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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东方不再红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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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冬天,在北京一所高校里,讲座之中,一位大学生站起来问我:

“我在网络上看过你们的《东方红时空》视频,好像是你们内部的年会表演,我看了很惊讶,你们怎么还会唱歌搞笑说粗话?……”

我笑了,这个提问我不陌生,近些年来屡屡被人问起,已经习惯。

我回答他:“我惊讶的不是你问的问题,而是你的惊讶。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个人都是多元复杂的。如果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像主持新闻节目时那种状态,只能说,生活和我们自己都太无趣了。还好,我们都有另一面,如同每一个人一样。你看到的是我们新闻评论部一年一度的内部年会表演的节目,那是我们创意的体现。那段日子,是我最怀念的时光。自打《东方红时空》被上了网并被大家黑白难辩地议论之后,那样平等而又充满创意的年会再也不见了。奇怪的是,创造力好像也随之被带走了。我很遗憾!”

我的回答是真实的,这个提问,也再次勾起我对那段激情燃烧日子的怀念。

表面充满恶搞气息的年会,其实背后充满着让人眼前一亮的创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为辉煌时期CCTV新闻评论部前卫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最初的缘起,与《东方时空》有关。1993年夏天,庆祝《东方时空》开播一百天时,梅地亚中心举办了一个评奖会,那是一群二十多岁的创业者第一次得到承认的聚会。开播百天,好的口碑不断,让当时的杨伟光台长非常兴奋,不仅率领部分台领导亲自参加,而且还让人去他办公室拿回几样特别的物品当奖品,分发给《东方时空》的员工们。

而到了新年,年会正式举办。打一开始,在评论部开放而又自由的空气中,年会的主基调就已经形成:领导必须与百姓同乐,要坚决忍受一切打击,好好服务于群众,自觉接受群众们的各种刁难。第一次年会上,我们部门的大领导孙玉胜,就非常自觉地趴到地上与员工进行顶气球的比赛,这以后,在年会上恶搞与“折磨”领导就成为我们的传统。

想把这样的年会办好并不容易,每年临近年会时,评论部的“精英们”都要会聚一堂,开多次的策划会,定下当年年会的主基调和充满创意的表现方式,然后分别落实、执行。以至于离年会还有一段时间,评论部的员工便急切地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打算在这一天充分“发泄”对领导的不满(领导不得有怨言)。更具吸引力的是,这一天,能充分感受评论部技高一筹的年度创意,并绝对会成为下一年贯穿始终的话题。

一看就是内部联欢时的场景。最初在评论部,大多数人并非央视正式职工,于是“招聘”二字的背后,是我们讽刺不平等用工制度、为自己呐喊的一种举措。借联欢之机,以搞笑方式向领导“申诉”。

于是,创意变本加厉,甚至员工自己都可能被“陷害其中”。有一年的年会,在北京的郊区召开。在一个平时人迹罕至但参加年会的所有车辆都必须经过的路口,我们的组织者设了一个局,四周埋伏多台摄像机,然后安排一位刚进部里大家还不认识的新人,借来交警的衣服穿上,一辆一辆查评论部来开年会的车。越有名越有职务的越百般刁难,比如让水均益自己抄写发动机号,将陈虻、关海鹰等主任的车扣下等等,结果被查者的应对方法各不相同,有给公安部门打电话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比如水均益,就非常配合。

有趣的是,当年会开始时,主持人问水均益:“听说车被查了?”水均益一副轻松的样子,“没事,已摆平!”但他没想到的是,大屏幕马上播出刚才偷拍到的画面,他正撅着屁股一笔一画地给人家抄发动机号呢。这画面一出,现场笑喷了!

在这之后,利用老电影改词对口型,讽刺或反映评论部的现实,成为最时尚的选择。这其中,《粮食》和《分家在十月》,由于准确地释放出动荡时期评论部人员的心声而一炮打响,外面的人看热闹,评论部的人却最能品出其中的五味杂陈。

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充满自由空气的年会,越来越像是巨大压力下的内部心理医师,抚慰着焦虑,释放着压抑,沟通着情感,塑造着平等,然后,让每一个人都从第二天起再度轻松地回到竞争的战场。

辉煌到了顶峰,离下落就已经不远。

2002年的年会,由《时空连线》承办,我当时是这个栏目的制片人,自然将其当成大事来落实。崔永元、我、杨继红、陈虻这些“恶搞”的主力们早早地凑到一起,开了无数次策划会,一个又一个创意被提出又被否决,一个大胆的主意终于脱颖而出:根据史诗《东方红》的结构,全程改词,制作《东方红时空》,并全部由评论部内部人员来演出。

大家万分激动,一路辛苦不表,我们作为承办的栏目组,设计了从节目单到海报都充满着波普色彩的绝对现代派作品,最后演出效果达到了空前的巅峰。场面之热烈,创意之难忘,您大可上网去感受。

然而,这已是最后的疯狂。

由于此时已进入互联网时代,内部不知哪位好事者,或许觉得精彩应当与众人分享吧,便草率地将《东方红时空》视频上传到网络,问题随之而来。在一个普遍缺乏幽默感的国度,这个内部的演出成为罪状,“一点儿正经都没有”“哪像党的新闻工作者的样子”“话里有话嘛”“自由主义”“为新闻工作者抹黑”……这众多的话语,一句比一句沉重,也一天比一天让电视台领导感受到更大的压力。然而人们从不去想的是:这个团队一年365天里,有364天为《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在奔波在拼命,在忍并坚持着,只把剩下的一天当做自己的节日,却错了!

终于有一天,我们接到指令,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报、节目单收回,关键是,今后的年会必须阳光灿烂,四平八稳;不能恶搞,宁可不搞。

从此伤筋动骨,年会又回到所有国企或政府机关惯有的模式之中,台上领导端坐,群众下面鼓掌。有问题以为是后几排,仔细一查,根子都是主席台。大家心照不宣地又开始习惯已经不太习惯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作为一个原来年会的重要策划者和参与者,我已经几年没参加过这样的年会,我不想在四平八稳的年会中去体会伤感,体会激情的灰飞烟灭。

2010年年会,我又没去,不一会儿,接到敬一丹大姐的短信:“再也不是以前的年会了!”

我猜得出来,也感受得到老评论部人心中的那份沮丧,自由、平等、民主的那些空气,似乎一点一点在打击“恶搞”的同时被抽走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继续着自己的旅程。

然而我并不真的沮丧,因为那样欢快自由的日子,我们曾经拥有过。就像我安慰年轻的同事,没什么可沮丧的,并不是现在不正常,而是现在正常了,过去才不正常,我们恰巧并幸运地赶上了那段不正常的日子罢了。

听过此番话,沮丧的同事似乎释然了。

随着新闻改革在台内又一次轰轰烈烈地进行,我心中蠢蠢欲动,不知道这让人难忘的年会能不能再度归来。我也听到台领导大喊“激情,激情”的话语,或许,那自由与充满创意的年会,假如再度归来,带回的可能不只是笑声,还有屏幕上的激情与创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