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历史分期
像所有的故事一样，历史也是有结构的，而历史分期就是史学家们用来创建结构的一种主要手段。然而，历史的发展天衣无缝，浑然天成，很少会自然而然地中断，因此尝试将整个人类历史按照时间顺序整齐地断代一定是人为的。历史分期总会违背复杂的历史事实，即便是最严谨的断代也不免会扭曲历史。任何历史分期的设计都必须在清晰、连贯、准确和真实的矛盾需求中妥协而来。
在世界历史中，寻找合理的方案划分历史是一种挑战，并且极其复杂，因为它试图为所有人类社会历史作出条理清晰的解释。对《极简人类史》而言，这种挑战更大，它尝试着用一些鲜为人知，甚至对很多世界史学家来说都陌生的尺度描述历史。本书不可避免地牺牲一些重要的细节，因为它试图勾勒出更大的框架。例如，书中提到农业文明的进程是一个整体，而不是特定文明社会独有的发展史。本书选取了一个不同的历史片段，这个片段与我们熟悉的片段相比，不分伯仲，只是不同而已。但由于它的不同，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些新事物，也能给我们带来新的启示。也许当我们用大比例尺看待历史时，发现的最重要的对象莫过于人性。以这种尺度，仅以这种尺度，才可能把人类的历史轨迹作为整体看待并有所感悟。
但这样做，我们不得不以新的方式来思考历史分期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会讨论世界史中由历史分期带来的某些特殊问题，一些历史分期的传统方法和本书中采取的整体讲述人类历史的折中方案。
理论运用上的问题
由于任何一种编年体都会强调过去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所以历史分期会产生理论运用上的问题。强调性别的史学家可能会寻找男性和女性地位及权力发生变化的历史时期来研究（女性选举权或早期农业社会父系社会关系的出现）；研究战争的史学家可能会关注武器和战术的变化（例如火药的使用和第一个有组织军队的出现）；研究宗教的史学家或许会把目标聚焦在第一个千禧年里第一种“世界性”宗教的出现。不同的问题凸显不同的历史面貌，产生不同的历史分期。换句话说，选择历史分期就是在人类历史中，对孰轻孰重作出相当随意的判断。关注历史中的小部分，历史学家能避免某些挑战，但在世界历史上，历史分期要求对地球上所有社会中的变化作出判断，历史学家在确定这些变化能达成一致意见吗？目前的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组织方面的问题
历史分期也会造成严重的组织方面的问题。由于不同的宗教和社会都有其各自独特的历史轨迹，我们如何找到公平对待它们的标准呢？毕竟，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会产生成百上千的不同事情，那么史学家究竟要关注哪些事情呢？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因为相邻的地区或国家的发展方式相近，而相距甚远的社会鲜有相同之处，那么我们能因为它们同时存在，就将它们放在同一时期吗？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失去世界历史联系的危险。现代史的专业研究出现在欧洲，许多早已确定的历史分期方案使欧洲历史独树一帜。比如在传统上将欧洲史分成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但是这样的标准在欧洲大陆以外地区毫无意义，虽然这种标准早已制定并为人熟知。无独有偶，中国史学家长期使用动态标准为历史记载提供框架，但这些标准在其他方面也毫无意义。比如“唐代的美洲”这种提法有何意义呢？能否找到对非洲、欧亚大陆、美洲及太平洋地区都有意义的标准呢？对于这些问题的最终解释方案，在世界史学家之间很难达成共识。
伦理方面的问题
历史分期会带来伦理问题，因为它很容易暗示价值判断。如果我们的历史分期假设某些历史时期较其他时期更为“先进”或“进步”，那么这种情况尤为显著。欧洲历史的教科书上常会使用诸如“黑暗时代”“中世纪”“文艺复兴”“科学的革命”或“民主革命时期”等标记，描述这个历史时期时，这些标记绝不会保持中立。用过这些标记，我们大约会了解一段历史：黑暗时期蒙昧落后，中世纪时期承上启下，现代社会真正始于文艺复兴。这样的历史体系对于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作出了价值判断，因为它隐藏性地比较了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层次。直到现在，史学界对这样的观点仍有广泛争议，即西方社会开始现代化时，其他社会还处于早期历史时期，需要奋起直追。有可能创建一种历史分期体系，避免把对某个时期或地区的价值判断强加于另一个时期或地区吗？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普遍认可的答案。
技术的问题
所谓技术上的问题，我指的是由于历法不同所引发的问题。为什么说“哥伦布于1897年横渡大西洋”听上去这么奇怪呢？因为我在记录这个年代时，使用的是伊斯兰世界而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历法。古希腊的城邦大多时候用每个统治者的年号来纪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由柏拉图的朋友蒂迈欧提出使用一个统一的纪年系统。这个纪年系统从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当天算起，依据现代历法（基督纪元），这一年是公元前776年。这些例子都证明了，编写一部通用的历法是一项复杂、长期、困难的工作。但是，在我描述的所有这些困难中，人们达到了逻辑合理、广泛一致的观点，但在历法的使用上仍有争议。使用基督教的历法是不是隐含着文化帝国主义呢？我们能简单使用缩略词公元前或公元后（“BC//AD”），或是基督纪元前或当代（“BCE//CE”）来逃避这些指责吗？没有一个历史分期的体系，能够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或是所有不同的要求。大体上如历史作品一样，历史分期的框架反映了创造框架的时代，和人们的偏见与判断，同时也反映了提出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范围。这意味着有一个框架能适合众多不同的历史范围，并为史学家提供记录历史的依据。
历史分期的框架
最简单的断代方法就是将过去分成两个大的时代，这种方法在很多的创世故事中都出现过。这两个时代就是创世时代和现代（如某些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解释），或是“衰落”前期和后期（如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教义中《创世记》的记载）。这种二元断代法提供了一种有力方式来对比过去和现在，对当代社会抑或赞扬抑或谴责。甚至到今天，这种断代史的踪迹在二分法框架中依然存在，比如现代理论框架把历史僵硬地分成所谓的“现代”和“传统”社会。
然而大多数断代史的框架都把过去分成很多个主要的时代，每个时代又分成多个时期。朝代的历史通常意味着一种周期观，即历朝历代都要经历由盛及衰的过程，正如每位统治者一样，都要经历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的过程。在一种更为线性的观点的构想中，所产生的历史记载常常会把所描述的框架看作一系列独特的时代，其中的每个时代都可能被看成一个更为庞大、更为普遍的轨迹中的一部分。在公元前8世纪时有这样的记载，古希腊的诗人赫西俄德把历史描述成五个伟大的时代，起初是黄金时代，人类心满意足，像神仙一样；接下来经历了几个衰落的阶段，即白银时代、青铜时代和英雄时代；最后就是赫西俄德自己所在的时代，在他看来，暴力和愚昧是这个时代的特征。
崛起和衰落的类似模式在更近代一些的著作中再次出现，比如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把时间顺序的周期性和线性结合起来，认为人类历史始于一个简单而理想化的时期，即原始的共产主义时期，接下来的历史阶段具有生产力不断提高、剥削和不公不断出现的特征。但是当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框架发展到顶点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会解决所有矛盾，从而“回到”第一阶段的平均主义社会。
现代社会大部分断代史框架都呈现出线性的特征，这些框架受到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著作的极大影响，他们比历史学家更急于建构断代史，以涵盖所有人类历史，因为考古学家不同于历史学家，他们主要处理物质形态的手工制品，所以围绕物质文化方面建构断代史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另外从大的范围上看，这些断代史清楚地指明了历史的线性变化。19世纪的丹麦考古学家汤姆森（Christian Thomsen, 1788—1865）和沃尔索（Jens Worsaae, 1821—1885）构建了一个由三个时代组成的框架，即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这一框架对史前研究仍然有一定的影响。20世纪，戈登·柴尔德（G. Gordon Childe, 1892—1957）从重要的技术意味着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一马克思主义史观出发，主张人类史前历史的转折点来自于技术和社会层面。他强调最重要的是农业的出现（即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和城邦的出现（即城市革命）。19世纪的人类学家，如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和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 1832—1917）提出了相似框架，即不同的社会结构出现在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这一渐进运动中，而不同的时代是由不同的社会结构区分开来的。
在20世纪晚期，历史学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对运用框架的危害性越来越敏感，这种框架意味着对价值观作出轻率的判断。虽然大部分断代史的现代框架保留了历史的指向性，但专家们通常会抵制要么进步、要么衰落这种方向性的假设。大多数断代史的现代框架，在极大范围上仍主要综合了技术和社会学的因素来区分不同时代。这种传统及其根源可追溯到有记载的最早期的历史。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通过对比城邦中的英雄武士吉尔伽美什和他那来自蛮荒之地的好朋友恩奇都，来说明不同的技术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道德体系以及不同类型的政治、社会行为。马克思把这种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正式地写进了“生产方式”的概念中。它为应对断代史的挑战提供了最好的辩解，那就是基础性技术决定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活水平、人口增长、两性关系、政治结构、关于宇宙的想法、社会、神明甚至历史变化的节奏和本质。
世界历史断代
以下的框架也取决于技术和社会的发展，它从整体上把人类历史断代成三部分，根据地域的不同，在每段大分期中又有从属时期。当然，由于各种不同的目标，这个总的结构是一个不尽完美的折中方案，但它反映了世界史的现代著作中，一个合理而广泛的共识。
这三个主要时代始于“采集狩猎时代”，这是距今最遥远的时代，人类在地球上生活的超过95%的时间都处于这个时代；接下来是“农耕时代”，持续了近一万多年；最后是“近现代”，距今时间最短，目前已经历了250年。在曾经生活在地球上的所有1 000亿人中，大约12%生活在采集狩猎时代，68%生活在农耕时代，剩下20%生活在近现代。人类预期寿命在近现代大幅增长，这意味着如果统计所有人生活过的总年数，现代人占比接近30%，农耕时代的总生活年数占比超过60%，而采集狩猎时代的相应比例不超过10%。
正如所有的断代史框架一样，我们需要意识到某个断代史的局限性和它的优势。这里采用的方案是以技术的根本变革为基础构建框架的。第一个独特的人类社会的出现依赖于采集狩猎；农业和社会的出现主要取决于农业生产；最后就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
这个方案对第一和第三时代结构方面的划分尚可接受。10 000年前，所有人类社会依赖于技术，这一主张是合理的，这些技术被宽泛地描述为采集狩猎，这样概括人类社会是有益的。然而，至今采集狩猎社会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仍然存在，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加准确地定义第一时代的话，我们可以说整个人类社会都依赖于采集狩猎。现代也是一样，提供一个总体的历史划分框架相对简单，因为世界上的任何部分都相互联系，并且受到同一推动力和影响力的支配。所以我们可以把现代定义成近两三百年的深刻技术变革，带来世界上所有社会形态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这个时代中的次级历史分期，表现出现代社会关于一些最重要的转变达成的一个广泛（但绝非普遍）的共识。
农耕时代（距今大约10 000年至250年）的结构划分是最棘手的。这个时代为大量历史著作提供了素材，整个时代最为多样化，没有任何标记能充分地捕捉这种多样性。欧亚非大陆、美洲和太平洋世界的历史在完全独立的舞台上演。在亚欧大陆的某些地方，农业社会早在一万年前就出现了；在美洲，所有社会依赖于采集狩猎已经长达几千年；而在澳洲，农业社会直到现代才出现。因此，定义这一时代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描述成：农业首先开始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对人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但是时间上的巨大差异意味着在这个大时代中，选择灵活的从属时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这里采取的方案说明我们已经意识到，在农业社会的历史中有四大阶段。这些阶段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在第一阶段中存在着农耕社会群落，但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和国家；在第二阶段中存在着城市，早期形式的国家和帝国；第三阶段以更庞大、联系更紧密的城市和国家为特征；回顾历史，第四阶段可以这样定义，在公元1000年至1750年之间，世界处于转型的边缘，而这次转型比以往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次都更具革命性。
以往断代史框架解决伦理道德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简单地照顾表述和称谓，并牢记所有历史分期都是有几分随意性的。这里使用的表述方法，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不同形态或人类历史的不同时期作出优劣判断，但这种断代方式能清晰地呈现出某种轨迹。从整个范围上看，人类历史存在指向性是毫无疑问的。采集狩猎社会、农业社会、现代社会从时间上看并不是随意出现的，而是有着清晰的时间顺序。这种时间顺序的潜在逻辑性，反映了人类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变化。从大的时间顺序上看，人类改变技术，用于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能源、食物以及其他资源，从而保障人口增长，这一过程反过来会促进一个更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的产生。这些技术先进、人口众多的较大型社会，与生产力低下的较小社会接触时总会占据优势。人类历史的形态是存在的，建构某种全球性的历史框架也是必要的。
延伸阅读
Bentley, J.H.（1996）.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1, 749-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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