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难境地
在我双胞胎儿子10岁和15岁的时候，我和太太两次带他们去东非旅行。同其他游客一样，非洲巨大的动物、壮观的景色与众多的人口深深震撼了我们。不管我们在家中舒适的客厅看了多少遍国家地理频道的非洲特辑，看了多少次羚羊跃过电视屏幕的镜头，当我们身处塞伦盖提大平原，从陆虎吉普车上放眼望去，四周上百万头羚羊黑压压一片，这种景观、声音和味道还是让我们措手不及；电视也无法向我们展示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的辽阔平坦。开车从位于悬崖口的旅馆一路下到平地，你将会领略到火山险峻陡峭的内壁。
东非人民的友善、对孩子的热情、色彩艳丽的服饰和人山人海的情境让我们备受感染。在书中抽象地读到“人口爆炸”和每天亲眼所见一排排站在路旁的非洲儿童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体会。许多儿童看上去与我的儿子年纪相仿，身高也不相上下，他们纷纷向开车经过的旅游车索讨一支上学用的铅笔。这些为数众多的人群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显而易见：牧场中的草稀稀疏疏，成群结队的牛羊差不多将它们啃得精光，新近侵蚀形成的沟壑流淌着从牧场冲刷而下的泥浆。
这些孩子的存在使东非加速成为全球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肯尼亚近期的人口增长率达4.1％，其人口将在17年内翻一倍。非洲的人口爆炸已经现出端倪。由于非洲是人类栖居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因此有人可能会天真地认为非洲的人口早已达到平衡。然而事实上，诸多原因造成非洲人口激增：引进新大陆的作物（特别是玉米、豆子、甘薯和木薯），从而拓宽了农业基础，粮食产量超过以前只种植本土作物时的产量。另外还由于卫生条件改善、预防医疗、母亲与儿童接受疫苗接种、抗生素的使用，以及疟疾等非洲地方性疾病得到部分控制；同时国家统一、国界确立致使那些渺无人烟、争端频起的邻界地带如今也能安家居住。
像东非这样的人口问题往往使人想到“马尔萨斯主义”。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1在其著作中提出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食物供给的增长，他的依据是人口以指数方式增长而食物供给却以算术方式增长。比方说，假设人口翻一倍需要35年的时间，2000年时有100个人，那么按照这一速度增长，到2035年就会有200个人，到2070年则有400人，2105年翻到800人，以此类推。然而，食物产量并非成倍增长：这次科学重大突破使得小麦产量上升了25％，那次重大突破使产量又增加20％等等。这就是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最本质的区别。当人口增长时，多出来的人口本身也在制造新的人口，这就好比是利滚利。所以，除非饥荒、战争、疾病等因素，或者因为人们采取预防措施（如避孕或者晚婚），人口增长的速度才会缓减下来，否则日益增长的人口必将消耗掉所有的食物。时至今日，下述观点仍然得到广泛的肯定：如果不控制住人口增长，仅靠增加食物供给来提高人类的幸福终将流于失望——马尔萨斯如是说。
对这一悲观看法的正确性一直存有争议。事实上，已经有许多现代国家通过人民自愿（意大利和日本）或政府下命令控制出生率（中国）的方式大大降低了人口增长。然而，现代卢旺达的例子却证明了马尔萨斯理论中最坏假设的正确性。通常来说，马尔萨斯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们都认为以不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资源所造成的人口和环境问题最终都能通过这个或那个方式得到解决：要么通过自愿选择的方式，要么通过不愉快的、强加的方式，例如马尔萨斯所想象的那些2。
几个月前，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给本科生讲授社会的环境问题时，探讨了社会在解决环境保护争端中经常面临的困难。一个学生答道，这些争端一般可以在冲突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他并不是赞成用屠杀来解决争端，而是认为环境保护所引发的冲突发生在人身上，这些冲突在美国通常是由法院来解决，法院也能给他们一个通情达理的解决方式。因此那些有志于以解决环境保护问题为职业的学生们需要熟稔司法系统。卢旺达案例很具有教育意义：这个学生的看法在根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这些冲突的严峻性往往超过法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