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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了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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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刚刚走进《东方时空》,制片人时间告诉我:“有两件事是忌讳,不能做。一是要坚决去掉形容词,二是不要叫被采访对象为老师。”

为什么要去掉形容词?

我们是做新闻的,而形容词的作用是修饰,生活不需要修饰,不管是好还是不好,新闻都该客观地反映生活原貌,而不是用形容词来粉饰太平或刻意打压。

为什么不许叫被采访者为老师?

因为我们不能把观众提前预设为学生,电视不是让观众来听课,我们与观众,我们与被采访者,观众与被采访者,都该是一种平视并平等的关系。

于是,我记住了,一记就是十几年,不一定都做得到,起码时常反省。时间长了,又有所悟,感觉这两个要求不仅是在说如何做电视做新闻,或许对社会也有用,当然,也与做人有关。

然而,时常让人疑惑的是,这两个提醒,对于今天很多年轻的同行来说,依然新鲜,显然,它在当下还有价值。没办法,形容词在新闻里总是随处可见,“老师”的称谓被进一步泛滥着,而可怕的是,打算制止并修正的人却少了。也许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许是大家都更实际或更麻木,于是,时代经常被热烈地赞美并形容着。不是时代有多糟糕,而是更好的时代应当听得到更多的批评和忧患,听得到监督中的理想,听得到面对批评与监督时,时代特有的坚强与自信。我们不是时代的学生,时代更不该是我们求学时为得高分而写下的虚假作文。

看样,十几年过去,依然有必要旧话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