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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书》就这几位大腕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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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三立的『文哏儿』

如果在中国相声界论资排辈的话,马三立无疑是健在者中辈分最大的了。侯宝林该叫他师叔,马季该喊他师爷,至于姜昆冯巩等辈,都该尊他为师祖了——当然新社会不讲究这个,我们一般只称他“马老师”“马先生”或“马老”等等。

马先生是相声前辈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他念过私立高中,在今天恐怕要相当于大专了。因而他的相声别具一格,按行话说就是“文哏”用得特别多,也就是说很有现代意义上的幽默色彩,有些包袱简直难为他是怎么想出来的。

“……我写,我写小说!我上比巴金,下比柳青,超过托尔斯泰,不让巴尔扎克,外国有马雅可夫斯基,中国有马三立!高尔基写《母亲》,我写《二姨》!短篇,中篇,长篇,稿费,源源不断,邮局汇款:‘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有了钱,怎么办?我先买一棉帽子戴……”

我看这段描写真是了不起的意识流!一个人由写小说想到挣稿费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居然仿佛听到邮递员喊他领稿费的声音!尤其马先生在表演时把那句“马三立,拿戳儿!马三立,拿戳儿!”喊得此起彼伏,让观众乐不可支;而最后这位未来伟大作家的理想不过是用稿费买一顶棉帽子戴,这种强烈的反差简直令人绝倒!

马先生平时说话也极其幽默,甚至你根本弄不清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有一次相声界在大连开会,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做了精彩发言:

“……我就说一条儿,咱们到了海边儿可不准背着领导下海游泳,回头有个大事小情的可没人捞你去。咱们得让领导放心,让领导高兴,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事后我和姜昆越琢磨越可乐:“领导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那他们当领导的可太省心啦!仔细一想,这不也是中国某些现象的真实写照吗?就连马三立先生本人,在1957年,不也是因为领导一不高兴,就被打成右派了吗?后来有一阵和领导接触时我们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儿,弄得领导哭笑不得:“部台领导对这段相声提出的修改意见你们同意不同意呀?”

“同意同意。”

“是不是有点儿勉强,有点儿不高兴?”

“没有没有,我们是怕您不高兴,您不高兴就是我们犯错误!”

就是在大连会议期间,赶上马三立先生有一天高兴,专门为我说了一段《黄鹤楼》。这是一段传统柳活儿(以唱为主的相声),而马派的表演“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紧紧抓住了人物性格,以人物性格来贯穿包袱。

按马先生的分析,相声中的甲好吹,虽然也会几出戏,但把自己吹得无所不能,所以在台上硬挺着“钻锅”(不会唱蒙着唱);而乙是一位票友,极想有机会票一出,所以才逼着甲跟自己一起唱——

乙:那要不咱俩唱一出《黄鹤楼》怎么样?

甲:黄……黄什么楼?

乙:《黄鹤楼》呀!

甲:黄……(怀疑地看乙)这戏有你吗?

乙:我当然有啦!您有没有?

甲:我……你就甭管啦!

乙:什么叫甭管啦,您倒是有没有呀?

甲:我,我……

这时观众自然能体会到甲的外强中干,发出会心的笑声。而有些演员不注意把握人物性格热衷于“鲁肃——打卤面”之类的“外插花包袱”(脱离人物、情节而设计的包袱),这样就容易把整个段子演得轻飘飘的。还有些演员把握不住乙的性格,把乙设计成为“醒攒儿”(即心里明白)而故意戏弄甲,这样也会大大影响这个段子的艺术效果。

马三立先生年龄虽大,辈分虽高,但并不保守。他近年来就根据西方幽默改编了不少新段子,而且非常成功。他对我近年来的相声创作(照一些相声前辈看来我的相声创作是离经叛道的)也非常关心,曾对我表示:“如果你给我写一段《虎口遐想》那样的段子,我也能说!”马三立先生年过七旬,对待艺术仍然这样不断追求,不断探索,不断革新,不断进取,令我非常敬佩。

近日,天津的相声前辈杨少华先生来京演出,行前,马三立先生特意关照,你的相声风格比较旧,到北京可以去看看梁左。通过与杨先生的几次交谈,我体会马先生并非仅仅是让杨先生来我这里增加些新的东西,也是为了让我从杨先生身上学到更多的传统相声手法与技巧,使我的相声创作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