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日所爆发的六一事变（亦称两广事变）和同年12月12日至25日所发生的西安事变，屈指算来，距今已整整五十周年了。这两个事变，前者不足两月，后者不足两周，它们不特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改变了今日世界整个人类历史运行的轨迹。西安事变既然比较出名，今且颠倒其顺序而论之。
西安事变的后果
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这倒可以屈指而计之：
一、它把当时的蒋委员长——也可说是整个国民党吧——“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参见蒋夫人最近在台北发表的悼夫文）临时叫停；把一个四面楚歌、危急万分的红军，解救了出来。
我有一位在当今中国史学界颇有声望的朋友就曾向我说过：“没有西安事变，我不相信那一点点共军就消灭不了。”
历史学家虽然不能臆断历史上有可能而实际上并未发生之事，但是一个有深度的学者的话，也不是只凭意气出口的。因为蒋氏那时的政策虽愿保留共产党，以为将来联苏抗日留个余地，但他却是要“彻底消灭”共军的。可是当时共军之存在亦有其一定的历史和社会的条件（宋庆龄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彻底消灭亦属不易。不能彻底消灭，就变成零星打斗，那也会纠缠不已的。“内”既不能“安”，“外”也就不能“攘”了。恰于此时张、杨二人搞出个兵谏，使双方都保存了面子。国民党停止“剿共”；共产党不但红军接受改编，共产党人且愿再度加入国民党（见蒋著《苏俄在中国》）。国民党不愿共产党再度加入，蒋委员长和夫人却接受了共产党军队半独立式的改编，并由南京中央补充弹药、接济粮饷（这时南京派往延安的代表是中委邵华。邵先生是笔者的中学老师，这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终使共产党军队由半独立而独立发展，由茁壮而成长。楚河汉界，平分天下，最后竟然取而代之。
二、西安事变把抗日战争提前了。抗战是拿全民族的命运作孤注之一掷，岂是搞着玩的！我们的抗战是否可以避免，无人可以臆断。但是史家可以认定的，则是那时日本侵华并无固定政策。战前那些所谓“事件”，都是一批“鲁莽灭裂”而目光如豆的日本少壮军人搞起来的。他们原无“鲸吞中国”之大志；而我们地大物博，加上个老谋深算的蒋委员长，和他们再打它一两年太极拳，不是不可能的（参见战后日本公开出来的彼方秘档）。
试想抗战如推迟一二年，世界局势又是什么个样子？1939年欧战既发之后，日本人是要和一个穷光蛋蒋介石继续纠缠呢，还是南征南洋、北伐苏俄，收其实利呢？那就很难说了。
有人或许会说，那时全国民气沸腾，爱国人士都痛恨“南京中央”的亲日卖国政策。所以，你不打，全国人民也要打；你不打，日本人也会逼着你打。这些话，在五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均属似是而非之论。笔者昔年在哥大即曾撰长文（原著为英语）辩正之。我认为抗战固然非打不可，但是它在1937年的7月7日开打，却是西安事变的直接后果。
须知蒋氏那时的“太极拳”政策，在当时国内军、政、商、学各界，也有其一定的“群众基础”。“亲日卖国”原是“欲加之罪”，可是蒋公的“太极拳”却被西安事变结束了。
事变之后，蒋在国内声望之隆、盛德之高，真是史所寡有。他被倭奴欺侮太甚、舆论逼得太紧，全国上下又一致拥护，内战结束、全国一统又提供了对外战争的必要条件——“内”既不必再“安”，“外”就不得不“攘”。蒋公被内外一致逼上梁山，心一横，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抗战到底”了。
今日读者和作者的生活状况，都是这个抗战到底的结果；而抗战到底者，西安事变实促成之；而西安事变者，乃当年张少帅和杨老总一时冲动之下干出的，也是当年蒋委员长一时大意失荆州、单刀赴会、误入虎穴的意外小事也，其影响于我辈命运若此！
当今中国史学界当然还有人认为西安事变是全民敌忾之气激成的，也有人认为是中共和第三国际统战政策的成功。但是五十年来还没人敢说，西安事变在1936年的西安“非爆发不可”！
所以，西安事变者，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一件小事也。它改变了人类历史运行的轨道，也可说是历史本来就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吧。
蒋氏何以单刀赴会？
但是中国近代史上何以发生这个“偶然事件”呢？关于张、杨二人当年受激成变的心理我们不难理解。我们所想不通的，则是那位“一生唯谨慎”的蒋委员长，何以于“剿共”前线，在两支军心不稳的杂牌部队之间，来个单刀赴会，结果连人带马，加上半朝文武，于一夜之间被两位“叛将”一网成擒？
事实上，用现代行为科学，尤其是心理学的基本学理来分析蒋之行为，也不太难于理解。
须知我国抗战期间，在大后方山区公路上，卡车尸骸累累的所谓“翻车地区”，往往都不是所谓一级“险区”。司机翻车或“打山洞”（战时司机俚语，指车头撞山）的处所，往往都在“履险如夷”之后的次级险区。
据美国当前对车祸的统计，亦以离家不远的地区为最多——何也？无他，大意失荆州也。蒋委员长在西安出了事，也正和卡车司机驶过最险区才“打山洞”，有其异曲同工之处——蒋公在西安事变之前的六个月，刚刚“履险如夷”地驶过最险区；驶过之后，他老人家却在次级险区的西安“打了山洞”。
西安事变之前，委员长驶过一个什么样的高级险区而履险如夷呢？那便是同年6月在两广发生的六一事变。
六一事变的危机
六一事变是怎么回事？
长话短说，它和西安事变一样，都是以“抗日救国”为号召而反对“南京中央”的“兵谏”；只是——且让我用个当今的时髦名词——西安事变是一件“阴谋”，六一事变则是件“阳谋”而已。
搞起这个“阳谋”的首脑是虎踞两广、拥兵数十万、飞机数十架、械精饷足的“南天王”陈济棠和广西首脑、桂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是也。论造反实力，则后来搞“阴谋”的张、杨和他们简直无法相比。
陈、李、白这三位老哥何以忽于此时要起兵北上抗日，与南京中央为难呢？说穿了，这只是当时国民党实力派内讧之一环罢了。两广这两支久与中央嫡系不睦的杂牌军，在派系斗争中屡占下风。但是经过五年生聚、五年教训之后，自觉三人合伙，实力不在蒋氏所控制的南京中央之下。如今眼见蒋某外迫于强寇、内困于红军、中窘于学生救亡运动，已经焦头烂额、进退维谷，就在这所有蒋氏政敌都幸灾乐祸之际，他们遂决定以“抗日”为号召，“造反有理”，来报一箭之仇，与南京抗衡争霸，逐鹿中原。形势看好，万事俱备，陈、李二人乃于1936年6月1日领衔发出通电，要率两广健儿北上抗日。宣言既出，桂系精锐随即于6月5日强渡黄沙河，进入永州；粤军亦直迫衡阳，向湖南假道北上。一时刀光剑影，一个“二次北伐”已箭在弦上。
两广有什么把握，能于此时对中央用兵呢？这就因为他们那时估计——也是李宗仁一再向我说的——“中央政令不出五省”！换言之，在两广领袖眼光之中，当时的蒋介石，亦不过是国民革命军北伐前之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耳。北伐之前，虎踞金陵的孙传芳可以被以两广为根据地的革命军一举打垮，今日占据南京的蒋某，为何不可照样驱除呢？——这便是他们三位搞六一事变的思想体系吧。
孰知他们这一件“阳谋”，事未叠月，兵未血刃，便一败涂地。陈济棠赔了夫人又折兵，弄得众叛亲离，与李宗仁分金散伙，逃之夭夭，到香港做寓公去了（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
这位“南天王”为什么弄得如此狼狈呢？原来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件有名的迷信故事：在事变之前，陈济棠曾“扶乩”问吉凶，而乩仙则鼓励他说“机不可失”。果然于7月4日，粤方空军驾驶员四十余人，忽然驾“机”投奔中央，“报效党国”去了；接着便是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阵前起义，反陈拥蒋；粤军另一主将李汉魂也认为陈氏“所谓抗日救国云者，直是公开骗人”，因而“挂印封金”、“单骑归汉”去了（见《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一册。李将军亦亲口告我甚详）。这一来，“六一运动”弄巧成拙。军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以“抗日”口号投机造反，岂可骗人？
“南天王”一倒，广西李、白二人孤掌难鸣，中央大军四合，讨伐就在旦夕。白崇禧这时只好藏身避祸，让李宗仁单机飞穗，谒蒋表态，重献忠诚。委员长不为已甚，才宽慰而恕之，结束了这场“阳谋”闹剧（见所引的二李前书）。
刘廷芳的“内幕”故事
以上所述的六一事变的始末，是事变以后五十年来的公开历史。李宗仁先生在50年代也亲口告诉我，六一事变中，他的桂系是“被拖下水”，他是和其他元老一样，到广州去替陈伯南抬轿子的，整出滑稽剧是陈济棠一人“迷信”和“糊涂”搞起来的。但是这种惊天动地的大“阳谋”，牵涉精兵数十万，真是那么简单吗？我当年将信将疑，手边虽有若干线索，然旁证无多，不敢遽持异议。孰知事隔数十年，竟于纽约这个藏龙卧虎之地遇见了一位八六高龄的刘廷芳先生，才使这一谜团豁然开朗，使这一六一事变有信史可循，也使我对蒋公在西安事变前的自信心态更多一层了解，更使西安事变的“偶然性”多一件佐证。
原来这个六一事变不是陈济棠一人独干的，李宗仁也不是被拖落水。这件“阳谋”原是他们陈、李、白三公精心策划的。他们三人之外还有个今日健在台北、当年荣任桂军总参谋长的李品仙将军——虽然李鹤公（品仙字鹤龄）在他的《李品仙回忆录》上竟然也只字未提！
事缘两广当局在发动“二次北伐”、“捣蒋抗日”之前，他们知道成败的关键是落在当年湖南省省主席何键的身上。湖南地居要冲，“无湘不成军”，民性强悍，省富兵精。当年蒋公所领导的北伐，就是由湘军唐生智部附义并亲任前敌总指挥打起来的。
当时的何键亦有健卒十万，饷械充足。他如依附粤、桂，则陈、李“二次北伐”，兵不血刃，便可直取武汉，重演其“宁汉分立”；甚或如王濬楼船、洪杨江艘，长驱而直下金陵。但是何键如听命中央，力阻粤、桂之师北上，则陈、李二人纵加上个“小诸葛”，想搞个“六出祁山”，前途也就很渺茫了。好在何键与李品仙均为唐生智旧部，交情不浅。李品仙在唐部解体之后，返桂依附李、白，累官至总参谋长要职。何则挟众赶走前湘主席鲁涤平而自代之，由南京事后追认加委。何与粤、桂诸将同属杂牌，临深履薄，时畏中央并吞，难安枕席。
所以两广此次举事，重点便在裹胁何氏，其手段则是：逼之以威——桂军精锐于6月5日即已进入永州，粤军则于10日逼近衡阳，气势汹汹；再诱之以利——如捣蒋事成，则从龙有功，不难三分天下；复动之以情——这一点则鹤龄旧侣便是最适当的人选了。
在陈、李诸人心目中，何氏如加入以“抗日”为号召的捣蒋阵营，则全国各省势将纷起响应（西安事变时，张、杨显然亦作如是想），亦如当年武昌起义，在一呼百诺之下，则金陵王气黯然收，可预卜矣。
为负荷此一“内交”重任，李品仙乃于1936年初夏为桂使湘。使踪至为诡秘，真是人不知、鬼不觉，而湖南方面亲自接待他并与之密谈的正是何键自己。何之外，就只有一个刘廷芳了（另外只有个记录秘书）。
这一桩民国史上有关键性的三人密谈，想不到五十年后的今日，竟然还有两位耄耋老人健在人间——李品老在台北，刘廷老在纽约——尚可为历史挺身作证也。
难为了何芸樵
在这场湘桂密议之中，处境最难的当然是何键了。他如参加两广“造反”，则中央兴师讨伐时，他便首当其冲，两广一毛未拔，他自己可能已身首异处；他如服从中央，则两广北伐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他，南京可以乘势一石双鸟，何氏则以一人而敌两省，胜负可知；他如鼠首两端，拒不表态，则南北夹攻之中，就更无完卵矣。
这个密议可难为了何芸樵（何键字芸樵）。但他原始性的反应还是两面磕头——一面亲自接待两广密使，另一面又公开派遣省府秘书长易书竹往南京请示。他这种两边表态又两边都不表态的干法，两广虽在继续劝驾，“假道”并挥军继续北上；中央可就强硬了——蒋委员长拒绝接见何键专派的官方代表易书竹！意味着何键有附逆企图。
在这种南京中央强迫表态的情势之下，何氏权衡轻重，不得已只有向中央“一边倒”。据刘君回忆，何氏事变之前便有“月圆必缺，水满则溢”的心态，屡屡问计于廷芳，欲以所部湘军十余万拨还归中央直接指挥，而刘氏则以自己年岁太轻、经验太浅，不敢借箸代筹，妄言可否。今日面此“六一”危局，他这“一边倒”的决策，虽迫于形势，然亦原为何氏之夙愿。他之归顺中央，亦颇具当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各地方幕府深明大义、归政中枢之气度。刘自云为何之至交，相知殊深，五十年后，何君墓木已拱，只是根据史实，为何氏之本性，略叙所知。上节所述，今日尚健在之何芸樵夫人亦深知之，唯当时国民党中枢之党方负责人则对芸樵有诸多误解而加以歧视，实有欠公允云云。刘氏言之，至今仍颇为之欷歔不置，希望治国民党史者执笔亦应以事实为根据才好。
何键既已决定摒弃两广，完全服从中央，但是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办理内交”，则相对实力派之间的“私人往还”，和各派“心腹”人员彼此之间的密议，实非各派“官方代表”之间的公事公办所能及其万一。因而何键这项“向中央秘密表态”的“内交”重任，便落到刘廷芳的身上了——这是何氏在两大之间自求生存的高明手法。
时至五十年后的今日，还有当年当事人健在，能听到有关当时政治实况的口述历史，来对公开而不全面的历史加以修正，这也是治史者之幸。
刘廷芳其人
刘廷芳，湘人，北伐之后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之、朱经农等人同学）毕业，回湘办实业，并主持湖南省银行。那时湘籍海外留学生不多，还湘服务者尤少。刘之新式的企业又办得成绩斐然，是个新时代人物，因此在一群旧式军政人员围绕之下的何将军麾下，很快就脱颖而出。1931年委员长因公访长沙，无意之中竟与刘相识。刘在胡南所办企业金融也颇为蒋所称许。据刘回忆，渠曾向蒋条陈，将西南诸省尤其是湖南所特有的锑、钨、锡三种珍贵矿藏收归国家统一开采，以免地方军人或土劣据以自肥。此一建议尤为蒋所激赏。为进一步了解情况，蒋竟偕夫人亲临刘氏为渠所设之私宴。斯时蒋公威震华夏，旰食宵衣，竟能拨冗亲临一位年方三十一岁之地方小企业家之私宴，亦可谓知遇至隆、不平常之甚矣！
战前的蒋氏也和许多当国者早期一样，乍理国政，虚怀若谷而礼贤下士，在四方挖掘其治国用兵之才；借此既可了解“下情”，亦可于地方预布政治棋子，贮才备用。以前曾一度被蒋罗致的青年党领袖左舜生先生就和我谈过蒋氏在这方面的许多轶事，为此左氏对蒋早年作风亦深具好评。刘廷芳之见重于蒋，便是当年发生在湖南地区的一个实例。
五年之后，六一事变发生之时，刘既是何之心腹，亦颇见重于蒋；而刘又年轻，无籍籍之名，秘密代表身份不易外泄，这样他就成为替何向蒋作秘密表态的最佳人选了。
当刘氏衔何之命，乘私租水上飞机专程自汉口飞南京谒蒋时，蒋竟派最信任之心腹要员、时任行政院秘书长（蒋当时自任院长）的翁文灏秘迎于江干；直驰至地质调查所密议后，旋即谒蒋，由刘替何向蒋披肝沥胆，私诉衷情。这一秘密表态，那就远非易秘书长上访、公事公办的情况所可比了。
刘之私谒蒋氏意味着什么呢？它的真正意义是：两广裹胁何氏之毒计从此完结！何键对蒋以子侄自居，表示了向南京的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的“一边倒”。绝对掌握了湖南，中央才能对两广叛将做该和该战的决策。终使刘某这个小小的密使，参与了扭转了四万万人命运的大大的密勿——秘密一沉五十年不为人知！
据刘氏告诉我，他既是何之密使，又取得蒋之宠信，他乃乘便向蒋代陈何氏之“愿望”。盖何“党龄”太浅，在“以党治国”时代，党位太低，希望在党里有个“中委”的位置，蒋亦立时首肯。而何键后来身兼两湖绥靖主任的军事要职，亦由于密使无意中之一言——蒋或误为何键的“要求”，而何实未有此奢望也。他时来运转，竟于无意中得之（德刚复按：何键出任“中委”为1935年之事。刘廷芳代表何键谒蒋似不止一次，“中委”一事可能在此次之前。再者，何似未尝任“两湖绥靖主任”之职，可能系“长沙绥靖主任”之误。事隔五十年可能记忆不清）。
刘氏既变成两边信任的人物，也接受了两边的差遣，竟乘着“美龄号”专机，仆仆于南京、武汉之间，为和平解决六一事变而努力。他替何向中央表态这一着，显然地（虽然我们尚未掌握充分证据）就影响了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倒戈反陈的决定。余、蒋之间那时也有密使往还，然何键的态度如不明朗化，那位蜗处粤北、介乎陈济棠与何键之间的余汉谋便很难异动了；而粤军第六师师长兼广东东区绥靖委员、负责地方绥靖及督导指挥粤东军政的李汉魂之“挂印封金”反陈，则是余汉谋倒戈的连锁影响——其中枢纽，还系于何键态度之转移。何键效忠中央之明朗化，刘廷芳密使与“美龄号”专机功莫大焉。“乩仙”先生所开玩笑的“不可失”之“机”，并没有决定性影响，做神仙也会吹牛的。
刘廷芳这段故事，我想在蒋公日记里、国民党中央如今尚未开放的秘密档案里，将来一定是可以印证的。在当时，刘廷芳这青年“神秘客”，乘着“美龄号”专机为两方奔波，据说连宋美龄本人和后来代陈济棠坐镇广州、威慑西南的何应钦将军，亦不知底细呢！
由于刘氏的健在，他为我们口述历史留下了有关六一事变五十年来不为人知的另一半更重要的史实。不流于偏听偏信，史家执笔，可不慎哉！（参见刘廷芳著《我说服蒋介石先生化解一场内战危机——记两广事变未曾公开的一段内幕》，载1986年2月号《中报月刊》）
六一事变和西安事变的因果关系
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尤其是兵不血刃，便使当时叛逆性最强、实力最大而位居国内半独立的诸省之首的粤、桂、湘三省俯首听命，这使蒋委员长当时声望之提高，也真是如日中天了。叛方空军驾驶员与陆军将领之表现，也足使蒋公深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乱骂他“亲日卖国”的政敌是不得人心的——这客观情势，显然也使他对“安内而后攘外”政策的正确性益发坚信不移，务必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两广事变如不胜利和平解决，蒋是不能到西安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