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望安，1989
无言歌
那时的望安都快成荒岛了，不愿继承捕鱼祖业的年轻人，前仆后继地前往台湾市区发展。社会经济起飞，各行各业人力需求孔急，离乡背井的子弟很快就能在新的土地上立足、扎根，岛上人气因而愈来愈薄，海风四窜，更显孤寂。
为了录制电视节目，我们在澎湖马公租了艘小渔船，风强浪高，一路颠晃，颇能体会出门在外的望安人为何鲜少返乡。来接我们的是望安乡公所的民政课办事员，开着一辆锈渍斑斑、快要报废的老公务车。把沉重的装备与行李往上一摆，底盘就快贴地了。
“我先把行李载去住的地方，回头再来接你们。”那位老实憨厚的公务员皮肤晒得黝黑，脸庞粗粝得像渔民。我们好奇旅馆在哪儿，他的回答是：“望安没旅馆，我们把乡公所办公室的二楼清出来了，你们四人可以挤一挤。”
乡公所的窗户很小，可望出去的景却无边无际，大得令人吃惊。岛上风悍，几乎长不出树，任何稍微高一点的物体，比如一根电线杆、一头牛或是一个人，都能成为视觉焦点。天地间的所有垂直线仿佛都是坚毅、永恒、不可忽视的存在。
刚迷上拍照的工作助理，从码头来此的路上早被烤得全身是汗，打着赤膊，拿起相机就冲出户外，四处找画面。这一景我其实已凝视良久，不知如何框取，他的加入刚好填补了构图所欠缺的元素。从四四方方的观景窗望去，我无言以对，心中的感动已是一首歌了。
士官长和他的狼狗
那年头没任何旅游指南，我在台湾本岛旅行就靠着一本全省客运车路线图，来到离岛马公，就连这个起码的资料也没有。会临时从公交车上跳下来，是因为看到站牌旁有个杂货铺。沿路荒凉，唯一有望解决午餐的就是此处了。
店家好心帮我泡了碗方便面，让我在候车凳上充饥，东张西望，才明白此站叫风柜。名字好特别啊，当下决定在附近消磨，可日正当中，逛不了多久就头昏脑涨。愈走愈近海，找不到任何树荫可躲，只能倚在墙边，靠着那三十厘米不到的阴影回回神。
远远从杂货铺那头走来一位老士官，右手指扣着两瓶米酒，抬头挺胸、轻松自在地迈着军人才有的步伐，丝毫不受炎阳威胁。三只大狼狗亦步亦趋，就像是他的部下。曾在海军服役的我，特别能体会老兵随国民党来台，与大陆亲人永隔的心中苦楚。经常借酒消愁的他们，偶尔会躲在角落里偷偷饮泣，以为无人发现。
台湾戒严时期，所有海岸线每隔不远就会有海防部队设的岗哨，大的点驻军成群，专门缉拿走私，小的点甚至仅有一二人。风柜属于后者，养狼狗既是防卫也能做伴。
以为老兵会质问我为何在警戒区出没，没想到他视若无睹，就连狼狗也一声没叫，岗哨里肯定有锅肉在等着他们。机会难得，我赶紧拿起哈苏相机，管它快门声有多大，先把民家高晒的那串咸鱼一起框进画面再说。
过了六年，侯孝贤拍了部著名的电影《风柜来的人》，可是我没看过。
澎湖风柜，1977
返乡途中
到都市谋生的兰阳子弟，如今即使回老家，也没有返乡的感觉了。雪山隧道开通后，台北到宜兰开车不过四十五分钟，比在城里上下班堵车的时间还短，而搭公交车也每十五分钟就有一班。以前翻山越岭才能抵达的地方，如今仿如城市的后花园，方便是方便，可时间与距离骤然缩减，许多生活情调也没了。
最早返乡是搭火车，学会开车后，绕的是山谷里有九弯十八拐之称的北宜公路。滨海公路开通后，一边是山，一边是海，视野开阔，我就从这儿回家了。鼻头角是滨海公路的中途休息站，旅客路过此地，总会停下来上上洗手间，买罐饮料，或是来份魩仔鱼羹、紫菜汤、四破鱼、炸小虾、石花冻。虽已茹素多年，那些小吃依旧深植脑海，因为那是返乡途中的味道。
吸引我的，还有乡亲们的神色。有的兴奋难耐，有的如释重负，有的若有所思，张张脸孔都像镜子般映出我与家乡的关系：想回去又怕回去，终于回去了又想逃离。高中毕业之后我就很少回家了，过年也是待个两三天就迫不及待地赶回台北工作。父母亲虽然从不说什么，表情却写满了期盼。要是那些年多陪陪他们就好了……
那天风大、浪大，鼻头角的防波堤外浪涛拍岸，阴沉的海平面与堤岸平行，仿佛也是一块伸脚就能走上的土地。几个中年汉子吹着海风，看得出他们世面见过了，沧桑也有了，近乡却依然情怯。
鼻头角，1987
难得的时光
家乡头城的大里是个小渔村，距离龟山岛最近，岛民捕得渔获，通常都会从这儿上岸。临海的天公庙香火鼎盛，几经翻修，如今已是楼阁云起、金碧辉煌的“兰阳第一胜”，很难想象近两百年前，讨海人从福州请来的玉皇大帝，受供奉之处只是一座简陋的小舍。
我很小就陪母亲来过天公庙，当时交通不便，海边道路崎岖难行，一小段路也得搭火车。对童年的我来说，这座庙就像是家乡的边界，多跨一步，就会面临不可预测的危险。最后一次来是服兵役前夕，母亲提着香篮，带我走遍镇上的大小庙宇，最后来到天公庙，见我满脸不耐烦，还特别叮咛：“不要不信，诚心祈求，菩萨就会保佑你平安回家！”
那天返乡，远远看到一位年纪、身材、神态都极像母亲的老妇，脱了鞋在海边撑伞休息，左腿垂在堤防下，右腿伸直舒筋骨，身上洋装是乡下妇女最喜欢的花色。我完全明白：她走了一大段路来天公庙上香，腿酸了，脚痛了。
从小，只要母亲穿起她最好的衣服，套上唯一的皮鞋，我就知道她要去庙里上香了。平时穿惯木屐的她，唯一的那双黑色矮跟包头鞋，由于一年就穿几回，永远像新的一样不合脚，走一走脚指头就疼。终年从早到晚、从里到外绕着家务、农事忙，到庙里烧香是她唯一的休闲。
拍这位老妇人时，我几乎觉得相机对着的就是母亲。正午时分炎阳当头，独坐海边的她却怡然自得，因为这难得的时光完全属于她自己。
宜兰头城，1987
好山好水好埔里
那个年代，埔里人相当自豪，总说他们那儿虽然偏僻，但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山峦青翠、水质甜美，女人家皮肤特别好。台湾台风多，可无论从东边、西边上岸，来到埔里也就被四周环绕的山林挡掉了。“我们这儿是宝地，不可能有天灾！”当地人喜欢这么说。然而，1999年的“九·二一”大地震让山村倒塌了四百多栋房屋，往生超过一百八十人，人们终于惊觉，要敬天畏地啊！
在地震发生后的三年间，南投、埔里一带是我最常造访之地，每个月总有好几趟。台湾佛教慈济基金会在灾区援建了五十所学校，我将每所学校从坍塌拍到有学生从新学校毕业。也因为这个缘分，我皈依证严法师，成为慈济的一分子。
从拍这张照片到现在的三十几年间，埔里真是变化太大了。当时，说到埔里的景点，人人几乎只提一处，那就是位于虎头山麓的台湾地理中心碑。没来前我还在想，光拍个碑有什么意思，但来了才知道此地有多美。
中心碑的园区后方，只要再走个几分钟，就可一览无遗地鸟瞰整个埔里盆地。薄雾像轻纱般遮着四周山峦，刚插过秧的田亩映出一方方蔚蓝的天色，本省质量最好的甘蔗、茭白笋与各色蔬菜穿插其间。田间小径曲折蜿蜒，毫不费力地就破解了那一格格直线的单调。
那时，整个大地还没有到处乱盖的建筑。山村如今变成了繁荣市镇，就跟台湾其他的俗气小镇没什么两样。这样的好山好水好埔里啊，只有在我的照片里找了！
南投埔里，1977
一个美浓的早晨
美浓东门外的小溪，一大早已经十分热络了。婆媳姑嫂们各自蹲在几代人用过的溪石前洗衣，年纪大的仍穿着数百年不变的客家传统大襟。上工女子戴好了斗笠，扎好了头巾，穿着塑胶靴走在老竹搭成的便桥上；对岸的草丛边，几个背着书包的中学生还在磨蹭着不想上学。镇民的日常生活已开始了好一阵，太阳才从竹林后冒头。
堤防边的小路通往伯公坛，背着、牵着小孩的男人们正聚在树荫下聊天。女人做工，男人喝茶，在这儿一点也不奇怪。客家妇女自古以来就是勤俭朴实、坚毅贤德的代名词。男人出门求学经商，女人留守照顾老小，耕田砍柴，上山下海，什么也难不了她们。若说“男主外”，那么客家妇女就是“主四面八方”。闽南人称呼另一半为“牵手”，客家人却称妻子为“辅娘”，可见期许有别。
这个画面，我先用135相机拍了一张，可觉得2:3的长方形比例不够开阔，于是小心翼翼地换上刚买的120瑞典哈苏相机，在同一个位置耐心等候，于溪面清晰映出上工女子的倒影时按下快门。
走过许多乡镇，我不曾于其他地方看过如此安详平和又温馨的一日之始。一个美浓的早晨，让我体悟到什么叫作天生自然。山、水、大地因缘合和，人们依着这样的环境生活，成为与天地融合之人。
但照片是三十多年前拍的，此情此景早已不再；美丽的小溪后来被填平成为联外道路，小镇大力发展观光旅游。山被滥垦，水被污染，地被毒化，人又如何能平安？
高雄美浓，1977
台北坪林，1978
坪林茶农
滨海公路尚未开通前，订不到火车票的兰阳子弟只能一路颠簸、头昏脑涨地由北宜公路搭公交车或开车返家。早年道路窄小，迂回惊险，有“九弯十八拐”之称，由于经常发生事故，不少驾驶者都会在入山口买冥纸沿途抛撒。
这条路的中继站坪林四面环山，气候温暖潮湿，特别适合茶树生长，所生产的文山包种茶，在台湾茶界有“南乌龙、北包种”之誉。这儿也是水源保护区，流经境内的北势溪清澈无比，映着两岸的苍翠山峦，让旅客心旷神怡，路过此地，必定会停下来买几包茶叶、尝尝溪虾。
公路两旁当年几乎都是茶庄与小吃店，茶香扑鼻，隔没多远的老街，却仿佛依然停留在两百年前的开拓之初。闽式风格的老石板屋均为就地取材，得自邻近的北势溪，可惜如今已多改建为西式楼房。
我站在尾桥眺望溪谷景色，只见一位茶农扛着一大摞茶叶簸箩缓慢地走过来。看来已经走很久了，物件体积那么大、那么重，瘦长的身子却平衡得很好，每一步都跨得很有技巧，以至于气定神闲、姿态优雅，一点也不像是在从事粗重的劳作。
来年滨海公路通车，行经坪林的车辆少了一大半，等到2006年雪山隧道启用，坪林更显清冷落寞。台北到宜兰的距离大幅缩短，旅客根本就不需要停下来休息。为了振兴经济，近年来当地既办包种茶节，又推动环保露营家庭日、茶乡铁马行等新的旅游项目。希望管用。
无论如何，我印象中的坪林永远停留在这一景。
没有意外的世界
这张照片，我也是先用135小相机拍了一幅长方形构图，再拿出120相机拍正方形的。换工具的确会影响摄影者的创作心态，小相机方便捕捉瞬间的微妙，中片幅相机却会让人调整观察重点，不会只顾快门机会，而是定下心来，从四四方方的观景窗内感受整个场景的氛围。
由于相机是捧在胸口，手腕会感觉到心跳，使整个拍摄过程格外慎重，仿佛碰到重大情景时不由自主地捂着胸口。有时，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的呼吸吐纳、血液循环都跟眼前的光线、物体、事件、人物有关，期待在一切都达到和谐时按下快门。那样的拍照方式，不但不是在抢时间，而像是让一件封存已久的东西缓缓释放时间的轨迹。
车城是洋葱之乡，这座仓库的下层挑高宽敞，堆满了网篓打包的成熟果实，上层就只有这么一个三角形的狭小空间。老妪专注地蹲在地板上挑拣明年播种要用的种子，动作不慌不忙不迟疑，笃定地把她认为好的种子一颗颗放在畚箕里，堆到一定数量再结成一串，倒吊在天花板上。若是有人告诉我，她从少女时代就天天这么拣着洋葱仔，我也不会惊讶或意外。
拍照时我生怕打扰她，拍完才发现她是聋人，根本听不到相机快门声。也许正因为如此，她有着寻常人所无的定力：重复千遍万遍的动作，对她来说并不代表沉闷或单调。我比手画脚，试着与她沟通，她却只是淡淡地微笑，始终不发一言，仿佛在她的世界里，也没有意外。
屏东车城，1978
台北三峡，1976
不存在的画像铺
回想拍这张照片的情景，整个三峡老街冷清到令人难受，所有商店几乎都歇业了，唯独这家画像铺大门敞开，每次经过都可看到师傅全神贯注地在作画。他的主要工作是画告别式遗像。早年放大技术稀罕，照片都是用底片直接压样，大尺寸肖像得照着小印样一笔一笔临摹。
这行业多半是街角小摊位，这么大的店铺还真少见。画师功夫不错，对自己的杰作也颇为得意。墙上挂满的画框里除了孙中山、肯尼迪，还有那年代堪称新潮大胆的裸女图，每一帧都反映着时代背景。
每回看这张照片，我都会审视良久。市况萧条若此，师傅却将店面开得这么大。画像生意再旺也有限，人家好，他不怎么样；人家不好，他也依然守着铺子。笔下人物个个五官清晰、栩栩如生，他自己却背对着镜头，看不到脸。
为了写这张照片的故事，我特地到三峡打听。长仅二百米的老街如今成了重点观光区，每逢假日游客如过江之鲫。向好几家店铺打听都一问三不知，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在这一带卖彩券，建议我去找一位老三峡人试试看。
那家古董店专卖民国以来的工艺品，除了照相机、老钟、碗柜、家具，连台湾早年的交通号志牌都有。老板非常客气，说他虽是这条街上的人，可当年整个地方没落到没人想待，他也离乡背井去打拼，直到十多年前老街重建，才又回来开店。照片中的画像铺，他毫无印象。
叫人怎能不感慨！不过是三十七年前的事，问了半天却没人知道，仿佛这画像铺从来就不存在。
故乡头城的海边
童年对农事心怀愤懑，镇上角落、郊外田园都会勾起我不愉快的回忆，但海边却是完完全全地充满了欢乐。那是一个明知禁忌，却想尽办法去犯规的乐园。父母严禁小孩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之下来到海边，可他们一年到头都在忙，哪有时间带我们来！犯完规，临回家前还得在沙滩上打滚，把海水泡干净的身体弄得愈脏愈好，以免父母起疑。
上午十点到下午两点是安全时段，父母忙得顾不着我们，可沙滩却烫得能焖蛋。在我们小时候，那条沙滩是非常宽的，从马路边到海域，打赤脚走不到三分之一就会被烫得受不了，只有深呼吸、用力跑。“好烫、好烫”的声音此起彼落，大伙儿拼命往前冲，在碰到冰冷海水的那一刻，真是痛快到能把所有的郁闷之气一扫而空。有阵子我还练就了在脸上罩顶斗笠，浮仰海面睡觉的功夫。此外，这儿还是打群架的理想所在，头城海边的沙又细又软，被打趴下了也没那么疼。
然后，我们一天天长大，沙滩一天比一天脏，到处都是塑料瓶、保利龙餐盒。乌石港开辟后，潮汐流向改变，整个沙滩变得愈来愈窄，直到完全消失。孩子们从此少掉了追逐嬉戏的天堂。
拍这张照片是我最后一次回到头城海边，回忆往事，酸甜参半。时值秋末，两个小兄弟骑着脚踏车过来，在水泥路面停下，也没想要碰海水，只是望了望海面就走了。那冲过沙滩、冲进海里的欢畅，他们能体会吗？
宜兰头城，1990
台南南鲲鯓，1976
唱《劝世歌》的盲妇
在《正方形的乡愁》摄影集中，我将一组以肖像为主的单元取名“乡亲”，并写下：会用相机镜头去看一个人，已是用情了；会拍下一张照片，已是有亲了。对摄影家而言，被他拍下来的陌生人，在某个意义下，都成了乡亲。
这位在树下捧着月琴自弹自唱的盲妇，天生有副好嗓子，人们管她叫乞食婆，可在我看来，她比有些红透半边天的艺人还强，只可惜生不逢时，若是晚个五六十年，说不定会变成如今流行的选秀节目巨星。
那年头，乡下人口中有群乞丐帮，平时见不着人，可每当何处有庙会，他们就成群结队地出现，仿佛有组织似的。人们总是远远地躲着那些脏兮兮、缠着人不放的小孩，或是瘫坐在路边、不知是真是假的残疾人。庙方则是一见他们便立刻驱赶。
这位盲歌手却显得十分有尊严，经常会得到人们的掌声。我在不同的庙会见过她好几次，每回都忍不住驻足聆听，然后把身上的零钱全掏出来，轻轻放入翻转在地面上的斗笠中——里面的赏金总是只有一点点。
“我来念歌啰——呼恁听噫——不免却钱啊免着惊呀——劝恁做人着端正——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唉——讲甲当今啰的世间哩——鸟为食亡啊人为财死啊——想真做人搁着嗨嗨——死从何去生何来咿——”这首《劝世歌》台湾人耳熟能详，她却能唱得让人静下来抚心自问，是否仍记得老祖宗的教训？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我就会想起盲妇那尾音细腻、余韵缭绕的独特嗓音，仿佛是在借着歌声，与她不曾见过的世界沟通。
台北淡水，1988
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人只是一位小镇居民，却是我拍过的最优雅的人之一。他并不是要去赴约或办什么大事，只不过是从家里走出来，坐在淡水码头晒一会儿太阳。堤防边的人不少，多半都是能靠就靠、能撑就撑，身体不是歪的就是斜的，唯独他坐得端端正正，老远就吸引了我。
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头发虽然稀少，却理得服服帖帖。那件不知已穿了多少年的西装外套，袖口已开始翻毛，却洗得干干净净，烫得笔挺，保养得很好。白衬衫领口有些磨损，但整件衣服都浆过、烫过，每颗扣子都扣得规规矩矩。他并不是读书人，但因自重自爱，再加上生活习惯良好，举手投足间便自然流露出谦逊与涵养，就像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
这样的人让我敬畏。我很想拍，却不敢贸然行动，也不愿用平时擅长的抓拍——在他全然不会察觉的情况下捕捉我所要的画面。我走过去，鞠个躬，仿佛他是老师，而我是正要交作业的学生，恭谨地征询是否可以让我拍张照片。
老人点头微笑，把稍微后仰的帽子往前调一点，虽只是个小动作，却展现了对我的尊重。就在这一瞬间，我按下快门，捕捉了他对陌生人的接纳，也捕捉了一个时代的典型。
老一辈的台湾人，受的教育或许不多，干的也多半是劳力活儿，却能从生活中汲取智能，学习道理。那种发自内心的和善、信任与礼貌，让人觉得处处有情、处处亲。我不知这位老人的姓名，彼此也没有任何交谈，可这张照片让我永远记住了他。
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我一向会在办展览时出版摄影集，《北埔》是我的首次个展，也是第一本摄影集，拍摄年代是1980年到1985年。全部八十张作品都是用135相机拍的长方形构图，而这张用120相机拍的正方形照片，则是在1988年路过时的即兴之作。
忘了那天的目的地是哪里，依稀记得开车经过北埔外围时，虽然时间有点赶，还是决定绕进去看看。在街上走了一会儿，明显感觉到这个客家村正在微妙地改变，居民和善多了，不再排斥外人。
首次造访，我被小孩丢过石头，被警察拉扯询问，被所有村民斜眼注目。来过许多回后，终于被接纳，但我仍感觉北埔是全台湾民风最封闭、保守的地方。
那天，长廊下有群妇女坐在小板凳上，就着茶簸箩剔茶梗，好让当地闻名的“膨风茶”品相较佳。这位老妇人大概家境比较好，悠闲地靠在藤椅里跟大家聊天。虽只是在自家门口，却收拾得整齐洁净，旧皮鞋擦得光亮，贴着膏药的小腿还套着肉色丝袜。
见我取出相机，老太太自动调整姿势，将上衣拨平、衣角拉直，双手一下放在腿上，一下合在小腹上，见我迟迟不按快门，又将双手扶在椅把上。每个动作都反映了她的细腻心思，也显示出她想展现自己最好的形象。
构图时，我将空藤椅也纳为重点，因为它说明了刚刚还有人坐在她的身旁，亲近到椅脚交叠。拣茶的妇人们七嘴八舌地讲着客家话，我虽听不懂，却能意会她们在逗老太太，说你好漂亮啊！
就这样，我的底片印上了一位迷人的北埔老太太。
新竹北埔，1988
苗栗民德水库，1988
明德水库吊桥
每当兴建水库，就有一些居民不得不离开被淹没的家园。地势较高之处虽能幸免，却也会被四周水域隔绝，家园成了孤岛。台湾的各个水库附近，总有几户不愿迁离的居民，说什么也要守着祖先辛苦屯垦出来的土地。因此，纵使只剩一个孩子要上学，也得弄条船每天来往于两岸接送。农夫们要跑趟乡公所、买些日用品，则是靠着一叶小竹筏自行摆渡。
位于苗栗山区的明德水库集水区，小岛居民就比较幸运了，因为水库小，搭建吊桥不难，对外交通也方便些。只不过桥面仅能步行，禁止通车，如此一来，生活步调便停留在没有车辆的旧年头，想快也快不了。为了拍张照片，那天我可是等了又等，因为空无一人的桥就只是一堆木板、成排钢丝，既缺美感又无情调。
站了不知多久，终于看到两个小小身影出现在桥的那头。光是这样，就够令我兴奋了，赶紧选好位置，框好构图，谁知两人走得极慢，好像在算步子。年纪应该都不小了，一位戴着斗笠，一位撑着洋伞，都看不到表情。两人一路并无交谈，各走各的，前者手挽提袋，驼着背，看来是长年做着粗活；后者腰杆笔直，走路模样也比较悠哉，显然已过起了含饴弄孙的好日子。吊桥静静地躺在水面上，承载着不同的人生、不一样的际遇。
无论曾经历过什么，两位老人的坚持最后都替子孙挣来了财富。如今，群山环抱的鸳鸯、日新、海棠三小岛已成著名度假区，下一代大概都当上民宿主人啦！
台南某庙，1977
下棋的老友
台南市的庙宇实在是太多了，观音、王爷、妈祖、文庙、武庙、五妃娘娘……大街小巷每走几步就有一座，拍着拍着就搞混了。当年出摄影集时，这张照片标的图说是“五妃庙”，但一位专拍台南古迹的朋友告诉我，应该是另一座。如今正确的庙名已记不得，但拍这张照片的情景却历历在目。
南台湾一年到头都热，那天又更热，我在一间刚整修过的庙宇正殿到处看，找不到值得拍的。才翻修的老建筑最尴尬，新刷的油漆虽然尽量仿古，但发亮的色泽得好长一段时间才会淡掉。本想就此离开，却听到聒噪的蝉鸣中夹杂着细碎话语声，间或还有石子扣地的清脆声。
寻声来到庙后围墙边，只见两位留着山羊胡的老人在下棋。两人都光着脚，一位打的是如意座，一位是盘腿金刚。棋子是在地上临时捡的，并非黑白分明，只是深浅有别；棋盘画在水泥地上，线条淡淡的，看得懂就行。
在我靠近时，两人忽然噤声了。不是因为我的出现，而是棋局正僵，输赢就在几步之内了。为了找构图，我捧着120相机忽前忽后、忽左忽右，两老却有如入定般，完全无视我的存在。原来，最好的构图便是把相机放在地上，于是，我也盘腿坐下，垂首对焦。从毛玻璃的屏幕看去，两人的位置左右颠倒。我一下抬头看真人，一下低头看影像，真是有趣极了。
看得出两人从年轻时就是好友，这辈子不知已对弈过百千回，输赢互换，起手落子之间，尽是惺惺相惜。
珍贵而非凡的一瞬间
这张照片是有次带学生外拍的偶得。创立摄影私塾的那几年，我除了经常与学生泡在暗房，也会带他们到外地出游，观察他们如何拍照。
新竹县横山乡的内湾村虽然偏僻，但从竹东可搭火车抵达，车班虽少，时间算准了也挺方便。这条支线如今已是热门观光项目，不像当年，主要功能就是载学生通学，除了一早一晚的上下学时间，几乎没什么乘客。我就搭过只有一节车厢的班次，乘客除了我只有一位老人。
带学生拍照，和自己一个人截然不同。独自工作时可以整个人放空，全神贯注地迎接陌生之地随时可能发生的场景；带学生时却得时时留意每个人的兴趣所在，看他们的拍摄角度是否理想，有时整个旅途按不了几下快门，都在忙着指导。
然而，那次的内湾之行，却为我留下三幅正方形构图的作品。主要原因是环境太单调、寂寥，学生几乎不晓得该把相机往哪里对。通常吸引他们的舞台效果、戏剧性张力都不存在，一切是那样地平凡、平淡，让他们完全不知从何拍起。
为了当场示范，我便碰到什么拍什么。这位老太太正从家里出来，走在窄窄的巷弄阶梯上，被我遇个正着。我礼貌地笑着请她留步。她虽然乐意被拍，却不好意思面对镜头，一下朝左看、一下往右看，害羞的模样，使她整个人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岁，仿佛回到了青春少女期。
背景这等单调，光线如此平淡，老太太也只是个普通人，但她所流露的真情，使那一瞬间变得珍贵而非凡。
新竹内湾，1989
想起了大姐
父母都下田工作了，没人可撒娇的孩子就赖着姐姐，从家后门到溪边的一小段路也不肯走。小姐姐自己个头也不大，没法像大人那样抱得安稳，姐弟俩一路僵着，成了这么个怪姿势。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大姐。我们九个兄弟姊妹，比她小的都被她带过，长大了各自成家，每次聚会也是靠她四处打电话召集。大姐还记得每个人的生日，按乡下习惯在阴历那天打电话来。电话这一头的我总会先愣一下，随即温暖在心，明白自己又长了一岁。我们早就忘光的童年往事，大姐也能如数家珍。在乡下的那许多年，好像只有她实实在在过着日子，我们却编织着另一种生活。
努力回忆大姐小时候是什么样子，却是印象稀薄，令我汗颜。只知道大人从来不必为她操心，无论生活、课业，她总能按部就班达到父母的期许。她考上宜兰最好的女子中学，在校成绩很好，却因为要减轻家计，毕业后学了些护理技术便开始就业，然后再到台北亲戚开的公司帮忙。她一直收入不多，对弟、妹却十分慷慨，还是我们之中最早拥有房产的，而且不止一间。而我们却必须过了中年，才能了悟她几十年来省吃俭用、攒房出租的养老法最稳靠。
我一路跟着这对小姐弟。姐姐显然非常吃力，尤其是下坡那一段，可她却始终把弟弟抱得紧紧的，不曾放下。到了溪边，弟弟马上挣脱下地，头也不回地冲去玩水。那一幕让我感觉，我小时候肯定也这样赖过大姐。
新竹内湾，1989
石碇村的小孩们
石碇我造访过不下四五回，每次都对老街上看报的村民印象深刻。那儿的住家大半是石造矮房子，室内光线暗淡，村民都把走廊当客厅，藤椅、小板凳就搁在廊檐下。村民的家居生活，走在街头便可看得清清楚楚。在这个既没戏院，又没任何公共游乐场所的穷山村里，闲着的人找不到旁的消遣，一张报纸就可看上大半天。
山村开发得迟，两百年前还是原始森林，清道光八年开始有闽籍汉人前来开垦，于山坡地上栽茶植林，之后又发现了煤矿。人潮受吸引而来，可矿脉枯竭后又骤减。三十五年前我去的时候，石碇还是台北县最落后的地区，人口稀少，每平方公里只有七十人。然而，它的美丽与独特却在艺术圈非常有名，前来写生与拍照的人从没断过，如今更是成了北台湾著名的观光景点，假日人头攒动，气氛大不相同。
坐落于乌涂溪和石碇溪交汇口的石碇村，走在村中任何角落，都可听到哗啦啦的溪水声。两条溪像是护城河，村中有两座桥，连起东街和西街，西街人要出村，至少得行桥四次。这还不够，面朝公交车站的地方又兴建了另外一座。所以说，石碇人最有资格夸口：“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
万寿桥头的这家杂货店，是我每回来都会待上一阵子的地方，除了买饮料、面包填肚子，也喜欢看进进出出的村民。这也是石碇所有小孩最爱来之处，没钱也会蹭个老半天，东摸摸，西看看，看到稀奇的东西就会眼睛发亮。
那天一起拥进六个小孩，却只有一个掏钱买了新推出的糖果兼玩具。其他人都是陪着来的，却也个个兴高采烈、与有荣焉，勾肩搭背地离去。
望着他们的背影，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猜想这帮孩子会因共享那小小的玩具而乐上大半天。多么慷慨又容易满足的年岁啊，而那是我们都曾有过的！
台北石碇，1978
菜园里的小姐弟
山谷里，偌大的菜园只有一位老妪在缓缓地松土。一看就知道，这不是她非干不可的活，只不过一辈子都在做事，拿得动锄头，就感觉自己没老，还有用。跟她做伴的是一对小姐弟、两只狗。
二十多年前，新竹内湾还是个十分偏僻的地方，但有条支线小火车从竹东开来，想造访倒也不难。早期，整个新竹县的东部丘陵都是泰雅人的活动范围，后来才渐渐成为客家聚落。内湾因为地处矿业、林业开采的对外孔道，一度也曾繁荣。停止开采后景况萧条，没落了几十年，才渐渐转型为观光旅游景点。
拍这张照片的情景历历在目。老妇人看到我有点意外，却也没问东问西，见我拿出相机，更是生怕怠慢，即刻立正站好。整个画面因她的严肃而呆板起来，与令人心旷神怡的山间风景、空气，以及傍晚温暖和煦的光线都不搭。
我只好把镜头转向小孩。出乎意料的是，他们不像我碰过的许多小孩，看见镜头就做鬼脸、耍宝，姐弟俩好像明白摄影是一件很慎重的事。小姐姐温驯地注视着镜头，一言不发；弟弟为了显得高一点还踏上田埂，且没忘了压住不安分的狗狗。
对乡下人来讲，姐弟俩算是盛装了。是白天刚进过城，还是从城里来探望祖母？或是被忙于工作的父母送回来让老人家带？无论如何，他们都被教得非常好，虽然有点拘谨，却丝毫没有怀疑或拒绝我的举动，微细的表情与姿势，在柔和的光线笼罩下，透出一股这个年纪少见的早熟。
禄来相机的镜头快门声清脆悦耳，直入我心。
新竹内湾，1989
台北淡水，1976
观音山前的小女孩
也不晓得这两个小女孩是姊妹还是好友，远远骑着单车过来。那时的淡水小镇既无捷运可到，也没河边商家，出海口冷冷清清，只要有人出现，就会成为视觉焦点。
踩踏板的小女孩技术不错，速度很慢，把手很稳，就是一直朝左望，大概是被对岸的观音山吸引，也不怕车头一歪，落到涨潮的海里。倒是后座的同伴显得紧张，正襟危坐，不敢乱动。
淡水落日经常吸引各地影友扛着脚架来取景，我却特别喜欢捕捉夕照打在小人物身上的温暖感觉，平淡不起眼的生活细节，因天光而生灵活现。
那个时候，观音山尚未开发，山上没有东挖西盖的庙宇、房屋、墓地，也无杵在山头的高压电塔，完全是原生态。记得画家席德进在世时最喜欢画观音山。当时我年轻，觉得此山棱线单调，不过是个尖锥罢了，不明白他为何百画不厌。现在可懂了，在关渡山居，整面窗都映着它随不同季节、时辰而展现的面貌，变化万千，令人着迷。原来，有些美是要年纪愈大才愈能品味的。
现今的观音山脚下，尽是一栋栋的豪宅，整个河畔被建商冠以“左岸”的美名，想跟异国的花都效颦，却营造不出丁点浪漫气息。三十七年前拍此照时，我特地等候孩子来到山前，为的是交代拍摄地点。如今再看，却发现照片还留住了浓浓的时代氛围。纯朴方是至美，这两个小女孩就是证明。
补破网
在淡水出海口附近，有个堤岸边的小角落搭着一顶简陋的遮阳篷。那是渔人修补渔网时用来防晒的，面积不大，也就够补一张小网罢了。就是单人舢板随身扛的那种，只能在河口撒一撒，捕获的鱼也是小小的、少少的。网破了，孔也不会太大，补起来轻松得有如缝扣子。
也因为如此，这位老渔夫显得十分悠哉，针进针出地手起手落，竟带着几分优雅。夕阳透过遮阳板隙缝洒下柔光，为他添了几分斯文气，意味深长的表情，竟像是在书案上读着一篇好文章。
其实，台湾有首著名的歌谣就叫作《补破网》：“见着网，目眶红，破甲即大孔，想要补，无半项，谁人知阮苦痛。今日若将这来放，是永远无希望，为着前途罔活动，找家司补破网。手提网，头就重，凄惨阮一人，意中人，走叨藏，针线来逗帮忙，孤不利终罔珍重，举网针接西东，天河用线做桥板，全精神补破网。”
这首由李临秋作词、王云峰作曲的歌发表于1948年，原本描述的是失恋心境，却被用来隐喻“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后，人们敢怒不敢言的社会氛围。因“渔网”的闽南语谐音是“希望”，民众也借此歌彼此互勉，不要灰心，不要放弃，大家齐心协力，一针一线缝实破网，织补台湾的新希望。
这位老渔夫，看年纪就知道，他定能将这首《补破网》唱得朗朗上口。那安然的模样，让我在按下快门时被深深触动了。稳定社会的力量，还是来自于每一位谨守岗位、勤勉不懈的小老百姓啊！
台北淡水，1976
南澳村的假老头
南澳乡是宜兰县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乡，境内的七个村，除了东岳，金洋、南澳、澳花、金岳、武塔、碧侯我都去过。村与村之间相隔甚远，外地人若不自备交通工具，造访不易。南澳村就还好，因为是北回铁路的一站，纵使车班不多，也算方便了。对我而言，它更是全台湾最容易抵达的泰雅人部落。
在辞掉电视公司职位、开班授徒后，我经常带学生来外拍，只要在台北搭早班快车，抵达罗东再换普通车就行了。到的时候天刚亮，村民大多没醒，正好可以跟他们同步展开新的一天。在这个村，我还真拍了不少好作品，哪天可专门为它编一个主题。
当时，台湾大多数高山族村落都已汉化，纯朴、宁静的南澳村就跟一般平地小镇没什么两样。几近失传的传统艺术，全赖经纪公司苦心搜罗，组织表演队伍在各大城市巡演。如今为了吸引游客，不但有南澳泰雅文物馆、守月祭，就连早已消失的黥面习俗也卷土重来。
那天来到南澳正逢下雨，相机最怕淋雨，我跟学生没备雨具，大部分时间只好躲在屋檐下聊天。原以为会无功而返，却见雨中有两个小男孩朝我们走过来。其中一个戴着大鼻子眼镜装老头，鼻下还有一撮翘胡须，好像这样就能提早长大。
“帮你们拍张照吧？”听我这么说，撑伞的男孩强忍笑意，假老头却从雨伞下面跨出来，好像知道我想拍的就是他，不但站得笔直，还微微皱着眉，仿佛心目中的大人就是这种表情。
事隔二十多年，这个小男孩早也步入中年。当大人的滋味，不知是否跟他期望的一样？
宜兰南澳，1989
高雄多纳，1978
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这三个鲁凯人小孩本来在村中广场玩耍，应我的要求，来到石像图腾边留影。大概是从没拍过照，也不知道相片是什么，见我拿120相机对着他们，竟然呆了，好像我手中的方盒内藏着一只凶猛的动物。小姐姐扶着竹竿的模样，简直就像撑着一支长矛。
还真没见过这么倔强的孩子，我试着逗他们笑，可是一点用也没有。太阳很大，晒得他们和我眼睛都睁不开。愈是努力要让他们放松，他们的表情就愈凝重，毫无妥协的意思。在按快门的那一刻，连我自己都觉得好勉强！
在茂林乡最深处的多纳，当年是个非常偏僻的山地村落，我却至少造访过四次。第一次是冲着名字去的，没想到村里竟有台湾保留最好的石板屋。矮小的房子里，从屋顶、墙壁到地板全都由一片片形状不同的页岩堆栈而成。石片是从山壁上凿下的，族人视其大小、厚薄，将之安置于最适合的房屋结构处。
就连村中央的这座保护神，也是由一整片页岩雕出来的。这么大的尺寸可不容易取得，为了怕石板碎裂，雕刻线条尽量简单，倒让本当威风凛凛的神祇，看起来有点像可爱的姜饼娃娃。
想知道这座石像还在不在，我特地上网搜寻，才知道如今的多纳村，所有石板屋已改用机器切割的规则石材，还往上加高，往旁拓宽、隔间，变成了一间间民宿。原来朴拙粗犷的原始风味尽失，就连天然的多纳溪温泉也被分割，圈围成一处处收费泡汤池，石像自然也不知下落了。
如今再看这张照片，我还真是佩服这几个坚持做自己的小孩。
宜兰四季，1990
最深沉的乡愁
那天是四季小学的毕业典礼，一个年级只有一班，让我很容易就跟孩子们混熟了。全体毕业生向导师鞠躬、道谢后，年轻的男老师竟说：“请各位同学也跟阮先生敬礼，谢谢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到四季拍照。除了今天的毕业典礼，他还来拍过好几次开学典礼，你们都记得吧？”
四季位于宜兰县大同乡的泰雅人山村，是我最早知道的高山族部落。初中时我被头城中学退学，不得不转到冬山中学重读初二，每天搭火车通学。每当火车停靠罗东，就是我心跳最剧烈的时刻。前往太平山的泰雅人都在对面月台等候森林小火车，正值青春期的我们就会望着那些美得不得了的四季少女，或是嬉笑吹牛，或是偷偷幻想。有位同学后来还真娶了四季美女当老婆，休学在家，成了十五岁的小爸爸。促使我一再造访此地，拍摄期间长达九年，且举办《四季》展览、出摄影集的缘由，正是因为这个少年时期的情结。
毕业典礼结束后，两位四年级的在校生代表要求我为她们合影，或许是从学长依依不舍的情景中体会到，再过一两年，她们也不可能天天黏在一起了！我先是用配备小广角镜头的135相机取景，却发现黑板上方的孙中山先生肖像也在画面之中，于是又换上标准视角的120相机。画面满满的都是这两个喜不自胜的小女孩，眼睛清澈到可以让人看见心底的亮。
正是这样的眼神，让我当年孜孜不倦地在台湾的各个角落走动，记录下每张遇到的纯朴面孔。这份纯洁的童真，便是我们所有人长大之后，最深沉的乡愁。
屏东三地门，1990
老传统与新潮流
那天带工作室的学生去多纳外拍，中午由台北火车站出发，夜宿高雄，隔天早晨搭客运车到屏东，再换一班车到茂林包出租车，直到汽车没法前进，一行人再徒步通过一座小吊桥。终于抵达多纳村后，整个村子却是空荡荡的，没几个人，原来大家都到另一座山头喝喜酒去了。一位妇人叫我们赶过去看看，因为青山村的排湾人酋长要为长子娶亲，举行“抢婚”仪式。这样的传统大典，就连许多年轻一代的高山族都没看过！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传统高山族婚礼都得用抢的。整个仪式需要的人力、物力相当庞大，一般人负担不起，唯有头目或贵族的子女结婚，才能有这样的场面。不止青山村总动员，就连附近几个村也几乎倾巢而出。
这么特别的抢婚仪式，在此之前竟然没见任何媒体报道过，整个活动从头到尾不见专人拍照或录像。我和学生成了不请自来的义务婚礼照相师，大家满场飞奔，拍得不亦乐乎。我鼓励一位在晚报担任摄影记者的学生翔实记录，作品果然受到主管赏识，在每周日的视觉特刊发了个满版。
亲友们个个盛装，几乎都是传统排湾人大礼服。抢婚仪式按部就班，遵循古礼，可拍大合照似乎才是新人与双方亲友最重视的项目。从山下请来的摄影师终于出现了，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新郎、新娘与花童竟然特地换上了现代的西式婚纱礼服。
望着观景窗里的画面，我终于明白，对年轻的新人而言，老传统是不得不扛的包袱，新潮流才是他们想追求的目标。
撒娇的小女孩
三地门青山村的酋长娶媳妇，谁是本村人，谁来自邻村，很容易分辨。前者一律穿排湾人传统服饰，他村宾客则无论本族或鲁凯人，都精心打扮穿起了洋服。这个偎着母亲的小女孩不但穿着新皮鞋，还梳了个小发揪，夹上鲜艳的假花。
抢婚仪式难得一见，虽然忙着捕捉镜头，我也晓得，小女孩滴溜溜的大眼已经在我身上转老半天了。可是我捧着相机跑来跑去，没空跟她说话。新人与双方亲眷彼此拉扯、抢奔、追赶、假哭、真笑的动作稍纵即逝，一点也分神不得。
在台湾的高山族之中，排湾人与鲁凯人都拥有贵族制度。依据传统，继承贵族阶级的一律为长嗣。各部落有贵族、士族与平民等阶级，不同阶层不仅通婚不易，也很少往来。头目与头目家族的联姻婚礼，绝对是任何部落里最重要的庆典。
等新娘终于上了两根长竹竿绑的藤椅，被架去新郎家后，喧闹的人群才渐渐散去，我也回过头来朝女方家走。那双乌黑的眸子，我老远就看到了，又大又圆，在黝黑的肤色衬托下显得更晶亮有神。
一路都用135小相机抢镜头，此时静下来，便忍不住从包里取出120相机，气定神闲地蹲在这对母女面前框景、对焦。本来很希望被注意的小女娃，此刻却扭捏起来，小手抓着妈妈的衣角撒娇。
这就是我最爱拍的照片，在人物眼睛最有神、表情与肢体语言最自然的时候，灵魂就会跃然而出。人的一辈子可能没几次机会在灵魂现形时被定格，即使被定格，自己也不一定看得到。然而，素未谋面的人却能从这样的影像中得到共鸣，因为那不只是一张容颜，还代表了她的本真。
屏东三地门，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