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中，我们见到的很多人最后都提到教育（成人教育或儿童教育）是一种“根本行为”，对所有人都会产生影响。如果问题的根源来自于我们内部、我们的精神失衡、我们的伤口，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这些地方开始行动，最终让我们的文明可持续地改变。
正如皮埃尔·拉比告诉我们的那样：“我认为，我们对某一情况的意识，在改变中有着决定性作用。增强每个人的这种意识，这已经是一种教育行为。我觉得，如果人类没有深刻改变，那么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只做政治和军事抉择显然不够：我们可以一边吃绿色食品、进行反核能游行、回收垃圾、回归土地，一边剥削同类，不幸的是，这两者并非不相容……我们自己就是乌托邦精神的体现。如果工具和物质创造只是原始的自由意识的作品，并受到权力、恐惧和暴力的限制，那么它们就永远也不会是改变的因素。我们这个时代经历的深刻危机，不是由物质不足造成的。危机源于我们自己，源于决定我们的世界观、我们同他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所做选择和我们奉行的价值的内在核心。我认为，让理想国变为现实，首先需要塑造一种不同的存在。一种有意识和同情心的存在，一种通过智慧、想象和双手，向生命致敬的存在。而这种存在本身就是生命最精致、最灵活、最富责任感的表达方式。为了塑造这样的存在，儿童教育至关重要……”
马利克是底特律城市农业的种植者之一，在走上有机蔬菜这条路之前，他担任过多年小学校长。他认为：“美国的教育模式和工厂、工业革命的模式如出一辙。这种模式让孩子们做重复的任务，让他们遵守纪律。教育是一种等级结构，批判精神在其中没有任何地位。我认为，教育和让儿童接受学校教育之间有着实实在在的差异。有时，教育在学校进行……但也仅仅是有时而已。‘教育’这个词源于拉丁语‘educare’，意为‘使出来’‘引导出来’。教育应该旨在让我们天生的优势显示出来，而不是把我们当成空罐子，给我们填塞知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天赋、才能，我们必须承认和发展这些长处，最终让它们为人类做贡献。学校的责任之一是辨识每个儿童的长处……”
穆罕默德·云努斯也很同意这一观点。他坐在酒店的红沙发上接待了我们。当我们提到教育这个话题时，他整个人的身体就开始活跃起来：“我们的教育系统完全是个错误。我们能教授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却不帮助年轻人去发掘自己是谁或者他们在这个世界可以扮演的角色。如今，学校那些不言而喻的目标可以总结成以下几点：努力学习，取得好成绩，不断奋斗，获得最好的工作。这个目标对于一个人来说，似乎有些狭隘。人出生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他人工作、赚钱，他也是充满创造物的世界里独一无二的创造物。而这独一无二的特性却被排斥、压碎、模式化。教育应该对孩子说：你是充满潜力的存在，你有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在这里，你有几万种选择。你想生活在哪种世界？你想参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现在的教育，就好像是我们给每个学生一个剧本，要求他们好好扮演自己的角色。我们大部分教育机构让学生变成了机械和机器人。我们应当改变这一切。”
在我主管蜂鸟行动的时候，我们在2012年总统选举之前，和IFOP一起做了一项民意调查[1] 。我们提出了和典型民意调查不一样的问题。对于“你认为，学校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41%的被调查者认为学校应该“能让每个人在完成学业后找到工作并融入社会”，39%的被调查者认为它的作用在于“向所有人传授基础知识（读、写、算）”，只有20%的被调查者认为：“不管学生学业成绩如何，学校能让所有人根据自己才能和优点的不同，得到自我发展。”杰里米·里夫金认为：“我们（在学校里）真正教授的东西，是对一个时代的认识[2] 。”也就是说，学校是社会的反映。我们在学校里培养儿童，让他们成为自己所在世界的利益相关者，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同他们的信仰、信条和社会组织一起演变。我们调查的人，受到了20世纪的学校教育。也就是受到了20世纪所隐含的事物的影响。
几个世纪间，欧洲主要进行精英教育，以稳固阶级系统。当教育对平民阶层开放时，教堂就控制了大量的学校，把学校变成保持平民基督教世界观的工具。1881～1882年，茹费里对世俗学校进行制度化，推行免费义务教育，这也是法国的一场民主化大运动，它让教育向大众开放，崇尚“意识自由”。初看上去，这场变革似乎是真正的进步。而19世纪末的社会正热衷于“进步”。里夫金强调过：“欧洲和美国建立公立学校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激发每个人的潜能，创造有效率的劳动力，推动工业革命[3] 。”众多批判学校的人，如伊万·伊里奇，在他的著作《没有学校的社会》中提到，学校作为一种工具更多的是为社会体系培养优秀小兵，而非培养自由精神和不墨守成规的精神。马利克和穆罕默德也十分赞成这一观点。然而，150年来，世界已经深刻改变，我们对曾经被称为“进步”的事物也有了不同看法。21世纪的儿童，出生于网络时代、自然资源枯竭时代，他们不再像长辈一样看待地球或公民身份。然而，他们所受的大部分教育，不管是在教学方法还是教育内容方面，仍然以过往的知识为基础（或许斯坦福、伯克利这样的学校除外）。
那么21世纪的学校可以是什么样的呢？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参与进工业时代，20世纪的学校给出了制度方面的回答，它与工业模式紧密结合：在极少的时间内，培训出极多的学生，学校不考虑多样性因素，只是将知识模式化，也就是让思想模式化。
在20世纪的学校里，老师是固定理论知识的某种参考，他的任务是将固定的理论知识传达给每一个学生。正如纽约城市大学学者和教师肯尼斯·布鲁菲所说：“学生必须遵守课堂基本规则，通过各自的方法吸收老师所讲知识。而老师应该和学生分享他的知识，并测评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4] 。”学习是一种孤独、机械、标准化的行为，受到教师的监督和“教学大纲”的独断控制。知识一旦被学生正确吸收，就会成为他融入社会的通行证。拒绝配合这些传统规则（首先是高中毕业会考），也就意味着，不管学生掌握知识的真实水平如何，他都被学业和职业的多种可能性拒之门外。我们有一句俗语：“如果你在学校不travailles[5] ，你就找不到travail[6] 。”因此，我们可以说20世纪的学校，是一种向模式低头的机构，它推行的教育，就是让人学会遵从。整个社会中，尤其是父母与儿童间，教育理念也是如此。
但2015年的学生却不一样。从某种程度来说，2015年的教师也有了改变，尤其是在年轻一代教师当中。所以，我们面对着一种非常不适的中间状态。我们有一批越来越意识到重塑系统的必要性的教师，他们和一群越来越不受长辈权威和机构权威束缚的年轻人并肩同行，但这两者却都处于一种相对于世界发展非常过时的体制中心。这种体制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过了一定界限，以至于造成了自身的瘫痪，自己无法进行任何改变。因此，确定学校的真正作用、确定我们希望建立哪种推动儿童发展的社会模式，已经是非常紧急的需求。
伊万·伊里奇认为，学校是对社会需求给出的制度上的回应：“保证所有人的平等教育权。”但是，他还说：“把这个目标和义务教育混淆，等同于将宗教仪式和教堂混淆。[7] ”我们可以说，学校是一种习得一定知识、常识和社会准则的方式。如果我们需要按照当今世界的要求去改造学校，那么我们就应当停止让学校机构来承担教育儿童的所有责任，我们必须为每个孩子找到最适合的发展途径。
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孩子做什么样的准备呢？
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应对我们给他们制造的危机：修复并照料公共生物圈；建立和平、多样化、公平的经济和社会体系。
他们需要的资源，不仅会由理论知识创造，也会由一种新的意识产生：将地球和人类看作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这就要求我们在年轻一代人中，发展他们共情和合作（而不是竞争）的能力，以及和自己的本源——大自然建立联系的能力。然而，阻止这些能力发展的最大障碍，通常是生存的不适和生活的不幸。因此，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找到资源，创建一个生态的、合作的、公平的社会，我们必须帮助他们形成让自己幸福、让自己发展、让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也必须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才能和兴趣，以及将自己的才能和兴趣用于服务人类集体、服务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方式。
某些机构正在开始实施这样的项目，比如我们去探访的芬兰科尔科加尔文小学……
[1] www.colibris-lemouvement.org/agir/campagne-tous-candidats/ etude-ifop-pour-colibris-ce-que-veulent-les-fracais.
[2] Jeremy Rifkin, La Troisième Révolution industrielle, F. et P.Chemla译, LLL, 2012。
[3] 同上。
[4] 同上。
[5] travailles为动词travailler（努力、工作、学习）的第二人称单数变位；travail为名词，“工作”之意。
[6] travailles为动词travailler（努力、工作、学习）的第二人称单数变位；travail为名词，“工作”之意。
[7] Ivan Illich, Une société sans école, G. Durand译, Seuil, 1971, 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