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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诗与摇滚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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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学,不写诗,几乎是混不下去的,而且诗歌的盛行不分文科与理科,估计都是北岛舒婷和顾城闹的。当然也与那一代人的表达方式有关。诗,又含蓄又直率,总能击中心头,于是成了时代语言。不像现今的人们,都藏着掖着自己,诗歌般的表达就不合适,所以流行“啥都不说,都在酒里”。

刚入学,写诗之前,搞了一个小调查:你最喜欢的座右铭。没想到,全班七十多人,近四十个都写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个结果让寻找个性的我们很受伤,于是,真开始走自己的路了,写自己的诗就是一个开始。

1989年夏天,我们最后一个暑假,我与中学时的两位好友在家乡的合影。表情都有些沉重而不够欢快,但发型、耐克与彪马鞋加上背带裤,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八十年代即将结束时,物质生活已开始繁荣,也似乎预示着,从九十年代起,中国正式进入物质时代。

所以当时大学宿舍里常见的场景是,半夜总有人不睡觉,憋诗;而白天也时常见哥儿俩对坐,中间一瓶二锅头,下酒的菜,只有诗。

摇滚乐的到来,击中了我们另一种需求,也似乎成了专属于我们的表达。憋闷需要释放,抗争需要方式,又不能那么直接,摇滚乐就很合适。我在北京,买的第一盒磁带,是英国威猛乐队在北京的演唱会专辑,不过磁带封面上写着“英国瓦姆电子乐团”。据说九十年代,有记者问威猛的主唱乔治·迈克尔:“你经历过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乔治·迈克尔回答:“是1984年在北京办演唱会,北京的观众听我们的音乐,竟然无比安静。”然而乔治·迈克尔不知道的是,两年之后,这种安静就不见了,当崔健登台唱起《一无所有》,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开始,而那场演出的票,是我和同学一起去买的。

在北京,我买的第二盒磁带是迈克尔·杰克逊的《Bad》,一盒磁带5.5元,是咬了一星期的牙并省了一个星期口粮才买下的。二十多年后,杰克逊告别这个世界,生前围绕他的一切争论都烟消云散,他再度成了神。而有趣的是,从他离世的那天起,我儿子真正走进杰克逊的音乐世界,并多次感叹:“《拯救地球》,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曲。”

这可能是八十年代留给新世纪的又一道光影。

又过去了十年,1999年,我抱着刚刚两岁的儿子回到了母校。在这个记忆中曾经枪林弹雨的大门前,孩子若无其事地开心着。回忆,只是身处其中一代人的事情,对下一代来说,那不过是冷冰冰的历史,与他有何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