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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上来信》二十七岁去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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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二十七岁没几天出了国,这是从来没有预料到的事情。以前在外语系还有这样的念头,后来在外面做几年事,都不算顺利,就再没想过了。之后去读研,四月交完论文在网上找工作,简历多投广州或深圳。五月终于有份心仪的工作朝我抛来橄榄枝,地方在广州天河,那里高楼大厦,是一家做国外房地产的咨询中心。我英文一般,尤其笔头功夫普通,但那一年我在学校接了不少翻译的活,虽然初稿都是靠机器,可校正总要花点功夫,时间一长,看到大段大段的英文心里已不再发怵。面试前一晚又跟姐夫用英文聊了聊,他一听,觉得没问题,让我放心大胆去。我好像真觉得这份工作势在必得了一样。

学水产那两年,大多时候待在乡下,我不甘心,我渴望城市生活,想着只要在城市落了脚,就会渐渐认识兴趣相投的朋友。樟木头到广州有和谐号直达,也正是看中了这其中的便捷,方便节假日回家。

到广州,先去见了家瑜,家瑜是网上认识的,他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发过我两篇文章。他的文章我也都看过,写他在轻轨上的见闻,中文系的生活以及故乡的小事,笔调很轻,应该是个沉稳的年轻人吧,我在站台等时这样猜测着。这时电话响了,我接,见远处有个人朝我挥手,想必就是家瑜了。

家瑜个子不高,也许是经常踢球的缘故,脸上和手臂晒得黑,穿的一双球鞋。他笑眯眯的,随和,请我在他办公室小坐,泡茶给我喝。他喝茶的样子慢悠悠的,有点像电视里机关人员的做派。他拿一本散文集给我看,写的是村庄的一些事情。他应当是看我经常写乡下的事情,以为我会喜欢,但我觉得有点枯燥,写一段景,便不免俗套地鼓吹远离人群的乐趣,而这样的优越感很伤害文章。之后家瑜请我在附近饭店吃饭,为照顾我,特意点了辣椒炒肉,他说他能吃一点辣,但其实不能的,看他止不住地喝水。

吃过饭后去面试,虽然笔译做得不算好,但洋洋洒洒谈了很久,心想应该没有问题。从大厦出来,看车站只有几条街远,于是走路过去,想多看一看这座高楼林立的城市,以后得空可以去看家瑜踢球,周末和宋老师一起去植物园,还有些许久不见的同学,有机会可以请大家一起在住处做饭吃呀。边走边满怀期待地幻想在这里安定下来以后的生活。我穿着新买的皮鞋,因为袜子短,脚后跟很快磨破了皮。这好像是个不祥的预告。之后左等右等不见答复,终于有天鼓起勇气打电话过去问,对方说不合适。我这才不得不承认,自以为十分坦诚的“夸夸其谈”在面试时应当竭力避免,但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假如以另一个身份得到这份工作,以后都将必须用这个身份工作下去,我知道自己无法长久支撑。难过一段时间后,新的面试机会又来了。

其实这是这份工作第二次找我,当初投简历的时候,看工作地点在库克群岛,我甚至都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地方,图好玩随便投的,所以,第一次收到面试电话时,我委婉拒绝了,以为是骗人的中介之类。没想到他们还会再找我一次,对方说我学过英语和水产,很适合,希望能认真考虑。我也实在是走投无路,在网上搜了下相关资料,确定是正规工作后,约好某一天去面试。

巧的是羊角在附近上班,那天早上我特地六点多起来,炒了两个菜带过去。地铁快到站时,忽然接到人事部电话,对方说公司有些临时状况,让我改天再去。而答辩在即,我没有时间来来回回地跑,我坚持这天面试,对方无奈地说,那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挂了电话,心里一紧,果然没什么顺利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上楼后,我被眼前一切惊到了,门口挂了白色横幅,几个男人在门口说话,办公室里面一群阿姨奶奶趴在那里哭。原来是几个月前发生海难,家属觉得赔偿不够,又来闹了。我站在那里,仿佛一切都失去声音。如果是我出事,趴在那里哭的就会是我的妈妈,她是多么可怜的一个女人,老实本分一辈子,如果到老还要经历这些,实在太可怜了。这时人事部的小姑娘来到我面前,说抱歉,事情发生得突然,情况你也见到了,要不下次再来。我呆呆地点头,又呆呆地下了楼。

好像被掏空一般,失神走到羊角上班的地方,无论如何,做好的菜要拿给她。如果那天羊角准时到了,接下来的事又会是另一番模样吧。而羊角就是羊角,她说很快到,但至少迟到了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我坐在人来人往的书城,看群里说答辩的安排,招聘的信息,我忽然感到不甘心,给姐姐打电话,姐姐说既然心里这么不安那就不要去,工作努力找找还会有其他。姐姐说得在理,可像我这么难搞的一个人,换过好多次工作,合适的谈何容易。我又给王叔打电话,王叔在建筑公司做预算,他年纪大,见过的事情多。他听完,问我这工作要不要上船?我讲不要,平常在基地待着。他于是哈哈笑,那你有什么好怕的?何况意外在哪个行业都有可能发生。我好像就是需要这么一个人推一把,于是又给人事部打电话,对方说老板在忙着处理现场,无法保证今天能抽出时间见我。我悻悻地挂了电话,这时羊角也来了,我从书包里把菜拿出来给她,正要说再见,电话又响了,人事部说让我快回去。这样,我找到了这份工作。

回程火车上,天已经黑了,下起暴雨,远方雷声滚滚,玻璃窗上密密水珠吹成几条线,看着自己疲惫不堪的脸,想起一路以来的不容易。即便如此,还是落得这样一个被动局面,离父母远去,去一个陌生遥远的地方两年,没有朋友,我很怕的呀,人生真是太难太难了。我咬紧牙,尽力不让自己哭出声。

处理完学校的事情,六月底入职,计划八月初出发。有天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一口好听的宁乡话,猜很久才知道是周燕春。他说下班从塘朗过来找我吃饭。我担心了一天,因为不知该说什么。高一我们一间宿舍,他在六床,我在八床,靠窗相对。他长得黑,肩膀耸起。他那时写毛笔字,成绩也好,当班长,而我是个很闷的人,彼此来往不多。我知道他家里一点情况,两兄弟,靠妈妈一手养大,他俩也争气,如今都在这边安家了。在地铁口见到他,他穿着红色T恤,没从前黑了,只是头发稀疏,略显大人疲态,但牙齿很白。他好像变了一些,谦逊,不显摆,等位时一直说着话。我们家庭差不多,靠自己努力才有如今的样子。我们吃的烤鱼,他也爱吃。下次见面不知什么时候,他结婚,有了小孩,离别时加了微信,我看一圈,明白我们终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其实不太会再联系的吧。我想起他高中时的样子,甚至记得他那时候穿过的衣服,早上他煮面,跟其他室友谈历史说笑的模样,我觉得有点伤感。

这一个多月,我几乎每个周末都回家,当我坐在星期五晚上回樟木头的和谐号上,想起从前羡慕曹艳琴在深圳上班,周末回常平见父母,而现在我也做到了。很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的,往后还会有很难很难的时刻,还会有更多的欲望,会忘记很长很长时间里我需要的只是这样一点点。

我有点感动,于是在日记里写了上面这样一段话。

日子如期而至,我已经把所有在深圳能见到的朋友或同学都见了一次,可是哪个能料到,出发前一天上厕所不小心把脚板骨头摔裂了。脚上打了石膏,不得不在家里多休养一个月再出去。我白天黑夜地躺在床上,脚痛得不知如何是好。爸爸看我痛苦,请来附近诊所的胡医生给我敷药。胡医生将石膏拆下来,我感到舒服多了,他把一盒刚和好的草药一点点糊在我的脚背上。草药很烫,胡医生说烫才起作用。我听他的话,见他用干净纱布一圈圈再包好。他一共来了七趟,再过一段时间,渐渐感觉受伤的脚可以作劲了。

在家差不多闷了一个月,头发疯长,浑身上下散发着阴暗的气息。有天夜里决定试试走路。厂门口两个小孩子泡在充气水池,一个光屁股起身浇水到另一个头上。天桥楼梯旁一株羊蹄甲伸长枝叶,夜风里健壮的模样。上次,忘记多久前,叶子还是孱弱地垂着。路边有人躺在长椅上吹风,狗趴在旁边,树影在清凉的光里拂动。五金店老板和他几岁大的儿子蹲在大门口,钻头在纸盒上钻出一个洞,小儿子抬头对着他的爸爸笑。远处山下,吊塔支臂尽头一盏灯小心又均匀地闪着红光。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沿着相同的线路,走到高架桥下便利店前坐一会儿,然后回去。有天刚下楼,见对面修理店的老板正拿着橡胶锤敲电机里的铜丝。五月回湛江,爸爸喊他开车送我到樟木头搭车,是个客气人。我喊,叔叔过几天我就要走啦。他忙着做事,说不能陪我。我说不坐,去走走。他又问我爸爸在哪里打牌,我说我不问爸爸这些。天桥上热闹了些,两个小伙子坐在台阶,脚边放了吃的。桥上一对恋人,靠得很近,大概是在接吻。带了暑气的夜风吹过来,走到小卖部,店门依旧关着,也许是没生意,老板走了。店门口可乐桌前靠着一张招工牌,招八个保安,两千三到三千一月,包吃住,穿着夹板的年轻人路过停下来看一看。他们年纪那么小,保安是很寂寞的工作,也许没有去做吧。

等脚差不多恢复好了,回公司报道,确定九月初出发,正好还能在家里过二十七岁生日。

生日那天,和爸爸、妈妈、姑姑、姑父在外吃了饭,晚上又去唱歌。家人舍不得我,我何尝不知道,在一阵欢乐之后,就真的要说再见了。

出发前一个晚上,我要去外面散步,爸爸说他也要去。我洗澡,他在楼下小卖部等。我们一起去药店买了藿香正气丸和感冒药,中暑和感冒是我每年要得的病。他说有样感冒药格外好,我要出钱,他拦着,我讲公司有报销,他说报了你自己拿着也一样。他还帮我买了一根皮带。路边打印相片的,一块钱一张,过塑的两块,我们洗了两张,一张是爸爸送我上大学,一张是生日那晚他和姑姑一起唱歌。想起还要买手机支架,我们一人买了一个。

我想再过两年回来,也许会忘记这个时候和爸爸走在一起的心情,觉得很舍不得。而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时间刚好过去一年,我就要二十八岁了,出差在遥远南太平洋很小很小的一块陆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