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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故宫修文物》沈伟口述:规矩的第一条就是要守住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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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1983年一起进来的一批,鼓楼中学文物职业班的。对,我跟王有亮一个学校,他是二班我一班,定向培养的。当时故宫有一个跟国外合作的项目,我们进来做青铜器复制,干完以后分到各个室。当时刻章组的老师傅正好五十多岁了,要收徒弟,给我调过来的。

篆刻属于摹画的一部分。古画都有印章,我们是专门摹印章。摹画裱完以后,最后一个程序是盖章,所以说是比较特殊,重中之重的。从金禹民先生算起,我们现在是故宫摹章传承的第三代。

我师父是刘玉,他现在还健在,八十多岁。眼睛不行了,青光眼,刻章比较费眼睛。一只眼看不见,一只眼睛可能是零点几。还行,保持住了没往下发展。后来师父跟我说,他是从十几个人里选,看写字,看灵性什么的。我都不知道。

我师父的师父叫金禹民,北方篆刻泰斗。我师父“文革”时中学毕业,进故宫后先在木工室待了一段时间,心灵手巧,也是我们师爷给选过来的,来继承篆刻。他也是在故宫里学的,不是大学出来的。我没见过金禹民先生,他们有时候跟我讲到他。我们讲一辈传一辈,过去讲究做手艺收徒弟,一点点训练,现在我们师父也退休了,就剩我一个人了。摹章组没有说一个师父带几个徒弟,都是一对一,单传。篆刻工作量不是特别大,教得好,一个就能胜任工作。

我跟我们老师关系很好,每年初五去拜年。一年可能能见个三四面,平常打电话。见面的时候就聊些过去的事,工作情况、人员变动什么的。那帮人思想感情不一样,对这个厂子有感情。老师眼睛不是特别好,每年体检我都陪他去,他在职的时候青光眼手术也是我带他去的,我在场他踏实。怎么说,就是跟父子似的,有什么要求,就直说。有的徒弟,师父退休就忘了。我们单传,不一样。所以说我找徒弟的话也是看人品。现在都是院校毕业研究生博士生,就看一个人品,看一个为人,对你师父尊重不尊重。现在这方面比较淡,因为老人不多了,我们还承接着上一辈的风气,可是下一辈,院校的又不一样。

刚来的时候觉得师父话不多,熟了以后特亲近。八十年代出国热,裱画室走了五个,我年轻还没结婚,想去日本。那时候不懂。师父没劝我不要出国。只是叫我好好学,因为我一心想走,心没用这儿,后来慢慢地心才收回来,扑在这上面也二十多年了。

师父知道我想出国。我不想出国了之后,去他们家,他跟我说,一定要好好学篆刻,这是自己一辈子的手艺。我们凭经验,不是一时冲动,心血来潮想干什么干什么,不是那样的,是平下心来踏踏实实干一项工作,一门心思扑在这上面别想其他的。因为他经历过很多事情,什么“反右”“文革”,他说手艺谁也拿不走,真的。后来觉得他说这话挺对的,也就专心做篆刻了。

师父工作中比较严厉,平常做人的话很随和。我刚来的时候,他比较内向,刚经过“文革”嘛,后来老了比较开通,有时候跟我们一块吃饭什么的。

《清明上河图》可能有一百多个章,都是我们老师盖的。我盖过的最多的一幅是《兰亭序》,一百多块章。这一百多个章里,可能既有我师父刘玉的章,也有金禹民先生的。以前摹过的章就搁组里当资料,下次可以再用。没有的我才摹。

师父最常跟我们说的是要守规矩,规矩就是圆规,帮你把章盖对地方。字面上讲规矩,第一个就是寂寞,守住寂寞。(我们)从事这一行时间都比较长,我们老师干了一辈子了。然后第二个是认真。不能出错,人家两年、三年画出来的画,我们盖印章就是十分钟,不能错。盖错了没法修,印章是红的,擦不掉的。所以干一辈子不能出错。要是光线不对、情绪不对,不干都行。情绪激动就别干活,干出来不如不干。因为人工有生命力,不像复印,人工临摹有生命力,可以反映人当时的心态。

来的第一年,是跟师父写篆字,篆刻嘛。每天写。写篆字写了一年多,偏旁部首怎么用笔都得教。然后才动刀,动刀是以磨为主。从房山那边开的石头,就是硬疙瘩,不像印章一样都是现成的,它是不规矩的,自个儿磨成方的或者圆的。这也是在练手。先锯再锉,锉完拿砂纸磨平了。怎么保证水平?底下垫玻璃,上面放砂纸进行打磨,就这个磨平都挺难的。现在有的人可能没那个心情,下不了功夫,不像我们过去,必须平平整整不能歪,一压四边不能乱晃,要打平。晃的话容易盖错,那是严丝合缝的,不能错。这里最关键的就是角度,什么叫规矩,就是这里成九十度。

磨石头磨一年多。师父说,打好基础才有后面几步。不觉得枯燥,因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也知道这是为了磨自己的性子。不像大学,我们比较传统,是一脉相承慢慢过来的。历朝历代都必须经过这一套严格的训练。

最后的关键是做旧。真迹有的是几百年,有的上千年,新旧不一样,怎么摹到不同的旧的程度,这是学问。所以书画鉴定方面有人看绢、看纸张,一看(是)新纸就知道不是老画。如果纸张什么的都对,最后就看印章,这是一个书画鉴别方法。做旧的方法各种各样,原章有黄的有深色的有黑的,根据它的情况做旧,比如有的盖完后涂点儿灰擦一擦,擦灰只是一种。

现在我们组就我一个人,去年我应该也带徒弟了,徒弟没进来。应该带了。现在那学生都属于科班出身,有专门书法系,一起步就比较厉害。对他们,基础的不用教了,不像我们,刚来的时候从头学起。但传统篆刻里边讲究技法和特色,这方面要再教一教。   

现在讲究印章配套,不能多盖。可是皇帝不讲究那样,过去谁收藏就盖谁的。《兰亭序》就好几百个印章。皇帝呢,有专门鉴赏章,有工艺收藏章,收藏一批皇帝盖一批。上面盖满了就盖到画芯上,其实这是比较忌讳的,破坏画的整体。可是这样也有历史的信息在里边,也挺美。鉴定画的话看纸张,专家们鉴定就看印章,看印章就告诉你这画都经过了哪些人,一脉一脉的。

故宫这些字画,基本上就是皇帝印章,老先生很多都刻过。刻完了我们给收起来,就是资料了。前辈复制过了我们就可以用现成的,没有的印章,才重新刻。

过去老先生在的时候,一幅画可能临摹八年十年。中间有时候体力不济,有时候生病,但出来效果是跟原画一模一样的。老师傅临摹的许多画现在也是文物级别了,不让乱卖。

自己摹过的,印象比较深的是泰山刻石拓碑。裱起来,有2米×1米多吧。它特殊在于,章有时候盖一半,画芯盖一半,裱的地方盖一半。你揭的时候就一半一半的,盖的时候也是在画芯上盖一半,裱的部分盖一半,那是比较难的。必须用圆规,我们叫规矩,就方的规矩必须找齐了,然后才能用拷贝纸先盖印,拷贝纸是白色透明的,就一次一次地找,因为画芯上有,我们不能在画芯上重新盖。就盖在我们重新裱的地方,必须把整个印章给盖全了,这属于半印,可是效果是一整个印,那是比较难的。

从1983年到现在三十多年了,我大概临摹了几百方,上不了千。过去是给原画拍照,然后照片上再勾稿、再对照。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高科技电脑扫描。郭文林老师比我们早一辈,他摹的画比较多,一般都是临摹原件。现在原件少了,文物不让碰。摹画,文物拿出来一放三四年,怕出危险,文物意识提高了吧,很多就用电脑扫描代替,原则是少动文物。照一次相,放电脑上,对着电脑、对着视频临摹。原画我们接触得也比较少了。不像以前,书画组库房我们可以下去提文物。现在真正接触文物都比较少。

沈伟,故宫现在唯一的摹印传人

电脑扫描复制不仅快,也解决山水写意的临摹问题。他写意,他一高兴一画,怎么临摹?字也一样,草书你怎么复制?楷书、行书能复制。狂草,写意画,我们达不到效果,以前只能照相复制,然后人工修,着色,提色,盖印章,才能达到这个效果。现在先进多了,我们有扫描,一台机器十几万,那快。所以现在临摹和复制的就不多了。我们科加上照相室,编制就八个人,原来十几个呢。摹画室是逐步减小。他们裱画室要加大,因为裱画需求量比较大。

但是我们原来就讲究精,不讲究人多。八个人其实已经够了。因为我们不像别的科室,像漆器、木器、铜器、钟表,他们修的东西比较多。我们就是人工的复制,工作量比较小,但要求精。你的画必须达到原件的效果。不在多不在大,在精。人工临摹文物的越来越少了,故宫还有,可能国家博物馆还有几个,其它地方都是机器代替了。反正就是得忍住寂寞。

我是64年的,刚五十二,离退休还有不到十年,正好能接班。摹章的技艺必须传下去。现在学生起点很高,不用从头学,可是这里边,印章复制,有好多比较特殊的地方,秘密的技巧,要传给下一代。画都有绝招,你想手艺方面,没绝招就没法干什么了。可能就跟窗户纸一样,觉得挺神秘的,怎么那么像,怎么达到效果,怎么盖的?就两个字:功力。时间长了日积月累,你自然而然就形成那个工艺。说是说不出来,怎么细也说不出来。因为这个全在手上呢。只能看作品,一看效果,怎么那么绝,怎么那么像啊?可一问的话,你就没法说了。很多手艺的东西,特殊就特殊在这儿。

我喜欢中国传统的东西。你看上面挂了个鸟笼,不能养鸟,脏,有鸟屎鸟毛。挂个空笼子,想象一下,想什么鸟是什么鸟。冬天养蝈蝈,冬天叫声好听,夏天你看外面鸟叫,什么声儿的都有,蝈蝈叫就没有意思了。冬天鸟都不叫了,那时候蝈蝈的叫声才好听。

我在这屋待了二十多年,我们老师退休从这儿退的。刚来的时候小院没有那个架子,我让人给搭的。还有一棵枣树、一棵核桃树。核桃树是他们师父种的,起码有个五六十年了。这个季节就可以吃了。

我是西三所里面最爱种东西的,玉米都是我的,今年我种了黄瓜、西红柿和茄子,还有美国小葫芦,都是小苗培养,秋天的时候才能收获。那边是他们点了点儿豌豆,苗出来,是被慢慢顶出来的。每年种一次,清明前后开种,秋天收获。有时候秋天蝈蝈鸟虫一叫唤,感觉那气氛就回到田园。九、十月份,收获的时候就是这样,美极了。我们在这儿三十多年,没什么变化,只是春夏秋冬,四季景色不一样。春天是生长,秋天又收获,完了冬天又是下雪,不一样。一年四季,表面没有什么变化,自个儿创造一些变化。

我们快搬了,最后一年。搬家了就不能经常回来了,院规规定没事别串门,各工作室很少串。搬了,东西给别人呗。今年已经播种完了,秋天就收获了。明年,让他们后面的人种吧,喜欢就种,不喜欢就不种。一年四季完了就完了。

注释

14.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文物保护修复实录》,紫禁城出版社,2007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