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种机器的保障，欲女们 就可以品尝爱的欢乐，她也不必担心 会搞大自己的肚子，更不必 对着乳臭未干的小子大喊大叫， 背叛自己往昔愉悦的时光。
《机器》，1744年
18世纪为西方历史带来了影响最深远的政治和哲学变化。新的国家逐渐形成，第一个现代民主制度诞生。莫扎特和亨德尔谱写了一些迄今为止都是最美妙、最复杂的音乐，而库克船长发现了奇妙的太平洋群岛。但是，当伏尔泰和卢梭就教育、民主和宗教这样高尚的问题展开辩论的时候，休谟（Hume）、潘恩（Paine）和边沁（Bentham）所探究的那些概念最终形塑了日后的文化研究与文化冲突，其他启蒙时期著名的或者臭名昭著的人则在思考一些更加世俗化的问题。
实际上，最热爱启蒙运动的人对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的评价很高。在他们的书信、日记和回忆录中，这些人高声赞颂着他们的“盔甲”、“机器”和“英式骑装长外套”，言辞充满了热爱之情。
这些人中有一位，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情人。
他宣称自己出身于一个小贵族家庭——他夸口自己有一位伟大的祖父，曾经和哥伦布一起远航——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Girolamo Casanova）事实上是两位威尼斯演员的儿子，也许他的传奇色彩的形象就是自父母那里继承的。卡萨诺瓦过着复杂而多姿多彩的生活，充满了不幸、性放纵、多次牢狱之灾和多次侥幸脱险。他是一个赌徒，身边从来不乏女人，同时从商，这让他变得非常富有（有时候也很贫穷）。当他有钱的时候，他与当时社会上最显贵的名流们交往密切。同时，作为一个情人他的胆量使他变得非常有名，以至于现在英文中将他的名字作为“性流氓”的同义词。
但是，卡萨诺瓦为整个欧洲和女人睡觉的男人们做子一个不同寻常的、充满实际意义的示范：他使用安全套。这样做首要的原因是为了避免和别人的老婆睡觉造成的麻烦，当然预防传染病也是一个重要的理由。
在他1789左右撰写的《我的一生》（History of My Life）一书中，卡萨诺瓦提到了他的“英式骑装长外套”，或者是“英国雨衣”。虽然他在帕多瓦大学的天主教教会法和民法专业上已经取得了学位，但他明显没有注意到一位意大利同胞已经让早期的现代西方安全套变得流行起来。和很多欧洲人一样，卡萨诺瓦一直认为安全套源自于英格兰，称它们为“英国人发明的小小的防病袋，让人们从焦虑中解放出来，享受美好的性爱”。他形容他自己的安全套是“用精美、透明的皮肤做成的小外衣，8英寸长，一头收口，另一头敞开，并缝有窄窄的粉红色丝带”，“这件外套让人们从此可以高枕无忧……美妙的防病佳物，可以阻止可能发生的令人追悔莫及的意外。”
卡萨诺瓦的“派对诡计”
卡萨诺瓦也将他的小袋子用作做爱前的前戏，假装天真地要求他的性伴帮助他戴上套套。他甚至发明了一种派对恶作剧来娱乐女人——将他的“雨衣”当做气球来吹——这种方法也能确保套套上没有细小的洞眼。
也许很让人吃惊——他是第一个炫耀女子是如何沉溺于与他一起追求性愉悦的人，同样，他对于如何能轻易把这些女人搞上床也毫不避讳——卡萨诺瓦在安全套的体验方面更为有趣的一次经历发生在妓院。大概因为他很少光顾妓院，以至于有一次去的时候忘记了带自己的“外套”。他要求老鸨帮他弄一个安全套来，老鸨却拿来一个劣等货，相对于他贵族的身份来说这个套套实在太粗鄙了。卡萨诺瓦理所当然要求换个品质好些的。老鸨拿出了一打安全套，这是她那里质量最好的套套，但她不愿意拆开单卖。可以想见的，这个法国女人肯定也和很多英国同行一样，从事着批发安全套的副业。
感觉到自己被敲诈后，卡萨诺瓦充分利用了他所面对的困境：他要求妓院里的性伴帮助他从那些过高要价的安全套中挑选一个他应该戴的。她“回来的时候带了整套安全套，我摆好姿势，命令她为我选择一个最适合的。她不太高兴，但还是开始帮我检查和测量尺寸……‘这个不合适’，我告诉她。‘试试另一个。’另一个，另一个……突然之间，我就射了她一身。”
并非所有卡萨诺瓦的情人们都喜欢他的“雨衣”。其中一个告诉他，她更喜欢他完全自然的状态，更欣赏他的“小东西”上没有“肮脏的、恶心的和让人反感的套套”。她认为安全套只是很无聊的东西，证明佩戴者过分警惕了：“爱情创造了这些小衣服，但是如果爱情是和谨小慎微联盟的，那么这种联盟就很无聊，只适合那些晦涩的政治。”虽然卡萨诺瓦对于安全套的崇拜显而易见，但他也确实记录过，有时候当他“把自己的阴茎封闭在一块死皮里面，以证明精力旺盛”时，结果很不令人满意。
显然地，对于卡萨诺瓦来说，使用安全套的经历中最具娱乐性的一次是和一名法国修女发生关系。当卡萨诺瓦偷看修女的私人物件时，他在她的写字台抽屉里惊奇地发现一盒套套。出于好奇，他想看看她是否想念这些套套，他偷偷地把盒子放进口袋，并写下一首诗放进抽屉里。当卡萨诺瓦和他的情人上床的时候，她找个借口下了床，去写字台拿盒子。当然她没有拿到安全套，看到的是卡萨诺瓦写的诗：
友谊之子，忧伤之仆， 我就是爱情；焦虑又恭敬的，一个贼。 你，上帝的妻子，并不畏惧母亲的身份； 如果你怀孕，他会声称自己是父亲。 但是，如果你拒绝为我结出果实， 告诉我，我会把自己阉了来顺从你。
很快地，她写下一首诗作为回应，这首诗也许会让读到它的人怀疑她成为修女的动机：
当天使干我的时候，我毫不怀疑 造物主乃是我唯一的丈夫。 但是为了让他永不猜疑 必须毫不犹豫地戴上我的套子。 只因为我须服从于他神圣的意志， 愿我的朋友干我时无忧无惧，如他所盼。
卡萨诺瓦屈服了，他还回盒子并戴上一个小套子做爱。他描写说，一个小时之后，他的爱人如何摘除套子，并盯着他的“精华”端看良久。
卡萨诺瓦淫荡的故事为安全套历史留下了有趣的一笔。它证明18世纪的妇女并不只是安全套主要的生产商和供应商，她们也购买安全套。那么，一个修女和世界上最有名的情人睡觉的事实呢？既不能指责也不能归功于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
世界上充满了道德败坏之人，这点无可否认；但是，道德败坏之人，虽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却还没有得到没有限制的主导权。
塞缪尔·约翰逊，《漫步者》，1751年
另一位18世纪安全套的记录者也许没有像卡萨诺瓦那样在全世界都赫赫有名，但他在英国历史上也是相当知名的人物，并以“一个真正属于女人的男人”的名声著称，换句话说，他很喜欢在户外乱搞女人。
他的名字叫詹姆士·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是一位苏格兰的律师和作家，但他最著名的身份还是塞缪尔·约翰逊的传记作者和密友。约翰逊本人是一位非常多产的作家，他是历史上文章被引用数量仅次于莎士比亚的人，他也是现代字典之父。
鲍斯威尔为约翰逊所作传记中，最意味深长的也许是记叙了约翰逊博士以道德哲学家之名而在整个欧洲家喻户晓，后者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打击道德败坏的人。但是，朋友的影响并没有让鲍斯威尔成为一个反道德败坏的斗士或者一个性保守主义者，恰恰相反，他对于公德或私德漠不关心。事实上，这是一个历史的讽刺：一个在历史上因为他正义的布道和对于道德败坏之人的声讨而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朋友和生平事件的记录者却是个性开放者。
詹姆士·鲍斯威尔开始他的爱情冒险的时候，并非一个安全套的狂热爱好者。他在私人日记中写到，第一次戴安全套的感觉并不那么好——他在圣詹姆士公园找了个十几岁的妓女，“戴上安全套后感觉非常迟钝”。
虽然这次体验让他对“盔甲”没有产生什么兴趣，但几个星期之后，他尝试着再次使用它，鲍斯威尔也是个花了钱就希望所得超值的人，所以他不断重复使用着同一个安全套。“我踱进了公园，抓住第一个遇到的妓女，彼此之间没有多少交谈就搞了起来，因为戴了套子，我感觉很安全。她长得又丑又瘦，胸脯闻起来一股酒味。完事之后，她鬼鬼祟祟地溜走了。我对这次粗劣的尝试没多少兴趣，决定以后不再做了。”这次，他抱怨的是和一个骨瘦如柴的陌生人的性交，而不是安全套。
但是，鲍斯威尔是个性欲很强的人，很快他就打破了自己“不再做”的誓言，同时开始忠诚地使用安全套：“在干草市场（Haymarket）的一头，我找了一个强壮的、兴高采烈的少女。我带着她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桥，在这个高贵的建筑上戴着‘盔甲’和她野合。脚下是奔腾的泰晤士河，在这种地方性交的怪念头让我感受到了无穷乐趣。”毫无疑问，他非常喜欢可能被抓住的危险带来的刺激，同时，当所有的伦敦人都在街上庆祝国王乔治三世生日的时候，他却在做爱，这种特立独行的做法也让他兴奋不已。
有时候，做爱带来的兴奋感让他放松了警惕。在“国王的庆典”过后没几天，他在日记中记录了又一次的冒险行为：“我找了一个稚嫩、温和的女孩，名字叫做爱丽丝·吉布斯（Alice Gibbs）。我们沿着一条小巷来到一处舒服的地方，我拿出‘盔甲’，但是她恳求我不要使用这个东西，否则会减少乐趣，而且她保证自己是很安全的。我大胆地相信了她，并享受了一次愉快的性交。”
事后，鲍斯威尔还是免不了担心了一阵，一周后他重新开始使用安全套。这次，在进行户外性交之前，他用运河的水冲洗了一下安全套，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因为湿的肠子比干的戴起来舒服点，而非出于卫生的考虑。
没有激情的声音无法带给人愉悦。
萨德侯爵（The Marquis de Sade）
历史上安全套使用者中最臭名昭著的应该是萨德侯爵了，和他稍微传统一点的意大利同行差不多，萨德侯爵因为在性方面的冒险行为而闻名于世，以至于他的名字在英文中有特别的地位。但是，和“卡萨诺瓦”这个名字不同的是，“萨德”有一种邪气在里面，有“残忍的”或者“非自然的”意思在里面，比如“性虐待”（Sadism）、“施虐狂（Sadist）”和“虐待狂的（Sadistic）”。
萨德（全名为唐纳蒂安·阿尔方斯·弗朗索瓦·德·萨德Donatien Alphones Francois de Sade）出身于一个法国贵族家庭。虽然在人们心目中，他的社会地位和名声等同于最差的性放纵者，他却居然平安度过了法国大革命，没有被推到断头台上。
萨德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性冒险以及对这些冒险的记录。他用自己和他人的性经验，真实的或者幻想的，作为写作的基础。萨德最有名也最具争议性的著作《瑞斯丁娜》（Justine），让他成为一名小说家、一名色情文学作家。但他真正谈论自己最喜欢的控制生育的方法却是在另一本叫做《闺房哲学》（La Philosophie dans le Boudoir，1795年）的书中。诸多方法中的一个就是使用安全套——或者像他说的那样，“用威尼斯皮肤做的一个小袋子”。
在他的《闺房哲学》一书中，诸个角色讨论了各种“安全性交”的方法，绅士耐心地解释给女士听，“其他人要求他们的性伴使用威尼斯皮肤做的小袋子，就是俗语说的安全套，这样精液就可以留在袋子里而不外溢。”“威尼斯皮肤”这个说法来自于他喜欢的“小袋子”的产地——威尼斯的安全套生产商以生产高质量的安全套闻名，而萨德只使用其中最好的。
鉴于他在文学和性冒险两方面的名声，萨德同时被同时代的人喜爱和鄙视。今天，人们不仅认为他是多产的色情小说作家，也认为他是个对所有古怪事物都充满热情的人。但是，最后，他关于性爱的过分描写以及狂暴的个人习惯终于使他锒铛入狱，被控以“违犯自然”的罪名。
从很多方面讲，安全套在17和18世纪时都处于全盛期，它不仅被普遍使用，甚至在精英团体中被强行规定使用。生产商们尝试着生产各种尺寸和质量的安全套，女人们则会明确说出她们的倾向——戴或者不戴安全套。历史上有段时期，妇女们只能找到很少的维生之道，于是她们开始生产和销售“盔甲”、“鞘”和“机器”。而从另一方面讲，仍然是女性承受着伴随安全套而来的危险和损害——肮脏的工作环境和制作不成功的安全套，而制作简陋、品种寥寥的安全套令她们感觉很不舒服。
这就是欧洲的“气球”。新世界又是如何的呢？安全套是如何到达美国的呢？
冒失的爱、障碍和好的医生…… 新世界的性
……一位美丽处子，渴望心跳一刻 在新婚的床上与爱人融合， 用华丽的装饰展现自己的美态， 当性爱达致高潮，也是她最富有的时候……
托马斯·莫顿（Thomas Morton）对美国的看法，1625年
1625年，当英国律师和冒险家托马斯·莫顿从善良的殖民者手中接手了一块殖民地的时候，普利茅斯殖民地的清教徒们都震惊了。考虑到莫顿的哲学，这种冲突并不令人奇怪：他倡导男女之间自由恋爱，并将自己的殖民地当作性的自我表达和探索的绿洲。他甚至公开和当地的土著交朋友，“一起跳舞摇动”。
莫顿的这一块受性支配的殖民地中的殖民地——更恰当的名字是“快乐山”（Merry Mount）——深深触怒了清教徒。于是在1628年，他们派出迈尔斯·斯坦迪斯上尉（Miles Standish）去逮捕莫顿。莫顿成功逃脱，但最后，清教徒的首领控诉他和他的追随者是在“读神”，行为不洁，他还是被遣返回了英格兰。
新世界
英国抨击性文章《对新英格兰的传唤》，如此嘲笑殖民地的假正经：
在这个教堂里的人都应该给他们自由 去享受基督教的自由； 所有的事情都变得普通，避免战争， 每一个男人可以和别人的妻子发生关系， 如果需要，也拥有一名侍女， 去繁衍和增加后代。
莫顿如此希望拥有不受束缚的生活方式，而他认为这种方式在新世界有可能实现，所以在英格兰短暂停留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愚蠢地回到了“欢乐山”。但这一次，他不再受欢迎，甫一抵达就被清教徒们扔进了监狱，在那里他受到悲惨的对待，不久就死于狱中。
莫顿的故事对于那些认为自己抵达马萨诸塞港口后，就能在新世界随心所欲生活的旧世界的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预警。清教徒是一群意志坚强的人，他们确信只要将他们认为“不洁净”的性行为定义为非法，就能保证殖民地的“道德”。通奸被诠释为一个男人和一个已婚女人发生关系，在这里是要被处死的。他们的“鸡奸律法”宣称手淫和口交是违背上帝意志的——因为这两种行为都浪费了“种子”。
鸡奸律法
16世纪英国的鸡奸律法来自于法语俚语中的“bouges”，意思就是“异教的”。
但是，不管那些早期定居者如何努力地试图控制其他人的性生活，当殖民地扩张和成熟的时候，性观念和性行为也和人种一样，变得花样繁多起来，反映了他们思想的根源——欧洲人的行为准则。事实上，后来的殖民时代对性是相当开放的。民间一度鼓励婚前性行为，这种鼓励是和如下条件“捆绑”在一起的：情侣只要打算订立婚约就可以睡在一张床上，中间只隔一条毯子或者一块板。有宗教信仰的殖民者们在讨论妻子应该尽到义务，向丈夫提供足够性爱时，口吻相当平淡，他们认为“夫妻关系”源于“造物主的自然倾向”。
……他被一种噪音吓到，并逃跑了。慌乱中，他穿走了女人的衬裙，而不是自己的裤子。
骇人听闻行为的证据和正常的性行为在整个殖民主义时代和大革命时代都经常在文学作品中被提到。父母给远离家乡的儿子写信的时候，会警告他们要远离年轻人放荡的生活，对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充满了恐惧。他们为殖民主义后期日益宽松的道德准则而担忧，特别是在繁荣起来的城市里。就连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学生们也免不了被父母担心他们对性的纯洁性。1672年的时候，一位父亲准备把他的儿子送到那个神圣的学院去，临行前告诫他要小心“年轻的欲望，任意妄为的倾向和秘密的肮脏行为……不要浪费……你宝贵的时间在任何肮脏欲望导致的恋爱中。”对于后清教徒来说这样的用词是很严重的了。
有趣的是，甚至在普利茅斯殖民地的地方长官布拉德福德（Bradford）的私人信件或者日记的零星记录中也可以看到，美国人是相当敏感而且容易激动的人，他们尝试着控制生育。和早期文明以及近代欧洲的妇女一样，结婚的妇女普遍要担负起控制生育的责任，他们尝试着各种方法防止怀孕或者使妊娠终止。有些方法是欧洲人带来的，有些则是从土著那里学来的。后者使用的主要是各种防治怀孕的草药，和殖民者的祖先们使用的配方很像。男人有时候也会承担一些责任，但如果根据布拉德福德的说法，相比承担责任而言，这些男人更关注的是如何遮掩他们和已婚妇女或者年轻的女仆人之间的苟且之事。
爱（love）、院子（yard）、精疲力尽（spent/clpped）、来一回合（taking a bout）、冒失的爱（saucy love）、收割、耕耘（mowing）、盛极一时（giving a flourish）、醉生梦死（fuddled）、雏水鸭（ftopper）、封起来的（enveloped）、盖上盖子的（topped）……
18世纪美国用于爱的词语
当殖民者开始为摆脱英国的控制而斗争的时候，早期殖民时代的社会束缚有所缓解。尽管大革命时代在历史上还是代表着性压抑的年代，但事实上，很多美国人或许接受了国父们关于建设国家的崇高思想，在生活上那是相当的随心所欲。
年轻男女嬉戏的时候，有时候无人陪伴。在美国大革命时期，人们十分欢迎参战的士兵加入聚会，特别是如果他们和主人以及其他客人属于同种社会地位。当他能够单独约会一个女孩的时候（根据记载，其实许多女孩和男孩一样迫切希望“嬉戏”），聪明的士兵，特别是从附近镇上或者村子来的士兵，会尝试避孕。那些在农场长大或者从事屠宰之类工作的男人大概传承了他们祖先了解的知识：母牛、山羊或者绵羊的肠子可以加工成有用的装置。另一方面，船员有更多渠道得到从欧洲进口来的安全套。如果他们有现金，聪明的船员可以把储物箱都装满安全套，以此逃避税收人员的检查，之后卖给安全套供货商或者其他船员。
大革命时期的日记以及其他文件并没有提供太多——或者说专门提供——关于安全套使用的证据，欧洲的文献中关于此类情况的细节也提及不多。通过北美当时高比例的强制婚姻（shotgun marriage）[1]可以判断，美国人对于保护自身的意识没有欧洲人强，也没有在欧洲那么流行——或者说美国人相比之下有很多避孕失败的例子。但是在大革命时期之后的二三十年中这种现象将发生改变，当偷偷摸摸的安全套浮上水面，从此它就正式记载于美国的历史之中。确切地说，小小的卑微的安全套是在新大陆最初的两个首都城市开始走出隐蔽的衣橱。
医生、断头台和安全套
在后革命时代的费城，违法的性行为并不只存在于红灯区。在费城各个社会阶层中，随意的性行为和通奸行为十分普遍，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新大陆最初的首都在社会和性方面的自由，令它成为美国建国初期最大的安全套零售市场。
18世纪后期，“兄弟之爱之城”（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2]成为繁荣起来的法国移民聚集地，其中很多是从前的爱国者，他们从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他臭名昭著的断头台下逃出。其中最著名、最具传奇色彩的要数出生在西印度群岛的律师圣麦利（Mederic Louis Elie Moreau de St. Mery）。圣麦利在18世纪60年代离开家乡去往巴黎，他加入了法王的军队，并研习法律。他甚至宣称自己重新发现并修复了哥伦布的墓地。
18世纪90年代，当圣麦利决定去他的故乡圣多明哥（Santa Domingo）旅行时，他发现法国政局变化的影响已经波及这个岛屿，对于那些曾经为国王工作过的人来说，前往法属加勒比地区是不安全的。但圣麦利没有取消旅行计划，他决定改为前往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
当他到达美国当时的首都费城时，圣麦利喜欢上了这个正在繁荣起来的而且吵闹的城市。他充满热情地描写了乔治·华盛顿总统召开第一届国会的事情，而且对新大陆的一景一物都满怀好奇。他非常喜欢这次旅行，以至于决定留下。
1794年，为了维持生计，圣麦利在福伦特和核桃（Front and Walnut）街上开了一家书店，售卖“小型”书籍（时髦的小册书籍，比如《穷理查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和伏尔泰的法语作品）。无论如何，律师发现了在这个伤风败俗的城市里有一个更加有利可图的市场：圣麦利从巴黎进口优质的安全套，和书籍一起售卖给那些法国移民和美国人。这项生意为他赚到了很多钱。
当他描述自己的生意比之前只卖书籍时是如何如何好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我不想剥夺自己赚钱的权利，在热带缺少这个小小的套子是有危险的。于是，当我的旧同事和朋友巴利斯特·金提（Barrister Geanty）——一个从巴尔的摩的弗朗索瓦角来的难民，他对医疗用品所知甚广——提供给我一小批很棒的货物的时候，我接受了。整整四年，我有完整的一套货物分类。虽然最初的打算主要是提供给法国移民使用，实际上美国人的需求量也很大，虽然后者普遍认为使用它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所以，美国大陆普遍使用安全套的历史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记录。从圣多明哥以及其他殖民地来的人一直要求我们供货。”
只有最好的
法国生产的安全套在几个世纪中都是最受欢迎的，上乘的质量和神秘感为它赢得了声誉。不同的材质让其花哨的名字——“金箔匠”——传续了好几个世纪。纽约一名叫J. C. Galoupeau的人便利用此一悠久传统宣传自己的“金箔匠”安全套是“历史上生产过并进口到这个市场的最好的产品。”
虽然当时性病在费城颇为盛行，圣麦利的法国客户购买安全套的意图除了预防疾病，同样重要的还有为了控制生育。这玩意的需求量一度大到圣麦利始终无法装满自己的货架，部分原因要归结于，虽然他的生意是合法的，但他的进口过程却不那么光明正大。圣麦利付给船长钱，让后者走私安全套并存放在他们的衣柜中，以避开海关税吏巡视的眼光和小东西需缴的重税。这样的过程会延缓运送时间。同时，圣麦利确信只有法国人才能生产真正好的安全套，所以他拒绝自己从事安全套生产。
圣麦利的生意也让他有机会一探费城社会的真实面貌。这个法国人对于城市居民的社会互动一直很留意。一方面他的生意做得很好，另一方面他又在日记中对他的美国客户使用安全套冷嘲热讽。他觉得他们放纵又伪善：那些有名、富有、声誉良好的客户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十分正直和保守，同时他们又偷偷摸摸地购买和使用安全套，以便在他们通奸和寻找妓女的时候使用。美国男人从没像现在这么热爱阅读。圣麦利更喜欢法国上层阶级的大胆态度。
他也带着些厌恶的口吻记录说美国女人普遍对性缺乏认识，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这段时期没有任何关于妇女购买或者售卖安全套的记录，这和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这种对于性的无知在美国妇女身上不幸地延续到了20世纪。
不幸的是，虽然圣麦利是一个广受尊敬的人，也是费城哲学协会的成员之一，在那里他结识了诸如塔列朗（Talleyrand）和法国领事雷塞——此人的二儿子便是苏伊士运河的督造人——这样的朋友，但他并非一个很好的生意人。1797年，很可能是出于糟糕的商业判断力而非糟糕的销售业绩，圣麦利决定卖掉自己的产业，回法国去。在法国，他受到了约瑟芬皇后的欢迎，之后，他成为将路易斯安那卖给美国的最主要的倡议者，他让法国领导者相信这种交换会巩固美国和法国的联盟。
圣麦利离开费城对于这座城市来说是一大损失，但是对于安全套的销售而言却谈不上。那时候，费城人已可以从理发师、老鸨、沿街小贩、酒馆客栈的服务生乃至行事谨慎的零售商那里买到安全套了。
第二个安全套首都
到了18世纪40年代，美国革命过去很久之后，纽约第一个红灯区得名“圣地”（Holy Ground）。此名源于它所占据的土地——紧邻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所在地——曾经为纽约三一教堂（Episcopal Trinity Church）所有。在“圣地”上，小酒馆的主人和老鸨悄悄地售卖着安全套。这种玩意儿最受中上层阶级欢迎，当他们来到纽约，可以花很少的钱，轻而易举地得到各种各样的妓女和那些喜欢与陌生人玩午夜冒险游戏的年轻妇人。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男性很少使用安全套。和费城一样，区分阶级的一个方法就是同样爱在“圣地”寻乐的纽约工人阶级（还有革命时期的英国士兵）感染淋病、梅毒和致死性疾病的比率更高。海军官员是经常使用安全套的人（他们有渠道可以从欧洲进口安全套，而且能够负担得起质量最好、价格也最高的安全套），而且他们要比涌向纽约的乡下人、普通士兵和船员有见识得多。
高级妓女确实要求客人使用保护措施，但是穷困的站街女和妓院的低等妓女很难说服他们的客人使用安全套，她们自己也没钱买安全套。虽然可以从私人渠道偷偷地买到安全套，但是价格很昂贵（用今天的价格算，大约5美元一个安全套），往往相当于一个站街女好几个月的收入。出于这样的原因，以及工薪阶层的人大多不明白缺乏安全措施的性行为会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又或者仅仅只是没有使用安全套的意识，总之，在这个阶层中，安全套的使用远远没有在上层阶级中那样普遍。无论如何，对于“工作的女孩”，使用安全套是非常有意义的。曼哈顿债务人的监狱不仅用来关那些欠钱的人：老鸨经常把她们不小心怀孕的“女孩”关在那里。18世纪晚期，纽约医院和救济院中都是得了淋病或者梅毒，奄奄一息的妓女们。
[1]指由于怀孕而被迫或不得不结婚。——译者注
[2]此为费城别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