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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代的忧伤》寻找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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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必须做一个公民。

——涅克拉索夫

1

诗人总是同诗联系在一起。

十年前,从乡下来到大都市,正如从吃薯芋改作细粮一样,喜欢阅读的书,眼前也都慢慢变得精致起来。语言是富有魅力的。总之到了后来,我是能够安稳地在自己的幻觉里栖居了。

任何选择,同时是一种背弃。我开始告离从前敬仰过的诗人:这其中就有涅克拉索夫。

在我常去的一家书店里,《涅克拉索夫诗选》整齐地靠在一起,大约五册,书脊上全都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我曾匆匆取阅一回,复匆匆插回架上,此后再也没有翻动过。过了许久,当我偶尔想及它们而一瞥原来的角落,早巳踪迹全无,唯见一排气宇轩昂的武侠小说了。记得当时颇有点怅怅,心想:怕不会一齐被送到废纸堆里去吧?

2

一天阅稿,是苏杭先生所译的叶夫图申科的集子。有一篇关于涅克拉索夫的专论,特别提到诗人自以为非的一段故实:在专制的恐怖中,为了保全由自己主编的《现代人》杂志,他曾经为最高统治者沙皇遇刺幸免于难写了诗,以表庆祝之意。仅仅为此,他一直得不到安宁。

他写信给托尔斯泰说:“我在极力排遣恶劣的思绪,时而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好人,时而觉得是个大坏人……在前一种心境下,我感到轻松——我对我的自尊心所受到的致命屈辱,流血创伤能够看得超脱一些,乐意并且衷心地宽恕别人,对无法获得个人幸福能够想得开;在后一种心境下,我感到痛苦而又痛苦,是不值得同情的,首先既无力站起来,也无力完全倒下时,比什么都难受……”

这时,我不禁想起从前读过的他的一首诗:

我从来都不出卖竖琴,

但是,当无情的灾祸突然降临,

我的手就会在竖琴上弹出

不正的声音……

为了和人民拥有同一滴血,

呵,饶恕我吧,祖国!

请饶恕我的罪行!……

人类生存的两难,本来就是以损害一个方面来保存别一个方面的,何况艰难时世。要担任一个杂志的主编,就必须充当君主的奴仆;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就必须放弃个人的意志;要说出少许的真话,就必须大量地说谎;要表达复仇的快意,就必须忍受自戕的痛苦。命运的选择是没有自由的。为了俄罗斯硕果仅存的文学园地——《现代人》,做一个拟态以求生存,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只是,目的与手段密切相关,倘使手段与目的相悖,目的就不复是预期的目的了。作为社会的喉舌而言不由衷,所谓文学,自然失却了存在的意义。的确,一首诗而已,比起《现代人》众多反叛倾向的作品,可谓微不足道;但是诗人对于异质的东西特别敏感,哪怕半点的虚伪和污垢,都会使心灵深受创伤。

3

诗人的忏悔,重新唤起我多年以前阅读《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和他另外一些作品片断的亲切之情。在阴霾的冬日,他的诗是斜照的阳光、面包和炉火,是载我空越无人的野径的过膝的长靴,今天,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已经可以从容地踱步在早经布置的恒温的暖室里,而那些粗壮、强韧、热烈灼人的诗句,难道就不再需要了吗?人类的优秀的成员本来不多,众多萎弱的灵魂,全靠了他们的喂养和保护,你为什么竟断然加以拒绝呢?

我顿然发现,在内心里,我怎样地以最纯净的美学玷污了一个曾经慷慨给予我的灵魂的歌者!

扔下译稿,我开始发疯般地在电话和街道里寻找《涅克拉索夫诗选》,当我终于握住了一度视若敝履的集子时,那心情简直无法言说,是快乐还是悲哀?只记得我对友人说了这样一句话:

“这本书应当属于我。”

世间的文学有两种,一种近于标本,专用于摹仿写作和制作教条,另一种则近似食品或药物,用途是改造生活,强壮心灵。涅氏的诗作明显的属于后一种。

灯下读完《诗选》,心意难平,禁不住把架藏的所有可能涉及诗人的书籍统统翻出来,从多种《俄国文学史》直到《巴纳耶娃回忆录》。他自称是“黑暗王国的歌者”,那么深情地歌唱黑暗笼盖下的祖国、故乡、苦难而倔强的俄罗斯妇女。他歌唱被遗忘的村舍、未收割的田地、像麦粒一样沉默的农人,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他歌唱预言者、流放者、囚犯,歌唱活在同一个事业中的朋友和兄弟……他背负十字架一样背负沉重的九弦琴,令它震响,诉说失去自由的痛苦、内心的矛盾、无人倾听的哀伤。为了逃避阴险的处境、检查机关的刁难,他不止一次绕道而走,在权威面前压低洪亮的嗓音。在发表《沉闷呵!没有幸福和自由》的时候,他增写了一个并非多余的副题:“译歌德诗”;直到临终之前,才将它在原稿中涂掉,然后注明:“自己的。”

在普遍受难的时代里,诗人的声音,往往不是清越的、悠长的、雄壮的;即便激愤如滔滔而下的江河,也必定有漩流和浅滩的呜咽。正是流贯在诗行中的如此的抑郁与自责,使我加深了对“诗人”的理解,从而深爱了涅克拉索夫。

元旦那天,我把新买的《涅克拉索夫文集》特地找出来,并列在书架的最显眼的位置上。三卷书的封面,全作土地和青草混合的颜色,唯一的图案是套色木刻——玫瑰,美丽而沉着,默默散发着某一种芳香。就那么看着,呼吸着,我便会重复获得同一的提示:诗人必须忍受心灵的磨难;而写诗,当然绝非是分行书写那么简单的事情!

4

在涅克拉索夫的葬礼,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致完悼词,包括普列汉诺夫在内的大学生们高喊:“超过了普希金,超过了!”

叶夫图申科承认,涅克拉索夫在历史方面超过了普希金;但是,他仍然认为,在诗歌方面并没有超过。这无疑是基于专业考虑的一种偏见,因为,诗歌本来应当包括更广大的空间,不只是技艺而已。

实际上,就像涅克拉索夫在《缪斯》诗中表明的那样,从来便有两个缪斯,不同的缪斯;或者直接地说,普希金的缪斯和涅克拉索夫的缪斯。普希金的缪斯是“柔声歌唱的、美丽的缪斯”,是“令人迷醉的古代的嬖人”;涅克拉索夫的缪斯,则是“一个冷漠无情、无人喜爱的缪斯”,是“生来只知劳累、受苦和枷锁的穷人们的忧愁的伙伴”。普希金是优秀的,也是优越的。他热烈地歌颂自由,歌颂纪念碑,歌颂西伯利亚的矿坑,涅克拉索夫所曾经歌颂过的许多事物;但是,缺乏涅克拉索夫式的平民的质朴。他一面喂养囚鹰,一面逗弄鹦鹉。比起涅克拉索夫,他为帝王的御座和陵寝献过不知多少倍的颂歌,而且,他的歌唱是主动的,而涅克拉索夫却是如此的痛心疾首。

对于一个诗人,重要的不是歌唱什么,而是如何歌唱。涅克拉索夫天性固执,迂直,近于笨拙,简直不能算是抒情诗人。他的情感,早因深厚的淤积而变得凝滞,流变无由;大段大段的关于生活戏剧的铺陈,明显地偏重历史而非美学。据说,诗人的想象特别的丰富而斑斓,然而,他的蝴蝶谷在哪里?

普希金的诗歌,许许多多诗歌,由来教人飞升;惟涅克拉索夫以创作的广大深沉,逼使意欲逃逸的灵魂返回黑土。或者是五月的鲜花,或者是荒芜的墓地,他歌唱的都是脚下真实的生活。

5

诗人何为?

为大地所生而歌唱着大地的人便是诗人。

诗人首先是人,然后是诗。诗人首先不能在诗行中寻找,而应当在人群中寻找;正如寻找诗不能在盆栽植物中寻找,而应当在乔木、灌木、地丁和刺藜等卑贱的族类中寻找一样。

称为“诗人”,是因为写了诗,但是却不仅仅因为写了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