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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袈裟》她爱天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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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垂暮之年的金斯伯格路过一个叫爱尔米拉的小城,那是二十五年前“垮掉一代”闹革命时待过的地方。不消说,二十五年前,因为这些妖魔鬼怪的到来,遍布工厂的爱尔米拉曾经有过短暂的、不真实的喧嚣,但是现在,物不是人已非,“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金斯伯格老泪纵横,回到纽约后,他写了爱尔米拉雨中的草地和士兵,写了雾霭缭绕的群山和灰蒙蒙的工厂,然后,他写道:“只是杰克不会再次出现,尼尔的尸骨已寒。”

  我确信,一直到他死,他也不会再去爱尔米拉了;就像在武汉的我,在小梅被执行枪决之后的半个月里,每次坐出租车路过我挂职的看守所,都会下意识地绕道而走,我怀疑,我不会再进到那个铁门紧闭的大院里去了。

  十九年前,小梅出生在广西的看守所里,她的母亲因此逃过一劫,带着她回到了四川老家;十九年后,当我在武汉的看守所里遇见小梅,她已经杀死了欺骗她的男人,被判死刑之后,正在看守所里度过她在人世的最后一段时光。

  我几乎是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子:一天中,我起码会听到她十次以上的笑声,那笑声就像永远不会停止,清脆,响亮,旁若无人;我也看见过她发脾气的样子,这多半是因为放风的时候又有人欺负了她的姐妹,一到这时,她就要愤愤不平地出来主持公道,其实她的姐妹都比她大出了好几岁。除此之外,我还见识过她更多的快乐和气愤,譬如她唱歌获得了第七名,譬如她在电视里看见了害人不浅的伪劣婴儿奶粉。

  我曾经有好多次和她单独交谈的机会,每逢此时,我的茶杯里哪怕才刚刚喝了一口,做过小餐馆服务员的她都要赶紧地拿起茶杯去为我加水,举步之间,连蹦带跳,我必须承认自己对她充满了好奇:她何以如此快乐?再想想自己的生活,又何以如此无趣?有一次,她甚至说,她可以为我按按头,这样我就不会那么辛苦,想当年,她也是某某发廊手艺最好的洗头工。我连说不必,一来是,我从没因为工作而觉得辛苦,二来是,多少我还是觉得有些局促——这局促可以证明我活得有多么不真实,不像她,几乎把每个认识的人都当成了自己的邻居。

  和此前见过的别的犯人不同,不管我说什么,她都点头,微微笑着,眼神里不断会闪过惊奇,有过看守所生活经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多么难:几乎每个犯人的故事都可以写一本书,所以,绝大部分的时候,他们的眼神里并不会有相信和惊奇。就是在这样的相信中,在看守所院子里的一丛葡萄架底下,我听她说起了她出生的镇子;初来武汉时站在武昌南站外的慌张;为了见一个男人,先用冷水把自己淋得重感冒,然后再去请病假;当然,她还说,她爱北京天安门。

  她说:“天啦,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慌张,东西掉在地上都不敢去捡回来,就怕被别人当成小偷。”

  她说:“天气真是冷,我淋了自己两桶水,跑出门的时候,觉得胳膊都要冻掉了。”

  “从四川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要是能去天安门看一次升国旗就好了。”她又哈哈笑着说,就像是在说别人的事情,“后来有好多次想去,每次都有事,都把钱寄回家了,咳,到现在也没去成。”

  在此之前,已经有好几个看守所的同事对我说起过小梅刚被逮捕归案时的事情,那时候,无论警察问什么,她都拒不开口。后来,她说她想去北京看天安门,看过了天安门,想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出于纪律,没有人答应她的请求。说来奇怪,应该是在去年冬天,我做梦的时候梦见了一个在天安门看升国旗的女孩子:朝阳初升,在簇拥着的人群里,那个女孩子抬起头来直盯盯地看着国旗,并且和众人一起唱国歌,因为激动,她一直都在紧紧地攥着自己的小拳头。

  毕竟只是梦境一场,我相信,类似的情景也曾在小梅的梦中出现过,最终,她把天安门放在了脑后,跟着姐妹们做操、唱歌、绣十字绣;就像她把死放在了脑后,该笑的时候哈哈大笑,该生气的时候就把牙齿紧咬。记忆中唯独的一次说到死,是她想听我的MP3,我当然就摘下来给她听。她对里面的音乐不感兴趣,我连忙问她喜欢什么,并且告诉她,回去之后我可以把她喜欢的音乐拷进去,等下次来的时候再给她听。“啊,还可以这样啊?”她好玩地拍打着身上的脚镣,对着我的MP3看了又看:“那能不能快点啊,我马上就要死了。”

  不止一次,我看着小梅的背影出神,《飘雪》《相思风雨中》,还有《看我七十二变》,这都是她喜欢的歌,有时候,我甚至希望眼前的这个背影在音乐声里挣脱脚镣,跑过武汉关的钟楼,跳上回四川的火车,而她越变越小,直至最后,回到了八九岁的时候,在荒僻的四川小镇,她赤足钻进了她说起过的、绵延了十几公里的油菜花。

  事实的情形却是,小梅,她在看守所里迎来了生,她还要在看守所里迎来死,就像那个写出了《长夜漫漫路迢迢》的尤金·奥尼尔,“生在旅馆,真该死,死也死在旅馆”——这是他的临终之语。而我们身边的世界,这广大而滴水不漏的世界,它不会停止,到头来,我们每个人都还只能看着它继续沉默地运转不息。

  六月七日,小梅被执行枪决。出于懦弱,我没有去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