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过去社会的崩溃必须面对一个主要的争议和四个难点。争议的中心在于先人（他们的后人存活至今，并能对此发表见解）是否因其自身的所作所为而导致崩溃的发生。同数十年前相比，今日我们对于生态环境破坏这个问题具有更深刻的认识。甚至连宾馆房间都挂上牌子来呼吁我们爱护环境，多要一条干净的毛巾或是忘了关水龙头都会使得我们深感愧疚。时至今日，对环境的破坏将会遭到人们在道义上的谴责。
可以理解的是，夏威夷和毛利土著人不会喜欢听古生物学家告诉他们其祖先消灭了夏威夷与新西兰演化出的一半鸟类；同样的，美洲土著也不喜欢考古学家告诉他们阿纳萨兹人的滥砍滥伐导致了美国西南部部分森林的退化。古生物学家与考古学家所谓的发现对于某些人来说更像是白人种族主义者驱逐土著的另一种借口。科学家们好像是在说：“你们的祖先对土地管理不当，所以活该被驱逐。”一些美国和澳大利亚白人出于对政府分配给美洲土著和澳大利亚原住民补贴和土地分配的不满，借机援引学者的发现以示反对。不仅仅是原住民，一些研究土著并认同他们观点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也认为近年来那些所谓的发现带有某种种族主义谎言的色彩。
一些土著与认同他们的人类学家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坚持认为过去和现在的土著生性温和，具有生态环境意识，了解自然，敬畏自然。他们天真无邪地生活在伊甸园般的大自然中，绝不可能做出有损于环境的恶事。正如一个新几内亚猎人曾告诉我的：“如果我在村里的某个方向射中一只肥硕的鸽子，那么我会等上一个礼拜再出去狩猎，而且会朝着反方向去。”只有来自第一世界的恶魔般的现代人才会藐视自然，对环境缺乏敬畏之心，一味破坏。
事实上，这种争论中的两类人都走向了极端，不管是种族主义者还是昔日伊甸园的信仰者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即认为过去的土著人与现代第一世界人民相比，无论高低，都是完全不同。自从50000年前智人发展了现代发明、效率和狩猎技能，对环境资源持续性的管理一直是个难题。46000年前，澳大利亚大陆出现第一个人类殖民地，当地许多巨大的有袋类动物和大型动物随后消失灭绝。无论是澳大利亚、北美、南美、马达加斯加、地中海诸岛、夏威夷、新西兰还是几十个太平洋群岛，那些原本人迹罕至的地方一旦成为人类殖民地后，总有一波大型动物的灭绝接踵而至。这些大型动物在没有人类威胁的环境中演化，因此很容易被捕杀，或是因其栖息地被人为改变、外来害虫的引进和疾病最终导致灭亡。因此，任何一个人都可能落入滥用环境资源的陷阱。这样的问题随处可见，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比如乍看之下，自然资源似乎取之不尽；资源的衰竭即使在刚开始的几年或几十年来看也只不过是正常意义的上下波动；由于资源的共享性，要使人们自我约束，建立共识往往很困难（这就是所谓的“公有地的悲剧1”）；另外，由于生态系统错综复杂，即便是一位职业的生态学家往往也无法预测人类活动的影响。今日连我们都束手无策的环境问题，在过去看来一定更为棘手。特别是过去那些没有文字的人们更无法得益于以前社会崩溃的例子所带来的警示。生态破坏是一种无法预见和始料未及的悲剧，因此在道义上既无法归咎于盲从，也不能归咎于有意识的自利行为。那些崩溃的社会并非愚昧、落后，它们中有的（例如马雅）极富创造力，曾几何时是那个时代文明的先驱。
过去的人类并非是盲目无知、差强人意的管理者，活该去承受丧失土地或惨遭灭绝的命运。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极具良知的环境保护者，能够解决今日我们仍然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在很大范围内，面对着与我们今日类似的问题，他们的成败得失也受制于环境。没错，虽然我们今日的境况与过往有所不同，但其中的相似之处却足以让我们以史为鉴。
最重要的是，通过土著居民的环境习惯这种历史假设来证明公平对待土著居民的合理性不但错误百出而且非常危险。在大多数案例中，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已发现了能够推翻这一假设（伊甸园般的环境主义）且非常具有信服力的证据。如果提出这种假设是为了善待土著居民，那岂不是在暗示若这一假设可以被推翻，我们因此无需公平对待他们。事实上，反对不公平对待土著居民不应基于任何有关他们环境习惯的历史假设，而是基于一种道德准则。即从道义上，一个民族不应剥夺另一个民族的土地，对其进行奴役，或进行种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