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环境极其脆弱，许多方面都遭到破坏，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过去造成的破坏中，有些已无法弥补，比如土地退化和本土物种的灭绝（近代澳大利亚灭绝的物种相对要比其他大陆来得多），其中大部分破坏行为至今仍在继续，甚至变本加厉，如塔斯马尼亚老龄木的砍伐。有些破坏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挽救，例如盐碱化的地下水已经流了几百年。过去的一些破坏是由文化态度和政府政策造成的，如今积习难改。就政策造成的阻碍而言，像水政策变革的最大阻碍便是来自“用水执照”（凭此执照能获得灌溉用水）。购买了执照的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拥有了水，而实际上每年分配到的用水量不及用水执照上面规定的使用量。
对于持悲观态度或过度谨慎的人来说，这些与澳大利亚相关的种种事实，让他们担心该国的生活水平是否会因为环境的不断恶化而降低。这完全有可能发生在未来的澳大利亚。它也许会落入和复活节岛同样的命运，人口凋零，政治崩溃；也有可能像目前的政客或商界领袖所设想的消费率和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然而，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第一种预测比较切合实际，也适用于其他第一世界国家，只不过澳大利亚可能会早走一步。
幸运的是，目前澳大利亚还有希望的迹象。农民们转变他们的态度，开始进行反思，此外还有私人倡导以及政府的大力改革。这些行动均围绕着一个主题，即社会应该做出定夺，哪些是适合社会生存的核心价值，而哪些又是必须放弃的。在探讨格陵兰的维京社会（第八章）时我们已经接触到这一主题，在接下来的第十四和十六章中，我将会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40年前，当我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许多土地拥有者被人批评破坏土地、不为后代着想，或是损害到别人利益时，他们对此做出的反应是：“这是我的土地，我高兴怎样就怎样。”虽然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态度，但已经少了很多，也不大被公众所接受。一直以来，澳大利亚政府在执行会对土地造成破坏的政策（如要求土地清理）和有害环境的工程计划（如兴建墨累河水坝和奥德河水坝计划）时，并没有遭遇到什么阻力。一直到几十年前，澳大利亚人民才开始像欧洲、北美等地的居民那样，对环境问题的争议日渐增多。目前澳大利亚的公众舆论对于土地清理、河流发展和老龄木砍伐的抨击尤其猛烈。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正好听到南澳大利亚州政府（尽管违背了选举时的承诺）决定征收一笔新税，筹集三亿美元用以挽救墨累河；而西澳大利亚州政府将逐渐放弃砍伐老龄木；新南威尔士州政府与该州农民达成协议，计划利用4.06亿美元来使环境资源管理更有效率，同时停止大规模的土地清理；传统上最保守的昆士兰州也宣布将与联邦政府合作，在2006年之前终止大规模地清理成熟灌木林地的活动。上述这些方案在40年前根本无法想象。
希望的征兆包括选民整体态度的转变，致使政府政策发生变化。另一个希望的迹象特别体现在农民态度的转变上，他们意识到过去的农耕方式不能可持续经营，到时候留给后代的土地必然是面目全非。这一前景让澳大利亚农民感到痛苦（就像第一章里的蒙大拿农民那样），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热爱农耕这种生活方式，而不是出于微薄的收入才留在土地上。上文提到的牧羊人比尔·麦金多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测绘地图，然后用挖土机和炸药摧毁农场里的兔子巢穴。麦金多斯的家族从1879年起就拥有这片农场。他给我看了两张照片，拍的是同一座山丘，一张摄于1937年，另一张摄于1999年。两相对照，很明显地表现出1937年那张因为过度放牧，山上植被稀疏；而后来那张的山丘已是郁郁葱葱。比尔·麦金多斯为了使农场可持续经营，将放牧率控制在低于政府规定的放牧率，并考虑将羊种改为羊毛较少的肉羊（因为它们比较容易放养，而且需要的牧地面积也较小）。此外，为了解决杂草问题，以及羊群对牧草挑肥拣瘦，他采用“细胞放牧法”，促使羊群在一块牧场内将鲜美的和不那么鲜美的牧草都吃光后再转向下一块牧场。令我吃惊的是，麦金多斯为了降低成本，竟连一个全职员工都没有雇。他带着望远镜和收音机，骑着摩托车，与一只牧羊犬一起放养着几千头羊。与此同时，他知道农场自身很难长久维持下去，因此也经营小旅馆来增加商业收入。
由于同行的压力，再加上近年来政策的转变，放牧率渐渐下降，牧场的状况也得到改善。在南澳大利亚州的内陆地区，政府将适合放牧的土地出租给农民，其租约达42年，每14年由放牧委员会审核土地的状况：如果植被的生长情况没有得到改善，那么许可的放牧率就会再次降低；如果土地经营得不够理想，那么租约就会被解除。靠近海岸的土地，通常是农民的自有地或永久租地，因此政府无法直接控制，但还是可以通过两种方法进行间接控制。根据法律，地主或租户必须承担对土地的“照顾责任”，以防土地退化。首先是当地的农民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监督土地退化情况，依靠同行压力促使大家配合。其次，如果农民的管理委员会没有成效的话，土壤管理员能够进行干预。麦金多斯跟我讲起过四个例子，关于当地的委员会和土壤管理员如何命令农民降低放牧率，如果有人不遵守的话，土地就会被查封。
当我在墨累河附近一个叫卡柏瑞姆站的地方参观的时候，遇见了许多为环境问题奔波呼吁的私人倡导者，这个地方以前是农场，面积将近1000平方英里。最早在1851年就开始租给农民放牧，其后所有的环境问题都一一显现出来：滥伐森林、狐狸、土地清理、过度灌溉、过度放牧、兔子、土壤盐碱化、杂草横生以及风蚀等。1993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芝加哥动物学会共同买下这块土地。虽然后者的总部设在美国，但澳大利亚人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倡导深深吸引了他们。买下土地后的几年里，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由上而下的控制手段，将命令传达给地方的志愿者，然而结果越来越不尽人意。到1998年，改由私人的澳大利亚景观保护信托委员会执行管理任务，该机构动员当地400名志愿者进行由下而上的社区管理方式。该组织的基金主要来自澳大利亚最大的慈善机构帕特基金会，该基金会非常关注于挽救澳大利亚的农田退化问题。
在景观保护信托委员会的管理之下，卡柏瑞姆的地方志愿者纷纷致力于他们感兴趣的计划行动。这种通过私人倡导完成的任务要大大多于在政府有限的基金条件下完成的任务。在卡柏瑞姆受过培训的志愿者也把他们所学到的技能应用到其他环境保护计划中。在这些计划中，我看到有的志愿者在照顾一种濒临灭绝的袋鼠，努力增加它们的数量；另一个志愿者正在对付狐狸，狐狸是本地危害最大的外来物种。还有一些志愿者的任务是处理无处不在的兔子问题、控制墨累河中的鲤鱼、无农药栽培柑橘、让湖泊重返生机、使过度放牧的土地再次布满植被、种植和销售本地的野花和野生植物以改善土壤侵蚀问题等。这些志愿者的想象力和热忱让人深深感动。私人倡导的环境保护计划在澳大利亚有几万个。像帕特基金会名下的帕特农地保护计划下就有一个照料土地计划，目的在于帮助想要把良好的土地传给下一代的15000个农民。
为了与那些想象力丰富的私人倡导力量互补，澳大利亚政府也提出了一些倡议，其中包括彻底地反省澳大利亚的农业政策、回应那些日渐显现出来的严重的环境问题。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澳大利亚政府会采用哪一种激进的方案，但政府对此认真谨慎，甚至拨款用于开发。提案并非来自深怀理想主义、热爱鸟类的环境保护主义者，而是由脚踏实地的经济学家提出来的。这些经济学家问道：“如果没有目前的农业，澳大利亚的经济是否会变得更好？”
产生这种想法的背景是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意识到生产力高、适合继续发展农业的土地其实只有少数几个地方，而目前澳大利亚60％的土地和80％的淡水都用于农业。农业产值较之其他产业创造的价值，实在是微不足道，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澳大利亚广阔的土地和珍贵的水所创造的价值却如此低廉。再则，澳大利亚99％的农地对其经济几乎没有贡献。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农业80％的利润来自0.8％的农地，而且几乎都在西南角、阿德莱德附近的南部海岸、东南角以及昆士兰东部。澳大利亚的土地很少有火山活动或地层上升运动，此外，只有极少数地区拥有稳定可靠的冬季降雨。所以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活动只是在不断耗竭土地资源，把土壤和植被转化为现金。澳大利亚政府向农民提供低价水费、税收减免和免费电话线路等基础建设，这些间接补助所花费的钱实际上都来自澳大利亚的纳税人。也就是说，政府等于拿纳税人的钱去补贴不盈利或赔本的土地使用。
即使是从最狭隘的角度来看，一部分本国农产品对澳大利亚消费者而言并不经济，进口的浓缩橙汁和猪肉等产品要比本国产的便宜。而对于澳大利亚的农民而言，许多农产品生产按照“权益价值最大化”来衡量的话，并不划算。也就是说，农场的费用不仅包括现金支出，还要把农民付出的劳动力也计算在内，因此澳大利亚三分之二的农地（主要用于饲养绵羊和牛）都是亏损的。
以澳大利亚生产羊毛的牧场为例，牧民的平均收入低于全国最低工资，他们大多负债累累。由于没有钱，牧场的建筑设施和篱笆长年失修，羊毛收入也无法支付牧场贷款的利息。这意味着生产羊毛的牧民必须依靠其他收入才能生存下去，如兼职做护士、店员或是经营小旅馆等。实际上，牧民们是把兼职所挣的钱再加上生产羊毛所得的或有或无的那点收入都用来补贴亏损的牧场。这些人如果从事别的工作的话，可能会有更多的钱，但他们还是选择做农民，因为他们从小在乡村长大，喜欢这种生活。澳大利亚也像蒙大拿一样，农民的下一代大多不喜欢留在家里的牧场继续务农，目前只有29％的澳大利亚农民希望儿女继承牧场。
以上分别从消费者和农民的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农业的经济价值，那么从整体来看又是怎样呢？澳大利亚政府为了照顾农民，给农民提供税收补贴，旱灾补助，聘请专家做研究，以及开展农业外延服务等。政府的这些支出吃掉了农业净利润的三分之一。此外，农业也给澳大利亚带来其他的经济损失。例如，一块土地如果被用作农田，就失去了作为其他用途的可能性；或者在一块土地上发展农业，可能会影响到另一块用于旅游业、林业、渔业、休闲娱乐业或是农业本身的土地。例如澳大利亚为了发展农业，清理土地，土壤流入河中，破坏了大堡礁这个澳大利亚最吸引人的景点。事实上，旅游业为澳大利亚带来的外汇收入早已超过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出口。澳大利亚农民在高处引水灌溉、种植小麦，即使几年内都有利可图，但会使低处土地引起大面积的盐碱化，造成无可挽救的破坏。因此，农民在多礁石地区清理土地或是在高处耕种，可能会给他自己带来一定的利润，但对整个澳大利亚却是损失惨重。
另一个近期人们经常讨论的例子是棉花种植产业化，即在昆士兰南部、新南威尔士北部、达令河支流的上游（流向新南威尔士和澳大利亚南部的农业区）、迪亚曼提纳河（流入艾尔湖盆地）一带大量种植棉花。狭义地看，棉花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出口农产品，仅次于小麦。由于政府补助，棉花种植所需灌溉用水的费用非常低廉，有的甚至不要钱，但种植棉花需要大量使用杀虫剂、除草剂、脱叶剂以及高磷高氮的化肥，因此使种植区的水域受到污染（造成藻类过量繁殖）。这些污染环境的物质包括DDT与其代谢物，虽然DDT在25年前已被停止使用，但它难以分解，仍存在于生态环境中。受污染的河流影响到下游的农业区，而那里培育养殖的是有机小麦和牛肉等高价的机会市场产品。因此，受害农民强烈抗议棉花产业带来的危害。因此，如果有人要评估棉花种植到底给整个澳大利亚带来得还是失，我们先要肯定棉花种植给棉农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我们也要把间接费用计算在内，其中包括水费补助以及对其他农业造成的损失。
澳大利亚农业生产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产生温室效应气体，如二氧化碳和甲烷。这在澳大利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全球变暖（部分是由大量的温室效应气体所引发的）给澳大利亚西南部小麦带的降雨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个小麦带之所以有良好的收成，很大程度上仰仗于冬季的可靠降雨，该地区的小麦是澳大利亚最具价值的出口农产品。澳大利亚农业生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已超过该国所有交通运输工具排放的废气量。更糟糕的是，牛反刍和消化产生甲烷，其造成温室效应的能力比二氧化碳要高20倍。对澳大利亚来说，如果要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量，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禁止养牛。
虽然像禁止养牛这类激进的解决方案已被提出来，目前还看不出它们会马上被政府采纳的迹象。如果澳大利亚政府为将来着想，决定现在就关闭大部分农业公司，而不是等到走投无路再做出行动，那么澳大利亚将是现代世界“第一个”这么做的国家。然而单单这些提议就足以掀起轩然大波。澳大利亚的环境问题可视为世界环境问题的极端形式，这好比是一场激烈的赛马。一方面，澳大利亚的环境问题正在以指数方式加速恶化（“加速”意为速度越来越快；“指数方式加速”就是指以核连锁反应的方式加速，如2、4、8、16、32等）；另一方面，公众的环境意识也在加强，无论是私人还是政府都在做不懈努力。那么哪一匹马会最终胜出呢？本书的许多读者都还年轻，应该会在有生之年看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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