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破坏天然植被，造成木材、燃料和铁的短缺；同时，对土壤和草皮也不加以善待，使得可利用的土地越来越少。我们在第六章谈到冰岛浅薄的火山灰土壤非常脆弱，容易发生侵蚀，格陵兰的土壤脆弱性虽然比下有余，但比上仍不足。在格陵兰岛，生长季短暂寒冷，无论是植物生长还是土壤形成都相当缓慢，表土层极浅。由于植物生长缓慢，土壤内的有机腐殖质和黏土含量较少，因此无法保持土壤湿润。与此同时，大风频繁入侵，导致土壤更加干燥。
格陵兰岛土壤侵蚀的问题始自维京人在岛上砍伐焚烧树木和灌木，它们是保持水土的最有力武器。树木被砍倒后，维京人在草地上放养家畜，其中绵羊和山羊对草皮的伤害最大，加之气候缘故，青草再生速度缓慢。一旦草皮被破坏，土壤裸露，狂风暴雨很容易就将表土冲刷吹至谷外数英里处。如果像河谷那样连砂土层也裸露在外，砂土就会被风吹走。
湖芯样本和土壤剖面显示出自从维京人来到格陵兰岛，严重的土壤侵蚀问题便接踵而至，表土和砂土被风雨冲入湖中，例如在柯若克峡湾口的一个农场遗址，我发现冰河下风处的土壤几乎都已被强风吹尽，只剩下光秃秃的石头。格陵兰的维京农场也常有飞沙走石现象，瓦纳弗非地区的一些遗址甚至被埋在10英尺的沙子下面。
除土壤侵蚀问题外，由于格陵兰缺少木材和柴薪，维京人切割草皮用以砌墙或是作燃料用，也对土地造成了伤害。格陵兰几乎所有的房屋都用草皮盖成，石头只是充当地基，木头用来搭建屋梁来支撑屋顶。即使是加达农场的圣尼可拉斯大教堂，只有6英尺高的底墙用石头砌成，墙体其他部分皆用草皮，屋顶用木梁支撑，正面还有木头墙板。虽然赫瓦勒塞教堂的墙壁完全用石头砌成，但屋顶仍用草皮覆盖。为了抵御寒冷，格陵兰的草皮墙极厚（可达6英尺）。
在格陵兰，一间大的屋子估计要用10英亩的草皮，而且并非一劳永逸，因为草皮会渐渐松散，所以每隔一二十年还得用新草皮进行修复。维京人将割草皮盖房子称为“剥草皮”，实在是妙喻。格陵兰的草皮再生速度缓慢，这意味着割草皮对土地的伤害也就持续更长。
同样地，也许有人会对土壤侵蚀和草皮切割的问题不以为然，会说：“那又怎么样呢？”答案很简单。别忘了在北大西洋诸多岛屿之中，格陵兰岛在有人类定居以前就已是最寒冷的岛屿，因此地处干草和牧草生产的最边缘地带，岛上的植被很容易因过度放牧、牲畜践踏、土壤侵蚀和草皮切割遭到破坏。因此，牧场需要有足够大的草地面积来喂养一定数量的牲畜，这样才不会在下一个寒冷的长冬来临之前，由于牧草破坏过多而无法养活牲畜。根据估算，东聚落或西聚落的牧场总面积即使只减少四分之一，也会使牲畜的数量降低至危险的地步。西聚落就曾发生过这类事件，东聚落可能也曾出现过。
同冰岛一样，现代格陵兰也在继续为那些曾困扰中世纪维京人的环境问题而大伤脑筋。在中世纪维京人灭绝后的500年里，全岛被因纽特人占据，没有任何牲畜，接着又成为丹麦的殖民地。最终在1915年，由于当时人类对中世纪格陵兰环境影响的研究尚未展开，丹麦人尝试把冰岛的绵羊引进格陵兰。1924年，巴拉塔利德又成为一个真正的牧场。丹麦人也曾试着在格陵兰养牛，最终因为过于辛苦，不得不放弃。
今天，格陵兰约有65户人家以养羊为主业，过度放牧和土壤侵蚀的问题再度出现。根据对格陵兰湖芯的研究显示，1924年以来环境发生的变化和公元984年发生的一样：树木花粉减少，禾草和杂草的花粉增多，表土被冲刷到湖泊里的现象也大大增加。自1924年开始，不管冬季气候是否和暖，羊群都被置于户外自由放养，从而破坏了植被的再生能力。杜松尤其脆弱，冬天被饥不择食的羊和马啃噬后，很难再生长出来。1976年，克里斯·凯勒在巴拉塔利德还能看到杜松。到2002年，我在岛上参观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已枯死的杜松。
格陵兰半数以上的绵羊都饿死于1966年到1967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于是政府建立格陵兰试验站，设置过度放牧、轻度放牧和草地用篱笆保护起来三种情况，研究各自植被和土壤的不同，从而分析绵羊对环境的影响。研究还包括请考古学家们来分析维京时期牧场的变迁。格陵兰人在知道这个岛屿的脆弱性之后，就用篱笆将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牧场围起来，到冬天则把绵羊关在户内喂养。为了增加冬季干草的供应量，他们不但给天然的牧场施肥，而且还种植燕麦、裸麦、梯牧草，以及其他非本土的牧草等。
尽管费尽苦心，土壤侵蚀仍然是当今格陵兰的一大问题。我在东聚落的峡湾看到光秃秃的石头和砾石，植被都被绵羊啃噬殆尽。过去25年来，建立在克罗托克山谷口旧维京农场遗址上面的现代农场不断遭受到强风的吹蚀，正好为我们研究700年前维京农场的状况提供了模型。虽然格陵兰政府和牧民都知道放牧会对土地造成长期的伤害，但高失业率又不得不迫使他们这么做。岛上失业率高，因此无法贸然废止牧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牧羊甚至都没有给格陵兰带来短期利益，政府每年都要向每户牧民家庭发放14000美元以补助损失，为他们提供收入，从而导致他们又继续养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