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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的代价》体育明星的富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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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周报》约写一篇评论,谈的是体育明星男的多去做官,女的多嫁富豪。沿用旧时说法,无非是说他们爱走两条路,或曰富,或曰贵。求贵的多是男体育明星,他们选择做官,比如熊倪当了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女排主教练陈忠和成了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女体育明星邓亚萍似乎是个例外,她也选了从政之路,去了团中央。长得漂亮的女体育明星则多嫁有钱大佬,先有伏明霞,再有郭晶晶,后有张怡宁。她们选择的是求富。中国人习惯“富贵”二字连着说,不是纯粹的语言习惯,而是“富”与“贵”息息相通。富即能贵,贵必能富。

我不喜欢多嘴多舌,本想推辞不作评论。凡事都要说几句,很遭人厌烦。何况从业择婚两桩事也算正常,本没什么值得说的。人家喜欢当官,还是喜欢经商,外人无须置喙。婚姻更是相情相悦,娶谁嫁谁完全自由。为这些事费口水,岂不是吃饱了撑的!

倘若硬要说,则只能说说官和钱。假如熊倪当了体育老师,下班了跟同事打麻将,肯定没有人说什么坏话。要说,只会说熊倪这人太本色了。假如伏明霞嫁的是普通人张老三,天天跟邻居家媳妇李菊花去逛街,肯定也没有人说什么坏话。要说,只会说伏明霞这人太平民化了。惟独跟官和钱有了干系,七七八八的话都来了。显然,根由不在谁做了官,或谁嫁了富豪,而是这个“官”字和“钱”字出事了。

“官”这个字,1949年之后本已被淘汰,取而代之的则是“干部”。“干部”相比“官”字,似乎多了革命和进步意味。“官”字实则有些趋向贬义,尽管字典里没这么定义。民间用语习惯是最靠得住的词典。人们骂不争气的领导,会说他“当官做老爷”,而不会说他“当干部做老爷”。所以,1949年以后至少在前三十年,正规场合并不使用“官”字。与“官”字相关的“官场”,词典里的词性色彩就明确了:指官吏阶层及其活动范围,贬义,强调其中的虚伪、欺诈、逢迎、倾轧等特点。可最近二三十年,“官”和“官场”这两个贬义词渐成日常用语,等于说人们已把所有进入公权部门的人,以及所有公权部门通通贬义了。

钱是好东西,但中国人对待钱的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近二三十年,中国人对有钱人不断变化着称呼,事实上是不断改变对有钱人的态度。人们称呼他们,最初叫大款,继而叫富人,继而叫富豪,继而叫大鳄。叫大款是80年代初,当时影视片里的大款多肥头大耳,粗俗不堪,说明那时候社会意识层面是鄙视财富的。后来叫有钱人为富人,已把他们划为不同的阶层,但态度终算是平和的;后来又叫他们富豪,他们同普通民众则是云泥之隔了;最终叫他们为大鳄,则多少带有些敌意,因为鳄鱼毕竟是会吃人的。

拜为官不廉者和为富不仁者所赐,人们对官员、官场和有钱人的态度确已如此,这同谁做了官,谁嫁了富豪并无关系。运动员就不能做官,显然是意气之辞;大富豪就不能娶妻,同样是毫无道理。当然,女运动员嫁了富豪是否幸福,或者男运动员能否当好官员,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当不好官的人多了去了,同他是不是运动员没关系;富人家婚姻不幸福的也多了去了,不在乎这家主妇是不是女体育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