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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第一次入台:2001年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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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来得突然。

2001年春天,我接到通知,准备去台湾。

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台湾解禁,除去老兵回乡探亲,海峡两岸的民间交流也日益增多,其中包括两岸十大杰出青年之间的交流。由于我当选头一年大陆的十大杰出青年,而成为大陆青联访台团中的一员,这个团由当时的青联主席胡春华带队,团员包括阎维文、宋英杰、吕虹、范芳等十多人。

不过这次出访似乎并不是时候。

头一年,台湾政坛发生变局,国民党在台几十年的统治被推翻,民进党陈水扁上台,本就敏感的海峡两岸关系变得更加麻烦。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到达台湾,该如何与人相处?见到敏感的旗帜或标语怎么办?听到不那么悦耳甚至“反动”的话语要不要起身就走或者严正交涉?这一切,都成为“第一次”所必有的障碍与挑战。

这是我第一次去台湾时的留影,背后这汪小小的湖面,我以为是日月潭的入口,没想到它就是大名鼎鼎的日月潭本身!真是相见不如怀念,之后,我就再也没去过。然而,没去过之前,你会不去吗?更何况,日月潭对大陆人的吸引力与大小并无关系。

紧张与陌生

第一次的行程注定漫长。

我们先要到深圳集合,然后进入香港,再飞往台北。

可比地理距离更漫长的,是心理上的距离。

在深圳,大家开了一个出发前的准备会,无外乎该怎么说怎么做,遵守什么纪律以及遇到特殊情况该怎么办等等。这一个会,更加重了内心的紧张,原本应该是愉快的出行,因为目的地是台湾,而多了一份沉沉的悲壮感。

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降落,心跳开始加速,台湾,这一块让人紧张的神秘土地,将如何在我们面前一一展现?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台湾的新党,当时的新党召集人,是一位快人快语的大姐谢启大,后来,她因官司,很长时间都在大陆居住。不过,在我们到达时,正是她和新党都想有所作为并因此神采飞扬的时候。

台湾的第一印象,说句心里话:一般。

2001年的中国大陆,发展已经进入快车道,尤其是机场、道路等硬件建设,更是大手笔,相比之下,久负盛名的桃园机场就落后太多。估计大陆人都会小声嘀咕一句:“别说北京上海,一般城市的机场都比这儿强……”出了机场上高速,路不宽车不快,找不到腾飞台湾的感觉。

然而随着访问的深入,台湾的大与小才慢慢显现出来。

去日月潭,可能是每一个大陆人到达台湾后必做的功课,不过我在那儿闹了一个笑话。船离岸了一小会儿,我发问:“在哪个口进日月潭?”陪同告诉我:“这就是。”我笑了,原来在想象中,日月潭应当很大很大,因此自己认为,船开一会儿后会从某一个口进去,然后大大的日月潭出现在我们面前。可没想到的是,那个我认为是入口的小湖面,就是日月潭本身。

去草山寻找蒋介石的踪迹,去胡同里探访张大千的神韵,地方都不大,起码没有想象中的大,却都小得精致。在这样的场景中,台湾开始在脑海中告别想象,慢慢真实起来。

相信每一个大陆人,到达台湾之后,都会有这样一个与自己想象作斗争的过程。

政治与一碗酒

不过,当时的台湾却处在一种亢奋的政治热情之中,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

打开台湾的电视,晚上九十点钟,各路名嘴都在屏幕上“参政议政”,好听的话不多,口吐白沫,一个比一个激昂,一个比一个炮火猛烈。小小的台湾,起码十来个电视频道在这个时间干这件事情,于是,你想不被政治打扰都不可能。

在台湾看电视,走两个极端。新闻时事节目中,要么是铺天盖地的民生新闻,家长里短,无处不在,刚开始新鲜热闹,看几天之后就看出了问题与憋闷。在台湾,由于种种特殊原因,几乎没有国际新闻,拼命找,一天也找不到几条,让你以为:这个世界除去台湾岛本身,顶多就华人世界这么大。这么说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陆新闻在台湾屏幕上已经很多。

除此之外,就是脱口秀政治,全民开讲,自由、混乱、亢奋、“秀”杂其中,让人不由得感慨。

而娱乐节目,不说也罢,因为大多数都能在大陆找到克隆或山寨版本,也就不在台湾浪费时间。

当时的这种政治热情十分正常,毕竟台湾政坛刚刚变局,每个老百姓都觉得自己也参与历史其中,政治新鲜感未过,于是,让外来人都能明显感觉到。

来到台湾,蒋介石与蒋经国是绕不过去的两个名字,但是蒋家第三代,却大多不幸有台湾风水师说:那是因为蒋介石与蒋经国都葬在临时墓地,未能入土为安所致。两蒋照片下,正接受采访的,是第三代中唯一的“蒋”门人——蒋孝严。不过,他也是刚从“章”姓改为“蒋”姓不久,是推动两岸直航的重要人物

对于我们这些初来乍到者,除去新鲜,有时还有些刺激,甚至刺痛。

一天在街头,突然看见一个游行车队大摇大摆地行进,原来是在愤怒声讨蒋氏父子,蒋介石的待遇比蒋经国糟糕很多,名字都被打上叉,画像倒挂,敲锣打鼓,作为从大陆来的我们,自然不适应。奇怪的也是这种不适应,为什么几十年时间,我们都恨并骂着蒋介石,可街头看见这一幕,竟有些要为蒋氏父子打抱不平的冲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样,在历史又翻过一页之后,在一个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我们与蒋家的情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不过当时还不知道,几年之后,国共两党又走到了一起。

相比街头这一幕,更刺激的还在后头。

生活中的很多事,想象时恐惧,然而真到了具体情境中,恐惧就消失掉,第一次台湾之行就是如此。

出发之前,担心这个忧愁那个,可真到台湾之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化解掉这一切。做主人的,往往知道客人的为难,会有意照顾客人,避免尴尬,我们曾经担心的各种场面,基本上都没碰到过;而当客人的,也慢慢去除了没必要的敏感,偶尔主人们脱口而出的敏感话语,我们也一笑而过。轻松地面对,一些为难反而容易化解。

也正是有了这种变化,才有了临近返程之前最后一顿正餐的特殊酒局。

回来的头一天晚上,在高雄,主办方为我们摆酒饯行。现场,除去我们,也宴请了一些当地的青年才俊及有关人士。

酒桌上一聊,大家乐了,发现在我们这一桌十多人,竟有着海峡两岸五个党的党员,我们是共产党,台湾方面有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民进党,真是一个过去想都没想过的奇妙组合。

酒过N巡之后,不知是谁提议:最后展开了一个“两党对决”,民进党一位年轻议员为一方,另外四个党选我为代表成为另一方,拿出一瓶金门高梁,分别倒满两个大碗,旁边的人们群情激昂,鼓励声连连,我和这位民进党议员,只好不辱使命,一人一大碗,一饮而尽。

十几分钟后,对方在走出门外几步的大堂里不省人事。

我则坚持聊到最后,回到房间才沉沉睡去,算是赢家。

这成了以后我们每次团员相聚时必聊的话题,我一直好奇的是:为什么海峡两岸的这四个党成了一拨,而民进党成了另一拨?这是一个潜意识里的“政治”决定,还是一个喝高了之后的酒桌行为?

至今,我没有答案。

不过,正是在这一碗酒里,我结束了自己的第一次台湾之行,也结束了对台湾的想象,以及因距离而产生的敏感。

告别时,我有了新的期待:什么时候,我以记者的身份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