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特律
汽车之城一去不返
荒芜的阴影
投向大火中的小屋
腐烂的味道
水洼，石膏，腐物
这里是底特律
这里是底特律
如人们描述的那样，底特律是一座荒凉的城市。在市中心边缘，几座大厦屹立于宽阔的交通要道之上，这些道路是巴黎最窄大道的两倍，来来往往的车却只有十几辆。其中一些新潮的车辆，仍然光彩夺目。在这样荒芜的景象里，通用汽车公司总部有一些孤独小镇诺克斯堡[1] 的味道。走进城市深处，其他更雄伟的楼宇才一点点冒出来，它们可以追溯到美国建筑的大时代。楼宇之中有一部分闪闪发亮。每一小块橘黄色灯光，都透出令人安心的气息。其他熄了灯的，黑黢黢的样子让人绝望。走近才发现，它们的外墙破烂、阴森，凄凉地陷在黑暗之中。上百扇被打碎的窗户，就像一个个黑洞，形成一幅让人揪心的图画。荣耀逝去后的衰败之景丑恶而又迷人。在大楼脚下的广场上，几个人影在晃荡，有时会碰上一群“穷山恶水来的游客”，拖着带轮子的行李箱。典型的美国郊区应该有大片大片的草坪，上面规整地点缀着一些房子，零星立着几棵百年大树，然而在底特律市郊的某些街道上，这样的景色已不复存在，只有满目疮痍的废墟。一半的房子被废弃、破坏甚至完全烧毁。每年万圣节，街区里的一些年轻人就会在无人居住的房子里点火寻开心，而大部分这样的房子都是木质结构。有时候，他们甚至不等房子主人离开，就在人们熟睡的夜里引发火灾。他们迫使邻居们彻底搬离这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反正他们也没了工作），逼着他们把行李塞进还是在底特律黄金时代买来的旧车里。还有些房主自求生路，为了拿到那么一丁点儿保险，故意在自家房子里放火。街区的基础设施也时不时地倒塌。教堂内好像经历了一场飓风：长椅被掀翻，墙壁被损坏，弥撒书散落在瓦砾和一堆家用录像带中。这里的火车站威严而又伟岸，依然保有1913年的风韵，默然矗立在这片荒谬的无人之地。坍塌的医院、学校和厅堂巨大的剧院里，魂魄游走，和火车站落得同样下场。我们在半是惊恐半是惊叹中探索这个城市，不时停下来，钻进楼里拍摄，有时也和那些任由我们接近的居民交谈。我们觉得有些可耻：仿佛把居民们当成被围观的杂耍艺人，我们手上拿着光鲜的设备，租来的小卡车停在街角。
有人告诉我们，这儿有一些农业园，有一些人正在通过农业让底特律重生。可是目前，我们什么都没看到。我们有他们的地址，可以前去探访，但我们原本期盼着被想象中的革命壮景所震撼，以使自己的美好幻想得到鼓舞。而事实上，每一趟旅行都将如此。不会有任何好莱坞式的情节发生。我们总是要耐心地寻求、发掘、揭开神秘面纱的一角，才能让那些人物和地方的力量昭显。
我们要在底特律和泰普菲拉·茹斯丹见面，长久以来，我们都叫她泰普，她的朋友们则亲切地唤她为T。她在拉法耶特街的一个叫“绿色拉法耶特”的小农业园里和我们碰了头。泰普是“绿色底特律”组织的都市农业项目主任。刚进入协会的时候，她不仅想学种菜，更想找到一种重建社区的妙方，从而让每一个居民，特别是贫困居民和非洲裔美国人（占底特律人口83%）重树信心，相信自己能够用双手从事生产并且重建城市。从1950年到现在，曾经的世界汽车之都少了一半以上的常住居民，人口从200万掉到了70万。一连串事件加剧了底特律的衰落：1960年的暴乱造成第一次人口流失，接踵而来的，是“单一经济与工业结构”的倒塌。这是指全体人口仅仅依靠唯一一种工业来促进就业、实现繁荣。国际市场发展起来以后，自由竞争让其他品牌的车辆进入美国，其中不乏物美价廉的车辆，底特律的很多汽车厂被迫关闭。白人中产阶级离开市中心，搬到市郊，然后再从市郊搬到其他地方。政府税收急剧减少，但所辖面积一如既往。债台高筑和不良管理的恶性循环最终让城市加速向破产迈进。接着，“绿色底特律”宣传部主任特里什·胡贝尔告诉我们，居民几乎找不到新鲜食物。购买力直线下降、超市关门大吉，人们不得不靠“垃圾食品”度日。然而，如果说世界上有近10亿人饥肠辘辘，那么有近15亿人饱受过度肥胖之苦。在美国，34%的人口过度肥胖，医疗系统每年花费1600亿美元治疗体重超标引起的众多健康问题，但还是会有几十万人死于肥胖（全球每年死于肥胖的人口为280万）。[2] 所以，特里什、泰普和其他十几名工作人员成立了几个项目：一是发展都市农业的项目，在城里三个地方进行；另一个是教育项目，在十多所小学进行；最后还有一个再造林的宏伟计划。从1998年开始，项目中1.4万名儿童学会了种水果和蔬菜、食用新鲜和健康食物、呵护养育他们的地球。底特律的年轻人受雇参与公益工程的时间达到45万小时，8.5万棵树被栽下，618名成年人接受培训，转而从事农业或“绿色”工作，1518个菜园搭建起来或得到支持（大部分菜园在学校里）。项目的目标是创建一种新的文化，在这种文化里，每个人都能参与建立一个既坚韧又健康的食物系统。我们和特里什会面的“底特律市场菜园”，仅2014年一年，它的4个温室就栽培了两吨蔬菜，这些蔬菜被卖给当地市场和餐厅，还有667千克蔬菜被分给了一些协会和5名接受蔬菜种植培训的成年人。与此同时，从2004年开始，“绿色底特律”就和其他协会以及附近居民一起统筹一座10公顷公园的修复。现在，公园里的菜园、都市农场和果园（种苹果和梨）正向整个社区提供食物[3] 。
“在城市破产和毁坏过后，我们陷入了低谷。如今我们从灰烬中重生，这完全符合底特律的原始精神。这是一座坚韧的城市。”在我们离开之前，特里什这样对我们说道。
在离那里几公里远的地方，我们遇见了肖恩·贝尔纳多，“土地工程都市农场”（由底特律嘉布遣会修士发起的项目）的中流砥柱之一。肖恩出生于底特律一个菲律宾裔家庭。多年来，他带领这个项目履行着它的社会使命。他们的每公顷土地能生产6.5吨粮食，而粮食的组成也非常多样化：有水果和蔬菜（很多美国人都不认识里面的大部分品种），也有香料植物和草药，还有可食用花朵……一部分食物卖给了“成长中的底特律”合作社，或者供嘉布遣会修士每天向社区里的失业者（“土地工程都市农场”也会培训他们种植蔬菜）提供2000顿慈善饮食，其他部分卖给了菜农小市场和几个医疗中心，或者做成果酱售卖，以便支持这个项目。他们的农业园和“绿色底特律”以及我们参观过的大部分农业园一样，所有产品都是绿色产品。肖恩特别强调：“我们的目标是提高社区内健康食物的产量，教会年轻人栽种自己的食物。我的父亲在2010年因为健康问题离世了：糖尿病、过度肥胖、心脏问题。这就是我做这份工作的起因。人们完全依赖工业化的食物系统，而这种系统却不会保证大众的健康和幸福。所以必须让它停下来。现在，我们应该避开所有跨国企业，饿死这个让我们挨饿的系统。在底特律，就像发出政治独立宣言一样，我们决定重新夺回土地，自己满足自己的基本需求。问题不仅仅是让食物变得充裕，我们还要夺回主宰食物、主宰政治和社会系统的权力，我们要变得坚韧、自立。底特律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发源地。其损毁程度可匹敌经历了卡特琳娜飓风的新奥尔良。我们已经承受了很多年的苦难。如今，我们已厌烦了等待救援。我们不能满足于抵御和应付，而要变得有创造性，去建造一个我们愿意生活其中的世界。因为不会有人来救我们了……”
一些都市农业运动的成员说，现在底特律大约有1600座菜园和农场[4] 。其中1400座由“成长中的底特律”的2万名志愿者耕种和维护。该组织的统筹主任之一阿什利·阿特金森认为，他们的任务是：“建造真正拥有食物主权的城市，让底特律市民食用的大部分水果和蔬菜都来自城市自身，食物由市民栽种并为市民享用。”更确切地说，他们期望10年之后，本地产品的比例能够达到51%。这意味着要付出十倍的努力。但阿什利却非常乐观：“最难达到的，是最开始的5%～10%。我们有超过100平方千米的闲置土地可用来耕种。之前也做过研究，确认这个5%～10%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而现在，它真的实现了！”为了成功达标，“成长中的底特律”依靠每个人自愿在私人庭院、学校或公园里建立菜圃或都市农场。他们提供种子、植物、混合肥料并教人栽种。在培训期间，他们挖掘潜在的领导者，鼓励他们在自己的街区继续发扬光大。此外，他们还组织一些活动以吸引更多的人，并和当地市场达成合作关系，让所有人都能吃到本地食物。
“东方市场”是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重要交汇点，在大部分集市都已消失的美国，“东方市场”是其历史上最大的集市，在将近2万平方米的土地上，汇集了150多个食品销售商。因为除了都市农业运动外，还有一个承包商运动，负责加工和商业化农场产品。其中，“食物实验室”集中了147家商户，这些商户按照“三重底线”方法工作。即，他们没有一味追求利益，而是按照以下三个准则指导自己的行为：profit, people, planet（经济，社会，环境）。他们当中，有让废弃厨房重新运转、重新学习家常菜基本知识的德维塔，有制作和分发岩浆巧克力蛋糕的法国女孩克洛伊，还有开着小货车在城市里穿行，给最困窘或最偏远街区的人们送去优质食物（现场烹饪！）的“好运连连”姐妹，以及做新鲜街角咖啡的诺安，做煎饼、饼干和素食食品的谭亚。他们想要复苏独立创业，想要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给底特律人带来可持续的、必不可少的服务。这种把承包看作社会和生态转型最有力模式的思想，源于BALLE[5] 网络，“食物实验室”主任杰西就是这个网络的成员。“底城农场”合伙人马利克·雅克尼也是该网络成员，底城农场是红河公园里一座2.8公顷的绿色都市农场。他认为，这场都市农业运动为复兴城市和重建社区（尤其是一直处于白人精英经济压迫下的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注入了巨大的潜能，但是都市农业并不足以养活底特律：“都市农业是一个时尚的新玩意儿，但人们对它的观感，往往与它要求人们做出的努力脱节。我常说，都市农业在PPT介绍里看起来非常不错，但是它替代不了乡村农业。市中心、郊区和乡村应该联合起来，一起生产食物。在美国境内，食物的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平均距离是2400千米。这对环境产生了深重影响。我们应该在离人们生活场所最近的地方耕种，应当回到更古老的城市概念中，也就是说，城市不能只是楼房、人行道和商务中心的堆叠。”
底特律市中心，“成长中的底特律”农场之一
一些北美城市纷纷效仿底特律，把农业安插到写字楼之间：纽约有800座菜园和农场，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圣路易、芝加哥、波士顿、西雅图、费城，以及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和温哥华……总计大约有两万块社区田地。此外，有4300万美国人宣布他们会自己耕种自己的一部分粮食[6] 。
我们接下来会发现，欧洲也没有止步不前。
离开底特律，我们又乘坐了几天以来的第三趟飞机。从出发开始，我就有一种感觉，好像除了机场过道之外，完全没有在其他地方步行过。我们的生活里充斥着汽车、公交车、地铁、飞机……我们不停地被一种外在的能量推动着。现在，飞机正掠过密歇根大湖，而我意识到，对于目前所处的地方，我们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们任由智能手机和GPS导航，却不会打开一份地图来看看自己到底身在何方。如果多数美国人都是如此生活，那怎样才能让他们了解生态系统的脆弱呢？我看着周围的商务人士，他们则紧紧盯着自己的电脑。有个人不耐烦地拉下了遮阳板，不让阳光照进来。他们坐飞机就像我们坐火车一样平常。在5000米高空飞行已经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事情。然而，地球上80%的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也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坐。空间的虚拟化和对自然环境的榨取，换来从一个冷气机舱到另一个冷气机舱的联程，换来堆放在干净整洁架子上的那些数不清的甜的、咸的盒装食品。飞机下方，铺展着一片一望无际的模糊海洋。几十亿水分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地球上最富有诗意的事物之一。飞机马上就要降落，我们又会把行李取一取再放一放，像跳着没完没了的芭蕾，又要去体验另外一些机场里的另外一些平庸过道。我想念我的双脚，想念自然。我自问这种感觉要多久才能减轻，或者消失……
托德莫登
托德莫登是英国约克郡的一个城市，虽然规模不大（1.4万居民），却和底特律有着众多相似之处。跟底特律这个大哥一样，托德莫登也仅有一种工业：纺织业。因此跟它的大哥一样，“去工业化”也给了这座城市狠狠的一鞭子。它的失业率高出国家平均水平两倍（底特律的失业人口比例高达40%，这一点托德莫登还是没办法和它相较），恰如底特律，食物是一场改变城市的运动的根源所在。
这场运动在两个普通女人的倡导下发起。她们在自我介绍时，也喜欢说她们是两个“跟其他人一样”的居民，她们的名字是潘和玛丽。潘·瓦赫思特有一头齐耳黑发，精瘦，身形近乎干瘪。她穿着牛仔裤，戴着时尚的眼镜，讲话的时候很大声，口音非常利落。当她清晰地吐出每一个词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到她有在公众面前讲话的习惯，而且她的想法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她给人一种博览群书的印象，就像那些教师子女一样，他们不会围着金子打转，而是被反复教诲，知识才是首要财富。我想象她有这样的父母。之后才了解到，她的父母是工人，是活动分子，他们从小就给女儿灌输20世纪初合作社大斗争的历史。如今她经营着他们的咖啡厅——合作社，名叫熊咖啡。潘也给她的女儿逐步教授管理咖啡厅的知识。玛丽·科丽尔则是另一类人，至少她给人的印象是这样。她体态丰腴，头发灰白，穿着古怪的花色衬衫，戴着匪夷所思的束发带，下身套着一条过大的牛仔裤，做园艺的时候这身穿戴应该非常方便。她有着海蓝色的眼睛，目光里充满了人情味。潘会和你握手，而玛丽就算不认识你，也会给你一个热情的拥抱。潘会认真讲话而玛丽会生气、欢笑、赞同、让你感动流泪。这个二人组里，玛丽像是默认了潘是比较聪明的那一个，所以她会等潘讲完，才说上几句，哪怕自己持有相反观点。她们俩50岁开外，说话的时候不停打趣，很欣赏幽默感，让人觉得舒服。在熊咖啡，她们讲述了探险是如何开启的。
“7年前，”潘说道，“我参加了一个研讨会，谈论的是地球现状、气候变暖、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而我想到，很多年来一直有人在谈论这些问题，但我从未见到有人做出行动……”
那场研讨会在伦敦举行，汇聚了全国各郡的代表。潘作为科尔德河谷区的代表参加，托德莫登就在这个区里。她随后告诉我，是城市大学食物政策教授郎廷的两句话激起了火花。郎廷做了一段关于气候变化的演讲，里面的数据和各种关键问题，让潘觉得有些窒息……潘很难将精神集中到演讲上，因为里面所有的信息都抽象得可怕，一如既往……直到郎廷提到他曾经是个养牛的，并开始呼吁听众，鼓励他们停止此类养殖。在最后几分钟，他还说：“不要再种花了，多种点蔬菜吧。”
潘回来的时候热血沸腾，她告诉自己不能再气定神闲地等待，不能再和一堆西装革履的人从一个研讨会闲聊到另一个研讨会。要提出一种简单却强大，能让所有人都参与进来的主张。她的脑海里有个点子，于是赶紧去找玛丽商量。玛丽是托德莫登市的一个兴趣班老师，潘认为她是“世界上最好的社交专家”。她俩在几天内，就发起了一场后来登上国际舞台的运动：不可思议的食物[7] 。
她们的想法用几句话就能概括：鼓励居民在城市各处栽种水果和蔬菜，一起照料并免费分享收成。潘解释道：“食物关系到所有人的生活，我们谈论食物、购买食物、喜爱食物或者讨厌食物……它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和任何一个陌生人聊起的话题之一”。
“不可思议的食物”运动的第二精神支柱，是不要等到获取批准再行动：“我搞过政治，我很厌烦那些提议报告、委员会、投票，它们只会招来更多的报告、战略性文件……所有那些都是废话。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下一代，就必须换种方式行动。不要老是等其他人替我们做事。”
潘和玛丽决定把所有愿意参加运动的人召集到熊咖啡开会，主题是：“你愿意通过食物，给下一代创造一个不同的未来吗？”她们觉得，要是有5个人来，就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结果来了60个居民，听众挤满了2楼大厅。
“我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潘继续说道，“等我们说完的时候，大厅里安静了两秒，接着就炸开了锅。所有人都开始对话。有些人还带来了战争年代拍摄的照片，那个时候的城市遍布菜园和果树。所以我们的主意并不新颖，我们也不想显得很聪明……我们只是问了他们这样的问题：你们还记得自己能做什么吗？还记得我们过去做的所有能在未来派上用场的事情吗？接着，这60个人全都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最会做的事，就是讲故事。故事是与心灵的对话，是引发强烈反响所在……”
几天后，玛丽的花园成了第一块实验田，花园沿着一条小路而建，在一段坡道之下。团队拆了墙，把它变成了公共空间。玛丽和她的丈夫摘除了玫瑰藤，种上了卷心菜、薄荷、野果、生菜和茴香……他们还放了一块牌子：“共享食物”。很多行人停下脚步，好奇地打探。几个月后，收获季节来临，终于有几个人放心地去采摘一两个覆盆子。
“在有很多行人的道路旁栽种颇有意思。这种地方比较脏乱，我们要免费清洗，但也没有申请许可。玛丽手头的种子一辈子都种不完，我们和志愿者一起播了种。1年后，市政理事会在那儿安装了公共长椅，方便市民在园子里休息。我们从未主动找市政要过任何援助。不提要求，通常是明智的决定，尤其是和政府部门打交道的时候。因为一旦提出要求，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应该否决。而如果有什么事让他们动容，让他们可以自由、自愿地加入的时候，他们就会感觉良好。”潘笑着说。
时间一个月一个月地过去，团队不断壮大，征服了整座城市。“我们选择了几个地点，正好在几条街的中间，这样人们就能将我们的行动看得一清二楚。”玛丽趁机说道。因为他们的策略是，先建几个园子用来宣传，引发议论。渐渐地，这几小块原本非常零散的地变成了一条条满是菜圃的大路，整段整段“食物景观”显露出来。生物化学博士尼克·格林曾是一名企业家，如今是一位农民，他也是运动的倡导人之一。他身材矮小圆润，脸被浓密的络腮胡遮住，头上戴着一顶帽子。他那既轻柔又带着重鼻音的声音，听起来像是从托尔金小说里走出来的人物。但更打动人的，是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幸福感，那种对自己在应该在的地方、做着应该做的事情的深切满足。
“起初我没有去参加他们的集会。但最后我成了‘最优园丁’。我从超市里买了些小果树，当时我就在想：这些树，我要种在哪里？然后就有人对我说：如果你继续种果树，我们一定支持你。所以我就继续种树。不久，有人告诉我，团队需要有人负责筹集资金。我就做了4年出纳，四处筹钱，这个项目也壮大了起来。事实证明，这是件好事，是值得为之花费精力的。这次经历改变了我头脑中的一些想法。如今，我不再自寻烦恼，不再为世界形势、为什么都不会的年轻人或者为浪费忧虑。因为我自己在做着积极的事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做下一件积极的事情考虑的。”
尼克·格林在他的“不可思议的农场”里
在尼克的带领下，当地居民在城市各处栽种：学校院子、市政府花园、火车站前、医院（药草园毗邻醋栗树园，醋栗树园又挨着全是樱桃树的停车场）、警察局（玉米、笋瓜和洋百合在这里茁壮成长），甚至在就业中心，所有失业者都可以从那里带走番茄、笋瓜、甜菜、苹果或洋葱。7年间，他们在城市的各个角落种下了1000多棵果树。
“现在，我们利用这些树来培植新的树木：每年我们有500～600株灌木是通过插枝法培育的。一些送人，其他的会卖掉。我们一共培育了3000或4000棵树，其中有1000棵树是栽种的。这是对未来的巨大投资。现在树木都长高了，所有人都可以享用它们结出的果实。今年夏天，从医院走到警察局的路上，我一直在吃樱桃。”
尼克还开玩笑说：“刚开始在城里栽树的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但三四年后，我们已经在计划认真培训年轻人，生产大量的粮食，让农村人重新劳作起来。”
这个小团队挨家挨户地去敲门，最终赢得了离市中心仅10分钟路程的一片沼泽地。尼克对这个项目激情满满。他成立了“不可思议的农场”，这是一家教学生和年轻人种植，培训农业学徒，让他们成为真正农民的公司。它也是植物的苗圃，同时给城里的餐厅提供食材。几年间，尼克推行混合种植原则，大大提高了生产率，并培养了几百人。和底特律的马利克一样，“不可思议的食物”的创始者们也认为需要在都市和乡村之间建立紧密联系。
“我们现有的农业类型，是一小撮人和一大批机器的模式。在这儿，我们想形成相反的模式：更多的就业，更多的农场……地球上大部分人是靠小型家庭农场养活的，这些农场的生产率通常都比大型农场高得多。工业化农场做得最完美的一件事，就是赚钱。但未来我们需要的不是钱，能让我们生存的也不是钱，而是食物。所以我们要让人们占有土地、耕种土地……”尼克咕哝着。
“不可思议的农场”每公顷土地可以生产相当于14吨的食物，而尼克觉得这离最优生产率还很远。然而，他们已经成功地证明，就算在艰难的条件下，凭借适合地形和气候条件的技术，也能在人们认为并不适合种植的地方，收获大量粮食。（托德莫登周围大部分土地都很湿润。7月的一天，在连续晴朗了两天后，我们在城里的小路上散步，我把玛丽叫到身边，指着一些看起来有点病恹恹的作物对她说：“可能要浇点水了……”显然，我是想着纪录片的拍摄效果，关心蔬菜的颜值。玛丽转过脸对着我，似乎并没有懂我的意思。我用了好一会儿来判断自己的问题是不是真的很蠢，还是她没听懂我蹩脚的英语，之后我大着胆子说：“你们从来不浇水吗？”这次，她的脸上露出微笑：“不浇，这儿天天下雨……”）
艾丝黛尔和警察格雷格在警察局的种植地前
尼克的“不可思议的农场”在几年内培养了几百人，还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广场上、屋檐下的集市里，屠夫、面包师、菜农重新卖起了本地产品，城里餐馆的菜肴也由本地食材烹制而成。多亏了那些宣传园以及潘和玛丽的拼劲，整座城市才得以讲述一个新的故事，一个西约克郡的小城重新夺回食物系统的故事。他们的种植槽远远称不上主要的食物生产地，但它们却是更大范围内洗牌的导火索。自此以来，83%的居民表示他们购买的食物中，有一部分是本地生产，尽管英国仍是一个食品产量少于食品消费量50%的国家。而更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头。
小团体决定绕过当地政府部门，而正如潘预言的那样，是这些部门自己转身走近了居民。在经历了最初的诧异后，它们开始和这些私自占领人行道的家伙对话。“我们告诉有关人士：我们不想要你们的钱，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会需要你们，到时候能不能找你们帮忙呢？他们接受了这个请求。几年后，我们发现我们需要的是用来栽种的土地。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零零散散的土地和街角，但仍然需要更多的地方。我们想让1.5万人看到他们怎样自己养活自己，怎样独立思考。”这股热潮惊动了行政部门。托德莫登所属科尔德河谷区的公共事业部主任罗宾·塔德纳姆手里拿着相关文件，被这项事业所打动。几周时间里，地区内（20万居民）所有闲置和不可修建的土地都被录入数据库，并上传到网络。从此，想要耕种其中一块地的居民只要拍一张照，提交申请，然后交一笔象征性的费用，就能得到土地的开发权。科尔德河谷区对这个项目十分满意，甚至想把它出口到英国其他行政区。“土地不是政府的，它属于人民，”罗宾一字一句地说，“我们应该让人民重新获取它的所有权。如果政府部门不参与进来，那我们就会一直面对相同的情况：支持运动的团体和协会尽最大的努力，不断斗争，不断上门申诉。各地政府应该互相交流，说服中央政府，这是未来人类要走的路。我们在和一个叫作‘本地’的组织合作，这个组织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我们的项目。公共部门不能再像过去40年那样，抓着管理权不放，请些专家来告诉人们什么是最好的选择……我们已经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和时间了，人民变了，人们的寿命更长了，需求也更高，想要更多地掌控自己的生活……而且他们是有能力的！那么，为什么一直以来，我们只看到问题而不去找解决方案呢？”
正如潘见证的那样，“不可思议的食物”的历险“是所有人都喜欢的故事，一个与心灵、与头脑对话的故事”。人们喜欢它，希望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使它再现。先是在英国，80多座城市跟随托德莫登的脚步。然后在法国，在弗朗索瓦·鲁耶和让－米歇尔·埃赫冰的倡导下，400多座城市和村庄行动了起来。尼日尔、澳大利亚、俄罗斯、阿根廷、墨西哥、南非、菲律宾……超过800个地方采用了共享食物的模式。其中一些项目才刚萌芽，但种子已经种下，故事也不可避免地流传开来。有的项目也自称“不可思议的食物”，有的则不叫这个名字，“但这并不重要，”玛丽说，“我们这个理念不以赚钱为目的，我们又不想打造商业帝国。重要的是，普通人想要参与这个运动，想要汇聚在一起，想要增强他们的能力。我们既没有政府的权也没有它的钱，但我们拥有美好事物的力量！”她高声说。
托德莫登孜孜不倦又平易近人的导游艾丝黛尔·布朗，一周接一周地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访问团：印度、韩国、美国、摩洛哥、阿根廷……今年，日本访问团来过3次，他们参照约克郡“食物绿色通道”模式，启动了几个“食物渠道”项目。在艾丝黛尔看来，他们借鉴的不是食物种植，因为种植很简单，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他们借鉴的是如何建立一个团体，因为当麻烦找上门的时候，突围靠的是一起面对、分享和互相照顾的能力。
托德莫登的本地食物系统发展起来，菜圃旅游业也全面爆发，自从有了种植槽以后，不文明行为和破坏公共设施的行为减少了18%。潘满怀希望和骄傲地说：“我们丧失了相信自己能改变世界的能力。有时我们似乎忘记了是我们建立了目前的系统，建立了经济和金融，建立了社会模式……是我们让这一切运转起来，并相信自己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如今，我们的系统出现了故障。如果一个系统无法维持，那么就要建立另一个！这并没有那么难。只要找到往正确方向思考的方法，我们就完全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但我们却总是忘了这一点。我们抚养了一代受害者，一代感觉自己无可给予的人，一代不知道从哪儿做起才能让世界更美好的人。但如果大家从最小的事情做起，比如食物，那么这代人就不再会害怕。他们会一点一点地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空间。当人们在后花园或大街上种粮食的时候，当这微不足道的行为汇入整个社区的行为之中，当它能让人们汇集、分享的时候，信心就会回来。所有这些人又开始相信自己，感觉自己什么都能做到。”
我们第一次踏进托德莫登的时候，还觉得这座小城的经验微不足道。当时我们尚不相信南茜·休斯敦所言故事的力量，也不相信食物的力量。然而在历史上，这力量早就经受过考验。1943年，2000多万美国人栽种了自己的“胜利菜园”，生产了美国30%～40%的蔬菜。在法国和平丰裕时期，私人自产量达到7%。所以，我们可以窥见奥利维耶所说的21世纪的故事，一个生态系统下可再生的、生产食物的农业的故事，将会通过大量公民重占土地来实现。剩下需要确认的就是联合国报告和尼克所提到的：生产率的承诺。为此，我们去诺曼底参观了全球最前途无量的蔬菜农场中的一座。
[1] 位于美国肯塔基州，一个由起伏丘陵和茂密丛林环绕的小镇。
[2] 世界卫生组织（OMS），过度肥胖和体重超标－摘要，311号。
[3] www.greeningofdetroit.com/what-we-do/urban-farming/
[4] 而在我们1年之前访问时，也就是2015年7月3日，底特律只有84座菜园。
[5] Business Alliance for Local Living Economies（本地生活经济商业联盟）。
[6] Bénédicte Manier, Un million de révolutions tranquilles, LLL, 2012, P.118。
[7] Incredible Ed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