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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性随缘》弈事琐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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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即将升起的“围棋月亮”随着这个“史无前例”的爆发殒落了。1968年是这样的年头,“文革”已经两年,深入“斗批改”,上山下山的学生们准备着接受农民再教育——这种事在全世界倒是有前例的,在中国确是第一次。别说围棋事业,一切文学艺术和人类正常思想的体现形式,都随着这一声“戛然”沦陷湮没,一切异端都变成了“正道”!我们兄妹四人,凌解放、凌建华、凌卫平、凌玉平各人的命运是怎样分配?

我的感觉是:有点像《封神演义》里的红沙阵上,我们父亲庇佑着我们一家过阵,被阵中的法力吸下去两个,而我和二妹躲过了这一劫——参军走了。

小妹玉平本来就寄养在洛阳农村,户口也在农村,她没有变化。真正跌落下去的是建华。她年轻,热情待人,没有心机,善良单纯,性格开朗。她不懂“下乡”的真正涵义,还真的以为去那里“大有可为”。人家的“兴高采烈积极踊跃”都是装的,她却是一片诚意响应号召,毅然地“走了”。

但建华也是第一个真正懂得这事意义的人,她很快明白了这事对她人生颠覆性的影响。她是最先去农村,而到最后才被勉强“捞回来”的下乡知青。除了一身牛皮癣和一种对农村惊悸的回忆,没有带回任何东西,而她原有的东西,在那里丢失得干干净净,她的围棋事业也完了。

完了是完了,但围棋的爝火仍在我家燃烧。建华的棋还在下,她下不出棋来了,只能是业余初段那样水准,上网能下到两段,一个不慎“哗”地就又变成“一段”。她当年的棋友们谁都比她厉害,加上都是专业棋手了,但仍叫她“大姐”。他们的徒弟们也比建华棋力凶得多,但仍叫她“凌老师”。有什么不大不小适合她参加的赛事,请她去当当裁判什么的,还是挺风光的。围棋界的人际友谊,比其他什么界的干净、单纯,没有那么势利。围棋杂志小乔约我写稿子,我谈我的观点,“我喜欢围棋人,不喜作家人”。围棋人不势利,炎凉之态较少嘴脸——很久之后围棋界才知道“凌建华是二月河的妹妹”,和我也有了些联系。大家接近平和自然,使我感到了孔子中庸在围棋中的内髓影响。

我的围棋“事业”也没有中止,我先在太原,到大同,到辽西诸县,不停地在部队战友中寻觅“会下围棋的”。居然也找到了几位。我们是施工部队,整年在大山沟里盘占,我尝试用河里的石头作棋子,都是又尖又利,颜色也不很分明,不宜使用。后来见有很多“马赛克”,即是我们现在卫生间贴的那种方块小砖块,用来一边用漆染了,牛皮纸做的“枰”,周六周日聚一处,屎棋与磁片齐飞,欢笑同评论共落。我甚至还挑选了几个“有基础的”士兵,参加我们这个小俱乐部,彻夜围棋联战。

所以我终生都是围棋广大包容领地中忠诚的“屎棋奴隶”,心甘情愿的“围棋”底层棋手。这似乎是围棋的又一宁馨特点,它不厌江河,也不弃涓滴,什么样的棋手都能在这里找到他安适的位置。这之后,我历尽千山万水才从窘困中走出来了,这就好比八卦阵,我从景门进去,从生门出来,七圣皆迷的阵中光景,自然不是在这段文字中能够说清,总之是成了一个作家——也就是会作文的专门人士。

我自己有了点资本,所见当然就广了些。通过妹妹,我认识了王冠军八段,通过南阳棋界的领袖李森林,我又见到了陈祖德、罗建文、聂卫平、华以刚、刘小光等——他们原先是我心目中的棋神,现在是活生生的人站在我身边了,他们印证了我心中围棋情结之“情”。

专心、好学、平等、自负、爱友……这些人文素质似乎天然地和围棋界和融相处。我现在一天要上网下棋两小时,不是为了赢,是为了防止“脑痴呆”。一个痴呆的二月河我觉得不好。我相信围棋可能调整我的神经,这或许是围棋的又一好处。

我父亲学围棋是在抗战大学太行分校。当时讲《论持久战》,讲“犬牙交错的敌我战线”时,教员教学员学下围棋——说战争如同下围棋,我们家的围棋热是有民族革命的原动力的。父亲告诉我,尧的儿子丹朱不学好,尧便制作围棋让他来弈。丹朱放到了哪?就在现在丹江一带罢?南阳占着丹江水库51%的水面,将来北京人喝南水北调的水,无可回避地要喝南阳的水,这里是水的“源头”,也是围棋的源头。

李森林是我的朋友,有业余六段的实力,我曾经问过他意味着什么?他有点嗫嚅地回答,“相当专业初段罢?”这或许是谦虚罢。他常常语破天惊地爆一句,有一次说:“下围棋的都是好人!”

我初听一惊,这个说法没有过。赶紧就回顾,盘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真的没发现历史上的大奸大恶之徒同时又是围棋高手的。这似乎无情理联系,但细思是有道理的。会下围棋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由围棋魅力之所在,必得“联系群众”——他得有棋友呀!围棋的魅力又能相对地使他远离女色,减少游冶,棋道中的天道、平等的竞争意识使人摒除无端无理的强霸杀伐——尧放丹朱学围棋,与“下围棋的都是好人”,是暗含了古今的理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