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环境问题的具体细节尚未有定论，值得深入探讨。此外，生活中也经常能听到许多轻视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论调。在我看来，这些反对意见的理由还不够充分，大都是以偏概全，以下就是最常听见的12种论调：
“环境问题和经济发展无法同时兼顾”。持这种说法的人认为关心环境是一件奢侈的事，解决环境问题必然产生净资本，如果让环境问题任由发展的话，就可以省一大笔钱。实际上，真相并非如此。收拾环境问题这一烂摊子，不管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清理或是避免环境杂乱，可在长期内省下一大笔钱，甚至在短期内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能像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样，关心身边周遭的环境，避免疾病上身，那么肯定好过生病后再来治疗。此外，为了解决对农业造成损失的杂草和害虫，以及水葫芦和斑马贻贝，政府每年要投入大量资金。还有塞车引起的时间浪费、环境里的有毒物质使居民生病或死亡、清理有毒化学物质所需的费用、鱼类因储量大减而造成鱼价上涨、农地的价值因土壤侵蚀或盐碱化而受损等。为此，每年可能这里要花费几亿美元，那里又要几十亿或几百亿美元，而相关的环境问题加起来多达数百个。例如，在美国，“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的价值（即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在受完社会对他的抚养和教育投资后，还没来得及为国家经济作贡献就死亡）通常为500万美元。而美国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人数，最保守的统计数字为13万人，也就是说每年因空气污染造成的死亡给美国社会带来的损失为65亿美元。因此美国于1970年颁布《空气清洁法》，虽然实施清洁措施的费用不低，但此举挽救了许多生命，也降低了医疗花费，预计省下来的医疗费用每年高达一兆美元。
“科学技术会解决我们的问题”。认同于这句话的人是基于科学技术过去的成就，因为它解决的问题多于其自身带来的问题，所以对它充满信心。人们认为科技马上就能解决现有的问题，而且不会再制造出新的问题。他们还认为当前正在讨论中的新科技能成功，而且很快就会奏效。我曾和美国两个家喻户晓的企业界及金融界人士做过长谈，他们滔滔不绝地向我描述即将出现的新科技和金融工具，并自信地预测这些与过去截然不同这些工具能够解决环境问题。
然而实际经验往往与这些设想相反。有些梦寐以求的新科技成功了，有些则失败了。成功的科技通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开发和进入大众的生活，如煤气灶、电灯、汽车、飞机、电视和电脑等。不管新科技能否为我们解决问题，它经常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新问题。用科技来解决环境问题的代价要比从一开始避免问题发生来得大。举例来说，严重的油泄露事件造成的损失和清理费用多达几十亿美元，但如果通过安全措施把油泄露事件的发生概率降到最低，那么就能省下大笔费用。
更重要的是，科技的进步只是增强我们的能力，结果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更坏。我们目前所有的问题都是科技无意带来的负面影响。20世纪科技突飞猛进，而它带来新问题的速度远远快于解决旧问题的速度，这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会面临这种困境的原因。有谁会相信在2006年1月1日科技将解决所有的旧问题，同时不再制造出无法预料的新问题呢？
关于新科技所带来的无法预见的有害作用的例子成千上万，这里举两个就足以说明问题：一个是CFCs（氟利昂），另一个是汽车。以前冰箱和空调的制冷剂里含有有毒物质（就像氨），如果有毒物质在晚上所有人都熟睡时发生外泄，可能会造成死亡。因此，新的制冷剂CFCs（氟利昂）问世时，被誉为是科技的伟大进步。它无臭无毒，在大气中性能稳定，因此当时没有人发现、也没有人想到它有什么不良的副作用。这种神奇的物质很快就在世界范围内风行开来，用于冰箱和空调的制冷剂、发泡剂、溶媒和喷雾罐的推进剂。1974年，科学家发现进入平流层中的氟利昂，在紫外线辐射的作用下，分解出氯原子，对臭氧层造成破坏，出现臭氧空洞，从而造成使得更多的紫外线进入地球，伤害我们人类和其他生物。这一发现遭到获益企业们的竭力否认，不仅因为氟利昂产业拥有2000亿美元的价值，而且该项科学研究过于复杂，存疑尚多，因此足足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将氟利昂淘汰。其中杜邦公司（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商）直到1988年才停止生产氟利昂；1992年，所有的工业国同意在1995年以前全面停止制造氟利昂。然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在生产氟利昂。不幸的是，目前滞留在大气中的氟利昂的数量非常多，而消散的速度又很慢，即使所有的氟利昂产品都停止生产后，它们还是会继续存在几十年。
另一个例子是汽车。194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时，记得班上有些年长的老师会讲起20世纪初的情景，那时汽车渐渐取代马车和电车，美国大城市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市容变得干净和安静，街上不再充斥着马粪和马尿的味道，无休止的马蹄声也少了很多。在汽车和公交车问世百年后的今天，想到居然有人会称赞汽车没有污染和安静，实在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没有人会提议回到马车时代，此外汽车也不像氟利昂，可以马上被淘汰。
“如果耗尽了一种资源，总是可以找到替代品用以满足同样的需求”。乐观主义者们在表达上述言论时，无视没有预见的困难，也不知道这种更替通常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尚未成熟的新技术被反复吹捧，承诺它将解决主要的环境问题。汽车就是一例。目前大家都对氢能车和燃料电池寄予厚望，希望这些新生的技术能够突破汽车运输的困境。然而，我们没有跟踪记录可以证明氢能车能够解决化石燃料的问题。有些在过去也曾被标榜为“突破性”的汽车科技如今有了跟踪记录可以查询，如旋转引擎和最近的电能车，都引发出许多讨论，甚至已进入销售阶段，却因无法预见的问题最终销声匿迹。
汽车产业界最近开发出的节能型油电混合车，虽然销售大增，但并不意味着上文提及的氢能车正在逐步取代原来使用化石燃料的汽车。因为汽车产业界同时也在开发油耗高的SUV休旅车。从整体来看，我们汽车的燃料消耗量和尾气排放量呈上升趋势，而非下降。没有人能够确保科技在产生对环境友好的效应和产品（如油电混合车）的同时，避免生成对环境不良的效应和产品（如SUV休旅车）。
人们对科技抱有的另一个希望是改用可再生的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以解决能源危机。目前的科学技术确实可以做到这一点。现在很多加利福尼亚人都用太阳能加温他们的游泳池，而丹麦六分之一的能源来自风力发电机。然而，风能或太阳能只能在多风或阳光充足的地区使用，本身带有局限性。此外，近代科技史显示那些主要能源的转变，像照明，从蜡烛、油灯、煤气灯到电灯；或是能源，从木头、煤炭到石油，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这是因为改变的不只是能源本身，很多设备以及和原科技相关的次级技术也必须跟着改变。除化石燃料以外，其他能源确实也可以用于汽车运输和能源工业，但这是长远的目标。要等到新科技广泛使用，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在此之间，我们还是得解决燃料和能源的问题。目前，很多人都过于关注政客和企业界所鼓吹、承诺的氢能车和风力发电等未来的新科技，反而忽略了当务之急。事实上，我们应该现在就开始减少汽车使用和汽油消耗，减少利用化石燃料来发电。
“根本没有世界粮食短缺这一问题。实际上粮食绰绰有余，只要解决运输问题，将其按需分配就可以了”。（同样的说法也可用在能源上。）或者说：“绿色革命使得稻米等作物出现高产量的品种，还有转基因作物，这解决了世界粮食问题。”这一观点指出两件事情：首先，第一世界居民人均粮食消耗量大于第三世界居民；其次，像美国等第一世界国家生产的粮食除了满足自需外，还有余粮。如果全世界的粮食可以均分，或是第一世界的余粮出口到第三世界，这样做能否缓和第三世界的饥饿问题呢？
在上述观点中，前半部分就明显有误。第一世界居民不会为了让第三世界居民免受饥饿之苦，而少吃一些。后半部分的错误在于第一世界国家只愿意偶尔捐助一些粮食，以缓解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因干旱和战争所造成的饥荒。第一世界国家居民并不愿意长期担负（通过税收支持外援和农业补助）第三世界国家数十亿人的粮食问题。因为如果这样做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又没有采取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最后必然出现马尔萨斯困境，即人口增长的幅度超过粮食增加的速度。这就是当前美国政府反对长期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原因，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绿色革命在寄托了几十年的希望和注入大量资金的情况下研发出高产的作物品种，但仍无法彻底地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也就是说转基因粮食不能解决世界粮食问题。此外，目前生产的转基因作物主要只有4种（黄豆、玉米、菜籽油和棉花），它们并不直接供人类食用，而是用作动物饲料、油和服装等。其主要生产国为6个温带国家或地区。之所以不为人类食用是因为消费者极力反对食用转基因产品。残酷的事实是研发转基因作物的公司为了获利，将产品卖给富裕温带国家的有钱农民，而不是卖给发展中热带国家的贫穷农民。因此，这些公司没有很大的兴趣为第三世界农民研发转基因的树薯、谷子和高粱等。
“从人类的寿命、健康和财富（按经济学家的术语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一般指标来看，过去几十年来，人类的情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看看你周围：草地青葱碧绿，超市里的食物琳琅满目，干净的水从自来水龙头里流出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类即将崩溃。”对于富裕的第一世界居民而言，生活确实在变得越来越好，而第三世界的居民，由于公共卫生的改善，平均寿命有所延长。但光从寿命来看还是远远不够：占世界总人口80％的第三世界居民足足有几十亿人，他们仍然过着贫穷的生活，在饥饿线上挣扎。即使在美国，无法承担医疗费用的穷人也越来越多。为了改善这类现状而提出的种种方案（如由政府支付所有医疗保险费用），都因政治原因被驳回。
此外，每个人都知道，银行账户里数额的多少并不代表经济状况好坏，还要看现金流的方向。当你看着银行对账单，上面虽然有5000美元的余额，但你可能还是闷闷不乐，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你的账户每个月都要净流出200美元，按照这种速度发展下去，再过两年零一个月你就得申报破产。同样的原理也可用在国家经济、环境和人口趋势上。当前第一世界享受的繁荣就是在消耗存在银行里的环境资本的基础之上（这种资本都是不可再生的能源，如鱼类储存量、表土和森林等）。消耗资本并不等同于赚钱。因此，我们不能沉迷于现状，特别是当前的一切属于非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从马雅、阿纳萨兹印第安部落和复活节岛等过去社会的崩溃以及近年来前苏联解体的例子中，我们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当一个社会的人口、财富和国力达到顶峰以后，往往在一二十年内会迅速衰败下来。社会的发展轨迹和人的一生不同，后者会有一段很长的衰老期。原因很简单：在人口、财富、消耗的资源和产生的废物都达到顶点后，意味着对环境造成的冲击也就最大，超过环境所能承受的极限。因此人类社会在达到顶峰后，就开始走下坡路。
“那些环保主义者的悲观论调在过去有多少次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为什么这次还要相信他们呢”？是的，有些环保主义者的预言最后证明是错误的。反对人士最爱提起的例子就是保罗·埃里克、约翰·哈特和约翰·侯德伦在1980年所提出的5种金属价格上涨这一预言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还有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所作的预测2也没有兑现。但是选择性地例举环保主义者的错误预言，而无视他们的正确预言，或是闭口不提反环保主义者的错误预言，这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反环保主义者的预言也存在大量错误，如过度乐观地预言绿色革命能够解决全世界的饥饿问题，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预言地球足够养得活全世界的人口，即使人口再增长70亿年也不成问题。西蒙还预言道“铜可以通过其他元素制造出来”，因此不必担心铜短缺的问题。对于西蒙的第一个预言，人口增长若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再过774年，每平方码的土地上就会有10个人；不到2000年的时间，人类质量大概会和地球的质量等同；在6000年内，人类的质量将与宇宙质量相当，远远等不到西蒙所说的70亿年以后。至于他的第二个预言，我们在化学课学过铜是一种化学元素，根据定义不可能通过其他化学元素制造出来。因此，我的看法是那些悲观的预言虽然并不准确（如埃里克、哈特和侯德伦等人预言的金属价格，或是罗马俱乐部对未来粮食供应的看法），但是比起西蒙的两个预言，还是要实际一些。
基本上，一语定论者对环保主义者的错误预言最大的不满就是误警。在生活中，我们对火灾的误警通常不会见怪。地方政府拨出经费维持消防队，哪怕是很少发生火灾的小镇也是如此。很多举报火警的电话都是误警，还有许多只是小火灾，在消防车赶到之前房主就已将火扑灭。我们可以接受一定次数的误警，因为火灾刚发生时，火势很难判断，万一大火蔓延，将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因镇上几年没有发生大火灾而提议废除消防部门，不管该部门是由全职的消防队员还是由志愿者组成。如果房主打完举报火警电话后，在消防车赶到之前就已将火扑灭，也没有人会因此怪罪于你。只有当误警多得离谱时，你才会觉得不对劲。实际上，火灾发生的频率和引起的损失远大于误警的频率和造成的浪费，因此我们能够容忍某一个比例误警。如果误警出现的频率过低，则表明房主太迟通知消防部门，最后导致房子被大火吞噬。
同理，我们可以理解为何有些环保主义者会给出误警，如果没有它们，则意味着我们的环境警告系统过于保守。由于环境问题造成的损失往往高达几十亿美元，因此适度的误警是合理的。此外，之所以出现误警通常是由于我们受到警示后，成功有效地解决了问题。例如现在洛杉矶的空气质量的确不像50年前一些人所预言的那么糟糕，这完全是因为洛杉矶和加利福尼亚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因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汽车尾气排放标准、烟雾的合格证明和无铅汽油），而不是说当初的预言夸大其词。
“人口危机已经解除。世界人口增长率正在下降，世界人口数量有望趋于平稳，不会变成现在的两倍”。这个预言不一定成真，但目前看来的确有实现的可能。但我们还是不能因此而松懈下来。首先，从很多标准来看，目前人类社会正过着不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其次，正如本章上文所述，我们现在面临的更大威胁不是人口翻倍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居民赶超第一世界的生活方式，加剧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让人奇怪的是，有些第一世界居民会轻描淡写地说，世界人口“不过”将增加25亿人（最低估计值）而已。事实上，现在有许多人正面临着营养不良的问题，每日生活费低于3美元。
“这个世界能容下无限的人口。人越多越好，因为更多的人意味着发明出更多的东西，带来更多的财富”。这种说法备受朱利安·西蒙等人的推崇，特别是很多经济学家。这种言论并不严密，按照目前人口增长速度发展下去，到2779年，每平方码的土地就有10个人。从国家财富的数据来看，人口多寡与财富消长呈反比。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家（每个都在1亿以上），前10名依次是中国、印度、美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巴基斯坦、俄国、日本、孟加拉国和尼日利亚。而最富有的10个国家按照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次是卢森堡、挪威、美国、瑞士、丹麦、冰岛、奥地利、加拿大、爱尔兰和荷兰。只有美国同时出现在这份排行榜上。
人口众多的国家实际上大多为穷国：在这10个国家中8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8000美元以下，5个国家在3000美元以下；而越富裕的国家人口则越少，10个国家中7个国家的人口总数在9000000以下，两个国家在500000以下。这两份排行榜的最大差别在于人口增长率：10个富国的人口增长率都很低（每年还不到1％），而人口最多的10个国家中，8个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均高于上述10个富国。另外两个人口大国虽然人口增长率较低，但采取的手段并不让人感到愉快。中国政府采取计划生育和堕胎的方式，而俄罗斯是因为严重的卫生问题才导致人口数下降。因此，从事实来看，人口越多、人口增长率越高的国家代表的是更多的贫穷，而非富裕。
“关注环境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第一世界的有钱雅皮士才能做到。他们没有责任告诉绝望的第三世界居民应该怎么做”。持这种观点的大多是有钱的第一世界雅皮士，对第三世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在印度尼西亚、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非、秘鲁等第三世界国家都做过调研，这些国家的环境和人口问题还在不断恶化之中。我发现当地居民都知道人口增长、滥伐森林、过度捕捞等问题的危害性，因为他们已经深受其害。例如没有木材盖房子、大面积的土壤侵蚀等。我还听到过他们哀叹自己没有能力给孩子买衣服和书本，无法供他们上学。而村子后面的那些森林之所以被砍伐是因为腐败的政府无视当地居民的抗议，坚持下令伐木，还有是因为当地人为生活所迫，不得不签署伐木协议。我那些生活在第三世界的好朋友，家里通常有4到8个孩子，他们羡慕第一世界国家那些好的避孕方法，可惜无钱购买避孕产品，而美国政府的外援项目中又拒绝为家庭计划提供补助资金。
另一种看法大量存在于富裕的第一世界居民之间，只不过他们很少表达出来。他们认为尽管有这么多环境问题，但那是第三世界居民的事（虽然此态度政治上并不正确），自己的日子还是能过得很好。实际上，有钱人并不能对环境问题免疫。第一世界大公司的行政主管和其他人一样，也得吃饭、喝水、呼吸和生育后代（或是努力解决不育的问题）。虽然他们喝瓶装水以克服水质不好的问题，但还是逃不脱食物和空气污染的天罗地网。人类生活在食物链的高端，因此其他生物携带的有毒物质在人体累积起来，成为人类不育率高升的原因之一，从而造成越来越多的人必须求助于人工协助生殖的医疗技术。此外，从我们先前讨论的马雅国王、格陵兰维京首领和复活节岛酋长的例子来看，在长期范围内，社会一旦崩溃，这些有权有势之士便无法再保障自身和子孙后代继续享受穷奢极欲的生活，只不过拥有最后被杀或饿死的好处而已。整个第一世界社会消耗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对地球环境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整体非可持续性地消费意味着即使第三世界不存在或是不追赶第一世界的生活水平，第一世界还是难以长久地维持现状。
“如果环境问题变得严峻，那也是未来的事，在我死之后，所以我不用太在意”。事实上，本章开头所探讨的12种重大的环境问题，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会在现在年轻人的有生之年变得非常严峻。大多数父母都会在子女身上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为他们的将来铺路。我们让子女受教育，为他们提供衣食无忧的生活，立遗嘱，买人身保险，就是希望他们能幸福地生活，平安地度过未来50年以上的人生。然而，我们在为自己的子女做这些事的同时，却又在破坏他们未来50年的生活环境。
我自己也为这种矛盾的行为感到愧疚。我出生于1937年，在我的孩子出世以前，我并没有特别关注那些会影响到2037年的事件（如全球变暖或热带雨林的消失）。2037年在我看来远得不真实，我肯定自己在此之前就已去世。但是，当我的双胞胎儿子在1987年出生时，我和妻子也像其他的父母那样，为他们的教育操心、买保险、立遗嘱。当我想到他们在2037年就50岁了，正好是我现在的年纪，不禁心头一惊，2037 年也不再是不可想象的一年！如果到时候的世界一团混乱，那么我把所有的财产留给他们又有何用？
二战结束不久后，我在欧洲呆了5年，结了婚，妻子来自具有日本血统的波兰家庭。我碰到过一些父母对子女的照顾得无微不至，但对子女未来生活的世界却漠不关心。我的朋友有来自波兰、德国、日本、俄国、英国和南斯拉夫等，他们的父母为他们买保险、立遗嘱、选择学校，就像我和妻子近年来为儿子们所做的那样。有些人很有钱，给子女留下大笔遗产，但二战的爆发打乱了所有人的生活。有很多与我同年的欧洲和日本朋友，因为战争成为孤儿，或是和父母分散、家园被炸毁、失去了求学的机会、家里的财产全数尽毁，还有些人笼罩在战争和集中营的阴影之下成长。如果我们不为子女未来的世界多做考虑，恐怕他们将来也会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
最后还剩下两种常见的论调，一种是：“现代社会与那些消亡的过去社会（如复活节岛、马雅和阿纳萨兹印第安部落等）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我们不能把过去的经验直接套在现代社会上。”还有一种是：“当今世界实际上是由强权政府和大企业所掌控，我区区一人能够做什么？”和前十个不堪一击的论调相比，这两种论调有可取之处。本章最后将讨论前一种论调，而对后一种论调的解答详见补充阅读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