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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旷代的忧伤》读热烈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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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是以文字符号构筑的形而上世界。在这里,人类的汪洋动荡的情感,富于弹性的思想,纠缠无已的人际关系,大抵被抽象演绎为条状物,块状物,而且极为规整。没有水,也没有温度。只有极少数可以通过阅读还原,在可供咀嚼的人生的意义上,依然保留着一份心灵的慰藉和鼓舞的热情。

可是,在学者的著述中,这种情况是罕见的。

对于学者,心灵的有无并不重要,因为他们唯靠大脑工作。典型的学者则是囤积型人物,专事传统知识的积累,顶多在此基础上再增添一些知识和无用的杂物。他们的书籍是枯燥乏味的,因为他们感受中的世界本来就是一片死寂。中国古代学者皓首穷经,搜剔爬梳,竞相注释,无奈距实人生太远。鲁迅建议青年少看甚至不看中国书,实乃大义存焉。西方的学者如何呢?就说海德格尔及其《存在与时间》罢。书中关于“存在”的阐释,在“知识谱系”中不无创意,但是究竟是学者为学者而写的东西,结果既冗长又晦涩。是不是一定不可以写得更简豁一点呢?许多大学者大翻译家阅读此书亦大触霉头,只是碍于体面,不便提出这样一个相当于小学生的问题罢了。海德格尔本来不是亚里士多德那类天性乏味的人物,他像柏拉图和黑格尔一样,精神存在本身就混有哲学和诗的成分。可是直到暮年,他才仿佛有所悟,走出哲学的白房间,寻找所谓诗意的栖居。此前,其实是逻各斯的奴隶。知识及其系统陈述为学术所必需,堂堂学者教授,岂能为一种诗意的存在而抛却学界的尊荣?睿智如海德格尔尚如此,遑论其他。

所以,中国二十四史,喜读者唯有《史记》。毕竟太史公的“发愤”之作。确不同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其余史家。外国史书,我宁愿读布洛赫的薄薄一本《历史学家的技艺》,也不愿啃一些大部头。即使大部头,也宁愿读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而不愿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前者也力图建构体系,且不严谨,大而失当,但是里面却贯穿着一种焦灼感,使人感觉到火焰的隐隐的燃烧。存在主义哲学无论如何要比逻辑分析哲学让人亲近。在移译过来的几十种著作中,我尤喜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观念为诗意所消融,悲怆而且高扬,都因为来自生命的内部。经济学家的东西也未尝不好读,比如海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便极为警策。关于熊彼特,我虽粗略翻过《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仍可以在沙丘间不断发现绿洲。凡勃伦的“使人不安的研究精神”使我神往不已,他的《有闲阶级论》,哪里像经济学者的著作呢?优秀的学者大抵不像学者,正如优秀的著作往往不符合“学术规范”一样。学术必须有思想,而思想又必须是不安分的,泼剌的,挑战社会的。如果只是顺顺当当地把读者领进知识的围城,没有空旷地可容自由散步,跑马,格斗,那么从书中失去的肯定要比得到的还要大得多。

一般而言,文学著作会比学术著作更加接近心灵。古往今来,不少作家诗人,因为心灵相通,而共时性地成了兄弟般的存在。然而,究诘起来,也未必尽然。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经典作品。《红楼梦》与《金瓶梅》都是写的男女之事,前者却有作者的深沉的寄托,所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而后者是没有这些的,仅见描写的手段而已。再看《阿Q正传》和《子夜》。它们各各为中国近现代农村和都市写真,前者是连作者也“烧”了进去的;而后者,作者分明在隔岸观火,图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的性质,此中情感,波澜不兴。

我喜欢读战士的书。这类书完全不为学术艺文之类的形式所羁限,没有牧师或导师的说教。因为无视权威的存在,故而有着平民的品格,即使揭示真理,也是为心灵所感受的。它们真诚,质朴,充满自由的思想。思想与真理不同。真理可能退化为教条,为宗教;而思想呈未完成式,所以不能。这类书摒绝了犬儒式的机智,绅士的雍容,逸士的雅致,才子的潇洒;一切陈腐的、僵化的、大而无当的,都与它们无缘。作为作者的挣扎与搏斗的人生记录,它们将通过阅读,走向新的人生实践。它们对我们所以变得特别宝贵,是因为能够给我们以爱,以奋斗的渴求,和独立支持的勇气。当然,战士未必一定要荷枪实弹。思想战士也是战士,而且在数量上说,是世间更为稀有的战士。中世纪以来,布鲁诺,葛兰西,易卜生,弥尔顿,惠特曼,卢梭,狄德罗,萨特,福柯,海涅,卢森堡,爱因斯坦,赫尔岑,别林斯基,鲁迅,他们——其实是短短的一串名字——都是我所热爱的。

这是一批为热血所培育的具有特殊气质的人物。他们的人生是热烈的,所以,书也是热烈的。

1997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