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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忘书》话说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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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相声

写这个题目,并不是要说相声这门古老的艺术如何焕发了青春。

我想说的是,相声本身就是一门年轻的艺术。

不是说先秦戏曲中就有相声的胚胎、战国幽默中就有相声的萌芽吗?

相声不是我们民族的古老的传统的艺术吗?我们继承发展还来不及呢,她自己怎么倒一下子变年轻了?

我们过去所以认为相声古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研究相声史的同志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他们当然也是出于好心,怕人家笑话我们相声根基浅,所以替我们拉来了许多阔祖宗(其实都是人家——譬如戏曲——的祖宗)。

如果我们探讨人的历史,一般应该以猴子变人作为上限。

当然,也可以一直追溯到原始单细胞生物时期,不过那已经属于物种起源问题而不单纯是人的历史了,所以一般的人类学家或历史学家都不去进行这种“追溯”,而任凭生物学家们去占领这一领域。

同样,如果我们研究相声的历史,一般也应该以相声的产生作为上限。

当然,也可以追溯一下它的起源。但如果一直追溯到先秦戏曲、战国幽默,那就不单纯是相声史而是整个的艺术史了。

中国艺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八千年以前。

虽然我们至今没有发现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完整的艺术品,但从旧石器时代出土的石器中,已经可以明显地感到我们的祖先对形体的性质和状态的把握。到了山顶洞人时期,已经出现了磨制光滑的、钻孔的乃至刻了纹的骨器,你能说它不是艺术?

于是,我们可以说当今中国存在的一切艺术,包括相声艺术,除去受外来影响的成分之外,均发源于此。若细心考证,准能发现数不清的渊源关系。可是这种考证除了消遣之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相声的历史,在我看来,最多不过二百年。

《红楼梦》成书于二百五十年之前(这也是极而言之,现存最早的版本“甲戌本”的底本成书于1754年,上面已有“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记录,所以再上推十年至1744年,距今将近二百五十年),书中提到“像生儿”——这像生儿不是那相声,只是单纯的模拟仿效而已,在“说学逗唱”中最多只占了一个“学”字。因为薛蟠“左一个揖,右一个揖”的,故宝钗有是言:“你不用做这些像生儿”!

曹雪芹到底不愧是大文学家,请注意这个“做”字,原来这像生儿是“做”出来的而不是“说”出来的啊!

但这像生儿总算是相声的前身之一,曹雪芹也为我们留下了难得的相声史料,从中可以推断出几点:

一、当时的像生儿已经广泛流传,以至像薛宝钗这样的闺中少女也能略知一二并随口说出——当然宝钗在小姐群中算是见多识广的,比如书中提到的当票,湘云黛玉都不认识,她就认识——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结论:像生儿已经广泛流传。

二、当时的像生儿已由“暗春”(幕后表演)转向“明春”(台前表演),所以“做”像生儿有时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三、当时的像生儿已经是滑稽逗乐的了,薛蟠昨晚得罪了妹妹,所以今天要逗她乐,宝钗亦知他的用意,所以让他不用做这些像生儿。

四、当时的像生儿恐怕还不像后来那样不登大雅之堂,妇女儿童也都看得,因为宝钗历来是非礼勿听的,黛玉行酒令时说错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她还不依不饶的,说人家“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不该知道这些,而她自己提到“像生儿”时却相当坦然,须知这时她的母亲就坐在旁边呀!

那么,如果我们据此认定“像生儿”在二百多年以前就已经相当成熟了,恐怕不能算牵强附会吧?只是这“像生儿”不等于那相声,“像生儿”一词早在宋代就有了(一说是唐代,待考),而真正的相声的出现却是很晚以后的事。

《品花宝鉴》成书于一百五十年之前,书中也提到了相声:

“……对面水阁上,却安放了一班十锦杂耍,便上起场来,说了好些笑话,作了一回相声,又说了一回《龙图公案》。”

这段描写层次分明:

——笑话靠“说”;

——《龙图公案》也靠“说”;

——而相声却靠“作”!

请注意这个“作”字,可见这时的相声还处于萌芽状态,还不是以说为主的语言艺术,“作”相声和“说”笑话还是完全不同的。

大约就在这时,出现了目前发现的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相声艺人张三绿。不过按现在通行的标准,张三绿还不能算“专业”相声演员,因为他更精通的是单弦(八角鼓)和口技。话说回来,那时也没有什么专门的相声,单弦中也有类似相声段子的对唱节目,口技中的“暗春”也在向“明春”寻求出路,至于插科打诨、随机应变、当场抓哏,更是中国舞台艺术共同的传统,岂独相声?

再往后,就出现了以朱绍文(艺名“穷不怕”)为代表的一批现代意义上的相声演员。朱绍文生于1829年,有人说他是相声的创始人,那么相声的产生距离现在也不过一百多年的时间。当然一种艺术形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由一个人创造出来,相声的产生过程尤为复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但是我们仍然不妨以“穷不怕”等专业相声演员的出现,作为相声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的标志。

在“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的时代,虽然已经有了诗歌、舞蹈和音乐的萌芽,但由于歌、舞、乐不分,人们仍然认为它仅仅是一种原始艺术乃至原始巫术,而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诗歌、舞蹈和音乐已经由此而庄严问世了。

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可以有多种标志——比如电影艺术以《水浇园丁》《工厂大门》的出现为标志,电视艺术则以电视接收机的发明为标志——但所有的标志都有一个共同的明确的主题:这种艺术形式脱离其他艺术形式而独立存在了。正是鉴于这种理解,我们把相声的历史压缩在一百五十年左右,最多不超过二百年。

这样看来,相声的历史很短,这是幸呢,还是不幸呢?

恐龙的灭绝是生物学家们一直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但无论把它归咎于地壳的运动、火山的爆发、气候的变化、新生代第三季的来临乃至是星外来客,都有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唯有“物种的老化”这一原因是所有研究者们所公认存在的。

当某一物种趋于老化时,虽然在正常状态下还可以勉强维持着“自我复制、自我更新”的物种延续功能,但由于它对外界变化的适应能力已经接近于零,一有风吹草动,就极有可能全军覆没。恐龙当年所面临的外界的自然环境的变化,绝对不可能比老鼠今天在灭鼠运动中所面临的环境变化更为巨大、更为迅猛了,而老鼠却可以很快适应这种人为制造的剧烈变化的环境,直至以灭鼠药为生,这正因为它是一种相对年轻的物种,有着极强的生命力与适应环境的能力。

与生物学对“老化”的认识相反,中国的传统思想则认为凡是老的必是好的越老越珍贵,越老越值钱。

于是有了《老子化胡经》这样的伪书。

有了“代圣人立言”这样的八股。

有了“鼻子掉了,还说是祖传老病”这样的笑谈。

有了从孔夫子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

其实呢,也正如先哲(先哲当然也是老的)所说,唯新生的才是有希望的,才是有将来的,才是有生命的。

所以老的四言诗要让位于新的五言诗、七言诗、杂言诗,老的诗人让位于新的词、散曲、戏曲、话本小说,老的传统艺术要让位于新的电影、电视、游戏机和卡拉OK……

在当今的文艺舞台上,相声这种传统的、民族的艺术形式还能够与喜剧小品、通俗歌曲相抗衡,或称三足鼎立,或称三大支柱,究其原因,唯其在“传统”中她相对年轻,在“民族”中她相对开放——相声中那种强烈的反差,荒诞的手法,夸张的变形,思想的大幅度跳跃,语言的自由组合程度,尤其是那种完全打破了“第四堵墙”的表演形式,应当说是相当现代的乃至欧化的。

目前,人们正在像抢救大熊猫(一种被称为“活化石”的相当老化的物种)那样奋力抢救着京剧、昆曲等濒临灭绝的艺术形式。

当人们欢呼“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的时候,他们期待着以个体生命的强壮来挽救整个物种的衰老!

当人们今天整理国故、明天振兴国粹的时候,他们甚至希望“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哲学规律暂时失效!

与这些需要被抢救的姐妹艺术相比,相声的优越性在于——

她还没有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被因袭的重担所紧紧束缚;

她还没有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脱离通俗化、生活化、贫民化的生命轨迹;

她还没来得及像它们那样踏上程式化、贵族化、宫廷化的衰亡之路……

鲁迅说他宁可看梅兰芳博士的早期表演,看那活生生、泼辣辣的村姑形象,但却不愿意看他成熟时期的《贵妃醉酒》或《黛玉葬花》——而相声正属于这活生生、泼辣辣的青年时期,这是相声的大幸!

我为我们年轻的相声而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