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位于温带，但离其他温带国家有数千英里，与其产品潜在的海外市场间的距离相去遥远。因此，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曾指出影响该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为“距离的暴政”。如海运距离过长，致使商品从澳大利亚运往欧洲，每磅或每个容积单位所需的运输费用要比从新大陆运往欧洲的费用来得高，因此只有体积小、价值高的出口商品才有经济效益。原本在19世纪，矿产和羊毛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出口商品。1900年左右，由于冷冻货柜变得经济，澳大利亚也开始出口肉制品，大多运往英国。（记得我有一个朋友不喜欢英国人，他在肉类加工厂上班，有时会和朋友一起在准备运往英国的冷冻肝脏中偷偷放一两个胆囊。他的工厂对“小羔羊”的定义是如果供应国内市场，那么就是最大不超过6个月的羊，如果出口到英国，则是18个月以内的羊）。今日澳大利亚的首要出口商品仍是体积小、价值高的货物，如钢铁、矿产、羊毛和小麦。近几十年来，葡萄酒和澳洲坚果的出口量呈大幅增长趋势。此外还有一些体积小、价值高的特种作物也开始大量出口，澳大利亚之所以生产这些独特的作物，目的在于打开部分消费者愿意高价购买稀有物的机会市场，例如杜兰麦等特殊品种的小麦，以及不用农药和化学制剂培育和养殖的小麦和牛肉。
另外一个“距离的暴政”指的是澳大利亚国内各个地区之间的距离。澳大利亚生产力高效或适合居住的地方并不多，而且相当分散：这个国家人口虽然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分布面积却相当于美国本土48个州。因此，澳大利亚国内运输成本高，必须花费昂贵的代价才能维持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例如，澳大利亚政府为了让所有的家庭和公司都有电话，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全国架设电话线，甚至在几百英里外的荒漠也要设站。今日的澳大利亚是全世界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58％的人口集中在五大城市（1999年，悉尼有400万人、墨尔本有340万人、布里斯班有160万人、珀斯有140万人、阿德莱德有110万人）。这五大城市中，珀斯可算是全世界最孤立的大城市，周围再没有其他大城市（最近的阿德莱德也在往东1300英里外）。因此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家公司——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和澳大利亚电讯公司——都以拉近距离为目的。
由于距离问题对澳大利亚国内造成很大的影响，加上干旱的作用，银行等企业在偏远地区的分支机构因经营不善，纷纷倒闭。医生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远走他乡。欧美有大城市和中等规模的城镇，也有小村子；但在澳大利亚，中等规模的城镇正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两极分化现象。今日，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不是住在少数几个大城市，享受着第一世界的文明，就是在小村子或荒漠地带过着没有银行和医生的日子。澳大利亚的气候难以预测，只有几百号人的小村庄，没什么经济活动，即使遇上五年旱灾，也能存活下来。而大城市依靠大型集水区域也能安全度过五年旱灾。但对中等城镇而言，五年旱灾意味着城镇的终结，商业与服务难以运作，无法与较远的城市竞争，而它们本身又没有能力整合出大型集水区域。大多数澳大利亚人对本国生态环境的依赖越来越少，他们生活在与外面世界紧密相连的五大城市，而不是散布于澳大利亚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