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高薪养廉这个说法很熟悉，养廉这个词其实来源于清朝的养廉银制度，创建自清朝雍正元年，也就是1723年。这项俸禄制度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的廉洁习性 ，并避免贪污腐败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 清初，各级官员的薪俸非常微薄，一品官员的俸银每年不过一百八十两，二品的总督每年的工资是155两，再往下，巡抚是130两，知府是80两，知县是45两。这一薪酬标准根本不够官吏开支，加上地方官还需要相应的办公支出，朝廷还不断要求官员们“捐俸”、“减俸”以满足军事行动带来的国家开支，使得官员们入不敷出，生活窘迫。为了维持其正常工作生活或挥霍性消费，以及迎来送往、打点上司，各级官员除了靠贪污受贿外，还有一种捞钱的措施，就是征收耗羡。所谓“耗羡”也就是指在征收银粮时，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
雍正帝即位后，面对社会经济的严峻形势，试图在吏治、财政方面有所振作，在臣僚上书的基础上，迅速拉开了耗羡归公，以及用耗羡银支付各级官员养廉银的序幕，并于雍正五年形成定制。雍正亲自解释了养廉银的含义：“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地方各级官吏的个人正常收入比之原来增加了十倍之上百倍。这一制度的推行，部分解决了官员工资较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吏治，使雍正在位时期成为清朝吏治最好的时期之一，也使原来漫无成规的加征赋税有了制度的约束。
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把官员收入公开化了，将政府默认的“潜规则”变成了明文规定的“显规则”，使得官员贪污失去了冠冕堂皇的借口，整个官吏系统的关系也简单了不少。养廉银使得地方政治行使比之前更为顺利，对于清朝的统治有所裨益。有清一代，雍正年间吏治之清，是有口皆碑的。正是通过严密的法制与养廉银制度的配合，使得官吏的贪污枉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禁止，不仅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使得百姓免于官吏的敲诈勒索，这对于整个社会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从乾隆开始对于官吏的约束放松，各种陋规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养廉银制度随之走向没落。乾隆和嘉庆年间，朝廷开始在养廉银中摊派“捐献”。道光以后，养廉银开始打折发放。养廉银经扣、捐之后，大小官吏以不够用为名大肆搜刮，吏治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养廉银既然是政府给予各级官员的生活补贴，那么，它就应像原本的俸禄那样，从国家正项中支出，而不应该用非法的耗羡银两来支付，这是清代养廉银制度的最大弱点。养廉银却并没有真正使官场清廉，官员们逐渐将养廉银作为自己的正常收入，而忽略了该项收入设立的意义，养廉银外又私征养廉银，捞取灰色收入成了官场潜规则，导致清朝地方贪腐情况几乎为史上之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