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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代的忧伤》《流亡者丛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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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即有论客断然宣告:现在已经到了“非英雄化”的时代。后来,文界果然有了关于鼻涕毛毛虫之类的“实验性”叙事话语;再后来,连“躲避崇高”的高论也都出来了。然而事实上,却别有一些人,以无比坚苦、永不停顿的工作和斗争,改造着周围的世界。正如鲁迅所说,这是地底下的“中国的脊梁”;不是几个嗤笑英雄的英雄,以自欺欺人的笔墨和脂粉所能抹煞得了的。

世间的英雄,好象历来就有这样两种:一种以暴力称雄,如恺撒、拿破仑;一种则宁死不能屈从别人的奴役,从而以暴抗暴,如斯巴达克思、玻利瓦尔。前者追求王冠与权杖,英雄的声名就建立在这上面;后者惟存在于英雄主义行动本身。还有一种人,除了思想和声音一无所有;因为无力抵抗,只好任由法律、刺刀和大棒的驱逐,或者自动逃亡。此即所谓“流亡者”。

为了众人的福祉与独立的信仰,这些流亡者,宁愿担受亡命的厄运,也决不肯做顺民,更不用说颂扬暴政了;在辗转流徙之中,始终保持着心的反抗,倘使没有几分英雄主义是不容易做到的。勃兰兑斯在论及十九世纪初法国的“流亡文学”时,指出:“流亡者不可避免地属于反对派。但反对什么却因人而异,有的反对恐怖统治,有的反对帝国专制,要看他们是从哪一个暴政下逃出来的。”政治霸权的不测之威,简直不可理喻。作为反对派,流亡者不可能象身穿燕尾服的议员那样,在宽敞富丽的议政大厅里侃侃而谈,或者象被豢养起来的院士那样,从容地写些供上头参考的策论;他们发出异端的声音,需要付出人生的全部幸福乃至生命作为代价。

每当零散地读到流亡者的文字,心中没有不起波澜的。感动之余,这才生出一份集中保存下来的心思。经同几位朋友谈起,得到一致的赞同,便终于有了眼下的这样一套丛书。在坊间满目豪华、雅致、艳丽的出版物中,譬如搁上几块焚余的笨重的砖头,虽然不甚协调,倒也算得多出一种色彩;夸大一点说,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参照”罢。

流亡者写的书,是与“为艺术而艺术”完全绝缘的。作者因流亡而获得一种特殊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赋予作品以苦难和英雄的双重气质;以致无意讲究形式而具备了自己的形式,无意追求风格而完成了自己的风格。由于作者处于地下状态,所以能够以平民的身份说话;不象一些纯粹的作家,总是企图在书中暗示或炫耀自己的尊贵与聪明。身为“世界公民”,遭到恐怖和死亡的追逐而栖无定所,却始终忠实于大地和人民;虽然在实力悬殊的斗争中,表现了极度的高傲和勇敢,而在人民的面前仍然显得那么谦卑。他们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坚定而执著;即使连最亲昵的人们报以冷漠、误解、甚至仇恨,一样不予规避,直到最后把自己牢牢钉死在现实的十字架上。这就是人格的神圣的力量。所谓文学,其实是人格的文学。文学的真伪优劣,惟从思想和生命的原生状态中获得本质的说明。

流亡者的文字,原本并非作为艺术的范本而出现的,及至穿越蒙难的时代而至今日,也当算是历史性的文献了。好在人类的进步事业远比文学事业本身要伟大得多。仅此一端,丛书的编辑便不失为一种欣慰的纪念;虽然出版以后,逃不掉寂寞的命运是很可能的。

但是,它们到底会找到自己的读者;——我不相信,人们活着可以不需要精神。

199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