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经济学人》杂志刊载了一幅漫画，标题叫《把脉经济》。画中四个表情严肃的男人围着桌子，面对一堆曼哈顿微缩景观，一筹莫展的样子。每个人物都画得不错，特征抓得准。马克思最抢眼。戴假发的那位印在英钞上，叫亚当·斯密。另两人的模样比较陌生，仔细一看，厚嘴唇是凯恩斯，高额头的是熊彼特——瞧，每当活人解决不了问题，死人的地位就会抬升，无非如此。
从经济的角度看，他们中间“市值”最高的人物无疑是凯恩斯。照眼下的情形，马克思和斯密都显得太极端了。斯密的声望需要“止损”，而马克思呢？就算《资本论》畅销，《蟹工船》大卖，哪里及得上用四万亿做信誉担保的凯恩斯。
不过，这三位的大名仍是焦点，唯有熊彼特不尴不尬，简直成了“多余的人”。我就曾听见有人问，熊彼特是不是一个服装品牌，和泰迪熊是什么关系。
这种多余人的感慨并非我的想象。假如熊彼特在世，他固然会觉得和马克思、斯密坐在一起是一件荣耀的事，但肯定也会局促不安。因为身边坐着的，是与他同一年出生（1883年）的凯恩斯。要知道27年前，同样是《经济学人》，在纪念二人诞辰100周年的专题中，留给他的篇幅尚不到凯恩斯的三分之一。
说起来，熊彼特与凯恩斯的确一时瑜亮——至少熊彼特自己私下里这么认为。他们都是神童式的人物，天才级的学者，然而他们又是如此地不同。凯恩斯过了愉悦、成功和自我实现的一生，相反熊彼特的人生要阴暗得多。
斯基德尔斯基（R.Skidelsky）认为，凯恩斯是一个奥德赛式的人物，一个成功的英雄。“他听见了海妖优美的歌声，但做好了防止触礁的准备，坚守他的才华和世界给他指定的大方向。”（《凯恩斯传》，三联书店）相比之下，我觉得熊彼特的人生就像他未完成的小说标题，是一艘时不时遭遇搁浅和触礁的“雾中之船”。
然而一切并非必然。如果某人在上世纪初认识熊彼特，他很可能会被这位年轻人的聪慧与乐观吸引——当然，也有可能被他的倨傲与放肆激怒。26岁的熊彼特是奥地利当时最年轻的经济学教授，28岁成为同行盛赞的学术传奇，30岁已是学术舞台上风度翩翩的大师。另一方面，他是惯于冷嘲热讽的学术对手，公然揽妓的“维也纳情人”，身着骑术服参加学术会议的教授。朋友善意地提醒他低调行事，他的回答则是左手揽着金发女子，右手挽着黑发女人，坐着一辆豪华的敞篷马车，在维也纳的大道上呼啸来去。（《熊彼特》，斯威德伯格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不管怎么说，除了幼年丧父，从熊彼特的青年经历里似乎看不到多少阴郁的东西。之后，他短暂而尴尬的从政（出任奥地利共和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以及同样短暂而尴尬的从商（担任一家银行的董事会主席）给了他一些挫折。可是，他很快就回到了大学讲台，回到了充满乐趣的学术道路上来。（《开门：创新理论大师熊彼特》，洛林·艾伦著，吉林出版社）
真正的转折也许是1926年。那一年短短三个月内，母亲、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相继去世，熊彼特的生活几乎彻底被毁。他试图用拼命工作的方式摆脱痛苦，然而当他的《货币的本质》即将脱稿，凯恩斯的《货币论》早一步出版了，并且与他的货币理论诸多相似。熊彼特销毁了手稿，其副本直到他去世才由他人编辑出版。
熊彼特想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于是离开欧洲去美国生活。可是他后来写作的《经济周期》差不多遭遇同样的命运，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再一次抢了先。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他的理论完全给晾到了一边，而凯恩斯的学说却颠倒众生。他几乎一手建立了哈佛大学在经济学领域的地位，可是令熊彼特气结的是，他的得意门生，譬如加尔布雷思、萨缪尔森等等，纷纷改换门庭成了凯恩斯的信徒。他曾被学生们崇敬地称为“经济学教皇”，却是孤独的教皇——在经济学界，从来没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派存在。熊彼特的心态是如何在与凯恩斯的遭遇中一步步变化的，在最新的熊彼特传记中有细腻的分析。（《熊彼特传》，安奈特·舍尔佛著，机械工业出版社）然而没有疑问的是，在熊彼特格外阴郁的后半生中，凯恩斯的确是一块挥不去的乌云。他不止一次酸溜溜地表示，那些优秀的青年学子对待凯恩斯的著作过于狂热了，仿佛凯恩斯是他们的真主。1946年，在悼念凯恩斯的文章里熊彼特写道：“他（凯恩斯）个人没有后代，而且他的生活哲学是一种短期哲学。”任何人都能看出，这其中包含着多么强烈而复杂的情绪。
有意思的是，就我所知，以熊彼特为主角的传记类书籍远多于描写凯恩斯的。这是不是说明，相较于像凯恩斯那类“完美”的英雄，文学更偏爱“多余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