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庭“社会体系”总共是三大板块，姑父一块，父亲一块，母亲这一块，我一直以为是依附于父亲这个“板块”的。我长期跟随母亲“过日子”，见到的是父母亲相亲相爱、互相礼敬、谦让，不但没见过他们二老反目，斗口，一般家庭常见的摔摔打打、板脸子、说难听话等等，我们兄妹四人谁也没有见过。母亲曾告诉过我，三姨和舅舅都是他（父亲）帮助出来参加革命的，如果守在“王家庄”，“不得了”。
“不得了”，用文一点的形容词就是“不堪设想”之类吧。母亲娘家是中农，怎么会有这种设想？我有点思量不来。但是关于外祖父家的情况，母亲终生对我们守口如瓶。由于母亲参加革命较父亲为迟，地位一直比父亲低，母亲的弟妹也是父亲携带“出来”的。这一见识似乎成了定论，母亲的家族有相对独立性，但总的是依赖父亲的。
然而我信守这样的格言，“沉默就是有话可说”——事实上不是这样？我们终日见到一些人口若悬河，夸夸其谈，你去探讨吧，他一准是个“糠萝卜”，内里一点水分没有。
一直到写这篇文章时，我向舅舅三姨了解真情，我心中的疑惑有所解冻。母亲家的“社情”，较之父亲还要激烈复杂而且尖锐——我没看见她打仗，但我见过她枪毙犯人，犯人一枪毙命，母亲泰然自若。她的性格刚烈，说打就打，说骂就骂。骑马打枪，敢于单枪匹马地干。除了她天性使然，与她的家族史也隐然有关。她竟是一位正牌子的烈士子弟！父亲死于日本人之手，大哥亦是烈士。她的二姨夫亦是烈士。复杂性在于二哥当过伪村长。家庭错划中农。她自动出去革命后，又在建国前收拢尚有条件参加革命的弟弟和妹妹。“板块”的情态就是这样形成的。
外祖父是地下党。听父亲说过一句，但他再也没有多说一句。1963年三姨到南阳来探母亲的病，我隔墙隐隐约约听见他们议论“死得惨”，其余的又不甚了了。因此我在填档案表格时，从来没有写入。通过舅舅了解，这才知道，舅姨他们也是在“文革”中才明确了这一点——这件事倒应该谢谢造反派。
起因是这样，三姨在天津工作，“文革”中“站错了队”，对立派到村中调查她的历史，将二舅舅马富科当过伪村长的事原封转到正在广西部队工作的舅舅单位，那意味再恶不过：要请“解放军”也来“清理”舅舅。
舅舅在部队是进步很快的，他是1947年的资格，授衔初是上尉，继而大尉，继而少校，这样的速度在当时是令人艳羡的，接到这封密告信，部队党委立刻采取了措施：一、让舅舅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交代问题；二、派人到山西老家调查落实情况。
最终的结果是：一、舅舅没有去学习班，他的一个老领导保了他；二、调查回来的结果，我的外祖父马润渊，抗战时期即参加工作，在昔阳城开一家银匠铺为掩护，是八路军的情报联络站。后被翟姓伪村长告密，1940年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农会主席张登宝，还有一位农会会员宋老先生（医生），被宪兵队毒打致死，尸体扔在昔河河滩。（宋先生苏醒逃回）。八路军曾采取报复行动，枪毙了告密的村长。解放后，村里曾为此事公祭追悼，立碑述记，立在王家庄戏台旁边。大舅舅马富兰，亦是1938年参加革命，昔东游击队的情报员，以伪棒棒队团长为掩护。外祖父的事出来，身份暴露，他被宪兵队抓去打得奄奄一息，回来不久即故去。我还有个二舅舅，叫马富科。他以捣腾粮食贩牛为生，在外跑跑生意，也在家种种地。1944年即将解放，村长没人敢干，他因见多识广，村民用黄豆投票选中了他。这个时候谁都知道，八路要胜利，不敢接这差使，他逃跑出去几个月，回来还是他干。1947年土改，他作为“反动富农”被拉出去斗争打死。
结果就是这样，舅舅没有历史问题，也没有成分问题。组织上解除了他的审查，但他如日中天的晋升也戛然而止。
我的母亲在家是长女，比舅舅大十二岁。这些情形她都是了解的。外祖母的早逝，加上这些变故，拉扯弟妹的责任就无旁贷地落在她身上。二姨嫁出去得早，三姨、四姨和年龄最小的舅舅马文兰，就“跟着大姐过”。舅舅说“我是在大姐背上长大的”。我亲眼见过他们姐弟在一处，他们对母亲的尊重远远超过我这个当儿子的。舅舅给母亲梳头，倒洗脚水；三姨来时母亲已经患病，三姨给母亲擦洗身子，代替父亲给她“擦屎挖尿”，同样的，母亲受之不疑，她这个姐姐当得非常到家。
由母亲的家庭状态，可以断定她的独立性格与早熟。她不是轻轻松松一个人走进我们那座刻着“退一步想，夫然后行”的砖雕大门的。她是背负着一门血仇，负担着沉重的娘家责任来的，这样的仇恨，同样可以带来野性的反叛意识！我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母亲，她爱父亲，但她自己就是她自己，从来也没有看自己是“凌××爱人”或“政委夫人”，她和父亲——有点什么——战友味吧！
在栾川、陕县、洛阳，我基本是“随妈”。大抵都住个明暗套间，里头住人，外头办公开会。到邓县，父亲在武装部是政委，房子给了四间，我们兄妹和保姆都住在武装部院里。我单独跟母亲，母亲极少谈她在队伍里的境遇，我对她在单位的情况一无所知。父亲更是沉默如石，但此刻的我们已经有能力观察这些事了。母亲的情形我们感觉不到，在洛阳、陕县，她是勃勃的精神气儿，一直是副职，到邓县，主管法院，仍旧是副院长——她在昔西县是县妇救会主席，降了再降，一直没有“恢复”到原位去，她和父亲一样，被图钉钉住了，“副”了一辈子。我不是个在乎名位的人，但这种位置在那年代代表着“礼”与“理”——是社会地位与社会对人认同的标准，这就是另一回事了。曾经一度人们称她“马部长”——是政法部吧，但很快她就病倒了——那是夏天，她下乡回来在家洗脸，父亲说了准备让她提“县委委员（常委）”的事，又说“有人说，叫她进来（当委员）吧，进来再狠狠整她！”母亲就是听见这句话一下子颓然倒了下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母亲有大漠孤雁那样的气质，在我的印象中她确实不是飞针走线做窗下女红工作的女人，而是骑马打枪的英雄。我对父亲敬是佩服，有“尽义务”的成分，我对母亲则是崇拜，终生的崇拜。她的死，是成神了，“聪明正直谓之神”，她是二者兼备——她死后连着几年，南阳在她忌日秋雨连绵——天都在哭。
但在实际生活中，我的这个认知并不全面。爸爸、姑姑都告诉我，母亲是个“过日子人”。仅从针线活而言，“王家庄”一带无人能比。
“你奶奶是很挑剔的人，”姑姑说过，“新来媳妇，三天过后就得给婆婆针线活样品，你奶奶要求补补丁时，补上去的布要和原布色调一样，远远的不能看出是补丁，你妈做补丁不但是原色对原色，连布纹一丝一线都对得严严整整。她这样的针线你奶奶都惊讶异常。”
但在我的实际生活中，我幼时穿的衣服鞋袜都不是母亲的作品，而是劳改犯——准确说是女犯人做的。偶尔我剐破了衣服，肩头上、屁股上会绽出三角破口，这倒是母亲一针一线连起来，我没有细看过补口，她连得那么快，不可能“布纹对布纹”。我觉得看她擦枪更习惯，更自然些。一捧枪机零件，在她手中如活泼泼的小鱼，很快对起来，就成了一支小巧的——双笔剑枪。
父亲教给我是“狼吞虎咽”地吃饭。到如今，我吃西瓜不吐子，吃米饭不咀嚼，吃得前胸两手油渍，还常常遭到家人的噱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请我吃饭，一编辑说“凌老师的吃相”，怎样如何，招得社长大怒，要端掉他这“吃相好”的编辑饭碗，还是我来说情才免了他这一劫——但社长肯定对我吃饭的样子是“瞧科”了的，的确是不好。母亲也没有批评过我吃饭，她只是说我：“慢点，谁和你抢（饭）。”每年看我的成绩单，她会发怒，“你爸在小学上过四年，年年都是头名，我一天学也没上过，也比你强，你是个吃僧（生）！”吃僧大概和饭桶的意思差不多吧——和老师的评价一致。但现在回忆起来，我还是宁愿母亲骂我一句受用些。因为我知道感情。母亲自己节衣缩食，有时带一点好吃的，会笑着对我说，“俺孩是个吃僧，好好吃哇。”她会坐在一旁看着我把一大海碗饺子或者鸡蛋炒米饭吃得干干净净。有一次给院子里的花浇水，没有扁担，我双手提两桶水来回运水，母亲笑着对父亲说：“解放提水像提两包棉花（那样轻松）——孩不但能吃，也能干。”
二月河在家中院子里。母亲也做吃的。但大多数是吃食堂，她初到栾川，是公安局锄奸股的股长，以后股又改称侦察股，她仍是这个职务。吃饭就在公安局食堂。我的印象那伙食是不错的，大约公安局内的孩子很少，叔叔阿姨都非常亲我，我的“不错”的印象，是我能受到最特殊的照顾的结果，不论什么时候进大厨房，炊事员总会把一个包子或一条猪尾巴递给我：“这是叔叔留给你的，悄悄吃，别叫二胖子（另一小孩）看见了……”我喜爱吃醋炒土豆丝，食堂改善生活常有这个菜，我和母亲一道坐在水渠旁的土坎上吃饭，母亲会把她碗里的土豆丝一点一点拣到我的碗里。我从来也没想到过让一让她，老实不客气全部吃光，在栾川、陕县、洛阳，一直到邓县，母亲一直吃食堂，她是一下子被山一样的病压倒，才离开食堂的。
但她偶尔的，也会有一点小制作。在洛阳市郊区公安局，是她生活相对安定的时期。那时的星期天，食堂一早一晚两餐。中午，母亲会给我们包饺子吃。她包的饺子，一律只有拇指大小，像一队队的士兵，整齐排列在垫了报纸的桌子上。然后做“臊”：红萝卜、豆腐、土豆丁、菠菜叶，炒好加红糖少许，再兑水，加粉丝——饺子出锅，浇上这样的汤汁，再加一点黄酒——这就是山西特有的“头脑饺子”。可能只有昔阳才有这种饭。我在写《康熙大帝》第二卷时，特意地把它写了进去，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知道它：比如你肠胃不适或者拉肚子、痢疾之类，热乎乎来这么一碗，它的医学效应是异乎寻常的好——假如你没有病，这饭的鲜美口感也是非常特殊的，而且吃饺子之后往往口干舌燥，这种饺子下去非常平和。我现在患了糖尿病，按理不能用它，但当我肚子不舒服，忍不住还要用它。我认为效果肯定比黄连素好。再一种，她会用铝皮饭盒（圆桶形的），坐在煤火炉上，同样是指顶大的豆腐丁、红萝卜和菠菜（配起来非常好看），煮进去，她坐在火炉边，用筷子搅面糊，黏糊糊的……一直搅得非常匀，一点一点“拨鱼”也叫“剔筋”，把面拨进翻花大滚的饭盒，最后用筷子蘸一点香油，也就那么一滴，立刻满屋子鲜香四溢——那吃起来……
“过河干部”的家庭情况我见得极多，大致是这样三种：一、家中有原配妻子，干部在外作战，就近又在部队或部队附近“又解决”一次的；二、家无妻小，在部队找到爱人的；三、夫妇都是老资格，同时过河的。这三种情况当然是战争的原因，战争造成夫妻长期分居，胜利后离婚的，趁机离婚的，是当时一股强大的、不可阻挡的风。有一篇回忆录说，徐光达大将乃至每见一个部下，都要恂恂相问：“你离婚了没有？”（这可能是他判断部下品格的一个标准）。鉴于这种特殊情况离婚的，离婚不离家的，原配在家，部队又成家的，不离婚稀里糊涂过的家庭不计其数。父母这样同时过河，同处一地工作的，一般说女的资格都比较老，这样的家不多见。常见的倒是离异家庭（我对此不持批评态度，这是战争结果）。父亲是老资格，母亲也是老资格，我们这个家如果放在北京，甚至郑州，也许是个大展鸿图的家庭。两株成材树在森林里是安全的，放在一片小树苗中，那就太扎眼了一点，别的不谈，因为他们二人工资总合三百余元，不但一般的地委、县委书记不能望其项背，即使军分区的司令、政委，也难与为匹。《鬼谷子致苏秦张仪书》中说：
子独不见河边之柳乎？仆御折其枝，波浪激其根，此木非与天下人有仇雠，盖所居者然。夫华霍之树檀，嵩岱之松柏……上叶干青云，下根通三泉，千秋万岁不逢斧斤之伐，亦所居者然也。
这和《神灭论》说的意思差不多，父亲和母亲这两片叶子吹落到北京是一回事，落到一中原县城，就成了河边之柳，折枝激根在所难免。我认为母亲身体太弱，经不起这样的摧残，她的死与她的优秀及与众不同有关；父亲退得早，倘若进入“文革”，他仍在工作，也是很了不起的。
投奔革命记
凌尔文
马翠兰同志（小名翠妞），山西省昔阳县王家庄人，1922年生于一个手工业兼少量土地的家庭。父亲马润渊和哥哥马富兰在昔阳县开个小银匠铺，自做自卖，并无雇工，二叔马润宽在榆次当织布工人，小叔和二哥在家种田。1931年母亲宋氏因病去世，翠兰当时只有十一岁，因弟、妹年少，只好弃学回家帮助料理家事。母亲在世时，曾通过亲友说合把她许配给李家庄文明为娃娃亲。
二月河的父亲凌尔文。1937年10月1日，日寇占领了昔阳城，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父亲为了避难，便将十五岁的翠兰送到李家庄草草完婚。婚后夫妻恩爱，公婆爱待使翠兰倍感幸福。但是，日寇的残暴行为日盛一日，百姓不得安宁，父亲失业参加了秘密农会与情报工作，大哥马富兰也投入了抗日活动。翠兰因当时封建思想的干扰，加之公婆年过半百，弟妹幼小无人照顾，只好留在家中。1937年至1940年，出外抗日的兄弟们还有信息交流，逐渐地因日寇清乡，实行强化治安而中断了书信往来。
日本鬼子越来越猖狂，在西峪口一次杀害三百人，1941年在昔阳城大庙活埋了二十一位知识分子，接着组织起蝇蛆一样的自卫团（百姓称为棒棒队、镰把队），疯狂屠杀活埋数以万计的人，许多抗日志士惨遭杀害。日寇汉奸还不断以“双抗属”的罪名毒打、扣押、勒索翠兰一家，逼他们交出外出抗日的亲人。全家人整日提心吊胆，翠兰原想在家养老抚幼的愿望彻底破灭，便产生了跑出去投奔抗日队伍的愿望。她跑到娘家，娘家嫂子抱着没爹的孩子，两家都哭成一团，出外的兄弟们都没有音讯，各种流言不断地传来，甚至还有一些人来劝她们改嫁。直到1943年，根据地扩大，环境好转，才传来了文明的消息，翠兰禁不住放声大哭。丈夫还活着，他在昔西的大山里打日本鬼子，捎信人还见过他。虽然地址不详细，但翠兰决定投奔革命，到大山里和丈夫一起抗日。公婆好言劝阻，都无法动摇儿媳的决心，便把翠兰送回娘家。二哥是个粗汉，软硬兼施地继续劝阻，兄妹两人吵了起来，没办法，干脆把翠兰锁在房子里，并嘱咐嫂子说：“跑了可是丢咱家的人，千万看好！”但两个嫂子心地善良，看着妹妹整天不吃不喝，埋头哭泣，心中不忍，便把翠兰送到了河西姑母家。姑母六十岁的人了，会下神算卦，为定出翠兰出走的吉凶，她洗了手，点上香，向红布盖着的神房默默祷告，之后抽了一支签，上边写的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贵人遭难吉中有凶，凶能化吉，前途光明。”于是当天晚上，便送她上了路，并嘱咐说：“不管有多难，要一直向西走，自有神明保佑你。”翠兰跌跌撞撞走了一晚上，到了离城八里的巴州。面前有一条大河，她依然不敢停留，不料过河时，忽然雷鸣电闪，下起了倾盆大雨，翠兰不顾生死继续前进。这时山洪暴发，没腰深的水冲了下来，两岸人群呼喊，几个大汉急下河把被大水冲倒的翠兰救上了岸，但她不敢久留，继续赶路。半路遇到了小村庄，归秦山管，这里离敌人碉堡不远。但百姓们说八路军也不断来，村政干部都是两面维持。当晚住在一个老太太家里，她想认翠兰做干女儿。翠兰不敢久留，假称去岭西探亲，回来一定相认。第三天沿山路爬到了掌城西川，听当地人说，翻过大山即是西寨牙。山上全是小路，有时没有路，向上看，山接着天，只有一些打柴人踩下的搁脚路。这里离昔阳县城二十余里，离掌城敌人碉堡七八里，翠兰藏在树林里长吁了一口气，心想，日本鬼子离我远了，那大山再高也是中国的山，山上的虎狼也是中国的，总得给我让条路。又爬了十余里路，身上被划破几处也不在乎，天快到下午了，心想今晚住到哪里？想到这里只有前进，手抓树根、荒草，脚踩乱石向上爬。爬了一阵，忽然看见了一个小庙，也没有院墙，翠兰心中暗喜。进了庙门，只见小庙没有门窗，神胎泥像的金皮已经脱落，也没有香炉，可见长久没有香火了。翠兰自幼受家庭影响，从不信鬼神，在这满目荆棘、满山狼嚎狐窜、远离亲人的深山破庙里，也不由得向这个泥像叩了个头。自念一生行善，一切鬼怪不得近身，又想想姑母送的戒指，自感勇气倍增。扭头向后看都是高低不等、深不可测的高山深谷，想退万不能；再仰望西山，高山密林顶着云天，却又有些胆怯。她在庙门前正犹豫，冷不防有人喝道：“站住，什么人？”这一声震得山里回声四荡。她吓了一跳，正在发呆，早有两个穿便衣握着手枪的人连唬带吓地把翠兰捆了起来。这些人说，这女人东张西望，不走正路，肯定不是好人，说不定是个奸细。翠兰并不挣扎，只说是走亲戚，不是坏人，但他们并不理睬，一前一后押着她向北走。翠兰心中拿定主意，如果落在汉奸手里，就拼他个你死我活；如果是掠财的土匪，就把银首饰送了；如果受侮辱，就拼死跳山涧；如果是八路军就算我千幸万幸。
他们押着翠兰一直向北走，她心中虽有怀疑，但并不害怕。也不知走了多远，天已大黑，北斗星安然地眨着眼，好像在安慰她。前面出现了灯光，好像是个十余家的小村庄，她不由得一阵心宽。“田班长，看，快到杏庄了！”前面一个人说：“到了杏庄就住下来，可能王区长王汝成就在这个庄。”这两句话使翠兰心里宽多了，这两个人可能是自己人。
到了村里，进了一幢比较宽敞的三间房屋，只见有几个人围着一个铁壳麻油灯坐着说话，他们进去后，田班长说：“王区长，今天抓个从城里来的女奸细，你们审讯吧，她可能了解很多敌情。”这时屋中另一个人就冲着那个叫“王区长”的人点头说道：“汝成，你是昔阳人，本地话通，还是请你给她好好谈谈吧。”于是，王区长便对翠兰说：“我是昔阳人，咱们是老乡，你又是个女的，谅你也跑不了，田班长把绳子去了吧，让她好好谈。”田班长解了绳子说：“这女人一路上倒也老实，只是她的形迹可疑，为什么漫山爬，不走正路？”这时，另一个人给翠兰端了一碗茶又打了一盆水，要她洗脸。她又饥又渴，把茶狼吞虎咽地喝了下去，但脸是不能洗，这个时候，脸越脏越好。
王汝成区长慢慢地说：“你不要怕，要说实话，八路军宽大，如果你是给日本人探消息，说出来也不处分你；如果你是好人，政府也不冤枉你；大杏庄有亲戚，也可以保放你。”他说的都是抗日的话，翠兰更胆大了，但去根据地找丈夫是不能说的，谁知他们是不是真八路？因此她仍然坚持说是去岭西走亲戚。过了几天，区长说区公所留着女的不行，就把她关在一个老百姓家里，由本村两个妇女看守，门外还有两个带枪的。第二天，由田班长及两个队员带着翠兰一路奔上岭西山，虽然看到山峦叠翠，云雾缭绕，一派秀丽景色，但她无心观赏。到了岭西，只见村中十几户人家断壁残墙，有人扛着农具上了地，也有带枪的民兵，这些景象使翠兰心里宽敞多了。天到下午，他们到了区公所，田班长把翠兰交给了区长赵相应。赵区长坐在一个破板凳上，她被几个民兵押着接受审讯。翠兰经过仔细观察，区公所破烂不堪，区长和民兵们看上去都很规矩，便感觉这里肯定是根据地无疑了。正想着，区长突然大声吓唬她说：“从城里来，又走这样远，行动鬼祟，不走正路，今天既已到了根据地就应老实说明情况，就是鬼子密探，只要不做坏事，从实交代，政府也会宽大。”翠兰心里一阵激动，八路军就在眼前，吃了那么多苦，目的就要实现，真话一定要说。她说：“我是昔阳李家庄人，名叫翠兰，我冒死从敌占区跑出来，就是要找我的丈夫文明。”赵区长奇怪地一笑说：“文明和我在一个整风训练班半年多，从来没有坦白他娶了媳妇，怎么现在忽然从敌占区里冒出一个老婆来，令人怀疑。”尽管他这样说，但从此却把审讯的架子去掉，变成了和风细雨的个别谈话。于是，翠兰痛哭流涕地把自己的身世和日本鬼子对抗属的百般残害以及自己决心投奔革命的情况诉说了一遍。赵区长听后便安排翠兰和妇联主任住在一起，并安慰她说：“我一定设法帮你与文明接上联系，帮你加入革命队伍。”
说来也巧，在赵区长问案时有个叫和尔凌的小民兵。文明过去到过他家，他对文明以“表哥”称呼。和尔凌见翠兰来找文明认亲，也觉这事蹊跷，就飞快地跑回家告诉了他妈。老人家一听慌了，急忙颠着小脚赶到区里找赵区长。恳求赵区长同意在问题没搞清楚之前，暂让翠兰住在她家，并证实说文明在家时的确定过一门“娃娃亲”。后来日寇入侵局势急剧恶化，加上鬼子奸淫烧杀无所不为，两家老人害怕有什么不测，就草草地给文明他们完了婚，这媳妇可能就是翠兰。
和尔凌的母亲也是穷苦人出身，曾得到过文明家的恩助，六岁时因灾荒随父到岭西讨饭，后来她嫁给一个姓和的男人。文明参加革命后，一次随队伍到这一带驻防，恰巧就在和家吃饭，和妈妈听文明的口音，不由得勾起思乡之情，于是就问：“你是哪里人？”文明说：“我是铺沟李家庄人。”和妈妈又追问：“你贵姓？”文明笑着说：“我姓凌。”和妈妈听后惊呼道：“哎呀孩子，我也是李家庄人，姓凌。”老人失声痛哭，把文明紧紧抱在怀里不放，刨根问底地问个不停，这才道出了她和文明家以前的关系，文明于是认了和妈妈为“姑姑”。
翠兰到了这个陌生的姑姑家，姑侄俩真是亲如母女。姑姑说：“俺孩可受了罪了，来找文明投八路军又遇了这么大曲折。不过你的福气大，总算找到了共产党八路军。”她回忆了前不久和文明巧遇的情况又说，“这下子好了，不久你们就会见面的。”翠兰听罢，一头倒在姑母的怀里哭着说：“在这里虽吃得不好，但心情非常愉快。”当年翠兰只有二十二岁，由于苦累过度，却都说她像三十多岁。有人还说风凉话，哪像文明的老婆，真像他妈。她听了也不怨人，只感到这样更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