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方程式就可以总结出，为什么维纳的书这么可怕：
图灵摩尔定律×（巴甫洛夫、华生、斯金纳）= 僵尸启示录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就给人们留下了恐惧感，人们担心人类的能动性可能会受到技术的威胁。纳粹利用电影宣传等新技术，在发明工业化版本种族灭绝时招揽了一大批追随者。在这样的阴霾中，我的母亲就像是一个微小的像素，一个本来无法存在的幸存者。
战后，每个人都感到迷茫，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还会再发生吗？我们能在最开始发现它吗？发现之后又该怎么办？
战后的人们担心思想被控制。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约翰·B. 华生（John B. Watson）和B. F. 斯金纳（B. F. Skinner）这样的心理学家已经表示，可以利用受控反馈来改变行为。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托马斯·品钦和菲利普·K.迪克的作品被视为赛博朋克流派的代表，常常带有现代偏执的黑暗金属风格，而大部分现代科幻小说也具备这一风格。这一切都是从一些科学家向惶恐的普通人炫耀实验室权力开始的。
最初的一些行为主义者处处透露着嚣张气焰，好像他们有权宣布怎样在实验室或社会中设计其他人一样。他们还带有极权主义倾向，好像除了行为主义，了解人类的其他任何方法都无关紧要。
巴甫洛夫就是在狗吃东西时摇铃的那个人，他证明了只用铃铛就能让狗流口水。华生进行了残忍的“小艾伯特”实验。当动物出现在婴儿周围时，他就会吓唬这个婴儿，他证明了可以让人类永远害怕动物。斯金纳则设计了一个实验盒子，在实验室中了解动物的条件反射。
流行文化中的行为主义已经沦落为一些小玩意儿了。就算是美国总统，你也可以发推文请客，以此引起人们的注意。当听到“狗哨”时，你马上就会“流口水”。斯金纳盒子就是一个原型。在斯金纳盒子里的人会有一种掌控一切的错觉，但实际上是他被盒子控制，或是被盒子背后的人控制。
关键区分必不可少，而正确区分并不容易。我曾经被行为主义者的文化所排斥，虽然它并不是属于实用科学的行为主义本身。过去我考虑用训练山羊来证明行为主义的有用性，但在今天，我可能会提出认知行为疗法。
我大学时痴迷于研究怎样划分实用科学和恐怖的权力炫耀。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彻夜不眠。“我们需要科学来生存，而且科学本身富有美感。但科学家可能是怪胎，由怪胎编排和驱动的科学可能造成可怕的伤害。如果我们不够好，配不上科学，我们又怎么能研究科学呢？”
行为主义让我感到最沮丧的地方就是它包裹着反人类的感觉，通过残忍的实验哗众取宠。你可以使用任何技术来设计新形式的残酷实验，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行为主义并不是偏执的唯一来源。遗传学是有用的、有效的，但遗传学家有时会转而支持反人类的邪恶乌托邦思想。对被杀害的我的家人，被囚禁和折磨的我的母亲，以及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受害者来说，有些科学家也是帮凶。
如果你想感受我最开始学习计算机科学时的那种偏执精神，我推荐你观看原版电影《满洲候选人》（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影片中，一名美国士兵被洗脑，而洗脑不是通过宣传、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或任何其他人类交互范围内的诡计实现的，而是通过残酷的算法、无菌刺激和反馈实现的。《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以及许多其他小说和电影，也描绘了像斯金纳一样的心灵黑客。
试想，你就像是游戏里的人物一样，某个蠢货可能正在操控你，而你毫无所知，这种感觉是不是糟糕透顶？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世纪之交，这段时期的电影和小说往往是关于这样一个主题：催眠或一种假设的“真话血清”将用于控制人类。这不仅仅是电影情节！实际上，美国中情局在人们不知情或未同意的情况下，给人们服用致幻剂（LSD），观察它是否会促进精神控制。
维纳推测，计算机可能强大到以更有效、更难探测、更加恐怖的方式运行更完美的斯金纳盒子。仔细解读斯金纳，你就会明显地认识到，只要有足够好的传感器、足够好的算法和足够好的感官反馈，就可以在清醒的人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斯金纳盒子安置在他们附近。维纳同时指出，要搭建巨大的计算设施和通信网络十分困难，因此，这种危险只是理论上的——这让读者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