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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人语》缘缘堂主人丰子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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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报刊,不是都有漫画吗?谈到漫画,就得谈上始创者丰子恺。记得一九二五年,上海文学研究会所办的《文学周报》,郑振铎托胡愈之向子恺索画,赓续在《周报》上发表,加上“漫画”这个题目,从此我国始有“漫画”的名称。他撰有《我的漫画》,又《子恺漫画》,朱自清为作序,此后美术出版社刊行《丰子恺漫画选》,都风行一时。谈到开明书局,就得谈上老编辑丰子恺。谈到中国画院,就得谈上该院院长丰子恺。谈到弘一法师李叔同,就得谈上大弟子丰子恺。实在可以谈上的太多,一连串的谈着,未免累赘,使读者生厌,不如到此截止吧!

丰子恺一作子,名润,又名仁,又名仍,乳名慈玉;后从李叔同皈依佛门,法名婴行。前清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生于浙江崇德县石门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辞世,那是在浩劫中,备受磨折凌辱,抑郁致患肺癌而牺牲的,年七十八岁。他的父亲名,清末举人,弃儒就商,设丰同裕染坊,母钟芸芳,娴雅温淑,生子女十人,子恺行七,九岁丧父,赖其母抚养成人。他自幼即喜绘画,印描《芥子园画谱》,小学毕业后,赴杭州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图画、音乐,从夏丐尊学写作,成绩斐然。

子恺的画,植基于李叔同,又受日本画家竹久梦二的影响,他又在《太平洋画报》上看到陈师曾所绘的《落日放船好》《独树老夫家》等简笔画,更启迪了他。他的人物画,取法七道士。七道士所作画,粗笔焦墨,别具轮廓,仿佛漫画,而苍劲自具意致,非率尔为之。七道士,世往往不能举其真姓名。据《广印人传》有云:“曾衍东,山东人,流寓永嘉,字七如,别号七道士,工书及篆刻,善写人物花鸟。”我在钱玉斋处见七道士上所作《塾戏图》,诸生徒捉迷藏,状态生动,神情毕肖,是不易多得的。子恺自谓:“漫画创作,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是描写古诗词时代,第二是描写儿童相时代,第三是描写社会相时代,第四是描写自然相时代。但又交互错综,不能判然画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总之,他的漫画别具一种风格,和钱病鹤、马星驰、丁慕琴、杨清磐、黄文农、毕克官、华君武、胡亚光等强烈于讽刺性不同。他喜画杨柳,起因有那么一段话:“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人们在湖边种柳,我向他们讨了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此后常取见惯的杨柳为题材。”又说:“埋头写作到傍晚,不免走到西湖边的长椅子里去坐了一会,看见湖边的杨柳树上,好像挂着几万串嫩绿的珠子,在温暖的春风中飘来飘去,飘出许多弯度微微的S线来,觉得这一种植物实在美丽可爱,非赞它一下不可。便以画代赞,继续不已。”他又这样说过:“爱杨柳,是爱其贱的秉性,无求的生活,不忘根本的美德。剪一根枝条来插在地上,它也会活起来,后来变成大树。它不要高贵的肥料和工深的壅培,只要有阳光、泥土和水,便会生活,而且生得非常健美。杨柳主要的美点,是其下垂,花木大都向上发展的。向上原是好的,但我往往看见枝叶花果蒸蒸日上,似乎忘记下面的根。怎么只管高踞在上面,绝不理睬它呢?怎么只图自己光荣,而绝不回顾处在泥土中的根本呢!只看杨柳,越是高、越往低,千万条细柳,条条不忘根本。”言外有意,耐人深思。

子恺受叔同的佛家思想,不杀生物,绘有《护生画集》,这是一九二八年,祝叔同五十寿辰而作的,共五十幅,作于上海,叔同为书,由佛学书局出版。第二集,共六十幅,一九三九年作于广西宜山,也是叔同为书的,佛学书局出版。一九四〇年有英译本。第三集七十幅,一九四八年作于厦门,叶恭绰书,翌年由大法轮书局出版。第四集八十幅,一九六〇年作于上海,朱幼兰书,是年由新加坡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第五集九十幅,一九六〇年作于上海,朱幼兰书,一九六五年,由新加坡时代图书公司出版。第六集一百幅,一九七三年作于上海,由虞愚书,一九七九年出版于新加坡。

《护生画集》先后费时达半个世纪,共作画四百五十幅,乃子恺所有画集中最大的一部作品,也是他生前最珍视的一部画稿,因为这画稿是为其老师李叔同祝寿而开始的。李叔同出家,子恺思想起着很大的影响,有人就把这《画集》看成为宗教的宣传作,曹聚仁曾说了一句偏激的话:“在这时代,《护生画集》可付诸一炬。”但子恺《画集》第三集序言中说:“护生是护自己的心,并不是护动植物。详而言之,残杀动植物这种举动,足以养成人的残忍心,而把这残忍心移用于同类的人。故护生实在是为人生,不是为动植物。”当时马一浮深表同情于子恺。

我曾看到《护生画集》的一部分。觉得很有意思,如画一人持帚扫雪,远处有一小鹿,奔驰在雪地上。题云:“自扫雪中归鹿迹,天明恐有猎人寻。”又一人据坐石上,仰首观枝头栖鸟,题云:“好鸟枝头亦朋友。”又书斋前细草蒙茸,题云:“绿满窗前草不除。”又一女童作画,一猫蹲其肩头,题云:“小猫似小友,凭肩看画图”,子恺爱猫,所以所作颇多狸奴。他阅到高吹万《望江南词》有句云:“鸡抚群雏争护母,猫生一子宛如娘”,他绘成一图赠吹万,吹万为制诗笺。又画一人拟杀鸡,一客趋前阻之,题云:“客人忙拦阻,我今天吃素。”又一人持竿,水波不动,题云:“香饵自香鱼不食,钓竿只好立蜻蜒。”又陋屋前飞燕成双题云:“唯有旧巢燕,主人贫亦归。”又瓶插花枝题云:“残废的美。”又鸟鸣笼中题云:“囚徒之歌。”又厨房烹鱼题云:“刑场。”又扑蝶题云:“残杀的儿戏。”又一犬蹲于门前,一人擎伞提灯归,题云:“风雨之夜的候门者。”均蔼然仁者之言。

关于《护生画集》,却有一个曲折的小故事。子恺在厦门,和广洽法师很莫逆,后来广洽法师赴新加坡,主持龙山寺,把《画集》合刊成为巨册,附言中谈到:“惟第二集画稿,行踪最奇,先由出资刊印者某君保存,战后,其人家遭变故,原稿不知去向”云云。不知什么机缘,澉浦朱南田,供职上海酿造厂,擅诗词,爱好书画。一日忽于古玩市场上,发现《护生画集》第二集文画原稿,已装裱成册,索价一百二十元,一再还价,以九十二元成交,奈南田手头拮据,先付定洋二十元,回家筹措,为数不敷,结果售去一件三人沙发,凑数购归。他喜心翻倒,做了一首五律诗:

未识丰翁面,先联翰墨缘。

护生心恻恻,祝寿意拳拳。

画笔简而约,书风静茗禅。

沽资何所得,鬻椅凑囊钱。

子恺闻此佳讯,喜不自胜,即探得南田住址,致书南田。谓:“衲正打算重刊各集,苦于复制品不甚清楚,不宜重行制版。”其意颇思一观该书,以温旧梦。南田翌日便持这《画集》呈阅,子恺大悦。此后来鸿去雁,往还不绝,后竟请南田割爱。信上说,“昔李易安爱藏书画,凡见心爱物,沽金钗、典貂裘,掷千金不吝,收藏甚富。及至世乱,辗转流离,损失殆尽,写《烟云过眼录》以记其事,世人对藏书画称子孙永宝,其实能传三四代者有几,岂能永宝?看来佛门倒还有千年藏经,所以我以为藏之佛门,比个人保管为好。”南田慨然允诺,由广洽法师携往新加坡,把六集原稿,收在一起。直至一九八四年,广洽参加丰子恺石门缘缘堂重建落成典礼,《画集》原稿六册,捐献给浙江博物馆,且在杭州文澜阁举行《护生画集》捐献仪式,南田也参与其盛。

朱南田和我很熟稔,他著有《红雨润心庐诗稿》,请子恺题签,子恺谓:“我给你题几句,扉页我去请马一浮先生写。”时一浮在黄山避暑,未备印章,仅署蠲叟。子恺谓待我去杭州,请他补钤名印。岂料十年浩劫,子恺所题和一浮所书,俱付劫灰。幸南田探访子恺病,时子恺初痊,为写一诗,夹在旧书中,抄家时没有抄去,为仅存的硕果。又子恺弟子胡治均,也是我的熟友。他的母亲张爱稼太夫人,去年百岁寿庆,定制了寿碗贻送戚友,蒙他见惠一对,预祝我的期颐百岁,这是很可感的。他在浩劫中经常偷偷去慰藉乃师,子恺性质刚强,日间虽被批斗,晚间还是画他的画,有时把画就的小幅,给治均带去,日子既久,所以子恺的画,积有成数,甚至子恺又把所有的近作,装成一袋,袋上写着“敝帚自珍”四个字,也给治均保存,治均奉为至宝。有一次,治均恐被人看见,深夜前去,这时子恺已入睡,可是不脱衣服,和衣睡着,治均问乃师:“这样是否太不舒适吗?”子恺答复说:“红卫兵不舍昼夜地批斗我,夜间来揪,便得跟随他去,不得不如此。”说得何等可怜啊!从此子恺养成习惯,入睡不解衣了。

丰子恺作品《西方三圣》

子恺的画,有闲适意致的,我看到他有一幅,疏帘高卷,月儿一弯,照在栏杆和桌上间,桌子杂列着紫砂壶和几只茶杯阒无其人,题云:“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着黑不多,具有空旷寂静之感,署名为TK。毋怪郑振铎对这幅画感到兴趣。子恺又曾为王凤琦画两个儿童捧大西瓜,历劫尚存在着。又新加坡的周颖南家,壁间悬着子恺精心之作,颖南子女很多,大儿子看到了,请其父颖南为他代索一件。可是其他子女,都嚷闹着每人要一件,这使颖南很为难,觉得如此无厌之求,不好意思向子恺开口的,只得敷衍子女,俟有机会,一一代求,不料子女迫不及待,一再催促,颖南无从应付,只得以实情向子恺相商,讵意子恺慨然奋笔,居然每人一幅,如愿以偿,这一下直使颖南合家欢腾,如得天赍。又朱南田一日去女画师顾青瑶家,见她案头铺着一幅将完工的《柳塘春晓》,画的杨柳,袅娜多姿,力称其妙。她说:“画杨柳当推丰子恺为圣手。”南田这时,尚未认识子恺,萦诸心中,苦于识荆无从。后若干年,有幸认识了子恺,谈及往事,恰巧报章上发表了子恺的画,把原稿由邮局寄回,即赠给了南田,南田直到目前还是挂在墙上,题着“小语春风弄剪刀”。这幅画,两个姑娘,坐在窗前,相对剪裁,喁喁小语,窗外几枝杨柳,从高处直垂下来,在春风中轻轻地飘拂着姑娘的云鬓,一双燕子在柳枝边掠过,似乎偷窥姑娘们的作业。

子恺随遇而安,如在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称为小杨柳屋。贵州遵义南潭巷的,称为星汉楼。重庆沙坪坝的,称为沙坪小屋。以及上海的日月楼等处。他生长于石门湾,一度迁居嘉兴杨柳湾金明寺弄,又常去上海江湾关心所办的立达学园,所以有人戏称他为三湾先生。最主要的当然是他家乡石门湾的缘缘堂。这堂是在原有的老屋惇德堂翻建的,他亲自绘图设计,极高大、轩畅、明爽、朴素之美,时在一九三三年,是一幢三开间的南向楼房,楼下中间是厅堂,西边为书斋,东边是家人就餐处,“缘缘堂”三字匾额,出于马一浮手笔,两旁挂着李叔同写的屏条,又有吴昌硕画的梅花巨幅,沈寐叟、李叔同的对联。他自己也写了楹帖,录王荆公的诗句:“草草杯盘供语笑,昏昏灯火话平生。”庭除间有半圆形的花坛,他亲种樱桃、蔷薇、凤仙、鸡冠、牵牛等花木,还有一个扇形的花坛,种了芭蕉,以体现“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词意。书斋里藏着图画一二万卷,由此可见主人何等的志得意满,准备终老是乡了。但不意仅享受了五年清福,及日寇侵略,肆意焚毁,这样好的家庭环境,竟成为一片焦土。子恺痛惜之余,撰写了一篇《还我缘缘堂》,立主抗战到底,在最后胜利之日,定要为无数同胞因暴敌侵略所受的损失,和自己“缘缘堂”的损失,一起向日寇算账。

一九八三年,徐春雷撰了《访重建后的缘缘堂》一文,在这文中,可以窥见一般概况,我摘录些于下:整个建筑,由三楹高楼和一个小院及后园组成。从东边墙门走进小院,首先跃入眼帘的,是正厅上面叶圣陶手书的“丰子恺故居”,横的匾刻成阴文,石绿填字,显得淡雅悦目。回转身来,才看到墙门上方的“欣及旧楼”四个大字,这是子恺生前将缘缘堂,与老屋惇德堂相比之下欣然题写的,现在集了子恺的字仿制复原。小院中栽着子恺喜爱的牵牛花和数株芭蕉。“缘缘堂”三个隶体大字,是马一浮写的,亦仿制而成,那幅吴昌硕所画的红梅中堂,由唐云重绘了。堂的两旁悬挂对联,一是李叔同书“欲为诸法本,心如工画师”,一是子恺自书“暂止飞鸟才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都是仿制品。其他尚有钱君匋、曹简楼、谭建成、赵朴初、沈本千、沈定庵、赵冷月、吴长邺、岳石尘、刘雪樵等书画,居然琳琅满目。又有一尊半身铜像,这是广洽法师及弟子陈光别捐资,由子恺弟子曾路夫雕塑的。又前楼作为陈列室,陈列子恺各个时期的照片和他的一些作品与遗物。原来的卧室兼画室,基本照原样布置,靠后壁是一张简易双人垫架床,两侧为书箱书橱,前面窗口放一九抽屉的写字台和一把藤椅。所有的床、台、橱、椅,均为上海日月楼旧居的原物。书桌上放有子恺生前用过的文房四宝及《辞海》等书籍,书橱中陈列有他的出版著作和译作原稿。此外还展出一些他生前用过的烫酒紫铜壶、缘缘堂笺纸、画笺木刻印版、眼管、眼镜、暖炉、手杖等。特别要提的,是那枝陈旧的橘红色的派克钢笔,据一吟(子恺之幼女,一名一宁)介绍,这枝钢笔伴随她的父亲有几十年之久,建造缘缘堂的费用全仰仗它的辛勤耕耘。当举行开幕典礼,被邀参加的人很多。我和一吟是相识的,但她不敢邀我去,因为我年逾九十,她担不起责任,实则我是心向往之的。胡治均归来告诉我一些,并谈及当时缘缘堂被焚,由子恺的叔父加林抢出两扇大门,外面斑斑焦痕,里面尚完好,现在重建的缘缘堂,这大门依旧移用,但翻了一个身,把里面作为外面,留着日寇焚掠的遗迹,以示不忘宿仇。

子恺于二十二岁和徐力民结婚,子女较多,除一吟外,我都不相识,据我所知有陈宝、宛音、华瞻、元草、新枚。有一次,子恺和小儿女在一起,子恺提出一问:“什么事情最好玩?”不知其中哪一位,稚气可掬的回答:“最好玩是逃难,逃难既得乘火车,又得登上大轮船,多么开心。”子恺为之大笑。

子恺的趣事,尚有可谈的。当一九四七年,他在杭州连开两次画展,一次是浙江美术协会举办的,一次是省民众教育馆举办的,专为招待外宾。奈两次画展,子恺的画,每次被偷去一幅,为此,子恺在报上发表“告窃画者”,公开召请窃画人来,愿为补题上款。又一次,他画了三头羊,每头系着一索,由牧羊人牵着走,有人看了对他说:“羊是合群的,所以‘群’字从君从羊为形声字,只消系了一头羊为领先,其他跟随着不须多系。”子恺恍然大悟,弃去重画,这无异名画家戴嵩,画两牛相斗,牛竖着尾巴向前猛冲,甚为得势,但受到牧童的窃笑,诘问他,才知牛斗时,尾搐在两股间,和它兽不同。子恺始叹什么都得体验考察,闭门造车,是不合辙的。他什么都画,家中小儿女的动态也入了他的画幅,如《阿宝赤膊》《软软新娘子、瞻瞻新官人》《瞻瞻的脚踏车》《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花生米不满足》等,都是寥寥数笔,甚至只有一簇头发,连脸的轮廓线也没有,但形象却跃然纸上,真是化工之笔。还有一个挽车工人,忽然附庸风雅,叩门求索子恺一画,子恺竟允其所请,立即伸纸挥毫应付他,且为题上款。另有一故事,这是子恺后人宛音亲自讲给人听的:“子恺为一作静物写生,特地到一家陶瓷店选购一瓶,店伙见他挑来挑去,总是不合适,连忙从架上取下一只金碧辉煌的细瓷花瓶,一再称赞怎样的精美,可是子恺看不上眼,更自行挑选,他偶然在屋角发现了一只瓶子,虽瓷质粗糙,且蒙着灰尘,十分满意,店伙连忙解释说:‘这是江北瓶子,且又漏了,买去没有用。’子恺说:‘漏了不要紧,我就要这个。’说着忙付了钱,携了漏瓶就走,原来这瓶线条自然而流畅,具有一种简朴的美,店伙哪里理解,认为这个顾客是患着神经病的。”又“在二十年代,子恺到农村去,看到田野旁树丛里,几个农妇在操作,各种各样的姿态,引起他的画兴,他立刻掏出速写本,躲在大树后面画了起来。当他画兴正浓的时候,不料被其中一个农妇发觉了,这时风气闭塞,除耕稼外什么都不知道,她立即提醒同伴,接着一群娘子军,赶过来,大兴问罪之师,责问:‘你画我们做什么?准是画了去卖给洋鬼子,叫洋鬼子来捉我们的灵魂。’她们其势汹汹要抢这个画本,弄得子恺有理说不清。正在危急的时候,幸亏本村一位老乡亲来为他解围。”

子恺为了谋生,为了抗战逃难,行踪无定。除了上面所谈的居处外,曾住过上海江湾同安里及安乐里、立达学园的永义里(李叔同自来沪即寓居该处)。又迁居旧法租界雷米坊,又杭州皇亲巷及马寺街、田家园、静江路,又石门湾南深浜,又桐庐宁薰坊,又长沙天鹅塘,又桂林马皇背、泮塘岭,又迁黔北遵义的罗庄、南潭巷,又重庆刘家坟、凯旋路,又厦门古城西路。此后回到上海闸北西宝兴路汉兴里,又迁至南昌路邻园村其弟子钱君匋所办的万叶书店楼上,又福州路三山会馆西面六百七十一弄七号,乃开明书店章锡琛的旧宅。我曾到那儿作客,蒙子恺书一小册页,惜于浩劫中被掠去,迄今子恺的手迹,片纸无存,为之痛惜。后又迁陕西南路,直至终老。

子恺相熟的人,都一时名流,如叶恭绰、叶圣陶、吴梦非、梅兰芳、郑振铎、陈之佛、郎静山、欧阳予倩、梅迪生、竺可桢、胡刚复、柯灵、宋云彬、胡愈之、巴金、王西彦、张梓生、郁达夫、田汉、舒舍予、朱自清、鲁迅、谢冰心、陈望道、周予同、徐调孚、沈雁冰、邵洛羊、朱光潜、关良、姜丹书、刘海粟、舒新城、内山完造等,结苔岑之契,联缟绞佇之欢。

李叔同有两位大弟子,一刘质平,一丰子恺。我曾看到一帧照片,是一九一八年,叔同将入山修梵前摄的。叔同高坐在中间,刘质平盘膝坐在地上,子恺亦盘膝坐于右面。大家认为刘质平传受了叔同的音乐,的确质平的音乐造诣很高,他的哲嗣雪阳,也是个音乐家。丰子恺传受了叔同的佛学,实则子恺兼两者而有之,擅奏钢琴和提琴,编了《音乐入门》《孩子们的音乐》《近世十大音乐家》《世界大音乐家及名曲》《西洋音乐楔子》《音乐的常识》《近代乐圣的生涯和艺术》《开明音乐讲义》,且在春晖中学教授音乐课,没有修养,哪有这许多成绩,真可谓多才多艺了。

世有“须眉男子”之称,可见须是男子的特征。最近看到报载:“美国的长须者,他的一对八字胡须,长达一百八十五厘米,这人名米勒,年五十三岁,为加州的货车司机,十一年前开始蓄须”,且附有照片,这是多么怪异啊!又传说翁同龢为光绪帝的训蒙师,翁长须飘拂,光绪常爬上翁的怀抱,拈着师傅的须儿,这又是多么有趣啊!因此我就想到几位名书画家,颇多蓄须,如曾农髯、张大千、黄蔼农、汤定之、吴待秋、朱大可等,子恺也是其中之一,他居母丧,即开始留须。有一位潘文彦,写了一篇《丰子恺先生的胡须》,其中有那么一段话:“十年动乱之初,先生(指子恺)的胡须也遭了殃。记得那天上灯时分,我刚端起晚饭碗,消息传来:‘丰子恺自杀了!’在恶梦般的黑暗年月里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都可能随时发生,我立即放下饭碗,急急赶到日月楼去,踏上最后几级楼梯时,我的心怦怦直跳,真有说不出的紧张。及至推进门去,见到他老人家正在浅斟细酌,方知是讹传。那时,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先生慈祥的胡须短了一截,不用说我也完全明白,已经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了。我当时已呆住着,不知道该用什么话去安慰他。先生见我惊讶,反而满不在乎地说:‘这有什么要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他借了白乐天的两句诗自慰慰人,于是相顾而笑。”究属子恺的须,是怎样短了一截的,该文似匣剑帷灯,不够清楚明白。据我所知,那天为了发现两幅子恺测验儿童智慧的画,一张题着“东方有个红太阳,西方有个绿太阳”,一张题着“我抱爸爸去买糖”,批斗子恺,说他“颠倒是非,故意讽刺当道的领袖”。这时子恺正患着感冒,打了一个喷嚏,又指他“破坏严肃空气”,立即出剪,剪截长须,藉以惩戒,恶作剧如此,抑何可憎可恨,又复可笑啊!

闽诗人陈兼于,和我同隶上海文史馆。我在他那里看到一首有关丰子恺先生的七律诗,并附有识语,亦极有意致,录之以殿我文。其标题云:“秋夜读丰子恺先生《我与弘一法师》一文,顷为法师百年祭之辰,丰翁亦下世数年矣,书此志感”:

浙山闽水底处寻,百年精气郁萧森。

艺臻物我相忘境,学有天人一贯心。

寺塔长空圆日影,海潮终古振雷音。

丰翁妙语层楼喻,把臂真看共入林。

附识:“子恺先生以人生比作一个三层楼,一是物质生活,二是艺术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法师之出家,由于不满足于艺术生活,登上三楼,一探宇宙之真相、人生之究竟。宗教为高度艺术之境界,故其为僧,出于生活之要求,无足为异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