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挑战是招聘总裁，这样我就不会是唯一的最高管理人员。有几个候选人的简历看起来不错，但实际上能力一般。
这点让我很惊讶。商界中有一群人善于瞄准各种高端工作，但他们并不会做这些工作。有一个人看起来很严谨，但他花了全部的时间纠结于公司手册的蓝绿色阴影。我很生气。“嘿，我才是那个有创造力的疯子。你应该像个成年人，聘用员工来使生产线更好地运作。”
我正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CEO，但在第一年前后，我仍然十分温柔、天真。进入合法世界的美妙荣光让我无法看到最根本的游戏规则，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确实如此。在整个公司，我是最不擅长板着脸的人。
我初出茅庐。有一次，我代表VPL签署一份重要合同。对方在合同背面加了一些内容，想暗算我们，律师也忽略了这部分内容。结果我们搞砸了。我也没往心里去。之后，我与这家公司又有了合作。
你必须对科技商业文化的侵略性保持优雅的姿态。2013年左右，在硅谷的一次大型婚礼上，当时最知名、最元老级的风险投资人之一（不是帕特里科夫，是后面一轮投资的一方）走向我，他兴高采烈地回忆起以前要暗算我是多么容易。我想，这个游戏是公平的。我们都笑了起来。
幸运的是，来自斯坦福研究院价值观与生活方式改善计划的一位名叫玛丽·斯彭格勒的GNF带来了一位总裁。这位总裁名叫让–雅克·格里莫（Jean-Jacques Grimaud），后来他一直在我的公司工作，直到公司解散。原来斯坦福研究院正在帮助一家法国初创公司尝试研究比VPL更不成熟的东西。
“口袋大脑”是第一款看起来像智能手机的设备。老实说，它有一英寸[5]厚，像素低得只能在两个灰度之间切换，没有背光。最糟糕的是，它没有无线信号，所以它就像是数据荒原里的一声呼唤。但“口袋大脑”已经实现了总体设想和设计。它有一个触摸屏、几个图标、一套应用程序和一块电池。其创造者提出了被称为3G的无线标准，并认为这个标准有朝一日会实现整个世界的数据连接，甚至是户外连接。最终3G确实出现了，不过是在几十年后。
“口袋大脑”这个项目比VR更加疯狂。我们至少可以从一开始就向特殊客户销售昂贵的VR版本，我们有直接的业务。可是没有人愿意花100万美元购买一台无法连接信号的袖珍设备。
所以玛丽想，为什么不试试让这些疯狂的人做一件稍微没那么疯狂的事情呢？
让–雅克成了总裁之后，带来了一群欧元投资者、客户和合作伙伴。VPL突然超乎寻常地成了一家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