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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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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投身于《感动中国》的制作,电视人似乎都有了一种“宗教”般的情怀,神情变了,变得虔诚与纯洁;身份变了,不管什么岗位,都愿意忙完自己的再帮别人一把;把领导当群众,群众发号施令当领导,时常可以一见,没人觉得有什么奇怪;而几乎所有人,在《感动中国》的录制过程中,都似乎脆弱多了,时常泪珠滑落,没人觉得不正常。

到现在为止的八年,《感动中国》的制作过程,应当是一个另类的模板。

这个团队超级稳定,我和敬大姐主持八年没变,制片人朱波八年一贯制,导演樊馨蔓八年做了七年,其他的工种也同样如此。每年一到岁末年初的时候,朱波电话一打,一般我就一句话:“哪天?几点?”剩下的都属于废话,没什么可再说的。但稳定也有一个坏处,一见老熟人,觉得去年的此时像昨天,立刻感受到流水年长。中年人最怕时光匆匆,可熟人在熟悉的工作中相见,更苦时光之短。

我与敬大姐的主持词,八年的时间里,从没有人管过我们要说些什么,似乎心照不宣,似乎绝对信任。头两年,我俩还有点儿不踏实,“领导不指示一下?”领导一乐,走了。于是,一般情况下,我和敬大姐都是在录制前两个小时,在化妆间里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方案。你让我一点,我就和你一些,感觉就有了。毕竟是多年的老搭档,都在默契里。恰恰是这种信任与松弛,让我和敬大姐能够把注意力全部放到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上,于是,也就对了。

第二天就要正式录制了,这是头一天在空旷场地内临时召开的不用坐着开的会,制片人朱波、敬大姐和我,再加上导演,设想一下明天的诸种可能。看这张照片,轻松是主基调。没有松弛,没有民主,没有对干活人的信任,是不会有好节目的。

在《感动中国》中,主持人需要参加的会很少,一般是两次。这在“文山会海”的环境里颇为不易。一次是大家一起看片子,议论一番,找可以放大的细节琢磨人物特点;再一次,是录制前一天,走个台,顺便就把最后一次准备会开了,不留疑点到现场。不过,大家不要认为轻车熟路不用功,不开会的时候,天天自己给自己开会,直到自己心中有底。

领导往往不以领导的身份介入制作,但却以另外一种方式投入。按理说,当时的广电总局副局长胡占凡(现任《光明日报》老总),每年看完节目把个关表个态就可以,可这位多年唐诗宋词朗诵会的幕后操盘手,对文字与声音的表达绝对内行并“发烧”。有一次,为《感动中国》颁奖词的朗读问题,给我打了四十分钟的电话,强调平日的“说”和仪式中“播”的分寸,之后也多次与我交流,这时候,他绝对不是什么副部长,而是一个文人,一个被《感动中国》打动的老大哥。

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罗明,是《感动中国》的出品人和把关人,可大家不知道的是,很多《感动中国》的颁奖词及四个字的定评之词,都是出自他的笔下。然而这与他是领导无关,一来这是他用作为广院大师哥的文字功底“争取”到的机会;二来自觉自愿;第三,写得不好的照样坚决不用,他也不会提异议。而假如因为写得不错,事后夸他,他会极其得意地笑起来。

制片人朱波,手机的铃声,长年是《感动中国》的歌曲旋律,虽然他还负责其他一些大型年度制作,但显然,他让自己时刻处于“感动”状态中。中间有一段时间,他被突如其来的糖尿病缠身,莫名其妙地消失一段时间后,又精瘦并异常乐观地归来,只不过,从此,这小子的笑容和嘴更甜了,看样,糖分有了新的出口。

导演樊馨蔓,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名字笔画最多的一个。一次她和我、敬大姐三个人为读者签售《感动中国》的书,我写完了三本,她还在“樊”字最后几画中较劲呢。名字笔画多,心更细,每年都能用她信奉的超自然力量把合作者累趴下。这美女导演一年似乎就干《感动中国》这一件事,头半年反思,后半年思考,其余时间,是编片子时夸所有的合作者并陪被采访者哭。

写不完……我一直认为,每年用“感动”开始,是一种运气。我想,团队中的人,也有同感,因为有人陪着哭,有时也是一种幸福。

而在《感动中国》录制现场,领导往往缺席,这似乎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规则,领导们一般录制前到场,看一圈没什么问题,就走。或者,隐身到导播间,免得现场还要排座次。这一点在颁奖方式的选择上同样体现。按惯例,获奖者,应当由领导来颁发奖杯,最初讨论时,大家担心这么一安排,每一年领导的等级如何定?顺序如何排?官气会不会重?最后我的建议被采纳,就让小朋友来颁奖,上下都接受,又纯真又意味着传承。最关键的是,少了最最让制作人操心不巳又容易出错的环节,大家都因此松一口气。不过话说回来,领导的“缺席”,恰恰要感谢领导们心照不宣的理解。这中间,有一种有趣的默契!

或许,以上这一切,加在一起,正是《感动中国》能够成功的另一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