：我们搞物理的是否应该团结起来，因为搞化学的那帮人要弄进来一个很棒的化学家，而我们没有那么多空位子，等等问题。我们研究物理，这跟化学家有什么关系？整个事情都变味了，因为这个机构存在的目的绝大部分是为了决定还有谁能拥有这份荣誉，不是吗？我不喜欢荣誉。
探究世界的游戏规则
［从1950年到1988年，费曼在加州理工学院任理论物理教授。］我们为了理解自然规律所做的事情，有一个好玩的类比，那就是上帝在玩一个巨型游戏。比如说下象棋吧，你不知道这个游戏的规则，但是可以在一旁看棋局，至少是时不时可以看一眼，或许就躲在一个小角落里。你努力从中看出这个游戏的规则，以及棋子的走法。你可能会看出点门道，比如，当棋盘上只有一个象，那么它将永远走在一种颜色的格子上。再后来，你会看出象沿对角线走的规律，这将有助于你理解前面发现的那条规则——象只留在同一种颜色的格子上。这就好比我们理解一个原理的过程，你发现了一条规律，然后又发现了对这个规律的更深层次的理解。如此这般，看似每件事情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你已发现了全部的规则……然而，突然在棋盘的某个角落发生了一些之前你没有见过的奇怪的现象，那你就开始调查原因——原来是王车易位。顺便提一下，在基础物理研究中，我们总是试图去研究那些我们不理解其结论的事物，然后努力去查找原因。在彻底研究之后，我们心里才会释然。
那些不合常理、出乎你意料的事情才是最有意思的。同样地，通过这些不合常理的现象，我们也掀起了物理学革命。就像下象棋，你注意到象停在相同的颜色格子里，沿着对角线走子等，所有这些规则，大家都知道它们是正确的，长期以来也都习以为常。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有些棋局里象的走法变了，不再只停在一种颜色的格子里。之后你才发现了另一种可能性，在象被吃掉后，卒一路走到对方底线后，那它就成了新的象，这种情况下象就要变色。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不过之前你并不知道。这跟我们探索自然法则一样，科学家们都认定了一些定律，他们研究研究着，突然发现一些不合常理的现象颠覆了他们的看法，然后我们就得去研究象这个棋子在什么情况下会变色，然后再逐渐掌握这条能解释新现象的新规则。可是，物理研究跟下棋不同：下棋的时候，你会发现规则越变越复杂；而搞物理研究的时候，新发现的规律会越发简洁。从总体上看，它可能变得更复杂，因为我们发现了更多的现象，比如说新的粒子和新物质，因此这些规则再次变得复杂起来。但是，如果你总能意识到这是件有意义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的认识范围不断扩大，每一次我们都有新的收获，最终把这些认识统一起来，那么我们得到的理论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更简洁。
如果你有兴趣探究物理世界乃至整个世界的本质，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唯一的工具就是数学推理。一个不懂数学的人，他就不能理解——至少不能完全理解——世界上这些特殊的现象、这些自然法则最本质的东西以及事物间的联系。除了数学，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去准确地描述这个世界……或是去弄清楚世间万物的互相联系。所以，我认为一个没有数学素养的人是无法完全理解这个世界的——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用不到数学的，比如说爱情，它让人愉悦，能给人带来神奇的体验，人们对爱情心驰神往，却又觉得它捉摸不定。我不是说物理学是这个世界的唯一，可是要说到物理学，要从物理学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那么不懂数学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剖析原子
我目前所做的研究工作，属于物理学的一个特殊领域，之前我们讨论过，接下来，我来详细说说我的工作。你们都知道，世间万物都是由原子构成的，我们的研究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大多数人也知道这个常识，还有，原子里面有个原子核，电子围着它运动。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弄清楚了，至于它的运动规则，用我所说的量子电动力学来解释就很好理解。这个问题解决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原子核如何运动？核内粒子如何相互作用？它们如何结合在一起？研究这些问题得到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发现了核裂变，并利用它制造原子弹。但是，研究把核粒子结合在一起的力，需要很长时间。起初，人们认为这是内部粒子的某种置换。汤川秀树[5]发现了这些粒子，把它们叫作介子。他推测，如果用质子——质子是原子核里的一种粒子——撞击原子核，介子就会被撞击出来。事实确实如此。
除了能撞击出介子，我们还能撞击出其他粒子，我们差不多把能用的名字都用完了——像k中介子、Σ粒子、Λ粒子等等，现在它们都被称作强子了——随着我们加大撞击的力度，我们找到越来越多不同的粒子，有几百种不同的粒子。接下来的问题——当然，这个时期是指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直到现在——就是：找出它们的结构模式。这些粒子看起来像是有许许多多有趣的联系和构成模式，直到人们发现了一个理论来解释所有这些模式：所有这些粒子都是由一种叫夸克的粒子构成的——比如，3个夸克就形成1个质子，质子是构成原子核的一种粒子，它和中子一起构成原子核。夸克有许多种——事实上，只需3种夸克就能解释清楚所有这几百种粒子——u-型夸克、d-型夸克和s-型夸克。2个u夸克和1个d夸克构成1个质子，2个d夸克和1个u夸克构成1个中子。如果它们在原子核内部的运动方式发生变化，那就会变成其他种类的粒子。现在的问题是：夸克究竟是怎样运动的？是什么力量把它们吸引在一起的？人们想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与量子电动力学的理论非常相似——不完全相同，但十分相似——在这个理论中，夸克就像电子，而一种叫胶子的粒子就像穿梭在电子之间的光子，它使“电子”与“电子”之间产生电引力。它们的数学表达式很相似，不过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是依据极美、极简单的原理推测得来的。虽说这些方程式本身也是基于我们的推测，但是这个原理绝不是我们妄加猜测的，它的存在是十分确定的。不管存在多少种不同的夸克——这个数字是不确定的，而它们之间作用力的性质是确定的。
按电动力学的理论，两个电子可以被任意分开很远，当分开足够远时，它们之间的作用力就减弱了。而夸克不同。假设电动力学的理论也适用于夸克，那么你用足够大的力量撞击两个物体时，就会撞击出夸克来。但是与之相反，如果你做这么一个实验，期待以高能撞击出夸克来，结果却发现出来一股粒子流——也就是说，所有的粒子都朝着一个方向运动，就像之前的强子一样，根本没有出现夸克。如果要用电动力学的理论来解释，我们只能这么解释：撞击后可能出现了新的夸克，并且它们聚在一起形成了强子。
问题是，为什么电动力学理论内部如此不一致？这些方程式里的细微差别，怎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差别呢——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结果？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刚开始你可能认为是理论出错了；但越深入研究，你就会发现问题可能就出在这些细微的差别上。现在，我们正处在物理学发展的一个特殊的关键时期。我们已经有了一套关于强子的完整的、确定的理论，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实验，掌握了丰富的细节，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立即检验一下这套理论，看看它到底对不对？因为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是计算出这套理论的结果。如果这套理论正确的话，应当发生什么情况，而且事实是否如此？这时我们的困难在第一步。如果理论正确的话，很难计算出将会出现的结果。在目前，推算出这个结果所需的数学手段，我们确实很难去掌握。至少在现在是这样，不是吗？所以很显然，目前我的任务是找出一个方法，从这套理论中找出数学工具，再来检验这套理论，不仅仅是定性，而是真正仔细地检验它能否给出正确的结果。
我花了几年时间研究数学工具，希望它能帮助我解决理论问题，可惜没有成功。然后我发现，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我必须弄清楚答案可能是什么样的。这很难解释明白，总之，在我得到一个好的定量工具之前，我首先要有个定性的观念。换句话说，至今人们还不知道（粒子）如何运转的，所以最近一两年我的工作就是努力弄明白它“大致”的运转规律，还没有进入定量研究的阶段。希望将来这种大致的理解能够演变成一个确切的数学工具或运算法则，来帮助完善粒子理论。你看，我们现在的境况很滑稽：我们不是在探索理论，我们已经有理论了——而且是一个很好的理论，我们正处在用实验来验证理论的阶段，利用实验结果检验理论。我们现在的困境是如何得到实验结果，这也是我的目标。我的愿望就是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方法验证这个理论的正确性（笑）。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境况：你有一套理论，却没法去验证它……我不能忍受这个，我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总有一天我会做到的。
我只想做我的物理
研究真正高深的物理问题，你绝对需要大量的时间，这样你才能把模糊的想法拼成完整的理论，那些想法通常转瞬即逝。这这很像搭纸牌房子，每张牌都在晃动，你要是忘了放好其中任何一张牌，整个纸牌屋子就倒塌了。你不知道怎么就出问题了，可是又不得不重新来过；或者你被什么事情中途打断，忘了最初是怎么搭起这些纸牌的——你的纸牌就像就像是你脑子里不同的想法，这些想法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理论——关键问题是，你用“想法”纸牌搭建城堡，可是这个纸牌城堡很容易倒塌，那就需要集中注意力去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需要足够多的时间去思考问题。如果你担任行政职务，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做研究工作了。所以我就为自己造了舆论：费曼这个人没有责任心。我告诉每个人我很懒。如果有人请我去一个委员会负责招生什么的，我就说：“我可不行，我一点儿也不关心那些学生。”——当然，我很关心学生。我知道我不干，总有别人会干的，所以我总是说“让乔治干这个吧”，当然这样做不好，人家也不希望你这么做。可是我喜欢物理，想看看自己还能不能接着干下去。所以我很自私，是吧？我只想做我的物理。
最好的教育理念就是没有教育理念
面对一班的学生，你问我怎么教他们最好？我是教他们科学史呢，还是教他们应用物理？我的看法是，最好的教育理念就是没有教育理念，用任何可能的方法去教，不拘一格，好的教学也许场面有点混乱，不过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在教学过程中，你要用不同的办法抓住不同学生的注意力。比如，一个学生对科学史感兴趣，却对数学很头疼；另一个学生刚好相反——喜欢数学却讨厌科学史。如果你想让所有的学生从头到尾都满意，那你最好还是别干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书。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兴趣——什么东西会吸引他们，他们对什么感兴趣，怎样引导他们产生兴趣，等等。还有一种强制的方法，那就是你必须通过这门课、你必须参加这个考试。这方法很有效，很多人就是这么受教育的，也许还有更有效的办法。但是，很抱歉，教了这么多年书，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教学方法，我还没有真正弄清楚该怎样教好书。
针对不同孩子的教育方式也不相同
小时候，父亲教给我许多东西，激发了我探索这个世界的兴趣。自然而然地，我做父亲后，我也想跟儿子说说世界上有趣的事情。他很小的时候，我们要哄他睡觉，你们懂的，要给他讲故事。我就编了小人儿的故事。这些小人儿有这么高（做手势），他们到处走动，也会出去野餐，他们住在通风机里，他们穿过树林，那里有高大的蓝色树木，那些树没有叶子，只有一个主干，小人儿要在树木之中穿行，诸如此类的解释。我儿子渐渐理解了我说的是小毯子，（家里）蓝色的毯子，没有叶子的树木就是上面蓝色的绒毛……他喜欢这种游戏，因为我会从一个奇特的角度描述这些东西。他喜欢听这些故事，我还编了很多奇妙的历险记——小人儿甚至去过一个潮湿的洞穴，那里风不断地进进出出，进去的是冷风，出来的是热风。其实我讲的是狗的鼻子，我会用这种方式给儿子讲生理学知识。他既然喜欢这些，我就给他讲更多。我也乐在其中，因为我喜欢讲这些，儿子也会去猜我讲的是什么东西，我们乐此不疲。后来我又有了个女儿，我还是这样教她。可我女儿就不买账了，她不愿意听这些故事，她想听书上那些故事，可以一遍遍重复读给她听的故事。她喜欢听我读故事，不喜欢我编故事，她和我儿子不同。所以，如果我说，教孩子科学知识的一个好办法是编个小人儿的故事，可是这在我女儿身上完全行不通——它只是恰巧对我儿子的脾气罢了。
社会科学算不上科学
正因为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我想啊，就有了伪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它算不上科学。那些人做研究并不科学，徒有形式。比如，他们收集数据，做这种那种分析，但他们得不出任何定律，没能真正发现什么。他们没有取得什么成就——也许有一天他们会，但目前来看还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可是现在的情况是，所谓的“科学”正受到大众追捧。几乎每个问题我们都有专家，听起来好像很权威。其实他们算不上专家，他们只是坐在打字机前鼓捣出一些东西，比如，他们会说有机食品更有益健康，比用化肥的、非有机食品好——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不过至今还没有任何办法来证明。伪科学家们就会坐在打字机前搞出这些东西，好像这就是科学，而他们自己也就成了食品专家、有机食品专家，等等。于是，到处是各种荒诞的说法，各种伪科学大行其道。
也许我错了，也许他们确实懂得那些东西，但我觉得我没错。你知道，我在这方面有经验和优势，我知道真正弄懂一个东西是件很困难的事。你要一丝不苟检查你做的实验，整个实验过程多么容易出错啊，这很容易蒙蔽你的眼睛。我知道弄懂一个东西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我了解到他们获取信息的方法，我无法相信他们真的“弄懂”了——他们没有做必要的工作，也没有做必要的检验，他们做研究也不够谨慎。我很怀疑，他们根本不懂，他们只是在吓唬民众。（也许）我不太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质疑和提出问题是我灵魂里最本能的一部分
如果你希望科学能解答所有问题，比如“我们是谁？”“我们要去哪里？”和“宇宙的意义是什么？”等等，那么我觉得，你很容易就会失望并转而向宗教等神秘主义寻求答案。科学家怎么能接受神秘主义的回答呢？我也不知道，因为关键是要了解这个世界——好吧，不说这个。不管怎样，我不懂这些。不过，你想一下，我认为我们所做的就是探索这个世界，我们努力尽可能多地了解这个世界。人们问我：“你在寻找物理学的终极法则吗？”不，不是的，我只是想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如果有那么一条简单的、终极的法则，它可以解释所有的东西，如果它真的存在的话，能发现它真是再好不过了。
打个比方，如果这个法则藏在一个被无数层外皮包裹的洋葱里，光看洋葱皮就让我们头疼了，可我们只能一边流泪一边剥洋葱皮去寻找这个法则。不管这个法则以什么方式出现，它总是在那里。因此当我们去探寻它时，我们不能事先设定它会是什么样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增加对它的了解。如果你说这么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些深刻的哲学问题的答案，那你就错了。发现了这个世界更多的本质属性，也许不能帮助你回答那个特定的问题，但是，我做研究不是出于这个目的。我对科学有兴趣只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世界，我发现越多，探索世界这件事情就越美妙。
很显然，我们人能比动物做更多的事情，可是类似这样的说法存在很多疑问，可是这些正是我要研究的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可我就是不相信人类的这些说法。总的来看，人类对于自己和世界万物的关系的看法过于简单、过于主观，太有局限性。我提醒你，假如上帝的一个化身降临地球，他会觉得这种说法不对头。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没有用。我也不是固执己见，我只是想告诉你们，科学看待问题这个习惯影响了我的信仰。还有一点就是，所有的宗教对同一件事各有不同的理论，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呢？你就会开始困惑。一旦你开始怀疑——而你应该怀疑一切——你来问我科学是否可信？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哪些是真的，我们要做的是努力找出真相，什么事情都可能是错的。
“什么事情都可能是错的”，你要从这一点开始去理解宗教。好，一旦你这么想，你就开始滑向另一种思考问题的模式，很难回到从前了。从科学的观点来看，或是按我父亲的观点，我们应当弄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可能是对的，以及什么可能是错的。一旦你开始怀疑——我想，质疑和提出问题是我灵魂里最本能的一部分——当你怀疑并去追问时，你就不会那么轻易去相信任何东西了。
你看，我会存疑，可以忍受这些不确定性，也接受自己很无知。我觉得，不知道答案，这要比得到一个错误的答案有意思得多。对不同的事情，我或是有近乎正确的答案，或是可能相信它，对它们的确信程度不同，但我对任何事都没有绝对的确信，还有好多事情我是一无所知的，诸如“我们为何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否有意义，还有这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等等。我偶尔也会想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我得不出答案，那我就转身去做别的事，我不用非要知道答案不可。不懂一些东西，漫无目的迷失在神秘的宇宙中，这些没有让我感到恐慌。这是很自然的状态，我能说的就这些——我一点儿也不害怕。
[1]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位于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二次大战”后期，闻名世界的美国原子武器研究基地——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在此建立。——译者
[2]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 1904—1967），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1945年主导制造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被誉为“原子弹之父”。——译者
[3]汉斯·贝特（Hans Bethe 1906—2005），美国犹太人物理学家，因其对核反应理论的贡献，尤其是发现了恒星的能量来源，获得196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
[4]1965年，费曼与朱利安·施温格、朝永振一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原因是他们对量子力学的巨大贡献，以及对基本粒子物理学产生的深远影响。——编者
[5]汤川秀树（1907—1981），日本物理学家，1949年以介子学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日本获诺贝尔奖第一人。——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