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罗马买了电视。
本来不想买这东西，不得不买。因为渐渐切实地明白过来，没电视现实生活不方便。第一，不知道天气；第二，消息全然进不来。
我们现在租的房子大体配有家具，但家具中不包括电视。住在东京的时候一不订报纸，二不看电视，倒也没有什么不便，但在罗马不能一如既往。在信息泛滥的日本，有意切断信息可谓恰到好处（即使切断，信息也会渗来），而在罗马如法炮制可就任何消息都进不来了。况且在这里我是彻头彻尾的外国人，信息进不来，感觉上好像自己被剥个精光。另外还有一点，意大利和日本的社会运转方式不同，在这里没办法适当预测。既然这个现在这样，那么往下大概这样——即使如此估计，很多时候也根本对不上号。因此，若不在某种程度上积极搜集信息，势必四处碰壁。
先说气候。今年秋天罗马气候糟得令人吃惊，倾盆大雨整整一个星期没停，每天还下好几次雹子。雨太多了，台伯河水几乎漫上岸来。院子里栽的做意大利面条用的罗勒（basilico）也和春天一样全军覆没。出门买东西都不可能。这种季节不看天气预报就非常不方便。在日本的时候，如果需要可以从电话中听到天气预报，所以没电视也完全应付得来，但这里不成。
再说新闻。这个也蛮要紧，因为必须充分把握罢工的消息。这个国家动不动就搞罢工，公共汽车、火车、飞机，以及收垃圾者，时不时全面瘫痪。不全面瘫痪时也拖拖拉拉，这个那个常出故障（近来甚至外交部都罢工了）。若像日本那样在公共汽车站贴一张纸写道“本日因罢工……”作为我也明白怎么回事，然而这个国家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温情，满不在乎而又毫不含糊地进行罢工。一次在罢工那天等了三十多分钟根本不会来的公共汽车，若非过路人告知今天罢工，我想还要等下去，因为不罢工时等三十分钟也是家常便饭。如此搞得我心有余悸，于是下决心非买电视不可。
话虽这么说，特意买高档电视未免发傻，便先去附近一家旧电器店看了看。若是日本的“量贩店”[1]，小电视出两万日元即可买下——以这样的打算跑去一看，原来比预想的高出不少，即使旧得不成样子的都要三万日元。图像都有点模糊不清了，在日本绝对是等待回收的废品。过去我曾在国分寺站附近的垃圾场捡回一个比这清晰得多的电视。无奈，便买了个最便宜的新的黑白电视。只要能知道新闻和天气预报就可以了，颜色那玩意儿有没有都一回事。
不知幸与不幸，买回电视后罢工立时活跃起来，电视上的新闻节目连日全是罢工报道。看来，买这电视可真没赔本。
对了，意大利的电视节目最叫人愉快的，不管怎么说都是天气预报，单单这个就百看不厌。若去意大利，务请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首先滑稽至极的是，主持天气预报的人动作着实煞有介事。我所喜欢的是RAI·1台的老伯，此人的动作相当有感染力。天气好的时候笑眯眯一副乐不可支的样子，而若下雨或降温，脸色阴暗得简直就像自己给大家添了麻烦似的，声音也往往低沉下来。这个秋天大雨连降一周的时候，他真个一蹶不振，让人担心他没准上吊。一只手悄悄朝天花板举起，闭目摇头说“诸位，这场阴雨……”——每天见他如此预报，我都不由觉得不就是天气预报么，何苦……总之他忽儿耸肩，忽儿用手一圈圈画圆，忽儿歪起脖子，忽儿啪一声拍手，忽儿双手紧握（这已近乎手语），整个荧屏都是此人的手舞足蹈。这样的天气预报看得我捧腹大笑，不料问意大利人，他们都说：“什么地方有趣？不是理所当然的么？”这也未免可怕。
另有一个把卷毛金发不可一世地朝两侧膨胀开来的（少女漫画中常出现的发型）天气预报美女，此人也够滑稽的。她几乎没有动作，只是面对摄像机坐着微笑。问题是由于发型的关系，气象云图整个被挡在后面，收视者甚为不便。好在人还算漂亮，本人也干得喜气洋洋，好坏也就由她去了。
新闻也看不够。例如哪里发生火灾，就用摄像机把现场拍摄下来。消防队员理应一起灭火，不料这里的消防队员却手拿水管对着摄像机一动不动，有几个甚至嬉皮笑脸。最初我以为肯定是一种差错。可后来发现，无论哪里的事故现场，也无论情况多么紧急，只要有摄像机出现，他们就差不多全对着摄像机，且有几个人几乎条件反射似的嘻嘻直笑。若在日本肯定惹出一场麻烦，消防队员灭火当中回头嬉笑若上了电视，无疑要受警告处分。
此外，新闻节目报道员衣着极其花哨：红衬衫、黄领带、蓝边眼镜（因是黑白电视，当然看不出颜色，但我偏偏知晓），尖脑袋上的头发剪得硬橛橛的，朝哪里一个老伯一把甩过麦克风：“喂，你对意大利的罢工怎么看？说上一句，如何，老伯？”我也看了许多国家的电视，而意大利的最看不厌。
意大利电视还有一点叫我割舍不下的，就是“钟表图像”——时间剩余的时候单纯推出时针图像，仅此而已，无任何名堂。有时候长达五分钟，即秒针在钟表盘面旋转五圈、分针移动三十度。我也闲着无事，遂抱臂直勾勾地注视不动。秒针无声地走着刻度，的确无声无息。起初自觉不对头，后来意外地着了迷，每次这东西出现都奇异地感到放松，偶尔一段时间不出现，竟有些寂寞，盯视之间甚至产生“诸行无常”的感慨。日本的电视若如法炮制，想必惹出一场骚动。
意大利有RAI·1到RAI·3这三家国营电视台。虽说是国营，但广告照样播。何苦国营电视有三家之多呢？因为政党色彩各有不同。具体的不清楚，大致像是RAI·1属于保守党，RAI·2是社会党系统，RAI·3倾向于其他政党，所以各台的新闻内容有很大区别。不过与政治见解无关，在外国人眼里，RAI·1台的女子最为浓妆艳抹，看起来赏心悦目。时而垂一对奇大无比的耳环，闪闪发光，炫目耀眼，叫人无法受用，时而身穿豹皮连衣裙，时而从华伦天奴盒子里特意取出镶满珍珠的眼镜——光看这些细小地方都让人兴味盎然。至于她们是以何标准被录用的，我自是无从得知。她们长得算不上国色天香，年龄都已不轻，但在“花哨”这点上全都一以贯之，身上的香水简直从荧屏上扑鼻而来。以日本来说，就是港区任何一座公寓都必有一两个的“颇有名堂而又来历不明的贵妇人”。若问她们上电视干什么，实质上等于什么也没干，只是全身珠光宝气像真人模特似的对着摄像机，莞尔笑着来一句“下一个节目是……”勉强说来，也就是所谓“报幕员”吧。如此女子天天更换衣着首饰，交替登上荧屏，反常啊，不管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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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吃美味意大利疙瘩汤（Gnocchi），遂乘火车远远赶去北部的博洛尼亚。我无端喜欢上了博洛尼亚这座城市，即使没什么事也一晃儿跑去，悠悠然住上三四天。这里几乎没有风景名胜，游客不怎么来，城市规模也恰到好处，用来漫步也蛮合适。不举办什么书展，宾馆也空。
我们大体在佛罗伦萨下车住一晚上，再乘火车去博洛尼亚。从佛罗伦萨到博洛尼亚要翻越相当险峻的山路。佛罗伦萨至博洛尼亚之间的高速公路弯路和隧道多得不得了，对于喜欢开车的人倒是个施展本事的路段。世上有不少佛罗伦萨迷，不过老实说我不认为佛罗伦萨那么有魅力。确是个历史悠久的美丽城市，可是宾馆房费高，美术馆总是挤满人，餐馆也不如人们说的那么好吃。并不是有过什么不快的事，反正没有美妙印象。餐馆诚然不坏，但没有哪一家让人想再去一次，至少佛罗伦萨市内没有。于是早早离开佛罗伦萨赶往博洛尼亚。
在博洛尼亚常买东西，因为买起来比罗马容易得多。店员的热情截然不同，商店也没那么多人。可以慢慢挑选，即使没中意的不买，也不会遭遇难看的脸色。而若在罗马这样做，店员脸色当即沉下。佛罗伦萨虽然不至于像罗马那样鄙俗，但接待上还是有油滑之处。米兰店铺固然多，却又因为过多，光转一圈都筋疲力尽。我只是想买点衣、鞋之类，不想筋疲力尽。人生应有更宝贵的东西。如此琢磨下来，博洛尼亚乃是意大利非常“地道”的城市。
东西也好吃，热情好吃的是无所谓的普通饭菜。博洛尼亚有好几家我偏爱的餐馆，哪一家都没上导游手册和“米其林”，都是随意闯进去偶然发现的。便宜，好吃，去多少次都不变味，因为和一流餐馆不同，不至于由于厨师被其他饭店挖走而味道一夜骤变。规模都小，感觉上就像老爷爷和老婆婆在里面一边吵嘴一边鼓捣饭菜。形式不讲究，但吃多少次都还想吃。小费都不收！我尤其常来这里吃意大利疙瘩汤。意式疙瘩汤并非博洛尼亚的特产，但寒冷季节在大雾笼罩的博洛尼亚“哈唏哈唏”吃起热气腾腾的疙瘩汤来，那种感触却是很难替代的。疙瘩汤这东西是一种奇妙的食物，我想再也没有这么容易做的食物了，然而味道的好坏判然有别。惟其是真正的平民风味，其中也就格外含带某种心情。即使拿食物来说都是可圈可点的城市。
在这博洛尼亚，傍晚一晃儿走进一所大学附近的电影院，看了西米诺（Michael Cimino）的《西西里人》。电影还算过得去，观众人数也算过得去。这且不说，走出电影院，在夜雾中的小巷里晃晃悠悠散步之间，发现一家尽管有点像穷困潦倒但气氛又似乎不坏的餐馆，门口写道“本日有李柯尼兹演奏”。心想这种地方怎么会有李柯尼兹（Lee Konitz）呢？进去一看，原来一楼是普普通通的大众餐馆，地下室大概是爵士乐夜总会。我没听过李柯尼兹的现场演奏，一心想听上一次，不料在门口问店员，得知今天票已售完。博洛尼亚学生多（气氛很有点像京都），爵士乐迷不在少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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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星期天，在罗马听乔治·普雷特（Georges Pretre）指挥的圣西西里亚学院（Santa Cecilia）管弦乐团，演奏曲目是贝多芬第五和第六交响曲这种说是惊天动地也好什么也好反正是相当吵闹的东西。但也是因为年底的关系，集中听一下贝多芬恐怕不坏，于是在那前一天去梵蒂冈前面的圣西西里亚学院音乐厅买了门票。票价分为五千五百日元、三千九百日元、二千二百日元，遗憾的是只剩最贵的，而且是前排最边端的。我和老婆为此好一阵子犹豫，但毕竟年底了，贵就贵些吧（管它好还是不好），就买了下来。什么缘故不晓得，人在外国，不知不觉之间生活变得节俭起来，而在东京时，一万日元的票都手到擒来。
首先是第六《田园》，这个不那么有意思。星期天演奏比平时开始得早，时值傍晚5点半，圣西西里亚学院乐团成员们好像带有午饭的余韵（不是开玩笑，此事真可能有，这个国家），声音总好像不到位。普雷特那意图未能痛快传达给乐团的焦灼如尘埃一般弥散开来。
休息时间里团员们消化晚吃的午饭，驱赶葡萄酒醉意，我在座位上看保罗·鲍尔斯（Daul Bowles）的《遮蔽的天空》（The Sheltering Sky）。很想去一次摩洛哥。
接下去是第五，这个委实精彩，前后不可相提并论。我一向以为第五交响曲相当沉闷，但以普雷特的指挥听起来，竟有那般自由奔放生机勃勃超凡脱俗，不由沉浸其中。一言以蔽之，这已不是波诡云谲感情沉郁的贝多芬，而是温柔纯真、甚至漾出优质感伤氛围的焕然一新的贝多芬。
然而普雷特绝不想刻意颠覆迄今为止的“第五”图像（例如前些日子同样在罗马听的蒂尔森·托马斯〈Michael Tilson Thomas〉演奏的贝多芬），他仅仅是在自然而真诚地表达自己本身内在的音乐，由于这一点鼓涌而出，其结果便超出了“第五”这一藩篱或者规制，成为自由自在而富有人情味的音乐。普雷特的指挥妙趣横生，不时让身体动作戛然而止，定睛逼视乐团，只用脖颈以上部位指挥，或转目或扬眉或摇头，但仅仅这样便使其激情传达给观众，十分了得。一场久违了的令人信服和感动的音乐会。
罗马的岁末
圣诞节。
圣诞前的罗马街头同日本的岁末情景相当像。岂止像，简直像过头了，像得叫人惧怵。和日本不同的是，街上没放圣诞歌“铃儿响丁当”（音乐一概不放，谢天谢地）。此外兵荒马乱的光景大同小异，如人多啦、商店拥挤啦、车辆嘈杂啦、人们不无亢奋的表情啦、店铺张灯结彩啦、打扮成圣诞老人招徕顾客的店员啦、艳丽包装纸上的礼品结啦等等。
岁末礼物也同样不少——圣诞礼物一半兼作岁末礼物。和日本一样，不仅在亲朋好友和家人之间互相赠送，而且有向老主顾、上司以及关照过自己的人等等赠送的礼仪性礼物。进入商店，搭配装好的糕点等食品礼盒按不同价格齐刷刷排列开来，人们从中适当挑选出大约价值五千日元的。不是凭内容而是凭款额选购，这一点也同日本的岁末礼物毫无二致。在这种莫名其妙的地方，日本和意大利竟如此酷似。装进漂亮的篮子里，包上玻璃纸打上礼品结，甚是堂而皇之。价格下至五千上至三万日元不等。人们一起买好几个，满满塞进后车座带回家去。我也给我们住的小区的看门人送了葡萄酒作为圣诞礼物。四位看门人，一共需要四瓶。我因为是临时居住的外国人，没必要送特别贵的，略表心意即可。在附近食品店买四瓶葡萄酒时，问我要不要礼品式包装，我说要，遂一瓶瓶用包装纸包了，并打了礼品结递给我。虽是廉价葡萄酒也并不歧视。岁末的商店里有专门负责特殊包装的阿姐，把顾客买下的东西一个接一个一层层包好打上礼品结。
人多拥挤，加之阿姐们不像日本人那么手巧，包装相当花时间。但想到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只好耐心等待。在这个国家，着急就要吃亏，总之要排队静等包装。这样，给四位看门人每人一瓶葡萄酒。
若说送这个档次的礼物有没有效果，那还是明显有的。此后一星期左右全对我们那般和蔼可亲，这种立竿见影之处不妨说是意大利人可爱的地方。过了年倒是彻底回到了老样子……
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只送了这么一点礼仪性礼物，自然没费多少时间，而若是普通人，上街为许多人买齐礼物想必累得半死。
和日本岁末光景不同的是乞丐、艺人、讨东西的满街都是。这些人说起来原本就比日本多，到了年底更是多得怵目惊心。每个街角必有人拿着盘子等在那里——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欧洲人来日本，似乎为街角的自动售货机之多感到诧异，罗马城则有比例大致相同的乞丐站在那里。
以种类说，最多的是母子乞讨者。这类人原则上坐在路边，盘子置于前面，手伸在行人膝盖那个位置，口中说道：“这孩子连牛奶也没喝上，肚子饿了，帮帮忙吧！能不能活到明天都很难说。”看脸形，大体像是吉卜赛人，而且小孩子的确一副如饥似渴的样子，瘦，脸积了一层污垢似的约略发黑，眼窝深陷。说来不可思议，任何一对母子都长得极为相像。小孩子的年龄多少有所不同，此外任何一点都是某种典型的母子，就好像同样的母子复制了很多很多撒遍大街小巷似的。
这些吉普赛母子有很多谜。我认识的一个人咬定说他三年前看见的母子又在同一街角见到了，三年时间里小孩儿一点也没长大。这恐怕是他看错了，她领的应该是另一个孩子。不过很多时候似乎并非真正的母子，而是有组织地将“租来的孩子”带来带去。我只能说是“似乎”，真相不得而知。
没有小孩的（或小孩没有到手的）中年妇女偶尔也有，这类人把空空的哺乳瓶往行人鼻头那里猛地一伸，怒气冲冲地吼道：“没有牛奶钱！”犹如狄更斯《双城记》里革命时期的巴黎街景。
其次多的是身体有障碍的人。没腿的人、没了很多部位的人。这些人把没有的部位明确出示于众。不存在的存在感。久久观察之间，发现不存在部位多的人在比例上讨得的钱多一些。我不由感叹：人世的运转意外地公正。
但是，这些人中有的并非身体真有障碍，而是为讨钱装出来的，即一种表演。康多提大街（Via Condotti）附近有个四肢扭曲、脖子反转、总是淌口水的乞丐少年，每次看见我都觉得不忍。不料有一天看见他一边数钱一边在街头快步如飞，看得我目瞪口呆。穿的衣服一样，我想不至于看错。不过如果那是演技，我宁愿为那演技付钱。
另外有手风琴手走街串巷，不时有手风琴发出不堪入耳的声音。人行道上有人画宗教画要钱，一连花好几天时间用彩色粉笔把宗教画画在路面上，夜晚敷上塑料布以免有人踩上。有弹着吉他唱尼尔·扬《金子心》（Heart of Gold）的长发青年（这个太让人痛心了，给了一百日元），“咆咕咆咕”吹着风笛样的东西挨门讨钱的从山上下来的羊倌，牵猴人（只牵不耍），手提用意大利语写着“肚子饿了”的牌子坐在路旁的面容憔悴的外国小伙子，一声不响地伸手讨东西的别无所长的男子，如此形形色色的男女充斥街头。
不过说不可思议也是不可思议，何以惟独圣诞节乞丐数量突飞猛进？这些短工式乞丐平时到底靠什么维持生计？如此琢磨起来，谜团一个接着一个，脑袋成了一团乱麻。说真的，他们平时究竟何以为生呢？
这且不说，这么多乞丐都能讨到钱不成——这个疑问自然浮上脑海。但观察之下，确有相当不少的人停住脚从钱夹里拿出钱来放进盘子。我猜想欧洲人这样做怕是出于宗教原因，不过他们时常也做这种微小的施舍，尤其在圣诞节时，这种感情倾向似乎更强烈，看准这一点的乞丐自然有增无已。也可能情况相反，或者乞丐的增加为社会的慈善状况推波助澜亦未可知。不管怎样，需求和供给巧妙地保持着平衡。大致说来，穿戴得体的太太给一千里拉（一百日元），一般人给五百里拉（五十日元）。一次试着给一个小女孩乞丐十五日元，结果没能从她口中听到“谢谢”。观看之间（因闲着无事，看得比较仔细），发现他们等到盘里的钱大体凑齐了，便迅速藏进了哪里。盘里大致留五六百日元像是讨东西时的诀窍。若比这个数多，过路人难免心想“都讨不少了，用不着我给了”，而若少于这个数，人家则可能以为“大家都不给，我不给也无所谓”。世上的实用哲学的确五花八门，静静注视着街巷，自会学到某种东西。如果站在东京街头定定地注视什么，一定会遭遇怪异的神情，在罗马则不至于，人们经常止步细看什么。老婆垂涎三尺地盯视着Max Mara或Polini等百货商店的展示窗，这时间里我朝着大街凝目观察乞丐形态。人各有各的人生方向性。
总而言之，街上混乱不堪。交通堵塞非比一般，搭出租车也寸步难行。公共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外出一次，回来心力交瘁。这些地方也和日本一模一样。
房东林恩太太对罗马的混乱头痛不已。她是中规中矩的英国人，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这种混沌状态。“圣诞节快到时我绝不上街，”她说，“真的，村上先生，无论谁怎么说，那都是khaos[2]漩涡的中心！”
她对日本人怀有好感，或者不如说对大凡非罗马性质的东西全都怀有好感。我们每次见面，她都会产生似乎同是北方国民的连带感，总是长叹一口气，就这disorganized country[3]大发牢骚。可她丈夫是那不勒斯人，她抱怨意大利怕是多少有点不应该。毕竟，同那不勒斯人结婚而哀叹世界的混乱，无异于同黑熊结婚而抱怨其身上的长毛。
说起来，这位林恩太太把世间所有阴暗面统统一言蔽之为“Stupid”[4]。房子设备什么的坏了找她请人维修，她每每现出伤心的样子，就意大利产品的Stupidity抱怨一通。对维修工的Stupidity也发脾气。照她说来，菲亚特是Stupid Car，邮局是Stupid office（这个我也深有同感），路上的狗是Stupid dog。不过，英国人这种人的确有点怪，我想。
米尔维奥桥市场
今天是12月22日，差不多该去购物了。25日和26日圣诞节休息，所有店铺一律关门闭户，一如日本的正月。今天若不买好那期间吃的食品，往下势必坐以待毙。
平时我们在附近的超市购物，但在想多少集中买些生鲜食品的时候，一般要到米尔维奥桥（Ponte Milvian）的蓝天市场去。米尔维奥桥是皇帝下跪乞求教皇准许修建的，乃台伯河上有名的古桥，但因经常目睹，皇帝也罢教皇也罢都顾不上理会了。
从米尔维奥桥到留有墨索里尼时期面影的弗拉米尼奥桥，沿河走去，一家挨一家排列着宛如上野[5]“糖商小街”一带那样的食品店衣帽店等店铺。蔬菜新鲜，各种各样应有尽有。所以附近的主妇大军提着大购物袋聚集到这里，各个阶层各色皮肤比肩接踵，既有穿皮衣蹬高跟鞋的阔太太，又有俨然大件垃圾的老太婆，既有菲律宾中年妇女，又有美国外交官夫人模样的人，日本太太也看见了几个。每次去市场我都心生感慨：世界上委实存在着类型繁多的主妇。
此外，离这市场不远有一家价廉味美的小餐馆，也有递出一百五十日元（一千五百里拉）即可吃上一块相当大的热气腾腾的比萨饼的站食饼屋。叫一声“米莱·廷奎（一千五百里拉）”果然切下一块一千五百里拉的，用电烤炉热了端上。出二百日元就吃得肚皮鼓鼓的。旁边还有总是给工人和士兵挤得热火朝天的廉价餐馆，男服务生的眼神和态度极端恶劣，时常有汗臭味扑鼻而来。与此同时，意大利也有能够吃到甚是少见的正统里脊肉的高雅餐馆，那里幽静，服务生态度也好，壁炉“哔哔剥剥”烧着。市场入口一家小店的站喝咖啡也浓郁可口。任何国家都一样，热闹的市场附近必有许多美味小食店，锦小路如此，筑地也如此。
我们乘公共汽车前往米尔维奥桥，先去鱼铺买大马哈鱼。大马哈鱼是进口货（地中海当然捕不上大马哈鱼），价钱决不便宜，但对我们极有利用价值。一条大马哈鱼，既可做寿司，又可盐烤，头还可以做汤。庆幸的是，买了鱼身，鱼头可以白拿，因为意大利人一般不用马哈鱼头，镰状鱼骨那么鲜美的地方也弃之不用。一公斤三千日元左右，随便买多少。去鳞、掏肠、切头，还切段分开卖。我们总买上半身。仔细看去，往往只上半身剩在那里，说不定意大利人专门买下半身。我们买了两千五百日元的大马哈鱼。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鱼铺都大同小异：一个穿长胶靴的似乎有些古怪的老伯和一个健康得不得了的老婆婆两人在鼓捣。剖了腹的鳗鱼仍然吱溜溜地跑了，老婆婆随后追去。“喂快来呀，小姐，好鲷鱼来了！”——这种欢快的声音此起彼伏。
在相邻的鱼铺买了七条沙丁鱼、五条鱿鱼。沙丁鱼非常便宜，鱿鱼略贵，一共一千四百日元。
接下去买青菜。萝卜三根加芜青。蘑菇两公斤。西红柿、黄瓜、马铃薯、比埃达（类似京水菜的菜）、菠菜、扁豆、罗勒等等。两人双手满满抱着东西，站着喝罢咖啡，又坐公共汽车回家。如此购物累是很累，但满载而归，又都新鲜，心里十分快意。较之在米科诺斯生活那两个月的食物种类之单调，意大利——尽管是隆冬时节——简直无所不有，堪称乐园、天堂！总之蔬菜全都生机盎然。此时的赫尔辛基，人们吃的是什么呢？
回到家，当即动手准备。
我揪下蘑菇脑袋煮。老婆用尖头菜刀（这是从日本带来的）剖开大马哈鱼，肥度适中的绝好部位出来了，马上蘸酱油和芥末站在厨房里吃了起来。大口小口吃这东西的时间里，不由得想吃米饭，正好有昨天剩的冷饭，便就着这生鱼片和梅干一扫而光。那么尝尝鱿鱼如何，于是鱿鱼也切片吃了。这鱿鱼滑润润的，十分可口。刚煮好的扁豆也当咸菜“咯嘣咯嘣”吞了下去，速食大酱汤也做了……如此这般，站在厨房里就简单解决了午饭。这么吃相当够味儿。
顺便交待一下，这天的午饭菜单是：大马哈鱼和沙丁鱼寿司、梅干寿司、青芜速腌泡菜、扁豆拌梅干、烧沙丁鱼。不过这天属于例外，平日大多吃通心粉。
总之罗马市场的食物全都神气活现，尤其西红柿、菠菜和扁豆，放进嘴里简直一声脆响，“这才叫鲜菜”的芳香飒然扩展开来。这三样回到东京后一段时间里难吃得无法下咽——东京的意大利菜虽说近来好吃多了，但青菜的生鲜程度还是一言难尽。
隆冬时节
从新年即将来临的12月17日开始写长篇小说《舞！舞！舞！》。写长篇小说时模式大体相同——“想写啊”那样朦朦胧胧的心情在自己体内一点点高涨，某一天猛一咬牙：“好，今天开写！”就我来说，较之具体结构和情节，更注重把握这个临界点。
和《挪威的森林》不同，《舞！舞！舞！》动笔之前就已确定书名。这个书名有人推测取自“沙滩男孩”的歌曲，其实（虽然怎么都无所谓）来自一支叫德尔兹（The Dells）的黑人乐队的老歌。从日本动身前，归拢家里的老唱片自制老歌磁带，其中正巧有这首歌曲。很像是老风格的“节奏布鲁斯”（rhythm-and-blues），悠然、粗犷，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黑人味儿。在罗马每天半听不听地听它的时间里，倏然来了灵感，就以它为书名写了起来。我当然知道“沙滩男孩”也有同一名称的曲目（上高中时常听），但直接起因是这首德尔兹的歌曲。
这部小说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写得十分顺畅。《挪威的森林》是作为我也从未写过的那一类型的作品，边写边想别人将怎样看待这部小说呢？这个那个想个没完。而关于《舞！舞！舞！》根本没想那么多，想写什么就写什么，随心所欲，怡然自得。从根到梢是自家风格，出场人物也和《且听风吟》、《寻羊冒险记》一脉相承，就好像回到久违的自家院落，非常开心，或者莫如说写这一行为本身就无比快乐，这在我也是极少有的事。
不过，这期间罗马的冬天迅速加深。这年的罗马冬天，冷的日子好像多些，屋子里也冷飕飕的。已有的暖气设备不够暖，买了个煤油炉回来，但暖的只是炉的正面，整个房间始终冷气逼人，而且是潮乎乎的令人讨厌的冷。洗的衣物两天都一点没干。这还不算，为了买波利尼（Maurizio Pollini）音乐会的门票，整整在寒风中排了四个小时队，结果两人身体都彻底垮了，一直冷彻骨髓。罗马的音乐会售票方式实在复杂离奇且蛮不讲理。波利尼或伯恩斯坦（Bernstein）等超一流演奏家的音乐会发行购票序号券，甚至发行购序号券的序号券，而这必须一一排队才能到手。一来二去，连主办方都晕头转向起来。序号券发行到257号，然而门票只有101张，此种事屡见不鲜。既无连贯性，又无温情可言，何况总有人插队，企图蒙混过关，有门路的早从后门把票搞走了。
而且遗憾的是，这天波利尼的演奏很难说精彩得使我们的殊死努力没有白费。前半场好像焦点还没对上就完了。心想这就是波利尼？好在最后的李斯特奏鸣曲到底云消雾散一般别开生面，不同凡响。不过，就波利尼的实力来说，本应提供更为石破天惊的音乐。听起来就一再觉得“不到位、还不到位”，却又无法把这种感觉聚敛成形，因而有种无可言喻的意犹未尽的不满留在心底。哪一年的事我忘了，总之过去在东京听过一次里赫特（Sviatoslav Richter）的演奏，当时我累得几乎迈不动步了，听的时间里万分感动，音乐会结束时劳累早已不翼而飞，身体如刚出炉一样精神百倍。在这里追求那个就算是苛求，但毕竟挨冷受冻排长队买来的票，想不到竟是这个样子，虽说不是波利尼先生叫我排的队……
由于太冷了，我穿上大衣，对着桌子“啪嗒啪嗒”连续敲击电子打字机的键盘，和在西西里写《挪威的森林》时正相反。那时暖和得不能再暖和，坐在桌前昏头昏脑，这次则冷得差点儿把键盘敲坏。
不用说，冷比暖更适合脑力劳动，问题是这房子里的罗马冬天未免冷过头了。夜里为温暖身体而一小口一小口啜白兰地，白天为冲淡寒冷而每天都跟老婆大谈温泉和夏威夷。老婆宣布：回日本要好好去温泉，每天从早到晚泡在里面，然后去夏威夷一个月。妙！一想都胸口直跳。不过话又说回来，我首先要写完小说才行。一旦开写，横竖要彻底写完才能回日本。一旦回日本，必定又要手忙脚乱。无论如何要守在这里把工作处理妥当。
《舞！舞！舞！》中出现夏威夷场面也是因为这个。我边写小说边想去夏威夷想得不行，所以拼命想像夏威夷写了下来。大概是这样子、大约是这个感觉——一边回想一边写。如此写夏威夷场面的时间里，似乎多少暖和起来，心情就像歪在热带太阳底下喝凤梨园[6]似的。文章也有这种具体效用！尽管转瞬即逝。
据日记记载，这一时期美元跌至一美元兑换一百二十三日元,而我们的现金差不多全是美元，说实话，打击不小。
接下去发生了大韩航空飞机爆炸事件。2月间两人同时得了重感冒,咳嗽和鼻水一连几个星期都止不住，脑袋昏昏沉沉，低烧迟迟不退。但奇怪的是，惟独写作进展顺利。对我们来说，那的确是个严寒的冷季，从头冷到尾，即使在我们长达三年的旅欧生活当中也是最难熬的时期。这年冬天发生的唯一好事，就是小说完成了。因此，每当我想起《舞！舞！舞！》这部小说，就想起罗马马洛内先生那座寒冷的房子。是的是的，我是穿着大衣在那座房子里写小说的。并想起叫琴的猫、叫玛多的狗、米尔维奥桥的市场和波利尼音乐会。
伦敦
关于去伦敦，没有多少值得写的，因为在那期间一直独自写小说。现在回想起来，可谓不可思议的一个月。在那一个月时间里，我差不多绝对没和任何人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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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伦敦可以说是势之所趋。老婆有点事情要经伦敦回国，我去送她。从3月初在此住了大约一个月，这期间我几乎跟谁也没说话，一直闷在房间里写作。写长篇小说时大体都是这样，产生不了想和谁说话的心情，所以对我来说，伦敦始终是个孤独而沉默的城市，这一印象渗透到了骨子里。
最初几天住旅馆，后来搬进短期租用的公寓。实际上来伦敦是第一次。首先最让我吃惊的是英语根本讲不通。我这人彻底习惯了美国英语，英国英语开始几天怎么也跟不上，很多时候都惊叹莫非这也是英语？发音听不大清楚，老是重复“Pardon my（对不起）”（其实英国人这种时候都说“Sorry”）。例如在附近超市卖肉的地方我要烤牛肉，那里的女孩子就此说了句什么——她问我什么，可我完全听不懂。不仅有很重的地方口音，而且速度快，心里不由叫苦。我说了句“pardon my？”对方重复一遍。但因为速度仍那么快，还是听不懂，于是我说听不懂。结果她再也不重复了，只是以“得得”那样的神情摇摇头，并包了一块差不多大小的肉给我。如此几次过后，我再不在此买烤牛肉了。不单这家超市，其他地方也有几次同样的遭遇。这点和美国很不一样，美国人若对方听不懂自己说的，一般情况下都反复改变语速和用词，直到对方完全听懂。
如此这般，语言上意外吃了苦头。
房子是找中介商介绍的，看到第三处时定了下来。最先一处是位于名字叫“World End”（世界尽头）的——好厉害的名字——地段的公寓（顺便补充一句，我以前翻译的保罗·泰罗《世界尽头》这本书的背景即在这个地段。小说蛮有意思，务请一读），宽敞倒是宽敞，但房间装修有点叫人透不过气，就谢绝了。其次一处在帕丁顿（Padding ton）站附近。房间本身固然不差，可惜地下室气氛阴郁，又凉浸浸的，免了。第三处位于圣约翰森林路，是美术工作室样式的房间，狭窄，折叠床，可以收进墙内，但位置不错，光线好，离地铁站和摄政公园（Regent's Park）也近。反正一个人生活窄点儿也没关系，遂定了下来。窗外就是那条阿比大街（Abbey Road）[7]。
我在这个房间里写完了《舞！舞！舞！》这部长篇小说。一边用收发机听音乐、眼望外面的阿比大街，一边日复一日“啪嗒啪嗒”敲击电子打字机键盘。这是暖气极足的公寓，尽管外面大家都穿着大衣，但里面只穿T恤和短裤都渗出汗来，须不时开窗把脑袋伸到大街上空凉快凉快。写累了，就看在附近书店买来的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一个近乎残酷的力透纸背的书，无可遏止的绝望，积极向上的自毁。天气总是不大好，三天有两天阴天，动不动就“啪啦啪啦”下小雨，一种仿佛预告恶劣世界到来的令人万念俱灰的冷冷的雨。不知何时下起，不知何时停住，甚至走到外面也弄不清此刻是否真的在下雨。这便是伦敦的雨。
趁不下雨的时候，每天在摄政公园跑一个来小时。这个程度的运动若再不做，脑袋势必掉弦。若不想让脑袋掉弦，就要让身体跑。只要不下雨，摄政公园还是极妙的公园。沿中间一条池边路跑过，再绕公园跑一圈。跑到动物园附近时，动物栏里飘出一股呛人的臊臭味儿，但这个也极妙，可以切切实实感觉出围栏里有许许多多动物。活物的活生生的气味。狮子们高角羚们骆驼们远离故土在这里生活，什么动物叫唤的声音也传来耳畔。
傍晚写作完毕，去附近买东西，做简单的饭菜吃。我在伦敦生活期间基本没在外面吃饭。老实说，吃什么都吃不出多大味来。当然美味的餐馆我想一定是有的，但从意大利赶来，很难有心情在伦敦花钱进餐馆。抱歉固然抱歉，可还是自己做来更可口。面包蛮够味儿，称为“料理”怕不合适，但我每天都在超市买来烤牛肉和面包，做牛肉三明治吃，咖喱饭或西红柿汤也有时做。
到了晚间，听音乐会换一下心情。现在看来，旅居伦敦期间能想得起来的，也就是音乐会和电影，因为此外光写小说和跑步。电影的确看了很多。布鲁斯·罗宾逊[8]这个年轻导演拍摄的英国片《我与长指甲》清晰留在了记忆里，在日本是否公映我不知道。是一部喜剧片，维斯涅尔这个虽然厚脸皮却叫人恨不起来的穷困潦倒的艺术青年、不无懦弱的主人公“我”以及维斯涅尔的同性恋老伯，三人难解难分，相当有趣。另外由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剧本的美洲西部片《死亡的时间》这部哥伦比亚片也看了，甚为爽净的影片。《去听美人鱼歌唱》这部富有小品意味的加拿大片也看了。这部大概日本也公映了，讲一个长得并不算漂亮的立志当照相师的普通女孩如何对单位的上司——漂亮的女同性阿姐崇拜得神魂颠倒，但最后还是失望了，跟这位阿姐去日本餐馆时，一个活章鱼一摇一摆爬了出来，女孩叫得半死——这地方不够正常，那东西纵然日本人也不吃的。
不管怎么说，在伦敦看的电影中我最喜欢的是法国片《天使的灰烬》（POUSSIÈRE D'ANGE）。节奏如风行水上，演员表现不俗，使我有一种久违的酣畅淋漓的愉悦感。看罢乘兴走了三站地铁的路。另外看了狄更斯的《小杜丽》（Little Dorrit），有亚利克·基尼斯（Alec Guinness）出场，影片极有狄更斯风格。长得不得了，这个星期天放第一部，下个星期天放第二部。亚利克·基尼斯那仿佛每个汗毛孔都深深沁有狄更斯的从容不迫的演技十分了得。观众里有好多父子，想必英国人是作为必要的成长仪式让小孩看这部狄更斯作品的，下一步大概要让孩子好好阅读原著。不难看出，英国人和狄更斯文学之间显然存在着这种强韧的长期关系，不由让人思索日本是否有与此相应的超党派的国民作品，但没有想出像狄更斯世界这样具有多方面广度和深度的东西。不管怎样，狄更斯确实有意思，虽然带小孩去，但父母其实也足可沉浸其中。
音乐会也听了不少。
阿什肯纳吉（Vladimir Ashkenazy）指挥的皇家爱乐管弦乐团的音乐会也去听了。他与其儿子沃夫卡·阿什肯纳吉同台演奏。我在雅典听过一次沃夫卡君的演奏，老实说，当时没怎么认可，不过也可能多少有所进步。曲目首先是父亲指挥的科里奥兰序曲，接下去是沃夫卡出场演奏的莫扎特的回旋曲，以及父子共同演奏的弗兰克的《交响变奏曲》，最后又是父亲指挥的马勒的第四交响曲。沃夫卡的钢琴依然不够到位。较之好坏，更属于感染力匮乏的问题，没有诉诸心灵的东西。倒也不是受到儿子传染，但为人父者的阿什肯纳吉的指挥也不怎么样。马勒的交响曲合奏得也粗疏，漫不经心，比之不久前在罗马听的殷巴尔（Eliahu Inbal）指挥的《大地之歌》那天风海涛般的演奏，简直有霄壤之别。他的马勒松松垮垮而又黏黏糊糊。翌日时报的乐评栏载文写道：“如果我是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吉的儿子，那么我会做什么呢？或许当理发师，也可能投标枪，但有一点可以断言：绝对不当钢琴手！”
残酷，但有趣。第二代也十分不易。
还在女王伊丽莎白音乐厅听了科瓦塞维奇（Stephen Bishop Kovacevich）的钢琴音乐会。内容皆是贝多芬和舒伯特，舒伯特的降B调奏鸣曲绝对精彩，朦胧温馨，让人身上的疲劳悄然脱落一尽，就是如今难得听到的舒伯特。但贝多芬方面多少有些枯燥。此外还去了我喜爱的马里纳（Neville Marriner）和ASMF[9]的音乐会。巴赫的《圣母颂》尤其优雅动听，仿佛每一个角落都清扫得干干净净，指甲剪了，耳孔掏了，头发洗了——便是这样一种感觉。这么说也许是出于我个人偏爱，反正是出色的演奏。如此充实的音乐会可以天天花不多的钱听到，伦敦市民真让人羡慕。
歌剧看了柴可夫斯基的《叶普盖尼·奥涅金》（弗雷妮唱主题曲）和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的《比利·巴德》（Billy Budd），都很精彩。这个已经在别的地方写了，在此割爱。
伦敦逗留期间还去听了一次爵士乐，因为是令人怀念的布洛森·迪儿莉（Blosson Dearie）来爵士乐夜总会演奏。夜总会名字很奇特，叫“比萨饼游乐场”。名字听上去不怎么高雅，实际上却高雅得多。所有座位都采取预约制，打电话告知信用卡号码，即给留出座位。票价是八英磅半。客人全部是前来品享夜总会的衣着得体的中年夫妇，单客仅我一个。因此之故，女侍应生时常挂记着来我座位问我“开心么”，我笑着回答“嗯开心着咧”。不一会儿再次来问“如何，开心么”。一身牛仔服的日本男人独自来听布洛森·迪儿莉——人家或许为此感到蹊跷。
布洛森·迪儿莉的台风极具魅力。年纪该不小了，本来担心很难发出往日那惹人怜爱的声音了，结果纯属杞忧。当然，同过去相比声音的圆润度多少有所流失，但艺风愈发纯净无瑕，让人得以全副身心沉浸其中，从第一曲直到最后一曲。曲目全是原创（原创更叫人感动），所谓Standardnumber（标准曲目）几乎没有。边弹钢琴边唱，钢琴也弹得好，轻而又轻，仿佛即将腾空而去。如此味道的声音并非想弹就能弹得出来的。若说这不是爵士乐，或许真不是爵士乐，但布洛森·迪儿莉的音乐本来就不是吊起眼稍听的音乐，那是一种高品位夜总会音乐，是让人细细品味酸甜苦辣的成年人音乐（如今这种成年人倒是少了）。
比萨饼和葡萄酒也很可口。我吃过西西里风味比萨饼，而这个同意大利比萨饼相比也并不逊色。餐费十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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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期间只做过一次短途旅行。小说好歹完成了，高兴得外出旅行去了。从帕定顿站坐两小时火车来到一座名叫巴斯（BATH）的温泉镇。一如镇名所示，这是罗马人进驻英国时期发现的温泉古镇。罗马人是异常喜欢温泉的民族，满世界建造华丽壮观的温泉设施。我在那里的自行车出租店租了一辆自行车，准备骑去一个名叫库姆堡（Castle Combe）的小村庄。有人告诉我去英国最好到库姆堡，那里漂亮得很。从巴斯到库姆堡，路段果然漂亮（很早很早以前罗马人修的笔直的路），但要翻过好几座山岭，相当费力，况且我借的自行车有个要命的问题——每隔一小时车链就“哗啦”掉下来一次。如此这般，没能“悠悠然骑着自行车在英国乡间游逛”。这还不算，傍晚时分大汗淋漓地骑到库姆堡一看，旅馆早已满员，必须骑到下一个村庄去。
尽管如此，这次旅行还是叫人欢欣鼓舞。一来毕竟有一种小说终于写完的解脱感，二来天气也出奇的好，而且正值春天。由于拼命登车浑身是汗，肚子也瘪了。在库姆堡下一个村庄住的旅馆名叫“WHITE HEART[10]”，态度虽然冷淡，但住起来蛮舒坦。只剩大房间了，我说只我一人，便减了房费。傍晚在旅馆的酒吧喝啤酒，在餐厅吃鳟鱼。鳟鱼是切成薄片同杏仁一起蒸的，这东西简直香得无与伦比。谈不上多么好看，但味道实在地道。由于是棕树主日前一天，星期六，旅馆餐厅里坐满身穿外出服装的面目和善的一家老小，以致我险些吃不上晚饭。村里只此一家餐厅。
回来路上就差一点点回到巴斯的时候，自行车彻底分崩离析，不折不扣地变得七零八落，即使请来国王及其家臣也不可能修复，害得我扛着自行车走了最后五公里，得得！
不过对我来说，仍是一次幸福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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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邮局把打好的小说原稿寄去东京之后（避免通过意大利臭名昭著的邮局寄稿也是我特意来伦敦的一个原因），3月末独自返回罗马。
[1] 大量买入、低价卖出的商店。
[2] 希腊语“混沌”之意。
[3] 无组织性（混乱）的国家。
[4] 此处意为愚蠢、笨、蠢货、傻瓜。下面的Stupidity（名词）亦同。
[5] 和下面的锦小路、筑地均为东京地名。
[6] Pina Colada，一种西班牙风味的鸡尾酒。
[7] “披头士”有一首歌曲与此同名。
[8] 英国电影演员、导演（Bruce Robinson，1946—）。
[9] Academy of St Martin-in-the-Fields之略，圣马丁室内乐团。
[10] 意为“白色的心”，1982年成立的基督教音乐乐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