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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并快乐着》别说我行:说我不行我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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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还不到两岁,就喜欢摆弄电脑的键盘,明天,他们用电脑一定像我们今天用笔一样灵活,这张照片上我旁观的眼神,竟让我看到自己内心对科技高速发展的一种畏惧。也许还有一种怕成为时代落伍者的担心?

别说我行:说我不行我就不行

在人的各种品质中,我历来主张,自信是最重要的之一。

好多事情,原本机会是不会降临到你的头上,但拥有自信,这让别人觉得你还可以,机会就来了;还有时,这个事情原本有可能成功不了,但你自信,最后坚持了一下,事情还真的成功了。而在更多的时候,自信是一种动力,是的,我可以,于是我一定要把好的结果做出来,结局还大致不错。

可有些事却是自信不得的。人总有自己的缺憾之处,虽不是不可弥补,但至少现在这个阶段,对某些事情还没有发言权。就我个人来说,古典文学底子薄,外语不好,电脑方面半盲……这些时常让我自卑。好在今后的路还长,弱项还可以有弥补的机会,但今日把我的一些弱项说给大家听,也许会起个相互提醒的作用。

一、古文化

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启蒙时没有背唐诗吟宋词的良好社会背景,这一点有点儿先天不足。我还不算愚笨,因此如果小时候,父母、周围的亲人给我先上古文化课,也许我在这方面的缺憾还不会太多。但回想当时,父母自身难保,正被运动冲击得灵魂出窍,更重要的是讲“古”就有宣扬封建糟粕的可能,于是只好把我儿时大好的时光放在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这些红得发烫的歌词上。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古文化的底子也要从娃娃抓起。这是不用解释的大道理,但我想,不只是我,我们那一两代人,在这方面都有点儿先天不足。

如果仅仅是不会背几首唐诗或少吟几阕宋词倒也罢了,可怕的是,我们被迫和一种传统远离开来,难怪人们在十几年前要寻根,也许寻找的正是我们来时的那条漫漫长路。

在中国,没有多少《圣经》也没有多少《古兰经》,中国信教的人少,大多数人是临时抱佛脚。但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规范一直藏在四书五经、史记汉书里,藏在唐诗宋词和一个又一个从古讲到今的传奇故事之中,然而我们早已冷淡生疏了它们,我们的儿时没有他们相陪,于是很多年后,我们不得不从学习“你好”“对不起”这一类词语中开始道德重建。

我自己也不是没有奋起直追的雄心,可童子功没有打下,成人之后从头再来,就多少有点儿吃力。看见自己的岁数一天比一天大,渴望走进古文化之中的念头就一天强似一天。这倒不是把它当成一种时尚,而是在今天,新旧交合的时代里,不懂过去的博大精深,又如何真正的现代?

可笑的是依然有人在不知古的情况下批古赞洋,如同那些不知现代为何物却一味沉湎于讲古之中的人们一样。

课是要补的,也就顾不上面子,原文看不懂,哪怕先买一套蔡志忠的漫画,一页页翻着,就这样,过去的智慧开始浮现眼前,才发现时代虽然进步得很快,但智慧前行的脚步却并不迅速,甚至于冷眼看看现代人,更加发现:我们这一两代人真真切切地丢掉了什么!

除了翻漫画,还想练练毛笔字。其实练字是假,借这个机会走进与其有关的一两间古文化的屋子才是最重要的。于是琉璃厂跑了很多趟,好笔好墨没少买,字也的确练了有半年,感觉很不错,但日子一天忙似一天,笔也就放下。现在看着笔筒里各种漂亮的毛笔和桌上的砚台,也会嘲笑自己一下,莫非要等到自己退休以后,再用丹青去描绘夕阳之红吗?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惟楚有材,下联:於斯为盛,每次看这八个字,我都有些激动,因为蕴藏其中的骄傲、狂放和自信,今人中间开始少了。

也想重回童年,一首一首唐诗和宋词背下来,并不为“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只是为唐诗宋词之中那种绝顶之美。看着一种美放在书架上,却不能时时去体会,那是有些悲哀的。

变着法地想追求,可还是现代的轻飘飘。难道年少时阴差阳错由于时代的原因错过了,就注定错过一生吗?难道从此只能把这种梦想,变成几幅字画或是一套红木家具放在家中附庸风雅吗?我是有些不甘心,但一时也没有主意。

前不久,听我同事讲采访中的一件事,一位老学者告诉我的同事,人们常说过年过年,年其实是一头恶兽,每年除夕之夜就会出来游荡,到人间作恶,于是人们放鞭炮贴对联,希望把年弄走,折腾一个除夕夜,大年初一早晨,天亮了年跑了,于是见面的人互相恭喜:“过年好”“过年好”,潜台词是:咱们都没让年给吃了。老人给我的同事讲了这个故事之后,就发了感慨:现在的人们离除夕还差十天半个月,就开始拜上了早年,一口一个“过年好”,孰不知,年这头怪兽还没出来呢,说个什么“过年好”啊!

你看,在古文化方面非常无知就会常常上演非常笑话,想着自己也常给人拜早年,我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当然也可以安慰一下自己,谁让我无知呢?可一想在这方面无知的不只是我一个,对这事就不太想原谅了,因为笑话可能闹得更大。

二、外语

有这么一个段子,和外语能力有关。

三只小耗子,有一天在耗子妈妈的带领下出去散步,鸟语花香,心情不错,一路欢声笑语,可危险突然来了,前方出现了一只猫,三只小耗子立即惊慌失措,可耗子妈妈镇定自若,对小耗子说:“别怕,看我的。”说完,耗子妈妈就大声叫道:“汪汪汪。”猫听到狗叫,转身跑远了,耗子妈妈得意地对小耗子说:“怎么样?掌握一门外语很重要吧!”

段子讲完,听者哈哈大笑。可笑过之后有些悲哀,这类段子一般是外语不怎么样的人最乐意讲,这就有点儿阿Q的意思,透着有一种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

其实外语真的很重要。

和外国朋友可以照一张这样亲密的合影,但没有语言做媒介,快门一闪过后,我们只能各奔东西,而如果有了语言,除去这张照片,我们之间是不是还能够留下另外的一些记忆呢?

对这一点我也从小就知道。打倒“四人帮”后不久,母亲就逼着我天天坐在收音机前听陈琳的英语讲座。母亲还告诉我,父亲当年还打算自学英语,那可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显然在我的家里对外语还是很尊重的。

最初我还可以,上了初中,由于跟着收音机学过一段英语,竟当上了英语课代表。但那时改革开放还没有蔚然成风,对英语的重视在我的心里一天不如一天,加上咱们外语教学的确有些问题,这个句型那个语法,把外语当大学问来研究。慢慢地,自己对英语的兴趣就淡了下来,考高中时,英语才得了四十七分,这让我对英语彻底绝望。

上了高中,一切要听从高考这个指挥棒的引导,英语如此糟糕,将来考大学会出问题,好在我们那儿可以改学俄语,于是高中三年,走进俄语世界,三年学完六年的课程,高考竟得了七十八分,顺利走进高校。

上了大学,本有重学英语的念头,但看着同学英语快慢班分着,压力还挺大,就乐得在俄语世界里潇洒。在广播学院,我们这个年级,一共才五个学俄语的,上起课来如研究生一般,考试也极其容易,一晃四年过去了,俄语没什么长进,毕业后,中俄边贸虽然热火朝天,可我留在北京又干上了新闻,俄语极少派上用场,十年过去,俄语已从我脑海中慢慢退出。

在外语方面,我终于又成了“文盲”。

为此产生的遗憾一天强似一天。

出国多少次,本是研究同行的好机会,但打开电视,除了研究一下布景和猜猜主持人的年纪,说的什么,就一头雾水!采访中,老外就在身边,本想交流一下,可除了翻翻白眼,又能说些什么呢?

于是,就只能凭借道听途说,来了解西方的同行在怎么做着电视,自己的主动观察与评析就没了市场,相信这种遗憾不仅只属于我。这就难怪,资讯如此发达,在很多方面,我们仍不能和国外的发展保持同步,总是晚了半拍的感觉。

光我一个人这样就罢了,可身边如我类人实在太多,另外还有相当多的人光能睁眼看一下文字,到张嘴的时候又成了哑巴,这让我们这个最需要沟通的行当,时常封闭起来,只好大言不惭地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更何况还有别的弊病。

不是已经有很多学者发过议论吗?当初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我们都是从俄译本中去理解消化的,而过了很多年,当看到原文的德语马恩著作,才知道其中的误差。如果当初直接从德语著作中吸收马恩精髓,我们是不是会少走许多弯路呢?这可不是一个人外语不好只耽误自己这么简单的事!

对外语文盲这个身份我是不甘心的,不能掌握外语,就不能真正了解世界,无论个人与国家都是如此。也许当我完成这部书稿之后,就会赶紧去找个外语班报名,三十多岁开始学艺还不算太晚,我真不想这只腿迈进新世纪,而另一只却一直停在过去,被封闭自然会被淘汰,谁也不想中途掉队,真希望有一天碰到你,我们会用外语叽哩咕噜半天后,像耗子妈妈那样得意地说:“怎么样?掌握一门外语还是挺重要的吧!”

三、电脑

现在的人们常说一句话:现代人必须掌握三种本事,外语、电脑、驾驶技术。

每次面对这句话,我都很自卑,因为外语方面的文盲加上电脑方面的弱智,在新世纪里,看样子我只剩下开车乱跑的份儿。

我的电脑水平不高,写这本书的过程也可以证明,别人早已经是电脑代笔,可我依然用笔用纸,一字一字写出,然后夫人接手,打到电脑上,再打印出来,我在上面修改。如此复杂的流程,加上面对夫人的劳作,我只有打趣的自嘲:还好,将来咱有手稿可供拍卖。

话是这么说,却掩饰不住我面对电脑的智商不足。

我也不是对机器一窍不通的那种文科学生,比如音响发烧,我就到了很高的热度,至少在周围的人群中算作专家,书架上一堆堆音响类杂志也还读得进去。

可遇到电脑就有些发蒙。

也不算没名师指点,周围高手很多,也都好为人师,但我却迟迟进入不了角色,让老师们空有一身技艺无的放矢。

想当初,大约是1991年,我还被报社送到山东华光集团学过电脑排版,当时也算好学生,每分钟打个三四十字没问题,电脑排版也入门,怎奈回来后,几顿饭过去,就消化掉了。

有一点要声明,如果说古文化底子薄,今日想恶补,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之发力太晚,迟迟进入不了情况,而外语则是今日弱,但变弱为强的决心很大,明日一定会有结果,那么面对电脑,我是多少有些躲避的。

在电脑上打不打字不重要,我还是喜欢稿纸铺好,选一支顺手的笔,然后开始沙沙作响的写作。一来有种古典美二来这时灵性飞扬,可面对电脑,思绪往往变得枯燥,这可能是我的一种毛病。

在电脑上游戏,我也偶尔试过,运动类的我手忙脚乱,有点儿跟不上,放弃,于是电脑上打打扑克下下棋甚至来两圈麻将还算经常。可玩来玩去,没发现什么好软件,再精彩的编程也不如几个真人坐在一起玩得快乐,游戏本来就不只为了胜负,更在于游戏过程中的人际交流,没有了游戏中朋友间互相诋毁和冷嘲热讽嬉笑怒骂,游戏的乐趣就淡了。在电脑上游戏,要么孤独,要么快乐得有些自欺欺人,我实在不喜欢对手是个机器,我希望在游戏中坐我对面的是活生生的人,而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我宁愿阅读或听音乐。

当然还没有上网,这似乎显得更加落伍,但我自己感觉还算良好。我多少有些惧怕,一旦上网,便没了自己独立的空间,我们会陷在信息的海洋中,成了可怜的网虫。现代人的真正烦恼,其实并不是资讯太少而是相反,每一日,我们都渴望信息冲浪,唯恐自己被世界抛离,但我想,丧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才会被真正抛离。

也曾在网上,在别人的率领下与众人聊天,可看着屏幕上真真假假的思想和真真假假的名字,我多少有些厌倦,实话实说这四个字至少在网上还是梦想。

当然,现在不和电脑结缘,也因为操作还显得复杂,我乐观地相信,傻瓜型的电脑离我们已经很近,在很短的时间内,电脑将如电视般容易操纵,我不妨晚到些,也可省却些麻烦。

我知道,以上这些理由都是自己面对电脑比较弱智时的借口,在我们的生活中,电脑的出现打破了一种禁忌和言论的不够自由,人们拥有了更多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有多么重要,可我不会因为感激就在电脑面前变得聪明些。

我可能会在不久后的哪一天,和电脑亲近起来甚至在网上拥有自己的网页,但那不会是因为我突然爱上了电脑,而是因为:受不了现代人看我像看原始人一样的眼光。

你看,在电脑面前,内心深处,我还是有些自卑。

四、合作

合作不只是我的弱项也是我们的弱项。我过去做过报纸广播,但电视的特殊性大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它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合作。

做报纸记者的时候,拿个本顶多加个录音机就走了,采访完毕,自己苦思冥想,文章写出后,很快乐,很有自我成就感,广播也如此,一晚上的节目,推个装满音乐CD的小车就进了直播间,主持完了,想着刚才那种电波中的交流当然也自得其乐。

做电视,想自得其乐,难一些,没有摄像、录音、主持和编导,这活儿就不能干。即使最节俭,也得摄像和记者两个人,合作还是跑不掉。

合作好了,节目就会加分,可如果摄像那儿减了十分,编导和主持也各自减分,最后的节目能不能及格都是个问题。

可是合作又不是简单理解为处好人际关系,而是如何在合作之中,既有良好人际关系又能激发各自潜能,尤其后者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弱项。

激发自己的潜能容易一些,但一花独放不是春,电视节目组一出去就是支庞大队伍,只有一两个出彩,回来后,节目还是不一定上档次。

学会合作,是电视人面对的第一课题。

有的电视人单打独斗惯了,要么大包大揽,事无巨细都自己来,伤了同伴的自尊不说,自己还累个半死;要么放任自流,好好先生一当,宁伤节目不伤感情,一来二去也不是长久之计。

因此,除去节目,想得最多的就是合作问题,曾经采访过在美国的一位华裔科学家,他曾在几千名科学家共同承担的登火星计划中担当重任,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新的世纪中,人才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他回答:合作精神。听到这个回答,我沉默良久,又是一个关于新世纪的命题,但我相信他说的是对的。

中国并不是一个拥有合作精神传统的国度,比如在音乐领域,我们习惯一把二胡或一架古琴诉说情怀,而西方音乐家却善于把不同的乐器组合在一起,用合作带来的和谐感动我们。

你还可以观察我们的游戏,像麻将一类,不仅是“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而且是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误上,平时还要看上家盯下家琢磨着对家,对人家怎么不利怎么出牌;再如拱猪、锄大地一类,更是以陷害对手的狠毒程度为胜利的标志,合作是根本谈不上的,即使偶有合作也是先把一个对手陷害完毕再来两个人间的争斗。而如升级、敲三家这一类所谓合作的牌局,我看到更多的也是同伙间因为出错一张牌而产生的互相指责,这一点让我看到一种传统。

当然谈到合作,我们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可以共患难,却不能共享乐。多少人患难时是至亲良朋,而境遇转好,钩心斗角就来了,这样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举上一大把。

总这样下去显然不行。

在我们电视圈,就面临着从体力向智力再向合力的转变过程。电视原本就是个需要合作的行当,再向前发展也必须向合力要效益。也许在大学的课程中,也应该为电视人开一门合作课才是。

中国向前发展也是如此。

单打独斗的时代过去了,不懂得合作,我们只是一个又一个容易被征服的个体,而懂得合作,我们就是一个无法战胜的整体。我永远忘不了在美国听别人讲的一件事:由于开餐馆的华人不合作,还竞相拆台,因此互相咬着降价,致使许多餐馆都无利润可赚。而韩国人则团结如一家,订立价格同盟,结果日子过得都不错。难道就因为我们人多,竞争激烈,就必须单打独斗互相拆台吗?

我喜欢足球,不仅因为它的精彩激烈,还因为它给我们有关合作的启示。一场比赛,需要十一个人上场,位置各不相同,但每个人必须全力以赴,既要为同伴制造机会,也要把伙伴为自己制造的机会把握住,同伴犯了错误,其他人要赶紧弥补而不是马上指责,只有这样,一场比赛才能赢,没有大明星的球队也才有机会战胜明星云集的大牌球队。而任何一名球员,如果自己精彩发挥,整只球队却输了,那快乐也大大地打了折扣。

因此当有人问我:新世纪该成为一名什么样的人才时,我往往回答:“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力争使自己成为一支十一人的队伍中不可替代的一员。”

我还要继续学习合作,我们很多人也要学会如何合作,甚至可以上升一点高度:新世纪里,中国是否能够真正强大,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学会合作。

为了明天,请同意我的观点。

五、不行与不安

这年头,一不注意,电视节目主持人竟成了被人议来评去的公众人物,于是,在生活中,由于所谓“知名”二字,干这行当的就享受到很多便利。其实,我也是主持人一个,因此很多便利也享受得到,甚至还有人群中一种让我忐忑不安的尊重神情,更让我觉得,这都属于多得。

如果这个社会,医生或教师必须通过电视来工作,那明星该是他们吧。由于分工,我们必须通过屏幕工作,可怎么原来正常的工作就让我们得到了很多意外的“收获”呢?

我因此常说一句话,背靠大树可千万别拿自己当大树,也许电视在这二十多年的中国的确占据着人们很多的时间,但不能因自己靠上了这棵大树就飘飘然有些自傲,认为自己做好了一些什么。

我常常对被采访者说,我们不过是月亮,本身根本不发光,但由于反射太阳的光,被采访者正是一个又一个太阳,我们看着亮,其实这只属于借光,时间长了,如果月亮本身真的以为自己很亮,那就是太过可笑的事情。

我的诸种说法还显得有些绕,另一种说法则直接得多:

如果把一条狗拉进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然后在黄金时间连播它一个月,这之后,这条狗就成为中国一条名狗。

这比喻有些尖刻,但我必须当做一种善意的提醒而接受,因为它最能快速地告诉我们:别太自以为是,你并没有做得很特别!

从我本人来说,没想过成为公众人物,也因此,这种局面来了,我便常常有种不安,因为自己这半斤八两,自己该是最清楚的!

必须承认,做了电视节目主持人,就拥有了公众话语权,经常有机会不管人家愿不愿意,就在屏幕上说三道四,对这种局面,我时常感觉压力,因为每天自己在屏幕上说话的时间,如果折算成了广告,是要花好多钱的,因此越是拥有公众话语权,也许越该天天问自己,我说的都是有价值的吗?如果没有价值,我浪费掉人们多少时间,又浪费掉多少金钱呢?

一想就是一身冷汗,看着自己身上这么多的不行,面对众人的关注,时常便会有羞愧感。但人更要面对将来,过分的自卑和过分的自傲一样可笑,坐在这个位置上就必须承担起应当承担的使命,哪怕为此付出十二分的努力。因此希望,我能很快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