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么是生态学
生态学是研究物种和环境的关系的一门学问，也可以说是研究大自然当中生命间的关系的一门学问。简单地讲，主要有以下几种关系：共生的关系，共栖的关系，寄生的关系，捕食的关系。概括这四种关系的特征，可以说物种间存在着两种特征的关系，一种是依存，一种是竞争，往往是既依存，又竞争。物种之间的关系和物种内部成员的关系从特征上而言，其实是近似的。因为这两种关系都共享着上述两种特征。同种之间，很好理解，既有依存又有竞争。而物种之间可能理解难一点，实质上与同种内的特征是一致的，既有依存又有竞争。
生态可以从微观角度看待，也可以从宏观的角度去看待。从微观角度上看，看到的是一些小生态，但因为生态多指种间的关系，不可能太小。比如说一片森林或一条流域所包括的生态问题，就要算微观的角度了。从宏观角度上看，实际上就是一个大生态，整个地球上的生态系统。
大自然当中，简化地说存在三类生物：动物、植物和真菌。从宏观上看，三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依存的关系，构成了一种生态。地球上的所有生物，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能量。而生命的能量说到根本都是从太阳的能量中获取和转化的。但是动物没有直接获取太阳能的办法和手段。在地球上的生物中，只有植物这样一种生命形式可以将太阳能转化为可被自身利用的能量。它们通过光合作用，可以把太阳能转化为生物能。动物没有这种手段，它们只能间接地通过植物来获取能量。而真菌的作用是把腐烂的动物、植物的尸体分解掉，否则地球上就会尸骨成山，严重污染。再从微观上看，就可以看到植物和动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是很深入的。比如植物在白天时，进行光合作用释放氧气，同时吸收二氧化碳。虽然在夜间植物与动物一样都是吸入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但夜间的吞吐与白天有阳光时的吞吐相差甚远。也就是说，总体而言植物所消耗的二氧化碳大大高于它制造的氧气。这样久而久之，如果地球上都是植物，就糟糕了，就会氧气过剩，二氧化碳短缺，植物就不好生存了。所幸地球上存在着另外一种生命形式，就是动物。动物的特点恰恰与此相反，动物是吸入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二者进行了很好的交换，两者相互吸收对方的排泄物，吐出的东西可以被对方利用。
在微观上看，小生态，比如说森林。森林其实就生态系统来说是有丰富内涵的，林子里整个的生态由五个层次构成。第一个是土壤，下面有蚯蚓等生物。第二个是土壤之上的低矮的草皮等。第三个是更高一点的灌木。第四个层次是一些高大的乔木。最后一个是林子的上空，那里飞翔着一些鸟类。每一个层次都有很丰富的内容，有很多的生命形式。五个层次互相之间又有一种交换关系，或者说共生关系、寄生关系或捕食的关系，共同组成这样一个生态。（参阅麦克康门斯，1978）
流域的生态就不介绍了。但很愿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水的特征，水的生态是建立在这一特征之上的。大家中学学习物理学的时候学过一些水的特征，但通常没能和生态结合起来，所以一些深刻而微妙的道理被忽视掉了。水在不同的温度下密度是不一样的，水在4度至0度时密度扩大了，造成水的单位体积的重量，即比重减轻。0度水成为固体时，体积大了，比重小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在大自然中排除了目的论、有神论，排除了有意图地设计大自然、支配大自然的观念。但确实有一些微妙的事情使我们匪夷所思。这一特征使得江河湖泊中的水随着温度变化而上下对流。水温变低了，水就变轻了，最终变为0度时，冰层结在上层，而比较暖和的液体的水在下面。如果水的特征改换一下，结果将完全不同。如果水像空气一样，温度低了下沉，上面的水接受低温后向下走，如此逆向对流，在严寒季节再深的湖泊和河流也将完全结冰。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一定厚度的冰起到了保温的效果，使下面的水保持液体状态。这意味着水中的生物不会因为水结冰而丧失生存的条件，水中的生命可以继续生存下去。这种极其微妙的特征构成了水中生态。这种物理特征是生态特征的基础。如果性质逆反一下，那将会是灾难，水中的生命就将失去存活的条件。
二、达尔文的趋异学说
早期生态学思想的集大成者还是达尔文。在今天全面看待达尔文的思想，已经不像人们当初认为的那样只是继承了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冲突的思想，达尔文同时还继承了和谐的思想，他继承了这两方面的遗产。
达尔文在其早年时就是林奈的崇拜者。读了林奈的著作后，达尔文对自然界形成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大自然里充满着和谐、依存。比如说一种植物，能靠自己存活吗？不可能的。当你开花时，你要借助蜜蜂给你传播花粉；当你结果时，你要借助鸟将你的果实传到别处，这样这一植物才能将自己的后代繁衍、覆盖到地球的每一角落。所以他提出大自然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其成员相互依存。这是他学术上，他整个理论上第一阶段的思想。
他的第二个推断是认为每一个物种以及每一物种中的每一分子都在大自然占据着一个位子。最初他使用place这个词，以后更多地使用office这个词，即官场的位子，一个办公室或一个官职。每一个物种，物种中的每一分子都要占据这样一个office。我在思考了place和office的差别以后，就理解了达尔文为什么要用office。因为office确实比place更合适。一个级别的干部就像一个物种一样，局级干部可以说像食肉类一样；处级干部就像食草动物一样；再低级的科级干部就像昆虫类的。每一个不同级别，像每一个不同物种一样，占据的office和place是不一样的，获取的营养是不一样的。首先是不同的类要瓜分，完成这个位置的分割之后，同一类的人还要争夺位置。这里也有占不到岗的，下岗的，比如都是局级干部有的人就上了岗，有的人就上不了岗，不得不退休，不得不下岗。我们原来都是局级干部，我们占不了别的级别的位置，我们占不了部级干部的位置。局级干部和部级干部占据着不同的位置，不同的office，而同一个office上的人要为各自有限的位置去争夺。他提出这样一个位置说，这个位置说并不是什么太新的说辞，追溯到很远很远的柏拉图就说在大自然中不同的物种居于不同的位置。但是达尔文和柏拉图截然不同的是，柏拉图认为这是上帝裁定的，而达尔文认为是大自然自然选择造成的。由此达尔文开始其第三个推论。
从第三个阶段来看，达尔文在继承了林奈等人的思想后，确实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因为以后他又获得了另一营养，就是马尔萨斯为代表的学术思想的营养，于是他告别了那种简单天真的和谐思想，将之与冲突的思想、斗争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继承了马尔萨斯的思想，生下来的比活下来的多太多了。每个物种为什么要有这么旺盛的生殖力，为什么不存活一个生一个，或存活一个生两个，多一个就罢了？为什么为了存活一个要生十个、百个？他从这一差距中看到了物种之间，以及物种内部同种之间为争夺位置的激烈冲突。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达尔文很可能在提到自然时无意地使用了office这个词，但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生活确实可以构成一个非常有趣的对比。大自然当中的现象就是产生新的生命体、幼子产生得太多了，要争夺位置。而在人类生活、城市生活中，出现的是一个与之非常相似的问题，就是我们进入成年的劳动力太多了，就业机会、岗位太少了。在大自然那里是出生的生命太多了，要为生存而奋斗；在人类社会中是产生出的新的劳动力太多了，将遭遇竞争。达尔文在第三阶段的思想中强调了竞争的积极功能。在这点上特别好和人类做对比，有下岗的人了，有就业大军了，就有望提高岗位上人的能力。因为你如果不行，人家就会取而代之，下岗者不断提高自己的本领，失业大军会推动在岗人员能力的提高。在生物界同样是这样，存活下来的一定是体质更强健的，经过争夺，体质更强健的生存下来，获得异性，繁殖出后代，导致后代更强壮，更宜于在自然界生存。简单地说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还不是他全部的思想。下面介绍他第四阶段的思想。这阶段的思想在达尔文整个学术研究中，只是在其晚年淡淡地写下了一笔，但这一笔相当重要，可以供生物学史的研究者再三再四地思索它的意味，并且奇怪为什么达尔文没有把这一思想发扬光大，以至于我们通常都认为他的第三阶段思想是其主要思想。那么第四阶段是什么呢？它仍然延续着前面几个阶段的思路，位置少，物种的成员过多，这个冲突怎么解决？一部分人出局，非常残酷的事实，这是第三阶段的思想。而第四阶段达尔文又指出另一种思路，有的时候可以和平地解决，不需要消灭一部分同类，不需要使一部分同类出局，这是趋异的思路。什么叫做趋异？这是生物学的词汇，面对生物界的一些现象而产生的词汇。这个词汇如果用社会科学的词汇来做类比的话，非常有助于大家的理解，就是分工，再分工，产生越来越多的新的工作岗位，新的工种。如果说工种是定死的，比如有十个工种，有50个人，一个工种能承受5个人，当这个工种有6个人、7个人时，就一定要有人出局。这时我们面临两个选择，一是让一些人下岗，在大自然中就是物种中一些成员必须死亡，因为该物种的营养是有限的。除了这一思路外，还有另一思路，实际上在人类进化历史中，这个思路也是一条康庄大道。分工是怎么产生的，有人说是因为效率高，这叫做目的论。我是花了比较大的笔墨来批判目的论的人，我写了一本书叫《代价论》，其中有一章是批判目的论的。目的论是懒人的思想，懒人认为一个事物为什么产生，因为它有某种功能，所以它产生了。我们认为一个事物已经产生了，我才知道有这样的功能，那你几乎没有解释它为什么产生。产生是从无到有，你不能用它产生后的功能来解释它的产生。一个事物有效率，可以让它继续存在，可以发扬光大，但这不是它产生的原因。为什么要分工呢？杜尔凯姆作了这样一个深刻的解释，是因为老的工作竞争者太多了，一部分人吃这碗饭吃不下去了，换句话说就是人口的膨胀使人越来越多，原来就业的位置越来越少，把这部分多余的人逼得要选择新的职业，这样就能活下来了。本来你是种地的，他是种棉花的，他是纺纱的，我没有活可干，就得选择一个新的职业。你们天天都是自己做饭自己吃，我来给你做早点，很有销路，这样我就活下来了，没有和你们任何人抢饭碗。这是分工。我们再谈趋异。趋异就是从相同走向不同。每个物种中的成员在大自然中占据着彼此雷同的位置，每个位置的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老虎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豹子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山羊之间的竞争也是很激烈的，因为同种成员在争夺同一种物质，同一种营养。开辟一个新的位置就成为生存的一个思路。这个新的位置是怎么开出来的？达尔文的思想可以作出解答。物种有很好的稳定性，稳定性是根本的，它由遗传来实现；但在我们承认这一前提下，还须承认物种的另一个特征，它还有变异，变异非常之微小，但放在时间长河中就会慢慢呈现出来。比如蛾子基本上是浅色的，但不排除千万只蛾子里面有一些蛾子颜色发生变异，微微发黑，深灰色乃至黑色。这时环境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人类把自然界污染了，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开始有大烟筒，英国的植物都披上黑色的外衣。浅色的蛾子在黑色背景下暴露得格外触目，鸟类就能非常方便地把浅色的蛾子捉住吃掉。但有幸的是在千万只蛾子中有一些经过变异，颜色比较黑，就能潜伏在黑色背景中而不被鸟类吃掉。这样经过了一代、三代、五代、十代，所剩下的蛾子通通都是黑色的了，浅色的蛾子没有了。这是达尔文的本质思想，适者生存。为什么变异？根本原因不是达尔文所能解决的。达尔文以后的一个生物学家蒙德尔提出了为什么变异，那是很复杂的分子遗传学问题，我们在这里不讲了。但每个物种覆盖的面都非常大，譬如我们人类，我们的品性有微小差别，我们加在一起覆盖的面更宽，就像蛾子，基本上是浅色的，但是当中要有一些黑色。我们的变异也是非常之宽，当自然界发生巨变时，我们的一部分适合新的环境，另一部分可能要死掉。既然有这样的变异，就有可能开创出一个新的亚种，新的亚种就有可能找到一个新的位置，即依赖和获取与父辈不同的新的环境、营养与资源。这点微小的差别使他们获得了生存在没有被其他物种覆盖的真空地带的优势与生理条件。当不断有变异者存活下来时，物种便分化了。这就是趋异的思想。（本节主要源自沃斯特，1994：192—203）
三、食物链与生境
食物链与生境是生态学中的重要思想，完成于动物学家埃尔顿。有趣的是作为动物学家他却把他的研究取名为“动物的社会学和经济学”。他提出四个规律。
第一是食物链，就是甲吃乙、乙吃丙、丙吃丁，这样构成的一种链条。食物链通常是三个、四个，也有两个的，但从来不超过五个。我们动脑筋想一想，想出三个是很容易的，比如说狼吃羊，羊吃草。再复杂一点是四个链节，最复杂的是五个链节。有些动物处在长短不同的各种链节中。比如山雀，它吃一些植物的种子，因此是两个链节。它也吃毛虫，毛虫吃叶子，构成了三个链节。山雀还吃蜘蛛，而蜘蛛吃昆虫，昆虫吃树叶，这就构成了四个链节。因为有多种植物，多种昆虫，多种食草动物，还有多种食肉动物，很多动物的食物源还远不止一种，因此它们加在一起复合成的食物链的网络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在生物种类非常少的地带可以划出这个网络，比如在北极地带。在热带雨林中就很难搞清楚了，因为关系错综复杂，网络极其庞大。
第二个规律是食物规模。
第三是物种分布。食草动物只能吸收其草食中的能量的10％，食肉动物同样也只能吸收其肉食中的能量的10％。这样食物链的网络必然要构成一个金字塔，底部的生物数量大；顶部数量低于底部，分布比较稀疏，繁殖要慢于底部，否则找不到食物。比如老虎的分布就不能太密集。人类是一个特例。
第四，他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生境（niche）。这个概念是一个鸟类学家首先提出的，被埃尔顿发扬光大。生境这个概念按生物学的解释也是比较微妙的。学者们说，当我们强调经济的时候，生境这个概念很近似于食物源，就是我们说过的：大家虽然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却不吃一样的菜。再比如在一个小范围内，有天上飞的，有水里游的，有地上跑的。它们在一个空间里，但相安无事。生境如果比较丰富，就是指在一个单位空间里面，生物种类更多；生境比较贫瘠，生物的种类就比较少。种类多不一定竞争很残酷，可能大家各取所需，相安无事。（沃斯特，1994：346—353）
四、物种灭绝的历史
物种产生、演化，物种也在灭绝。整个大自然中，物种时时刻刻在灭绝。这不是说一个物种当中一些个体死了，而是说该物种整体灭绝了，这是整个大自然生命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回过头来看，地球上曾经发生、一直演化到今天的生命历史，就可以看到物种灭绝是常态，不是一些稀少的个案。这个地球上曾经存在的物种的99％已经灭绝了，已经成为化石了，不再是活的事实。这应该说明了灭绝是生命进程中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常态。地球上的化石记录着我们这个星球上曾经经历过五次大灭绝，所谓大灭绝就是指某一时期大批物种灭绝。五次当中最大的一次是在2.25亿—2.45亿年前，这次地球上96％的物种都灭绝了，经历过这次大灭绝之后，只有4％的物种存留下来。再有一次就是包括恐龙在内的那次大灭绝，发生在0.65亿年前。那次大灭绝造成地球上75％的生物灭绝了，只有25％幸存下来了。古生物学家提出这样一个命题：较长的稳定期后，通常是短暂的急剧变化。用社会上的话说，就是矛盾积累，爆发出来了。
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坚定地认为一次新的大灭绝的序幕已经拉开了。从数字上看，1970年时人类以及人类饲养的家畜占全世界动物总量的十分之一，现在，即30年后，这个比例是四分之一。（赖希霍尔夫，1999：37）看这个进程，兼并与破产的进程，不是一种急剧的变化吗？用生物学家的行话来说，这种数量及种类的减少，特别是种类的减少，叫做“生态简化”。他们认为生态复杂才稳定，生态简化就不稳定，越简化越不稳定。比如在热带雨林里，少10种、8种生物没任何问题。如果南极减少几个物种的话，就会对整个生物链造成严重的干扰，一种生物的减少就意味着接踵而来的一种或两种生物也将退出舞台。因为它没有了食物，或者减少了二分之一的食物，那当然是致命的打击。热带雨林里通常不是一种生物仅仅捕食另一种生物，因此减少几种无伤大雅。补充一点，大自然无时无刻不发生物种灭绝，同时无时无刻不产生新的物种。这也是通常情况下，此消彼长的过程。但是大灭绝的情况下，是入不敷出，是极端的时期。现在处于这一种状况，就是因为大自然之中，有一个物种能力急剧增长，成员数量极大膨胀，他们把地球上的生态支配了，覆盖了，也破坏了。这样一个局面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生态的简化，生态的简化再往前展望，将是极不稳定的时期。（本节参阅威尔逊，1996：3、10章）
五、依存哲学与生态哲学的悖论
当代保护环境的思想有很多，在这里只想极其简单地勾画一下依存哲学。依存哲学毫无疑问是当代环保思潮、当代生态思潮里面的一个基础思想。这是一个大哲学家怀德海提出的。怀德海在西方的知识界名气很大。他应该说和罗素是亦师亦友的关系，比罗素年长一点，合写过著作。早年也是数理学家，涉猎的东西非常广。我认为他的思想比罗素深刻。怀德海一直提倡整体论，他认为从个体是无法认识事物的本质的，必须从整体上才能认识，从整体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他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比如说树，要想认识树的本质，从单个的树木认识不了，必须从树林下手才能认识树的本质，从一棵树认识是以偏概全。
怀德海晚年提出“依存哲学”。再说树的例子，树作为一个物种，能够适应环境，能够持续生存下去，是群体的胜利。相反来说，一个单个的个体要想存活是几乎不可能的。孤零零的一棵树，即使存活下来了，也是极其艰难的，而对于一片树林中的每一棵树来说，存活是很容易的。实际上，我们通常看到的只是地面上的状况，没看到地下。树的存活取决于它的根系在地下吸收水分。一株树孤零零的根系对于拦截和储存吸收水分都太困难了，相反一片树林的根系已完全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机制。这种机制可以共同拦截储存大量的水分，储存的结果有利于每一株树的生长。所以怀德海提出，这是整体的胜利，群体的胜利。他还说，大自然之中没有粗鲁的个人主义，一个个体不能生存下来，物种成员间是相互依存的。怀德海说真正的现实是完全彻底的患难与共。这仿佛是与达尔文的观点背道而驰了，反其道而行之。依存哲学应该是生态学的一个重要基础。换句话说，是生态学的一面重要的旗帜。（沃斯特，1994：369—374）
这一思想是很有魅力、很有感召力的，似乎也很深刻。但如果冷静下来，放在严肃的科学的视野里来继续思考这一思想，就来了问题。这一问题就是依存哲学与其他生态哲学中共同存在的悖论。我的结论是，这样一种新的生态伦理是很难找到一个坚实的支点的。现在这样一种形势，如前面所讲，大灭绝的序幕揭开了，能不能力挽狂澜，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建立一个被全人类共享的生态伦理学。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生态伦理学的支点很难找到。首先，看看自然界的和谐、生物链的平衡。很多人提出，大自然具有调节能力。比如说，狼吃羊，羊吃草，这三者自然调节。当羊多了，草就少了，草一少，羊就会减少，羊一减少，草又多了。狼与羊也类似。这里似乎出现了一种自然调节的状况。有人就把这种状况看做是大自然的一种常态，大自然的一种铁律，大自然调节机能的结果；当人类还没有崛起的时候，大自然非常和谐，有天然的调节能力，长久地处于一种平衡状态。真是这样吗？应该说这种看法其实只是一相情愿地看到了大自然的一面。事实并非那么美好。如果真是那么美好，那五次大灭绝从何谈起呢？在没有人类的状况下，大自然调节的机制也不是万能的，也不是一定能够自发调节的。威廉斯说：“灭绝的危险并不导致种群中的某个部分采取紧急措施。”（威廉斯，1962：25）拜尔茨更以思辨和怀疑的眼光对生态伦理做出了深刻的思考，他说：“我们可以在自然中为我们的道德行为找出标准或者至少找到定位方向的想法，证明只是一种幻想；‘价值论能够成为本体论的一部分’（乔纳斯语）的希望必须放弃。”（拜尔茨，1993：169）
换一个角度说，均衡与和谐是理想吗？如果说是理想，可以马上找到对立物。它的对立物偏偏被人类奉为一种理想，即进步。是更想要均衡，还是更想要进步？哪个更理想？二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立的，当追求进步时，就可能不均衡；当执著于均衡，可能就要放弃进步。这二者的对立就构成了尖锐的悖论，价值观上的冲突，就使人类很难获得共识。追求均衡，就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至少是不进步的；反过来，进步可能会带来灭顶之灾。这是一个很大的冲突。新道德要人类放弃人类中心论，不要觉得自己高居自然之上，要老老实实把自己放在大自然之中做普通一员，要尊重万物、尊重自然。可是这一支点很有一些问题，大自然中哪个物种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狐狸尊重过兔子的权利吗？兔子尊重过草、白菜的权利吗？其实它们都是赤裸裸的自我中心论，尊重其他生物不是进化赋予每个生物的天性。如果生物都自我中心，而后形成一种平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进化论否定了冥冥之中有个上帝或者有意识的东西在操纵，否定了预先的设计。似乎只能认为，这种平衡有时会获得，有时会失去。可能平衡的时间长一点，或短一点。“平衡—破坏—平衡—破坏”这才是一部真实的历史。就像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有的学者认为统一占有绝对的压倒优势，这很成问题。可能统一占的时间比分治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七三开，但三成还少吗？还属偶然吗？分治绝不能说是一种变态，而是常态中的另一项。分与合是两种状态，分并不是没有收获。中国历史上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春秋战国，以及提供了卓越政治智慧的是三国时代。生物学家说，一次大的灭绝之后，产生的新的物种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回到本论题，尊重其他生物不是自然的天赋。人类提出新的伦理基础“要尊重别的生物的”，这不是大自然进化出来的本能，而是人的理性。这高扬了人类的理性，这恰恰不是自然的产物，实质上还是人类中心论。这说明走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就是典型的悖论：放弃人类中心论这一思想本身就是人类中心论。坚持这样一种伦理，实际上是捍卫人类的理性、人类中心。这不是说尊重万物的实践不好，没有道理，而是说其理论在逻辑上就有毛病。在这里，我们仅指逻辑上的问题。我本人就是环保主义者。但当严肃地进入到学术的时候，从逻辑学上反省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这伦理缺少坚实的支点。难点就在这里。人类中心论放弃不掉，就像自己抓头发想把自己拎起来，这不可能。
再谈一点，环保主义者或者生态伦理学反对肆无忌惮地消费，但在实践中和理论中都有一个难题。比如，我们能够像东郭先生爱护狼一样爱护病菌吗？当病菌侵袭自己身体的时候，不要杀了它，不要吃什么杀菌药，行吗？绝对不成，一定要杀掉。再比如对待一件名贵皮毛的大衣，似乎可以放弃。这两种情况就是两端，一端是一定要杀死，另一端是可以放弃。问题在于这两端之中有无数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在人类成员之间将产生激烈的争论。事实上，微不足道的利益是可以放弃，但事关重大的利益是绝对不可以放弃的。中间环节则很难办。第一，中间环节对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困惑。第二，人类成员之间认识绝难统一。特别是第三，我们陷入囚徒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去保护资源和环境，自己去使用；同时自己去保护没用，只是牺牲了个人利益，保护不了环境，因为别人并不配合。
道德的支点曾经是上帝，各种宗教曾经为社会提供了道德支点。现代人的思想方法把宗教排除在外，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尼采没有可惜上帝死了，而是可惜人类没有道德支点了。因为在漫长的历史里，宗教是道德支点。当有一个至高无上不能怀疑的东西作支点的时候，道德是稳定的。同时，人类社会在漫长的时间中，变迁很小很小。由于变化小，比较稳定，古人提供的道德一直延续。而现在社会不断经历巨变，这样道德支点就很难寻找了。因为祖宗没有提供，因为上帝已经被杀掉了。道德支点需要的是非常坚硬的东西。但是以往坚硬的东西都没了，现在需要当代人给当代人去造一个道德。这简直是开玩笑！我们根本造不出一个坚硬的东西，我们造就的伦理连逻辑学都不符合。我们现在陷入的就是这样一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