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一些轻松的小故事——妙语连珠的费曼在洛斯阿拉莫斯是开保险柜的能手，还不断惹麻烦：他违反“男子宿舍谢绝女客入内”的规定，从而赢得了私人空间；智斗营地审查官员；与科学大腕奥本海默、玻尔和贝特等人成了忘年交；他卓尔不群，是唯一不戴护目镜直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人，而这一经历永远地改变了费曼。
赫希菲尔德（Hirschfelder）教授真是过誉了，他对我的溢美之词和我要讲的情况有点出入。我演讲的题目是《洛斯阿拉莫斯：从基层做起》。我说“从基层做起”，是指虽然我目前在这个领域小有名气，但在那时候我还只是个无名小辈。我刚开始接触曼哈顿计划[1]，参与到相关的研究工作时，我连博士学位还没有拿到。跟你们说起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些人，他们大多认识政府机构或其他机构的一些高层人员，他们是决策层的人。我不参与任何重大决策，我就是基层的一个工作人员。当然，我也不是总在最基层工作，大家也知道，后来我往上升了几级，但是我不属于高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像赫希菲尔德教授介绍的那样看待我，你只要想着，这个年轻人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当时他还在写博士论文。我从自己如何加入曼哈顿计划说起，说说这个过程发生了哪些事情。这就是我要讲的内容——我在那个项目中做了哪些工作。
有一天，我正在自己的办公室（普林斯顿大学）工作，鲍勃·威尔逊[2]走了进来。当时，我正在工作——（听众笑）你们怎么啦？除了正儿八经地工作，我确实还研究很多更有趣的事情。你们到底笑什么呢？——鲍勃·威尔逊进来说，有资金支持他做一项秘密的研究工作。他还说，本来他不应该告诉任何人，但他要告诉我，因为他知道，一旦我知道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肯定会加入进来。所以他告诉我，他们要做的是铀同位素分离，最终目的是制造一个炸弹，然而用目前的方法分离出来的铀同位素与最终所需的铀同位素不一样，所以他想改进铀同位素分离的技术。他把这些都告诉了我，接着又说下午有个会议……我说我不想掺和这事。他说：“你不要急着做决定，3点钟有个会，我们到时见。”我说：“你放心，你告诉我这个秘密，我不会告诉别人，但是我不会参与进来。”说完我就转身写我自己的论文。大概也就3分钟吧，我又站起身，开始在屋里踱起步来，琢磨鲍勃说的事情。德国有个希特勒，他们很有可能也在研究原子弹，他们要是在我们之前制造出原子弹，这就太可怕了。所以我决定去参加3点钟的会议。到4点钟的时候，我已经在一个办公室里有了张桌子，并开始演算这种铀同位素分离方法是否受限于离子束的电荷总量这类问题。我不打算介绍那些细节。总之，我有一张桌子，有一沓草稿纸，我尽我所能努力高效工作。负责仪器设备制造的同事们打算就在那里做实验。那场景就像我们看动画片似的，咔、咔、咔，一套设备从无到有，一下子就被组装起来了，我每次抬头，都能看到设备在一点点变大。那时候，所有的小伙子都决定停下手头的科研项目，投身到这个项目中。战争期间，所有的科学研究工作都中止了，除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这一点点科研工作。而在洛斯阿拉莫斯，科研工作并没有占多大分量，大量工作都是工程方面的。大家搬来自己原先研究项目中的设备，形形色色的设备汇聚在一起，用来组装一个用于铀同位素分离的新装置。我也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不过，不久之后，我请了六个星期的假，写完了博士论文。所以，去洛斯阿拉莫斯前，我刚刚拿到了博士学位，也就是说，我并不完全像我一开始说的那样无足轻重。
当时在普林斯顿进行的这个项目，它最初给我的很有趣的经历就是能结识科学界的大人物，在这之前我还没有接触过多少大科学家。那里有个评审委员会，由他们来决定我们该采用哪一种方案分离铀元素，并给我们提供帮助，他们会帮助我们最终决定用哪一种方法。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有托尔曼（Tolman）、史密斯（Smyth）、尤里（Urey）、拉比（Rabi）和奥本海默等人，还有康普顿（Compton）。有一件事让我很震惊。他们开会时，我也获准参加，因为我了解正在开展的工作的原理，他们开会时会问我一些问题，然后我们会就那问题展开讨论。接着，某个人会提出一个观点，比如说康普顿，他就会提出一个不同的观点——他的观点往往很正确，确实是正确的想法，他坚持说就应该“这样做”。而另外一个人会说，也许我们要考虑另一种可能性——这与康普顿的观点刚好相反——我们得考虑这种相反的可能性。我都快跳起来了！他，康普顿，他应该站出来反驳的，他应该重申一下他的观点！你看，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大家围着桌子辩论。最后，委员会主席托尔曼开口了：“好了，我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认为康普顿的意见是最好的。现在，我们要讨论下一个问题了。”那情景太让我震惊了，委员会的人能提出那么多不同的观点，每个人都能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问题，每个人都记得别人说了些什么，用心倾听别人的想法，最后归纳总结，选出最好的想法——没有必要一再申明自己的看法，大家都是再聪明不过的人，真正是高手过招，你明白吗？这太让人震撼了，他们确实非常了不起！
最终的决定下来了，这个项目的目的不仅仅是分离铀。我们接到通知，停止在普林斯顿的工作，全部人马开拔到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也就是说，这个项目真的要制造原子弹了，我们都要到那里去造原子弹了。我们要做一些实验，还需要做一些理论方面的工作。我做的是理论论证的工作，其他人去做实验。接下来的问题是：做什么？我们奉命暂停这边的工作，但是洛斯阿拉莫斯那里还没有准备好，所以中间出现了一段空当时间。鲍勃想利用这段时间派我去一趟芝加哥，尽可能去了解我们要制造的那颗原子弹及其相关问题，以便我们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动手安装所需的设备，还有各种各样的仪器，等等，这样等我们一到洛斯阿拉莫斯，这些东西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可以马上开工，一点儿时间也不会浪费。我在芝加哥的任务就是拜访每个小组，告诉他们我是他们的同事，如果他们遇到问题，要尽可能详细地告诉我，这样我才能够坐下来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问题解决后，我就去找别人，帮他们解决另一个问题。通过这种方法，我可以透彻地了解所有的细节问题。这确实是个很好的主意，虽然我心里有点过不去。有一次，一个人告诉我他遇到的一个问题，我灵机一动，对他说（我也很幸运），你为什么不用那种方法呢？照我的建议，半小时后，他就把问题解决了——之前他们已经被这个问题困扰了3个月！所以，你看，我确实也是做了点工作。从芝加哥回来后，我给同事们上课：有多少能量会被释放出来？这颗原子弹会是什么样的？等等。我记得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我的同事，数学家保罗·奥卢姆（Paul Olum），在我讲完后，他走过来对我说：“如果将来他们把这件事拍成电影，他们会安排一个情节，让这个从芝加哥回来的人，西装革履，夹着公文包，向普林斯顿的人介绍原子弹的一切情况——可实际上你是穿着脏兮兮的短袖衬衫来做报告的。”无论如何，这是件十分严肃的事，保罗饶有兴趣地琢磨现实与这事被拍成电影后里面的情节之间的差距。
看起来大家还要再等些时候才能动身，于是威尔逊就亲自去了一趟洛斯阿拉莫斯，他想看看那里进展如何了，到底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他到那儿一看，建筑公司的人正在卖力地工作，他们已经建好了一个剧院，还有其他几个建筑，因为他们知道怎么做。但是没有人清楚地指示他们该怎样去建一个实验室——要装多少煤气管子，多少水管——于是他就到施工现场，当场决定该装多少煤气管子和水管，等等，并要求他们开始动工建实验室。然后他又回到普林斯顿——我们都整装待发了——而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Groves）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我们越来越不耐烦了。基于我的研究的进展情况，威尔逊打电话给芝加哥的曼利（Manley），他们一致决定，即使洛斯阿拉莫斯没准备好，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去那儿了。就这样，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还没有完全建成的情况下就出发了。顺便说一句，招我们进这个项目的，是奥本海默，还有其他一些人，他对每个人都很有耐心，也很关照每一个人。他很担心我妻子的病情，她有肺结核，他问起那里是否有医院和其他一些设施。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讨论这种私人问题，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们还提醒我们要留心一些细节问题，比如，不要在普林斯顿买火车票，因为普林斯顿是个很小的站，如果大家都买了去新墨西哥州阿布圭基的票，别人就会怀疑出什么大事了。最后，大家选择从别的车站上车去阿布圭基，只有我在普林斯顿买了票，因为我想，既然其他人都不在普林斯顿买票……当我去火车站买票，说我要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圭基时，售票员说：“噢，原来那些东西全是给你托运的呀。”此前我们已经花了好几个星期的时间托运那些装满仪器的柳条箱，原来还希望他们不会注意到这些全是发往阿布圭基的。现在至少有了一个合理的理由了，我们托运那么多柳条箱到阿布圭基，那是我要动身去那个地方了。
我们还是去得早了点。我们到了那里，宿舍什么的还没有准备好。实际上，实验室也没有完全建好。我们提前到来，是催着他们赶紧完工。这下真是把他们逼疯了，为了安置我们，他们把附近农场的房子全部租了下来。我们起先住在农场低矮的平房里，早上开车去上班。开车上班的第一个早晨，我记得很清楚，那里美丽的景色，对一个东部来的、又不怎么旅行的人来说，真是太震撼了。那些壮观的悬崖绝壁，你可能在图片上都看到过，我就不细说了。那些平顶的陡峭的山体，你从下面爬上去看的话，这些奇崛的峭壁让我们都惊呆了。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汽车盘旋开上山的时候，我说，现在这里说不定还住着印第安人呢！开车的那个人还真就停了下来……他下了车，绕着一个角落走了一圈，真的发现了印第安人住过的洞穴，而且可以进去看看。所以，从这一点来说，那段经历真的让人非常兴奋。
我第一次到基地时，在大门口看到——你知道，军事科研单位都应该有个围墙围着，但是那里还在施工，所以四周还是空旷一片。另外，照计划，那里要建一个镇子，外头再围上一圈围墙——在大门口，我看见了我的朋友保罗·奥卢姆，他也是我的助手，他正站在那里，手里拿着记事板，检查进进出出的卡车，指挥他们把材料运送到不同的地方。我走进实验室的话，应该会见到一些圈里的人，以前我只在《物理评论》上读过他们的论文，但从未见过面。他们会介绍说：“这位是约翰·威廉斯。”只见一个人从铺满设计图的办公桌后站起身，袖子挽得老高，他站在窗边，指挥着卡车往不同的方向运送建筑材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接手建筑公司的活儿，接着完成基地的建设。一开始的时候，物理学家们，尤其是实验物理学家，在他们的实验大楼和设备还没有准备就绪之前，他们无事可做，所以他们就去盖房子，或是帮着盖房子。理论物理学家就不同了，他们不用待在农舍里，可以直接住在基地里，因为他们马上可以开始工作。所以我们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当然，这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块移动黑板，那种有轮子的、可以推来推去的黑板。于是，我们推着黑板走来走去——塞伯尔（Seber）会给我们讲解他们在伯克利大学期间对原子弹、核物理和其他这类东西的思考和研究。我不大懂这些东西，我之前做的是不同的工作。所以我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每天我都要学习、阅读、再学习、再阅读，那真是一段极其忙碌也很充实的日子。我的运气还是不错。那段时间，除了汉斯·贝特，由于一些突发事件，其他大人物几乎同时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比如魏斯科普夫（Weisskopf）不得不回麻省理工学院处理一些事情，特勒（Teller）那时也不在。而在那段时间，贝特需要有个人和他探讨问题，用不同的意见帮助他完善自己的想法。他来到一间办公室里，找到那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他开始阐述他的想法。我说：“不对，不对，你疯了。应该是这样子的。”他说：“等一下……”他接着会解释他的想法没错，错的是我。我们就这么争辩下去。结果是——你们知道，一说起物理问题，我眼里只有物理，根本忘了眼前跟我辩论的人是谁，我会说一些不中听的话，比如：不，不，你错了，你真是疯了——可事实证明，这样的辩论正是他需要的，我非但没有得罪他，我还因此被提拔了几级，最后我成了贝特手下一个小组的头儿，有四个手下。
跟着贝特工作，这期间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他来的第一天，我们正好配了一个加法器，那种手动的Merchant牌计算器。他说，“让我们来看看，算算压强”——他刚刚研究出一条公式，里头有压强的平方——“压强48，48的平方是……”我伸手去拿那个机器，还没动手输入数字，他已经开口了，说计算结果大约是2300。于是，我开始用计算器来计算，他紧接着说：“你想知道准确的数目？是2304。”计算器的结果确实是2304。我问他是怎么算出来的，他说：“你不知道怎么算50上下的数字的平方吗？假如一个数字挨着50，比如说比50小3的数是47，而比25小3的数是22，那么47的平方，前两位数就是22，后两位数就是两个数的相差的平方——比方说，对于比50小3的数47，两数相差3，3的平方是9，那么47的平方就是2209。很妙，是吧？”我们继续工作（他数学确实很好），过了一会儿，我们又要计算的立方根。我们有个求立方根的小图表，上面有一些近似数，可以在计算器公司提供给我们的计算器上进行试验。于是（你知道，求立方根他要多用点时间），我打开抽屉，拿出立方根表……贝特又开口报了个数：“1.35。”我还以为结果会是一个接近的数字，但是实际上不是。我很好奇：“你怎么算出来的？”他说：“噢，你知道2.5的对数是XX；你把它除以3，得到XX的立方根。那么，1.3的对数是这个，1.4的对数是XX，我就在它们中间取值。”我根本不知道把这些数除以3，更不用说……所以你们看，他精通所有这些算法，他特别拿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我坚持练习这些计算。我们时常比赛谁算得更快。每次比赛的时候，我们各自飞快地算啊算，有时候我也能赢他。几年之后，我基本能每4次赢1次了。当然，你会注意数字中的一些乐趣，比如174乘以140。你注意到，173乘以141，接近3的平方根乘以2的平方根，这是6的平方根，就是245。平时，你要注意数字，不过每个人注意数字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从中得到了许多乐趣。
我说过，刚到那里时我们没有宿舍，但是理论物理学家得就地开始工作。给我们安排的第一个住处是一个旧的校舍，以前这里是个男子学校。我住的第一个地方是“机械系宿舍”，里面塞满了上下铺。宿舍安排得不是很好，鲍勃·克里斯蒂（Bob Christie）和他的妻子每天早晨都要经过我们的房间去浴室，很不方便。
我们的第二个住处，是一个叫“大屋子”的建筑，二层楼的建筑外围整个都是大露台，所有的床都沿着墙摆在那里，一张床紧挨着另一张床。一楼贴着一张大表格，上面标着你的床号，以及你该用哪个浴室换衣服。我的名字下写着“浴室C”，但是没有床号！这让我相当恼火。最后，宿舍终于建好了，我去找他们，看看自己被分配到了哪个房间。他们说：“现在你还可以挑房间。”我很是费了一番脑筋，你们猜猜我是怎么选房间的——我先看好哪儿是女员工宿舍，然后选了一个能看到那里的房间。后来我才发现，我房间的正前方正好被一棵大树挡着。自己选的房间，还能怎么说呢？他们告诉我，现在只能两个人住一间——不过这是暂时的，还有，每两个房间合用一个浴室。房间里摆的是上下铺，我可不喜欢两个人挤在一个屋子里。我搬进来的那个晚上，房间里还没有其他人住进来。那时，我的妻子因肺病留在阿布圭基治疗，她的几箱行李放在我这儿。我打开其中一个箱子，拿出一件她的小睡衣，随手扔到上铺，还把上铺弄成有人睡的样子。我又拿出她的拖鞋，还在浴室的地面上撒了些化妆粉。我想让别人觉得，这间屋子除了我还住进来了一个女人。不是吗？如果两张床都有人了，就不会再有人想住进来了。是吧？你看结果会是怎样？这里可是男员工宿舍！第二天晚上，我回来后发现，我的睡衣被清洁工细心地叠好，并放在枕头下面，拖鞋还被她们整齐地摆到床底下。那件女式睡衣也叠好了，放在上铺的枕头下；上铺也收拾得整整齐齐，她的拖鞋也被整齐地摆在下铺的床底下；撒了化妆粉的浴室地面也被打扫得干干净净。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人搬进来，这屋还是我一个人住着。到第二天夜里，还是这样。那是因为我故技重施了：早上醒来后，我把上铺弄乱，把女式睡衣扔上去，再把化妆粉撒到浴室里，等等。这种小把戏持续了四个晚上，最终我一个人拥有了这间屋子。因为每个人都安置下来了，他们就不会再塞一个人到我的房间里了。每个晚上回来，我屋里的东西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包括女式睡衣什么的，虽说这是个男员工宿舍。嗯，在那种情况下，我就是那么干的。
在那里，我还有点儿卷进了政治事务，那儿有个叫“小镇委员会”的机构。很显然，这个小镇该如何管理之类的事，必须军方说了算，而当地要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协助管理。我对那个管委会一无所知，但是像所有的政治机构一样，在那个管委会里也有很多激动人心的事。特别是这里有许多团体的代表：代表家庭妇女的，代表机械工人的，代表技术人员的，等等。至于单身汉和独身的女人，这些住在员工宿舍里的人，觉得他们也要有个代表在管委会里替他们说话，因为刚刚颁布了一些新规，比如“女人不准进入男人宿舍”。这也太荒唐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嘛（哈哈），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规定？所以我们不得不行动起来。我们做了决定，我们展开大讨论，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被大家推选为代表，进入了小镇管委会。
在我进入小镇管委会一年，呃，一年半以后，我和贝特谈了这些事。他一直担任管委会的高层官员。我把那件事告诉了他，也就是我把妻子的衣物放在上铺的小把戏。他一听就大笑起来：“哈，就是这件事把你带进小镇管委会去了。”那时，有人向上头递交了一个报告，十分严肃的报告。当时，那个可怜的女人吓得发抖，她负责打扫宿舍房间，一开门就发现问题严重——有人来这里和男人睡觉！她站在那里颤抖着，不知如何是好。她往上汇报，清洁工向她的头头汇报，清洁工头头向中尉汇报，中尉再向少校汇报，就这样一路汇报上去，最后报告了将军，一直到管委会——那么，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呢？——他们说：“要研究研究！”与此同时，一道指令从上往下传达，从上校传到少校，再到中尉，再到清洁工的头头，直到那个女清洁工——“把东西放到原处，把它们整理好”，再继续观察。嗯？第二天，她又向上汇报，同样的事情，如此这般又重演了一遍……那四天，他们为这事伤透了脑筋：他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最后他们颁布了一个纪律：“女人不准进入男人宿舍！”这条禁令引起下面一片抗议，最后，他们不得不参与所有这些“政治”活动，选出一个人来代表他们……
接下来我要向你们说说那个时候的审查制度。他们出台的一个决定是完全非法的，那就是审查美国国内，呃，美国大陆的信件，其实，他们无权这么做。因此他们在制定这个审查制度时非常小心翼翼，弄得大家好像自愿接受这些审查似的。我们寄信时会自愿不封好信封，我们同意他们拆看我们的来信，没关系，我们都是自愿的。我们往外发的信，都不会封口，经过他们检查后，如果没问题的话，他们会替我们封上信封。如果他们认为信的内容有问题——按照他们的标准，他们就会把信退回来，附上一个纸条，上面写着：按照我们的“理解”，信上某一段违规了，诸如此类的话。他们行事异常谨慎，让这些崇尚自由的科学家最终同意接受这个条件，信件审查制度终于建立起来了。当然，还有一些制度保障我们的权益，比如，如果我们愿意，我们有权评论这里的管理者，我们可以写信给参议员，坦言我们不喜欢某些管理方式或是某某事情。就这样，审查制度完全建立起来了，他们保证，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会通知我们的。
这样的日子开始了。执行审查制度的第一天，电话来了！丁零零……是找我的。“什么事找我？”“请下楼。”我来到楼下。“这是什么？”那是我父亲写给我的信。“请问，这又是什么？”信纸上画满线条，还带有小点——一条线下面有四个点，有一个点在线上面的，有线下有两个点或是线上有一个点的，还有一些是点下面还有点，“这些是什么？”我回答道：“是密码。”他们点头：“是的，我们知道这是密码，它们什么意思啊？”我老实回答他们：“我不知道。”他们问：“那好，解码是什么？你靠什么解密？”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又问：“那是什么？”我说：“我妻子给我写的信。”“信上写着TJXYWZ TW1X3，那是什么意思？”我说：“这是另一套密码。”“解码呢？”“我不知道。”他们说：“你收到这样的密码，你说你不知道解码？”“确实如此。”我说，“我们在玩一种游戏。我让他们用密码给我写信，看我能不能破译。明白了吗？他们编密码，然后就寄过来了。他们不打算告诉我解码。”审查制度中有一条规定，不能干预人们日常事务——人们在信件中习以为常做的事情。最后他们说：“那么，请你告诉他们，下次把解码随信一起寄过来。”我说：“可是，我不想知道解码啊！”他们说：“没关系，我们替你把解码拿掉。”这样我们就达成了协议。这样很好，是吧？第二天，我收到我夫人的一封信，信上说：“这信很难写，因为我感到……（空白）从背后监视我。”在那个空白处，是一个精心涂抹过的斑点，那是用墨水消除液留下的痕迹。于是我找到管理局，我说：“你们无权改动我的来信，如果你们不喜欢，你们可以直接告诉我，但你们不能动它。你们只能看，你们没有权利涂掉信上的内容。”他们说：“别一惊一乍的，你以为审查员是这么检查的？他们会用墨水消除液？他们要是想弄掉什么，会用剪刀直接剪掉。”我说：“好。”于是我写信去问我的妻子：“你在信上用了墨水消除液了吗？”她回信说：“没有，我的信中没有用墨水消除液；那肯定是……”信纸这个地方被剪了个洞。我又去找那个负责人——负责这些事的一位少校，我找他反映情况，发了好一顿牢骚。为这件事我连续好几天去找他们理论。我觉得，作为一个代表，我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上校试图向我解释，审查员都接受过专门的培训，他们习惯了以前的做事方式，不理解我们这里要谨慎处理信件的新做法。我想站在我们这群人最前面，出面维护自己的权益，那就需要和他们频繁打交道，于是我每天都给妻子写信，每天也能收到她的信。少校问我：“怎么？你认为我不会坚持工作原则，你觉得我没有诚意？”我说：“是的，你很有诚意。但是，我认为——你没有多大权力。你也知道，三四天过去了，这事情还没有解决。”他说：“我们走着瞧！”他抓起了电话……一切都搞定了。从此，再没有发生信件被剪掉这种事情。
虽然如此，但是写信这事还是带来了一堆的麻烦。举个例子，有一天我收到夫人的一封来信，还附带一张审查员的字条——上面说信里有密码，因为没有附带解码，所以他们把密码截留下来了。后来我去阿布圭基看望妻子，她问我：“对了，那些东西呢？”“什么东西？”她说：“杀虫剂、甘油、热狗、干净衣服。”我说：“等等，那是一张清单？”她说：“是呀。”“那是他们说的‘密码’。”我说。他们把那张清单当作密码了——杀虫剂、甘油等等这些东西。有一天，我闲着没事——开头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我们需要几个星期把事情理顺——我鼓捣着那个计算机器，我注意到一些事情。于是，我每天都在演算，我有很多东西要演算——这很奇怪。请注意这个：如果你用1除以243，结果是0.004115226337448559670781893004115，非常有趣，你观察小数点后每三位，可以发现一些规律（004 115 226 337）。不符合规律的是后三个三组数（670 781 893），之后又开始新一轮的循环，然后你可以发现，它们其实还是遵循这个规律的，10-10-13可以等同于114嘛，（670等同于6-6-10，781等同于7-7-11）。我觉得这有点意思。我把它写到信里，可是信被退了回来。它没能通过审查，一起退回来的还有一张小纸条：“请看第17B条款。”我翻到规定第17B条款，上面说：“信件只能用英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拉丁语、德语等语言写，用其他语言写信需要得到许可。”接下来还有：“不准用密码。”于是我在信中加了个小便条，寄到审查员手里，向他说明那些数字当然不能算是密码，如果他拿起笔，用243去除1，计算结果确实是那样——我写得清清楚楚，数字243和数字1-1-1-1-0-0-0一样，不包含任何信息，等等这类的话。因此，我请求他们允许我用阿拉伯数字写信，我喜欢在信中用阿拉伯数字。结果我成功说服了他们。
信件来来往往，总会遇到些麻烦。有段时间，我夫人一直抱怨，说写信的时候老觉得那个审查员就在背后监视着她，这种感觉让她很不舒服。按照规定，我们不能提到审查制度——我们是不允许这么做的，但是，他们又怎么能对她下命令呢？所以他们总是给我写便条：“尊夫人又提到审查制度了。”确实，她提到这个了。最后，他们给了我便条，直接提出要求了：“请告诉尊夫人不要在信中提及审查制度。”我给她写信：“他们要求我通知你不要在信中提及审查制度。”我的回信直接被打了回来。我给他们回了一个纸条：“是你们要求我跟她说不要提审查制度的！我究竟要怎么做？再说，凭什么非要我要求她不要提审查制度不可？难道你们向我隐瞒了什么？”很有意思，审查员不得不亲自出面，当面请我转告我夫人：“不要告诉她……”但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信件从阿布圭基寄过来，他们担心半路被人截获，如果有人看了信，会觉察到我们这里实施审查制度，所以请她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因此，后来我去阿布圭基的时候，就跟她说：“以后我们就不要提审查制度了。”我们惹的麻烦实在太多了，所以，我们最后约定用一种暗号，呵呵，非法的密码。我们约定：如果我的签名后面多了一个点，就说明我又惹上麻烦了，那她就换用另一种密码。因为她生病了，整天坐在那儿，就老琢磨着找一些事情来做。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是把一个广告寄给我——她以为这么做不违法。广告说：“用拼图玩具给你男朋友写封信吧。这是空白的拼图。我们把它卖给你，你把信写在上面，然后把拼图全拆开，放在一个袋子里寄出。”我收到了这封信，随信还附有他们写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我们实在没时间玩游戏，请告诉尊夫人，请她写一些普通的信件！”哈哈，其实我们早就准备好另一个方法了。下封信我会这样开头：“希望你记着，打开这封信时要小心一些，我们说好的，信里给你带了一些治胃病的碱式水杨酸铋。”这封信里装满了粉末，我们希望审查的人在办公室里一打开信，粉末就会撒得满地都是，他们会被弄得手忙脚乱。还有，按照规定，他们不能把信里的任何东西弄乱，所以他们得把撒落的这些碱式水杨酸铋全部收集起来……不过，我们没必要非要这么整人不可，是吧？
和审查员打交道多了，我能准确地判断什么样的信能通过检查，什么样的信不能通过。在这方面谁也没有我在行。我还用这个和人打赌赢了点钱。有一天，在围栏外边，我发现了一件事：住在外面的工人懒得绕一个大圈从大门进来，于是他们在离大门很远的围栏上挖了个洞，方便进出。我于是从大门出去，回来时就绕到被挖的围栏那里，从洞口钻进来，然后又从大门出去，再钻洞进来。就这样进进出出，直到那个家伙，那个守大门的中士开始困惑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总见这人往外走，从来没见到他进来呢？自然，这位中士的反应是报告中尉，还准备把我送进监狱。我向他们解释：“围栏上有个洞。”你知道，我总喜欢给人指点迷津，我告诉他们围栏那里有个洞。然后我和一个人打赌，我说自己可以给上面寄一封信，在信里说清楚围栏哪个地方有个洞，并把这封信寄出去。我确实做到了。我在信上说：“你们该看看他们是怎么管理这个地方的。”——你们知道，上面准许我们反映情况的——“围栏离某个地方71英尺处，那里有个洞，尺寸有多大，你可以轻轻松松钻过去。”好吧，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吗？他们不能睁眼说瞎话，说那里没有我所说的那么一个洞。我的意思是，他们能做什么呢？那里确实有个洞，他们只有自己认倒霉，他们本来应该把洞补上的！我就这样把这事情摆平了。我还给上面寄过这样一封信，信里反映了我组里的一个男孩如何在深更半夜被军队里那些白痴叫醒，在刑讯室的强光照射下被严厉拷问，因为他们查出了他父亲的一些事情或是其他什么事。具体情况我不知道，总之，他们怀疑他是共产党。他的名字叫卡曼，他现在是个名人了。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总是想方设法把一些事情抖搂出来，就像指出围栏上有个洞一样，不过我习惯用间接的方式。我想引起大家关注的一件事情是：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拥有一些至关紧要的顶级机密：我们已经掌握了很多铀的情况，它是怎么起作用的，等等。所有这些资料都被保存在文件柜里，文件柜是木制的，只配了常见的普通小挂锁。为了提高保险系数，厂家在文件柜里设置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比如一个可以落下的用来拦挡的杆，它被一个挂锁锁着——不管怎么说，那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挂锁。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你甚至不必开锁就能把材料从这些木头柜子中拿出来——你只需要把它向后倾斜一下，你要知道，它最下层的抽屉只是用一根小棍支着，最底下的木板有个洞，你可以从下面把文件抽出来。那段时间，我一直偷摸着去开锁，并告诉大家开锁是件很容易的事情。每次开大会，也就是大家都在场的时候，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手上有这样重要的机密，我们可不能把这些重要机密保管在那样的木头柜里。这些锁太差劲了，我们需要用更好的锁。有一天，特勒在会上站起来对我说：“没关系，最重要的机密材料我不放在文件柜里，我把它们放在办公桌的抽屉里。这样更保险吧？”我说：“我不敢保证，我没看过你的办公桌抽屉是什么样的。”那次会上，他坐得比较靠前，我坐得比较靠后。会议继续进行，我偷偷溜出会议室，下楼去看他的办公桌抽屉。呵呵，我甚至不用打开他办公桌抽屉的锁。其实，你只需要把手从办公桌背面底下伸过去，就能掏出抽屉里的纸，像厕所里的抽纸盒那样，你抽出一张纸，那张纸就会带出另一张纸，然后再带出另一张……我掏光了整个抽屉，拿出了里面所有的东西。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一边，然后上楼回到会场。会议正好结束，大家正往外走，我混进人群，随着人流往外走……我快步赶上特勒，对他说：“嗨，顺便让我看一下你的办公桌抽屉吧？”他说：“没问题。”于是我们一起走进他的办公室，他把自己的办公桌指给我看。我说这桌子看起来真棒。我说：“我们来看看里面放了些什么。”“很高兴让你看看这些东西，”他一边说，一边拿出钥匙开抽屉，“如果你自己还没有看过的话。”跟特勒先生这样高智商的人开玩笑，有点让人沮丧：他的反应太快，从觉察到事情不对劲，到完全弄明白发生了什么，这过程太短，你丝毫享受不到捉弄人的乐趣！
哈哈，还有很多和保险柜有关的有趣的事，不过它们和洛斯阿拉莫斯没有什么关系，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讲另外一些问题，很特殊的问题，也很有趣。其中一个和橡树岭工厂的安全问题有关。洛斯阿拉莫斯负责制造原子弹，但是分离铀同位素的工作在橡树岭，他们要分离铀238、铀236和铀235，其中只有铀235是可以裂变的，是吧？他们刚刚从一个实验对象中获得微量的铀235，而与此同步，他们已经开始大量提炼铀235了。那儿有个大工厂，到时会有大量的化学品，他们要对这些已经提纯的材料进行再次提纯，为下一阶段工作做准备，这些材料要进行多次提炼。也就是说，一方面他们刚刚在实验室得到一点点样品，这还是试验性质的，而另一方面已经在大规模处理那些化学品了。他们要学习怎样分析它，确定其中铀235的含量。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指导他们怎么做，但他们总是做不到位。最后，塞格雷（Segrè）发话了，要想解决这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亲自到橡树岭看看那边的人是怎么干活儿的，这样才能弄清楚他们的分析为什么总是错的。但是，军方不同意，理由是：我们的纪律规定，洛斯阿拉莫斯所有的信息不得外泄，压根儿不能让橡树岭知道铀的用途，他们只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分离铀）就行了。我的意思是，橡树岭的高层管理人员知道他们在分离铀，却不知道那颗炸弹的威力，或者这颗炸弹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等等，而一线的工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分离铀。两地信息不能沟通，这种情形正是军方希望看到的。但是，塞格雷始终坚持要去橡树岭看一看，他说这很重要，如果橡树岭的分析永远做不对，那么整件事情都要泡汤。于是，塞格雷去了橡树岭，查看那里的人是怎么做事的。他在厂区里到处走动，碰见工人们用车拉一大罐水，绿汪汪的水，那是硝酸铀。他问：“这水提纯以后，你们也这样搬运吗？你们都是这么干的吗？”那些工人说：“当然啦，有问题吗？”他再问：“难道这样不会爆炸吗？”工人很奇怪：“啊？爆炸？”这时军方发话了：“你要知道的，我们不该泄露任何信息。”后来事实证明，军方那时已经知道造一颗原子弹需要多少材料，比方说20千克；他们也知道，工厂里根本不会有那么多原料、提纯过的原料，所以也就不会有爆炸的危险。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子在水中减速后，它的活跃程度会大大提高。所以在水中，就那20公斤而言，不到十分之一的量，不，不到百分之一的原料就能引起化学反应，从而造成辐射。这虽然不会造成大爆炸，但是它产生的辐射，足以杀死周围所有的人。因此这是很危险的，而上面根本就不关注这些安全隐患。
于是，奥本海默发了一封电报给塞格雷：把整个厂区走一遍，留意一下我们应该格外注意哪些地方；还有那里的人设计的工作流程。与此同时，我们在计算：为防止爆炸发生，最多能在一个地方放多少原材料？有两个小组负责这项计算任务，克里斯蒂的组负责计算液态的临界量，我负责计算装在盒子里的干粉的临界量，呃，我的小组。我们算出了那些量。上级准备派克里斯蒂去橡树岭，告诉那里的人目前的处境。我高高兴兴地把我这组算出来的数据全部交给克里斯蒂，我对他说：“所有的资料都在这儿了，你去走一趟吧。”可是克里斯蒂得了肺炎，只能换我去。在这之前，我还从来没有坐过飞机，这回上面让我坐飞机过去。他们把这些机密资料用一个配有带子的小东西绑在我的背上！那时的飞机就像公交车，不一会儿就会降落在什么地方，除非两站之间的距离比较远。飞机停在一个地方，你就要等着。有一次，一个站在我身边的家伙，手上舞着一个钥匙链，嘴里说着什么“这年头，如果没有个优先权，恐怕就上不了飞机喽”。我实在忍不住，就回应了一句：“呵呵，我不知道现在的形势，我倒是有个优先权。”没过一会儿，要上来一些将军，工作人员要把排在第三等级的一部分乘客赶下这班飞机。不过没关系，我属于第二等级乘客。那个乘客也许会写信给他的国会议员——如果他自己不是国会议员的话——战争期间，为什么让这些毛头小伙子有优先权坐飞机到处跑？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不管怎么说，我到了橡树岭。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他们带我去厂区走走，但我什么也不说，我只是看，仔细观察每一样东西和每一件事情。我发现那里的情况比塞格雷报告的还要糟糕，因为那次他是第一次去，所以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他只是注意到一些地方堆着大量这样的盒子，但是他没有发现，另一个房间里也堆着大量的这些盒子，而这两个房间可以说只有一墙之隔。他没有注意到诸如此类的问题。你要知道，如果把这类化学品过多地堆放在一起，就会爆炸起来。我走遍了厂区的每个角落，虽然我的记忆力不好，但在高强度工作的时候，我的短期记忆力很好，所以我能记得所有奇葩的现象，比如92号，呃，97号建筑，以及大桶的数目等等。那天夜里我回到住处，把整个情况过了一遍，确定安全隐患在哪些地方，以及应该怎么解决——这很容易，你可以把镉放在溶液里去吸收水中的中子；你按照规定把盒子分开存放，不要堆得太密集；不要把太多的铀放在一起；等等。我要拿出所有的例子，努力列出所有我能想到的例子，还要解释冷冻过程是怎么一回事。我觉得，除非你了解整个运作原理，否则你不可能保证这个工厂安全运行。因此，第二天要开个大会。
哦，我忘了说一件事，在我离开之前，奥本海默对我说：“呃，你去橡树岭的时候，那里有些技术骨干，比如朱利安·韦伯先生，还有这位先生、那位先生等等。你要保证这些人都到会，一定要告诉他们是怎么一回事，你知道的，安全问题；你务必要让他们真正明白（安全问题事关重大）——他们是负责人。”我说：“如果他们不来开会怎么办呢？到时，我该怎么做呢？”他说：“那你就说——否则，洛斯阿拉莫斯不对橡树岭的安全负责！”我说：“你的意思是，我——无名小卒理查德，到那儿去对他们说……”他说：“是的，无名小卒理查德，你去做这件事。”我真的这么快就出息了！所以，当我到了那儿，千真万确，我到那儿的第二天就开会了，公司的所有人，包括公司的大头头、我要求到会的技术人员都来了，还有将军们和其他人，那些对安全问题感兴趣的人，那些管理岗位的人，等等。那个大会是专门为至关紧要的安全问题而开的，因为如果安全没有保障，工厂可能再也办不下去了。我敢肯定，如果不是有人注意到了这里的安全问题，这厂子可能已经炸没了。由于事关重大，当时有个中尉负责照顾我，他告诉我：“上校说了，你不能给他们讲中子如何发生作用等等这些细节，因为我们希望这两个部门在这么机密的事情上不要通气。你只需要告诉他们如何安全地保管这些化学品就可以了。”我说，在我看来，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些原理，他们就不可能理解并遵守那一大堆规则，除非他们知道这其中的原理。所以我的观点是，我必须告诉他们原理，否则洛斯阿拉莫斯不对橡树岭的安全负责！于是，中尉向上校报告了我的态度，上校说：“我考虑5分钟。”他向窗口走去，停下来，站在那里考虑。他们最擅长这个了——他们善于做决定。是否向橡树岭工厂的人们透露原子弹的工作原理，能在这样的事情上做决定，并且能在5分钟内断然做出决定，我觉得十分了不起。因此我对这些军方人士非常钦佩——不管给我多长时间考虑，我都没有魄力在任何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做出决定！
最后，5分钟过去了，他说：“好吧，费曼先生，你去讲！”于是我坐了下来，把中子所有相关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中子如何起作用，等等，过多中子聚到一起，你得把原料分开来放置；镉吸收中子，速度慢下来的中子比快速运动的中子性能更活跃，等等——在洛斯阿拉莫斯，这些只是基本的常识，但在橡树岭，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知识，所以在他们眼里，我成了了不起的天才，是天神下凡来了！所有这些他们以前不理解，甚至闻所未闻的现象，我全知道，我还能给他们举事例、给出数据和其他东西。因此，我这个在洛斯阿拉莫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到了橡树岭竟成了超级天才！我这次橡树岭之行促使他们做了一些决定，他们成立了若干个小组，自己学着去做计算；他们还着手重新设计工厂。工厂设计师来了，此外还打算建立另外一个工厂专门处理分离后的化学物质，那些建筑设计师、工程师和化工工程师也都来了。还有其他一些人也来了。这时，我却要离开那里了。他们让我几个月后再来，他们要重新设计铀分离工厂。
几个月之后，也许就是一个多月之后吧，我又去了一趟橡树岭。这时，斯通-韦伯公司的工程师已经完成了整个工厂的设计，请我来把把关。呵呵！检验一个还没有建成的工厂？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着那些人进了一个房间。你知道，我身边总跟着朱姆沃尔特中尉，他负责照顾我——这个你们懂的，所以我走到哪儿，他跟到哪里。他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那里有两位工程师，还有一张超长的桌子，一张硕大无比的大桌子。桌子上铺着一张和桌子一样大的设计图，哦，不是一张设计图，是一摞设计图。我虽然在学校学过机械制图，可是我并不擅长看图纸。他们开始跟我解释这些设计图，因为他们认为我是个天才，啥都懂。他们是这么开头的：“费曼先生，请看，工厂是这么设计的。你知道的，我们必须避免的一件事就是堆积问题。”还有这样的问题——有一个用来储存东西的蒸发皿，假如发生阀门堵塞之类的情况，那里就会积聚过量的东西，那就会引起爆炸。他们向我解释说，在整个工厂的设计中，没有单阀门，每个地方至少都要有两个阀门，所以，即使某个阀门堵塞了，也不会发生事故。他们接着解释工作原理：四氯化碳从这儿进来，硝酸铀从这儿进去，它从这儿上去，又从这里下来，它穿过楼板，穿过这些管道上去，再从二层的管道上去……他们在图纸上比画着，从这里下去、上来，再从那里下去、上来，他们飞快地解释着这个万分复杂的化学工厂。我整个人都蒙了，更糟糕的是，我根本不知道图纸上那些符号代表着什么！有个符号，是一个方块符号，中间打了个叉，我一开始以为那是窗子，那要命的图纸上到处都是这些符号。满眼看去，图纸上都是带有这种要命符号的线条。我想，这是窗户吧，哦不，不可能是窗户，因为它并不总是出现在图形边缘。我真想问问他们那是什么。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疑问时你没有马上问，如果及时提问了，那就没有问题了。但是，他们实在已经解释太久了，你也犹豫得太久了。如果你现在问他们，他们会说：“你怎么早不问啊？敢情我们都白说了呀？”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暗自琢磨：我向来都很走运，（要不这次也试试？）你们可能不相信这个故事，但我发誓，这好事绝对是真的发生了，我是如此幸运啊！我不停地想啊想，怎么办？该怎么办呢？我终于有了一个想法：也许那是个阀门？为了弄清楚它到底是不是阀门，我伸出一个手指，按在第3页图纸的中心位置，说：“如果这个阀门堵塞了，会发生什么情况？”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还想着他们会这样回答：“不，先生，那不是阀门，那是个窗户。”真是幸运，我蒙对了。一位工程师看了同伴一眼，说：“噢，如果那个阀门堵住了……”他开始在图纸上上上下下查看，另一个家伙也围着图纸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地忙活起来。最后他们对视了一会儿，然后转过头来，对着我说：“先生，您说得太对了。”最后，他们卷起图纸走了出去，我们也走出房间。那个形影不离跟着我的朱姆沃尔特中尉说：“您真是个天才！那天您只在厂里走了一遍，第二天就和他们说90号楼207房里的C21号蒸发皿有问题。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您是个天才。”他说：“但是您刚才的表现，真是太神了。我想知道，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告诉他：“你得先试着去弄明白那东西是不是一个阀门。”
除此之外，我还有另一个任务。我们需要做大量的计算，用的计算工具是Merchant牌计算器。我顺便给你们说说洛斯阿拉莫斯那里的工作情况——那儿也用同一个牌子的计算器。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看过它们的样子，那是一种带有数字的手动计算器，你得用手去推，它们能做乘、除和加法运算，等等。不过，那时的计算器用起来很费劲，不像现在的机器这么容易操作，而且它们只是些小机械产品，维修也很麻烦，必须送回厂家去修。按照标准，我们应该有专门的维修人员，可是我们没有，所以，每当机器出问题了，只能送回厂家去维修。很快，我们就没有计算器可用了，于是我和其他几个人就试着动手打开计算器的外壳。这本来是不允许的，因为有这样的规定：“禁止打开机器外壳，否则概不负责……”我们还是打开了外壳，并且学到了很多东西。拿我们打开的第一台机器来说，里面有根打了一个眼的杆，还有一根这么挂着的弹簧。显然，弹簧应该穿过那个小洞——就这么简单。总之，上帝保佑，我们学会了怎么修理这些机器。后来我们的手艺越来越精，那些要求更高的维修，我们慢慢也能上手了。当然，遇到过于复杂的问题，我们还是要把它们送到厂家维修，但是，简单的维修，我们自己就能解决了，我们的工作也就能继续开展下去了。我还修过一些打字机。最后由我负责修理所有的计算器，其他人就不用动手了。我修过几台打字机，可是有个机械车间的家伙比我内行，所以就由他负责修理打字机；我呢，专门修理加法计算器。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确定了核心问题，就是要确切弄清楚原子弹爆炸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在核爆炸时，我们把东西（中子）推进去，随后中子又被大量释放出来。弄清楚这个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就能精确地计算出爆炸释放出来的能量。而这需要海量的计算，远远超出我们的能力。一个名叫斯坦利·弗兰克（Stanley Frankle）的同事，他很聪明，他想到IBM的机器也许能完成这样的计算。IBM公司生产商用的计算机器，比如被称为制表机的加法机器，它可以列出金额；还有一种乘法器，那种机器就像一个大盒子，你把卡片放进去，它会从每张卡片上取两个数字，相乘后把结果打印在卡片上。此外还有校对机和分类机等。斯坦利·弗兰克决定把他的想法付诸实践，他想出一个很好的点子：如果在一个房间里放上足够多的这种机器，我们就可以循环处理卡片。我想，每个从事过数字计算的人，都清楚我在说什么，但在当时，利用机器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却是一件新鲜事。
我们已经在加法器上做过此类工作。通常情况下，你自己要一步步计算，所有的步骤都得自己来。但是这下不同了——你首先用加法器计算，然后用乘法器，最后再用加法器。就这样循环操作。我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它可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就这样，他设计了这么一套程序，并向IBM公司订制这样一批机器。我们发现军队里有人曾接受过IBM训练。而我们需要这么一个人来修理和维护IBM的机器，保证它们正常工作。他们一直说要给我们派这么一个人，但总是拖着没解决。可是我们的任务总是那么急。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们的处境，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以及我们要疲于奔命来完成任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我们研究出了整套人工计算所需的所有步骤，以及机器计算所需的步骤，比如乘上这个数，然后加上这个数，再减掉那个数。我们设计好了程序，但是我们没有机器来测试一下！那么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按照我的安排，我们准备了一个房间，里面坐满了女孩子，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台Merchant牌计算器。这个女孩负责乘法运算，那个女孩负责加法运算，还有一个女孩负责算出立方数；我们手上有很多卡片，是索引卡片；其中一些女孩的任务就是计算这个数字的立方，然后把计算结果传给下一个人。这个人相当于乘法器，那个人则相当于加法器，我们用人力代替机器进行循环运算，解决了所有的困难。我们就用这种方法工作。结果，我们计算的速度（大大提高）——之前我们从来没有组织过这样的集体计算，每一个做计算工作的人，都需要自己一个人完成所有的计算步骤。但是福特（Ford）想出了这个好主意，它确实比其他任何方法都要快得多，照他这个办法，我们的计算速度与IBM机器预计能达到的计算速度不相上下。唯一不同的是，IBM机器不会累，它们可以全天候工作，但是这些女孩子一会儿就累垮了。不管怎样，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机器总算运来了，可是，维修的人还没有到位。于是，我们就自己动手组装了这些计算机器。这些机器在当时算是非常复杂的高科技机器了，这些计算机——那些大家伙运过来的时候只有部分是组装好的，连着很多线，还有安装图纸。我们就自己动手组装，我，斯坦利·弗兰克，还有另外一个人。组装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主要的麻烦就是不断有大人物跑过来对我们碎碎念：“你们会把东西弄坏的，你们别把东西弄坏了。”我们把机器部件组装起来，有时候能运行；有的时候出差错了，机器就不能运行。我们就摸索着鼓捣机器，努力让它们运行起来。我们最终没能让它们全部运转起来，在我组装最后一台乘法器时，我看见里面有个部件弯了，但我不敢掰直它，就怕它会啪的一声折断了。他们总是警告我们，别把东西整坏了。最后，按照计划，IBM公司的人来了。他把我们没有搞定的部分组装好，我们的程序也终于运行起来了。但是，那台曾经把我难倒的乘法器，他也搞不定。三天过去了，他还在那台机器边上忙乎。我走过去说：“噢，我注意到那个地方弯了。”他说：“噢，原来问题出在这儿！”（打个响指）——就这样，全部弄好了。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好，弗兰克先生开始实施他的计划了，与此同时，他也得了一种病——“计算机病”。现在每个用计算机的人都知道这个毛病，那种病非常厉害，会干扰整个工作。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所谓计算机病，就是你一“玩”上计算机，就会上瘾。计算机真是很奇妙。你手上操控着那些x转换开关，如果是偶数就是这个计算结果，如果是奇数就是那个结果，如果你够聪明，很快你就能在一台机器上做越来越复杂的计算。只不过，没过多久，整个系统就瘫痪了。他对工作不再上心，也不再管理手下，整个系统运转得很慢、很慢。但是，真正的麻烦是，他一直坐在一间办公室里，琢磨怎么让制表机自动打印出反正切值，然后机器就开始打印，成排成排地打印，扑哧，扑哧，扑哧，一边打印一边还自动用积分计算反正切值，整张表都是反正切计算结果。其实，这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人手一份反正切表。不过，如果你用过计算机，你就会理解他为什么会得这种病。计算机能让你知道自己究竟能做多少事情，这也是一种乐趣。他第一次接触这机器，就染上了这种病，这个可怜的家伙——整个项目都是他发起的，可他却得了这种病。
所以，他们要我停下手上的工作，让我去负责IBM组。我对这种计算机病很是警惕，尽量避免沾染上这种毛病。我有个很出色的团队，尽管他们在9个月里只做了3个项目。关键问题在于他们从未把真相告诉这群小伙子——他们从全国各地的高中挑选有工科潜力的聪明男孩，组成了这支“特殊工程派遣队”。军方把他们送到洛斯阿拉莫斯来。他们把这帮小伙子安置在军营里，可是什么情况都不向他们透露。他们来这里工作，被分配到IBM小组，整天打一些莫名其妙的孔，和一些莫名其妙的数字打交道，却没有人告诉他们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很自然，工作进展很慢。我说，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让这些技术岗位上的大男孩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奥本海默就去和安全局的人交涉，终于争取到了特别许可。于是我就去做动员工作了，给他们做了一次鼓舞人心的演讲，明白地告诉他们，我们做的是什么性质的工作。结果他们都很振奋：我们是为这场战争服务，我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们明白这些数字的意义了。如果算出来的压力越高，那就意味着释放出来的能量越多，等等。他们明白了自己正在做什么，于是，他们的工作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他们开始动脑筋发明更好的办法，他们改进了工作方案，他们夜里加班，而且不需要人监督。他们不需要任何物质激励，他们心里都清楚这项工作的意义。他们还发明了好些程序供大家使用。我的这些小伙子真的扛过来了！我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告诉他们真实情况，这就够了。如果还是原来的态度：“不要把机密透露给他们”“就让他们打洞”……拜托！过去9个月里，他们只完成了3个项目；现在，他们用3个月时间做了9个项目，速度比以前快了将近10倍。我们完成这些工作当然是有窍门的，其中一个是这样的：我们需要把一捆卡片循环运算一番，先加，然后再乘。卡片要在房间里的这些机器里走上一圈，它们在不同的机器里进进出出，所以速度比较慢。我们想出一个方法：一套卡片里有好几种不同的颜色，把同样颜色的卡片放在一起过机器，这样，我们可以同时处理两个或三个问题。你知道，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了。这种颜色的卡片在做加法运算，同时另一种颜色的卡片做乘法运算。通过这种统筹的方法，我们超额完成了很多项目。
最后，在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必须在阿拉莫戈多[3]试爆之前，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爆炸将会释放多少能量？我们已经计算过多种不同方案下被释放出来的能量值，而最终选定的那个方案，我们却从来没有在计算机上演算过。鲍勃·克里斯蒂过来了，他说，我们希望在一个月内知道结果，或者更短的时间，三个星期——我记不大清楚了。我说：“这不可能。”他说：“你看，你们一星期就能处理这么多问题。而现在，给你们两星期或三星期，只要解决一个问题。”我解释说：“我知道。可是这个问题需要的时间要多很多。我们都是同时处理多个问题，如果一个个按顺序来，需要的时间就很长，没有更快的法子。”但是，他前脚刚走，我就开始思考：有没有办法算得更快一些？比如，我们不让机器做其他任何事情，这样，就不会有干扰了，等等。我就开始琢磨这些事情。我给小伙子们下了战书，在黑板上写了一句话：“我们能做到吗？”他们齐声作答：“能！”我们所有人两班倒，轮流转。大家说着诸如此类的话：我们会放手一搏。我们要放手一搏！于是，我们商量好，其他所有工作要为它让路，我们集中精力，只做这一件事。然后他们就投入了工作。
那时，我的夫人在阿布圭基因病去世，我必须过去。我借了富克（Fuch）的汽车，他是我在宿舍认识的朋友。他有一辆汽车——他就是用这辆车把情报带到圣大非[4]去的。他其实是个间谍，可我当时不知道这些。我借了他的车，就往阿布圭基赶。那该死的车一路上爆了三次胎。我办完妻子后事，就回到营地去，我径直走进办公室——因为我负责那摊事情，而我已经三天没有去了——那里一副人仰马翻的景象，为了计算出沙漠里那个试验所需的数据，他们忙得不可开交。我走进房间，发现那里有三种不同颜色的卡片：白色、蓝色和黄色。我说：“嘿，你们还在忙别的事情？你们记着，现在只能做一件事！”他们说：“你先出去，先出去。你等一下，我们再给你解释。”所以，我就待一边等着。事情是这样的：在工作过程中，有时机器会出错，有时他们会放错卡片，这些情况都发生过。我们之前的处理方法是：从头来过，所有卡片重新走一遍。但是他们注意到一个情况，卡片通过机器时有自己固有的位置和深度——就空间而言。一组卡片中某一张卡片出了问题，在机器里走上一遍后，它只会影响邻近的几张卡片；下一循环也只能再影响几张挨着它们的卡片，就这样发展下去，最终会影响整组卡片。举个例子，一组50张卡片，第39号卡片出错了，只会影响到前边两张卡片，也就是说37号、38号和39号卡片会出问题；卡片再过一遍机器，出问题的是36号、37号、38号、39号和40号。等这些卡片第三次过机器时，它会影响更多的卡片，错误就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开来。他们发现一张卡片出现了问题，想重新过一遍机器的时候，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只需要重新计算一小部分卡片，也就是那张出问题的卡片的前后10张。因为10张卡片通过机器的速度，要比50张卡片通过机器的速度快得多。所以，当有问题的50张卡片还在机器里跑的时候，他们就把这10张卡片很快过了一遍。计算速度变快了，但是又带来一个问题——他们得把整组卡片封上，并纠正错误。他们很聪明，是吧？那帮小伙子就是这样干活儿的。为了更快地完成任务，他们的确很卖力，也很有头脑。别的路子都走不通。要是停下来纠正错误，我们就会浪费很多时间，我们就完不成任务了。这就是他们做的事情。当时我进来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张蓝色卡片出错了，于是他们就拿了一叠张数少一些的黄色卡片，你知道，这些黄色卡片在机器里走一遍，速度要比那叠蓝色卡片快。处理完这个问题后，他们又得去处理那堆白色卡片——他们要把有问题的卡片拿走，换上正确的卡片，再让一切正常运转。这让他们焦头烂额，你能想象那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很容易把人弄糊涂。可是，你不能犯错！他们忙着应付三摞卡片，让它们过机器，还要把所有的卡片封起来，这时候，上司进来了。“你别打断我们。”他们说。于是我就识趣退开，让他们自己忙乎，最后结果也出来了。我们按时完成了任务，情况就是这样。
接下来，我想跟你们简单说说我遇到的一些人。最开始我是最基层的工作人员，后来带队做了一个小头头。但是除了评估委员会的那些大腕——我在洛斯阿拉莫斯见到的那些科学家，我还认识了其他一些很伟大的科学家，能认识那么多杰出的物理学家，可以说是我人生一大幸事。他们的名字我以前都听说过，名气或大或小，但是顶尖的科学家全都来过洛斯阿拉莫斯。这里头当然包括费米[5]。第一次他是从芝加哥过来的，给我们当了一阵顾问：如果我们有什么问题，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和他一起开过会，当时我负责一些计算工作，并且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计算很复杂，算起来很困难。一般来说，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总能预料到计算结果；或者在得到结果后，我总能解释结果为什么是这样。但那一回的计算太复杂了，我不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我告诉费米我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并开始计算——他说：“等等，在你告诉我结果之前，让我想想。”接着，他会这样说，结果应该是这样（他是对的），他还能指出原因是什么。他的解释非常清晰明了……你看，他在做我所擅长的事情，而且做得比我好上10倍。他给我好好上了一课。
还有就是冯·诺依曼，他是个大数学家。在学术上，他这人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他建议我不要花太多的时间钻研这里的事情。我们用计算机计算时，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可是，这些现象的出现好像不太规律，他就给我们解释其中的原因。那真是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建议。星期天或其他一些时间，我们经常会结伴去散步，放松一下。附近的峡谷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平常和我们一起散步的有贝特、冯·诺依曼和巴赫（Bacher）。和他们一起散步真是一大乐事。冯·诺依曼的一个想法很有意思：你没有义务为你所在的这个世界负责。这是他教会我的一件事情。冯·诺依曼的这个忠告，让我卸掉了一个普通个体无法承受之重——就一个个体背负整个社会的责任而言。从此之后，我变成了一个很快乐的人。这是冯·诺依曼在我心里种下的种子，他教会我不用把全世界的痛苦都背在自己身上。
我还认识了尼尔斯·玻尔[6]，很有意思。那时候，他的名字还是尼古拉斯·贝克，他是和他的儿子吉姆·贝克一起来的，他儿子现在的名字叫阿格[7]。他们从丹麦过来做访学。大家都知道，他们父子俩都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学家。对其他所有物理学大腕而言，玻尔简直就是一个神，他们在玻尔面前都要俯耳倾听。他要在讨论会上发言，我们大家都去了，每个人都想一睹伟大的玻尔的风采。会场上人很多，我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里。会上，我们谈了原子弹的一些问题，现场还展开了一些讨论。那是我第一次见玻尔。从他进场，直到最后他走出会场，整个过程中，我只能坐在一个角落里，在密密匝匝的脑后勺的缝隙里看玻尔一眼。第二天他还要来。在那天早上，我接到一个电话：“你好，是费曼吗？”“是的。”“我是吉姆·贝克，”那是玻尔的儿子，“我父亲和我想跟你谈谈。”“我？我是费曼，我只是个……”“没错，就是你。”于是，早上8点，在别人还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我去赴约了。我们走进技术区的一间办公室，玻尔说：“我们正在考虑一个问题，怎样让原子弹的威力更大，我们想到了这些办法……”我说：“不行，这没有用，不会有效果的……”他又问：“那么，这样行不行？”我说：“听起来稍微好一点点，但是这个地方根本行不通。”我们就这么反复讨论。在这种事上，我总是不开窍，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跟这些大人物说话。我眼睛里只有物理，如果我觉得一个想法很糟糕，我就会直说；如果某个想法很好，我也会直接说好。我说话就是这么直截了当，我一向如此。如果你也能做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这么做感觉很好、很痛快。我很幸运，就像我在图纸那件事上那样幸运——我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很幸运。我们就这样讨论了两个小时左右，前前后后讨论了许多想法，你来我往，争论了半天。伟大的玻尔一直拿着烟斗在点烟，那火老灭。他说话我不大听得懂，咕噜咕噜的，很难懂。他儿子的话倒是容易理解一些。最后，他说：“好了，”他点上烟斗，“我想，现在可以叫那些大人物过来了。”于是他们把其他所有人召集过来，开始讨论。他儿子后来告诉我，事情是这样的：上一次开会时，玻尔对儿子说：“你记得坐在后面那个小家伙的名字吗？他是唯一不怕我的人，如果我的想法不靠谱的话，他会直说出来。所以下次我们要讨论问题时，不能和那些人谈，他们只会说‘对，对，玻尔博士’。先找那个家伙，我们先和他谈谈。”
我们完成计算后，接下来的事当然就是做试验。我们必须做这个试验。那时我正好在家休短假，因为我的夫人去世了。洛斯阿拉莫斯寄来一封信，上面说：“孩子要出生了，预产期是某天。”我马上飞了回去，我刚赶到那里的时候，班车正要出发去试爆现场，我连自己的房间都没进就上车了。到了阿拉莫戈多，我们远远地在一个地方等着，离中心现场有20英里远。我们有个无线电收音机，我们要通过它了解前方的情况，比如试验什么时候开始，等等。一开始，收音机不能正常工作，我们对前方的情况一无所知。一直到预定试爆时间的前几分钟，收音机才开始工作，他们告诉我们还有20秒就试验了。他们给离现场较远的人们发了墨镜，比如我们——有些人离得要近一些，6英里——你可以戴上墨镜来看试爆现场。我们离试爆现场20英里，这么远的距离，居然还给我们发墨镜！你拿到一副墨镜——其实透过墨镜你什么也看不到。我想到一点，真正会伤害眼睛的光线只有紫外线，而绝不是强光。于是我进了一辆卡车，躲在挡风玻璃后面，紫外线穿不过玻璃，这样我就安全了，而且我还可以看到想看的东西。而其他人绝对看不到。好了，时间到了，那儿出现了巨大的闪光，如此耀眼，我很快在卡车的地板上看到了一个紫色光斑。我说：“不对，那是视觉后像。”我探起身，看见那道白光逐渐变成黄色，再变成橘色。空中出现了蘑菇云，然后又消失了，那是因为冲击波作用下空气被挤压和膨胀的结果。最后，出现了一个橘红色大球，中心非常明亮，这个橘红色大球开始上升，小幅度翻滚着，球体边缘有点发暗。你会发现，这是一大团烟雾，里面的火焰往外喷射光和热量。我看到了这一切，而这一切的发生其实只在一瞬间，整个过程大概也就一分钟吧。这个从异常明亮变暗的整个过程，我都看到了。我恐怕是唯一真正看到这个过程的人，第一次“三位一体核试”[8]。我身边的人都戴着墨镜，而6英里处的人也不可能看到这个过程，因为他们都被要求躺在地上、闭上眼睛，所以没有人看到这幅景象。和我在一起的人都戴上了墨镜，我是唯一用肉眼直视爆炸现场的人。最后，大约一分半钟之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嘭”的一声，然后是一阵摇晃，像打雷一样，这让我相信原子弹确实爆炸成功了。整个过程，在这一分钟内，没有人说一句话，大家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个地方。但是这一声爆炸终于让大家松了一口气，我心里的石头也放下了，因为隔这么远传来如此真切的一声巨响，这意味着试验真的成功了。当声音传来时，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人问我：“那是什么东西？”我说：“那是原子弹。”那个人是《纽约时报》的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urence），他是来采访的。他要写一篇文章，记述整个过程。我负责接待他，结果我发现，对他来说，要了解这个事件，技术性太强了。
后来，普林斯顿的史密斯先生来了，我带着他参观洛斯阿拉莫斯。有一天，我们走进一个房间，在一个架子的最里头，看到一个小球，比这个尺寸稍微小一点，有这么大，镀了银似的——你把手放在上面，那是温热的。它有放射性，那是钚。我们站在门口，谈论起那个小球。这是一种新元素，人造的新元素，地球上不存在——也许在地球形成初期曾经短暂存在过。在这房间里，它与世隔离，有放射性，还有别的一些属性。我们造出了这种元素，它是无价之宝，无与伦比。你也知道，人们说话的时候，手脚免不了有些小动作。史密斯先生一下一下踢着门挡，我说，这门挡可比这门更配这个房间。那个门挡是半球形的，用一种黄色的金属做的——其实就是黄金，用黄金做成的这么大的一个半球形物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需要做一个实验，为了节省中子起见，我们要看看不同的材料反射中子的情况，所以我们没有用太多的钚。我们用很多金属做实验，比如铂金、锌，还有铜和黄金。实验中要用到金子，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些金片。有人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用这些金子做成一个门挡，守护着门里边的钚，这真是绝配。
原子弹成功爆炸，我们得到确切消息后，洛斯阿拉莫斯顿时沸腾了。所有人都在狂欢，我们开着车到处跑。我坐在一辆吉普车背上敲鼓庆祝胜利。我记得，只有一个人除外，鲍勃·威尔逊，是他把我拉进这个项目的。他坐在那儿，闷闷不乐。我问他：“你怎么高兴不起来？”他说：“我们造出了一个可怕的东西。”我说：“可是，一切都是你牵头的，是你把我们拉进来的。”你知道，对我来说，对我们其他人来说，为了一个正义的事业，我们投身到这项工作中，我们很努力地工作，结果也很圆满，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很激动人心。你不再去思考，是的，你停止思考了。在刚开始的时候，你还能思考一些问题，之后就不去想了。所以，他是唯一在那个特殊的时刻还在思考的人。不久，我回到外面的世界，去康奈尔教物理。当时，我有一个很奇怪的念头，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我那时的感觉很强烈。比如，有一天，我坐在纽约的一个餐馆里，看着外面的建筑，我会想，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它的破坏半径有多大？能覆盖从这里到第34街的范围吗？所有在这个范围内的建筑，都会被夷为平地。我会想到这些事情。我的想法很奇怪。我在大街上走着，看见人们在造桥，或者在修一条新路，我就会想，他们真是不可理喻，他们不懂，他们就是不懂。（这个世界都快要不存在了）他们为什么还要铺桥修路？这都毫无意义。但幸运的是，我担心的事情在过去的30年里没有发生，不是吗？也许，在接下来的30年里也不会发生。前30年，我认为铺桥修路全无意义，很明显，我错了。我很高兴其他人能够一直往前走。但是，完成原子弹研究工作后，我就是觉得，做什么都是毫无意义的。谢谢诸位。
提问：能不能说说保险柜的故事？
费曼：噢，保险柜的故事有很多。如果你给我10分钟时间，我给你们讲三个故事，怎么样？起初开文件柜、开锁，最后我对所有上了保险的东西都有兴趣。有人教过我怎么开锁。他们给大家配了使用组合密码锁的柜子。我这人有个毛病，这辈子也改不掉，那就是，我总想去解开谜团。每个人都配了那种文件柜，我们的资料就放在里面。那些文件柜上的密码锁——莫斯勒锁具公司生产的密码锁——对我来说是个挑战。到底怎样才能打开这些锁？于是我就整天琢磨它们，研究它们。关于开锁，有很多传奇故事，比如，怎么感知密码，如何听出密码，等等。这都是真的，我能懂，而且领悟很深。但是，这套方法只对老式保险柜起作用。现在他们有了新的办法，在你转动密码盘的时候，没有东西顶着它了。在这里，我就不谈技术细节了。总而言之，所有老办法都失效了。我会去读锁匠们写的书，书里一上来就讲他们怎么擅长开锁，最惊险的故事就是：女人关在保险柜里，保险柜掉进水里，女人快要淹死了，然后他打开了保险柜。就是这些有噱头的故事。书的后面，他就讲自己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但是他不会告诉你任何真材实料，看起来，他们不可能真的能用那些方法开锁，比如，根据保险柜主人的心理特点猜出密码！我总是猜测，他们可能还是留了一手。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研究。真像是着魔了，我一直死磕这些事情，不肯撒手，直到有了一些发现。首先，我弄清楚了有待破译的密码组合的大致范围，以及怎样去接近这个范围。然后我发明了一套办法，用这套方法，你可以去试所有必须尝试的密码组合。一共有8000种！因为任意两个数字为一组，一共3个组合；而且我发现，只要试5的倍数就可以，也就是说100以内的数字，有20种可能，那么3组密码的可能组合形式有8000种（20×20×20）。然后我又想出一个方案：保持我设定的一组数字不变，转动密码盘，我可以在8个小时内，试完所有的密码组合。接着，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现——这大概花了我两年的时间——你知道，我在那里无事可干，就自己找些事情消遣——最终我发现了一个方法，可以轻轻松松拿到密码，在保险柜开着的时候，密码的最后两组数字是可以找出来的。你拉开抽屉，转动密码盘，就可以看着那根锁栓抬起来，你再转几圈，就可以看到，转到哪个数字锁栓会抬起来，转到另一个数字时锁栓会落下去，等等。用这个小窍门，你就可以拿到一部分密码。我就下功夫苦练，就像打牌的人练习洗牌一样，一直在练，算得上“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我的动作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不露痕迹。我走进一个同事的房间，倚在那人的文件柜上和他闲谈，就像我现在把玩着手表一样，你甚至不会注意到我在做什么。确实，我什么也没干，我就是用手拨弄着密码盘玩，就这样拨弄着。神不知鬼不觉地，我已经把两组密码搞到手了！然后，我回到办公室，赶紧记下那两组数字，三组数字中的后面两组。好了，如果已经知道了后两组数字，那么你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找出第一组数字了，因为只有20种可能。对吧？
就这样，我开锁出了名。他们会来找我：“施穆尔茨（Schmultz）先生出城了，我们想从他的保险柜里拿一份材料。你能打开柜子吗？”我会说：“没问题，我能打开。我去拿工具。”（其实我根本不需要什么工具，）我只需要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找一下他保险柜的最后两组密码。我有那两组密码，我知道那里所有人的保险柜的后两组密码，全都存放在办公室里。然后，我拿了一把螺丝刀放在裤子后面的兜里，权当是要用到的工具。到了那个要开保险柜的房间，我会关上门——我的意思是，开保险柜这活儿，不能让大家都学会，因为这会带来安全隐患——如果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开保险柜，那就太危险了。关上门以后，我就坐下来，看看杂志，或者做点其他什么事情。一般我会耗上20分钟时间，然后再去开锁，很快就能打开保险柜，一切都很顺利。之后，我再在房间里待上20分钟，让他们觉得开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给自己挣点好名声。其实，这算不上耍花招，我没耍花招。最后，我走出来，带着点出了些汗的模样，对他们说：“好了，打开啦。你们过来看看。”呵呵。
但是也有一次，情况比较特殊，我完全是靠运气才打开的保险柜，而且它让我名气更大了。那件事情挺轰动的，不过那完全归功于我的运气，与图纸那件事一样，我很走运。战争结束后——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战争结束后，我要回洛斯阿拉莫斯把一些论文写完。在那个地方，我又开了好几次保险柜——凭这些事，我可以写一本“开保险柜指南”一类的书，它会比任何一本教人开保险柜的书都要精彩。在书的开头，我会讲述自己如何在不知道组合密码的情况下愣是打开了保险柜，那个保险柜里保存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曾经被撬开的保险柜里的东西都要机密。那里存放着原子弹的秘密，关于原子弹的所有秘密，包括方程式、铀的中子释放率、造一个原子弹需要多少铀，所有的理论，所有的计算，所有关键的资料都在那里！
这件事是这样的：我准备写个报告，而我需要一份材料。那是一个星期六，我还以为大家都上班，就像以前一样。所以我就去图书馆借资料。洛斯阿拉莫斯的图书馆中收藏着所有文件，那些资料就放在一个很大的保险库里，门上装着一个大号的旋钮，样子很奇特。我对这种开关装置一无所知。开文件柜，我很精通，可我仅仅是个开文件柜的行家。此外，保险库前面还有背着枪的守卫在巡视。你不可能把这个保险库打开。对吧？但是，我想了想，有了！老弗雷迪·德霍夫曼（Freddy Dehoffman）在解密部工作，他负责解密文件。现在还有哪些文件需要被解密呢？所以，他不得不频繁地在图书馆和办公室之间来回奔波，这让他又累又烦。后来他想出了一个高明的办法，他把保存在洛斯阿拉莫斯图书馆的每一份文件都做了备份，并把它们放进自己的文件里。他有九个文件柜，一个挨一个放着，塞满了两个房间。那些文件柜里装满了洛斯阿拉莫斯的所有机密文件。我知道他有那些复印件，所以我可以去找德霍夫曼，请他把那份资料借给我。我去他的办公室找他。办公室的门开着，好像他很快就要回来似的；灯还亮着，说明他随时都可能回来。我只好等着。习惯成自然，我一边等着，一边快速转动文件柜上的密码盘。试试10-20-30，不行；试试20-40-60，也不行。所有的组合都试了，我只好在他办公室干等着，无聊透了。然后，我想起了那些开锁匠，我从来都想不通他们是怎样参透人们的心理，从而轻松开锁的，也许他们自己也没有试过，但是，他们关于人们心理的那些说法有可能都是对的。所以，我要试试——运用心理学知识来开锁。要诀第一条，那些书里写着：“秘书很紧张，她害怕自己会忘记密码。”那些数字组合成的密码都告诉了她，可她有可能忘记了密码，老板可能也记不住——她必须清楚这一点。所以，她就会紧张兮兮地把密码记在什么地方。她会写在哪些地方呢？书上列出了秘书有可能记密码的地方。哈哈，最聪明的做法是马上在抽屉里找——拉出抽屉，仔细看看抽屉侧板，在外边，潦草地写着个数字，乍看像是个发票的序号。那就是密码。办公桌边上的抽屉，对吧？我记得书上是这么写的。德霍夫曼的办公桌抽屉锁着，我轻轻松松打开了抽屉的锁。紧接着，我拉开抽屉，在侧板上来回找——什么也没有。好吧，没关系。抽屉里放着很多纸，我在纸堆里翻找着，最终发现了一张精致的小纸片，上面是希腊字母表，α、β、γ、δ，等等，写得很精心。当这些科学家和秘书说到这些字母时，她们必须会写、会念。对吧？所以，秘书们人手一份这样的字母表。可是——在那希腊字母表的上方，潦草地写着“π=3.14159”。有情况，她为什么要知道π的数值，不需要她计算什么的呀！于是，我走到文件柜前。书上说的是真的！都是真的！不是吗？简直就像是书里的情节。我只是告诉你们，这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走向保险柜。31-41-59，不行。13-14-95，不行。95-14-13，也不行。14-31……20分钟过去了，我用π值颠来倒去试着，但是毫无结果。于是，我从德霍夫曼的办公室往外走，这时我想起书上提到的心理学内容，我说，应该是这样！从心理上的角度看，我是对的。德霍夫曼就是那种用数学常数做密码的人。除了π，另一个重要的数学常数是e。于是我又转身走向文件柜，27-18-28，咔嗒，咔嗒，最后再咔嗒一声，文件柜开了。我一路开下去，所有文件柜的密码都是一样的。好了，关于保险柜还有许多故事，但这是其中很精彩的一个故事。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们就用这个故事结束今天的演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