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影迷期盼十多年的《两生花》（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终于出了DVD版，但我应该如何去介绍这部电影，又该如何去描述基耶斯洛夫斯基这位导演呢？十多年前，当我首次遭遇他们的时候，就是如此的有口难言，没办法向没看过的人转述自己的着魔体验。
于是当年我居然用最搞笑和最媚俗的办法告诉朋友：“这是一部教人‘点沟女’（怎样泡妞）的电影。”
《两生花》的其中一位薇罗妮卡是法国人，一所小学的音乐教师。有一天她们的学校来了个木偶师，表演节目给大家看。只见一具极美极精致的木偶翩翩起舞，在细小的舞台上，昏暗的灯光底下，仿佛拥住了那么一点生命的气息。突然，生命离去，就像另一个活在波兰的薇罗妮卡，在艺术最美的一刻死亡。有小朋友难过得看不下去，躲到老师薇罗妮卡的怀里。而我们的老师此时却分了心，借着镜子的反光迷惑地注视黑幕背后的木偶师。那个男人如此深情款款，神情肃穆，温柔地操控着手中的线索，好像爱上了自己的木偶，在和他们共同生存，共同死亡。
所谓的“沟女”妙法就是从这一刻开始。薇罗妮卡发现木偶师原来是个得奖的童书作家。她把他的全部作品搜集回来，然后开始收到奇怪的无名电话放出缥缈的乐声，没有寄信地址的信封里装着毫无关联的东西，例如细绳与空烟盒。最后她又收到了一个信封，里面有卷录音带，录了一段街道上的人声、火车站台上的广播和咖啡室里女侍的招呼。她从邮戳上看出寄信的邮局位置在巴黎，于是出发，想要解答心中的疑问。
那卷神秘的录音带其实大有玄机，它暗示着一段路程，你必须跟着里面的环境声响，走走停停听听，就像一张用声音勾勒出来的路线图。没有视觉，全凭双耳，稍有错失就会迷失，找不到最后的目的地了。然而薇罗妮卡还是找到了，在那间咖啡室里发现了他，木偶师。原来不只薇罗妮卡对他一见钟情，木偶师早在学校表演的时候，也发现了这唯一一位对躲在幕后的人的兴趣要比幕前木偶还大的观众。然后他就开始寄出那些莫名其妙的信，当然还有那卷录音带。跟着他等待，坐在咖啡厅的角落里等了两天，等薇罗妮卡发现其中一切关联与秘密，等她前来相会。
朋友们听我细述这段情节，无不赞绝。不论男女，大家都认为用这么低调隐晦的方法示爱，还要冒上失败的风险坐在咖啡厅里等了两天，实在叫人不能不爱上这个用心良苦的温柔男子。可是转念再想，大家又会自问要是换了自己，会不会像薇罗妮卡一样敏感，留意那些奇怪的物品，细听那卷录音带呢？我们多半会把这些东西随便丢进垃圾桶。至于半夜接到不明来历的电话，则朝话筒骂一声“神经病”，再狠狠挂掉就是。有谁会花时间傻傻地跟着那卷声音地图跑到巴黎找一个可能根本不存在的陌生人呢？
我们都不会。所以我们都不是木偶师，不是薇罗妮卡，更不是拍出了这段戏的基耶斯洛夫斯基。我们没有这份敏感的心意。
基耶斯洛夫斯基终其一生地探究人生中种种的不测、神秘的联系与命运的奇幻。其后的《红》《白》《蓝》三部曲是他最后的作品，也被公认为是旷世经典，之前的《十诫》则是前无古人后亦未必有来者的电影巨制。但是始终萦绕心头，叫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这部《两生花》，因为它虽只用了短短98分钟，却一个镜头也省不掉地说出了那么多的事。几乎任何一个细节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寓言，任何一个片段都是精美得令人心痛怜惜的乐章。
被我蛊惑的朋友看了《两生花》之后，都大叫上当，这哪是一部“沟女电影”？但却无人后悔，因为每个人都看见了生命里种种无法言说的秘密。
其实说穿了，《两生花》的故事一点也不复杂。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都叫做薇罗妮卡，都喜欢音乐，但一个是波兰人，另一个是法国人。她们常常有莫名其妙的感应，觉得自己不是孤独的，觉得世界上似乎还有另一个自己。一个人死去，另一个人会突如其来地悲恸。听起来奇幻，但这种解释不清的感应岂不是我们都曾切实经历过的吗？就像片末法国的薇罗妮卡开车途中若有所感地停了下来，摸一摸道旁的树木。她的父亲此时正好在锯着一截树干，也好像发现了什么，罢手回头。
我们日常生活中偶然感到眉跳心痛、鞋带的断落与灯火的熄灭，难道真的都只不过是一种偶然？基耶斯洛夫斯基离世十年，以后就再也没有一位导演如斯专注如斯深刻地用电影去探讨生命中那不可量测的神秘面向。我感谢，并且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