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么说，海洋和航海与宗教信仰及宗教习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许多宗教中，船象征着通往来世之旅，鱼则象征着死亡和来世。考古学家们在祭祀、葬礼和其他形式的宗教仪式中发现了小型船只，甚至与原物同样大小的船只。作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水手当然从来也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类的力量是有限的，出没于浩瀚的大海，宗教信仰就成了人类最好的精神寄托。1542年，著名的传教士圣方济各·沙勿略完成了从里斯本到果阿的旅行后，激动地说：
我们在旅行中听到了许多人的忏悔，他们中有的人疾病缠身，有的人身体安康。我每周日布道。一路航行到这里，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的和平环境。在这里，我们找到了受洗者，向他们传播福音，我们为他们忏悔，举行圣餐礼。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海洋，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1]
太阳船与埃及重生信仰
在古埃及重生信仰里，太阳船（Solar Barge）是将灵魂从现世运往来世的工具。古埃及人认为死去的灵魂搭乘船在天空穿行。《埃及亡灵书》中描绘过太阳神“拉”搭乘这条船渡过冥河，由此进入重生之旅的故事。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探讨航海与世界几大宗教传播之间的关系。16世纪欧洲海上贸易网络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将再一次呈现，这一次涉及的是不同文明间的宗教以及经济和社会的互动。
佛教
佛教的创立者是乔达摩·悉达多，又被称为“佛陀”［Buddha，即诚然世尊（the Enlightened One）］，他于公元前560年出生在一个与当今尼泊尔交界的印度北部城市。婚后一系列的生活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这促使他试图通过苦行和冥想来找寻精神上的顿悟。尽管出身贵族，在当时的印度种姓制度中有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他还是拒绝了自己文化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社会和哲学信条，创立了托钵僧制度，用尽余生来传播新的教义，通过追寻最终的顿悟来消除欲望，即“涅槃”（Nirvana）。他卒于公元前486年，但是他的教义却远播至南亚和远东地区。佛教信徒的核心是男女僧尼制度。
从许多方面来看，佛教是在印度教的宗教和社会信仰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支派。作为一个宗教术语，印度教可能涵盖了印度人所有的宗教信仰；作为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的集合，印度教既有内心的冥思、详尽的仪式，也有极端的苦行主义、纵欲主义、素食主义和曾经奉行的食人主义，更有万神殿供奉神灵和其他神圣之物，其著有《吠陀经》（the Vedas）之类的圣书，记载着神话故事和智慧文学。由于复杂的文化准则和精神标准，印度教中没有出现明显的传教因素。佛教起初是印度教内部的改革运动。早期的皈依者来自印度北部的一些民族。虽然著名的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8年）的统治者阿育王（Asoka）在他统治期间皈依佛教，但佛教的传播却与政治无关，而是更依赖于通往南亚和远东的陆路与海路这两条贸易航线。印度教随后不断发展变化以适应多样性社会的需要，并采纳了佛教哲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公元11至12世纪时，佛教在印度大规模地消失，一部分原因是穆斯林的征服，另一部分原因是印度教的复苏。佛教的追随者也采纳了印度教泛神论的权威特点。
佛教传播到南亚
大约公元前3世纪孔雀王朝统治时期，佛教开始向斯里兰卡传播，之后通过海路和陆路贸易航线传入南亚以及东南亚地区。
公元前3世纪时，佛教就已经在锡兰发展起来。大部分僧伽罗人（Sinhalese），特别是统治阶层，成为佛教的主要追随者。他们资助僧侣，比如通过捐赠土地的税收，帮助抵制来自锡兰朱罗王朝（Chola Empire）的压力以及16至17世纪时来自强大的葡萄牙和荷兰的海上入侵。虽然佛教在亚洲中部和东南部通过陆路接触的传播显而易见，但是中国的佛教传播却可以追溯到公元1世纪。公元4世纪和5世纪，佛教也正是从这里传播到了朝鲜。公元6世纪20年代，朝鲜的传教士们又把佛教带到了日本。公元587年，舒明天皇（629至641年在位）宣布佛教教义与当地神道教结合，随后摄政王厩户皇子[2]进一步发展推广佛教。公元7至8世纪时，日本律令时代的统治者尤其热衷于在社会各阶层倡导佛教。日本的精英阶层拥护佛教，并以此为他们的社会地位寻找合法的宗教外衣。19世纪时，中国和日本的移民把佛教带到夏威夷，佛教从此在美国创立。欧洲也从南亚的传教士那里接触到了佛教，其中英国最为突出。英国在20世纪初就与锡兰有着密切的海上往来。
佛教最重要的方面可能就是强调实现个人的自我觉悟和精神拯救的能力。可以说，佛教吸引着日渐壮大的城市社群，尤其是那些定期在不同地区间航行的人们。这种吸引力部分是由于佛教本身对不断变化之社会结构的适应能力，这与早期印度教中的等级化的社会控制和从众性形成对比。可见一斑的是，不仅印度教，其他许多当地宗教也都使商人成了等级地位较低的社会阶层，佛教因此成了有进取心、社会变动性大的商人们更倾向选择的信仰。毫无疑问，阿育王的故事在当地的商业团体中广泛流传，但他们也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国家的统治者接受佛教一定会引起许多不同动机的改宗，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虽然将佛教在南亚和东南亚的传播与不断发展的远距离海上贸易相联系是一件颇有吸引力的事情，但是二者并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与其说是创造者，佛教或许更像是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反应。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年和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的南亚文明中，佛教中心的发展大大促进了财富在工匠和商人中的积累。这也为他们布施和支持佛教发展提供了物质财富。接受来自不同职业的人的捐赠是佛教从早期时代开始就具有的特征。在印度，有许多佛教寺庙的遗址在其北部和德干东部的贸易港口被发掘。这些寺庙遗址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平台，可以向聚集在一起的普通佛教徒展示更高的威望和社会地位。这种趋势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从海事角度来说，早期佛教的发展中尤为有趣的是船员保护神的演变。这些神被称为菩萨。菩萨是即将成为佛的人，他们拥有从海怪手里或者海难中拯救船员的神力。菩萨的形象在公元3至4世纪的文稿中就有记载。雕刻上的文字材料和其他各类文献都有关于海上佛教徒信仰海神的描述。对于在海上历险的船员们来说，佛教成了一种极有吸引力的信仰。但是航海在佛教传播中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的。即使在佛教创立的地方，佛对商人或者船员从来也没有巨大的吸引力。佛教从来没有与某个特定的贸易网络有联系，也从来没有超出佛教徒参与的贸易网络的边界。
早期佛教中的海神
观音是佛教大乘菩萨，早期佛教的发展中将其视为海神，在向南亚、东南亚地区传播时，有些地区创造了鳌鱼观音、海岛观音、慈航观音等涉海神灵形象，这些神灵拥有从海怪手里或者海难中拯救船员的神力。
基督教的海上传教活动
基督教与海洋的关系和基督教信仰本身一样古老。《圣经》中记载来自加利利海的渔夫们就是耶稣基督最早的门徒。我们可以猜测，耶稣吸引了他们或许是由于后者所处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比较边缘化，这是罗马帝国内所有渔民的显著特征。但是耶稣似乎并没有在巴勒斯坦地区的渔民中找到追随者。尽管如此，基督教的传播还是具有显著的海洋因素，主要有招募渔民以及鱼类或渔业等与海洋相关事物的象征应用。海上旅程的便利无疑促进了圣保罗（约逝世于公元65年）于公元1世纪在罗马帝国内的传教，虽然这位非犹太人使徒也没能躲过海难事故，在去往罗马接受审判的路上，他在马耳他遭遇了船舶失事。可以说，罗马境内的海上交流在维持基督教徒的团结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君士坦丁大帝（306——337年在位）皈依基督教的前后都是这样。巴勒斯坦和叙利亚近郊之外的基督教中心大多聚集在各贸易海港，如亚历山大里亚、昔兰尼（Cyrene）、莱普提斯（Leptis）、麦伽拉（Magna）、迦太基、马西利亚（Massilia，马赛旧称）和罗马。这些海港之间的海上旅行方便快捷。基督教组织之间可以在帝国内部交流诸多事务，如教义、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和宗教的关注点。基督教慢慢超越罗马的国界，却一直保持着与海洋的互利关系。水手和商人的保护圣徒圣尼古拉斯，是公元4世纪利西亚沿海贸易城市米拉（Myra，即今土耳其南部的穆拉）的主教。
《加利利海上的风暴》（美国印第安纳州立美术馆）
这幅画取材于《圣经》，描绘了耶稣和他最早的渔夫门徒乘船前往格拉森时的场景，他们在横渡加利利海时遭遇了风暴，惊恐的门徒叫醒耶稣，耶稣斥责风和海，风暴就止住了。
基督教在英国的发展过程中，古代大西洋的海上贸易网络起着重要作用。其中最有名的例证或许就是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约385——461）的早期历险。他16岁时被爱尔兰海盗掳走并带回爱尔兰。圣帕特里克在做了6年奴隶之后，设法获得自由，重返家园。据说当时他是沿着大不列颠西海岸乘坐一艘商船回到家中。约在公元435年，他回到爱尔兰成为主教并赢得了北部地区许多皈依基督教的教徒的尊崇。在这一意义上，他继续着圣帕拉迪乌斯（St Palladius）在爱尔兰南部发起的活动。圣帕拉迪乌斯曾是教皇西莱斯廷一世（Pope Celestine I，422——432）的使者，并曾经到苏格兰传教。5世纪时，关于格拉摩根郡(Glamorgan)兰特威特山［Llanilltydd Fawr，今兰特威特市（Llantwit Major）］修道院院长圣伊尔蒂德的传说和故事提到，圣伊尔蒂德曾带领几艘商船载着谷物来到布列塔尼（Brittany），帮助缓解了当地的饥荒。从6世纪末开始，基督教海上传教的任务之一是在西欧地区扩大影响。公元596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the Great, 590——604年在位）派遣著名的传教士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Canterbury，逝世于604年）到达肯特（Kent）。在非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的改宗过程中，爱尔兰的凯尔特教会取得了最大的成就。在爱尔兰附近的大西洋陷落带边缘，相对孤立的地区大部分保留了其基督教组织。在杰出的人物如科伦巴（Columba）和科伦巴努斯（Columbanus）的带领下，爱尔兰人越过海洋来到了苏格兰、威尔士和法国。公元7世纪，传教士们从修道院聚集地如爱奥那（Iona）、林第法恩（Lindisfarne）、科尔迪岛（Caldy Islang）和吕克瑟伊（Luxeuil）出发，逐步实现了多数英格兰人和法兰克人所建王国的改宗。高卢的罗马教会从另一个方向远征到达英格兰南部。在法兰克教会的生活中，大不列颠和欧洲大陆的联系也使得英国人如卫利勃罗（Willibrord，658——739）、波尼法修（Boniface，680——754）和阿尔昆（Alcuin，735——804）起了领导作用。
斯堪的纳维亚的改宗体现了航海贸易网络在基督教传播中的重要性。基督教徒力图把他们的信仰带给古代斯堪的纳维亚异教徒，其早期传教基地之一是不来梅和汉堡之间相连的主教辖区。在那里，法兰克主教圣安科萨（St Anksar，801——865）经常冒险穿行于丹麦和瑞典之间，这里的国王布乔恩（Bjorn）和哈拉尔德·克拉克（Harald Klak）都支持基督教。安科萨竭尽全力推动了沿海城市的繁荣，如瑞典的比尔卡（Birka）、丹麦的赫德比（Hedeby）和里贝（Ribe）。这里出现了世界性的商业圈，为基督教提供了宽松的环境。许多基督教堂在这里建造并为后来的发展壮大打下了基础。但是这一成功也是喜忧参半的，部分原因是多个非基督教的斯堪的纳维亚国王的不同态度，他们在意其臣民与一神论基督教的密切关系。
海上交流的某种不同在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Oláf Tryggvason，995至1000年在位）传播福音的努力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不满足通过一己之改宗来鼓励人们皈依基督教，10世纪末，他派遣了多个传教士到达冰岛说服当地人接纳基督教。当最后被派往冰岛的佛兰德牧师尚布兰德（Thangbrandr）无功而返时，奥拉夫国王就俘获了几个重要人物作为人质，威胁说除非基督教在这个自治岛国被接纳，否则就杀死这些人质。尽管冰岛人认为他们属于自由的国家，不承认国王的直接领导，但他们还是认识到了挪威是他们主要的贸易伙伴。就像在第三章中讲述的那样，冰岛人严重依赖挪威船只频繁的来访以维持其繁荣。几年之内，大多数有地位的家族改宗基督教，官方的一些非基督教仪式也被废除了。
斯伏尔德海战
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在位时强行在波罗的海西部推行基督教。大约公元999年，他与丹麦、瑞典、冰岛组成的联盟军队在斯瓦尔德展开交战，最终阵亡沉海。尽管此后挪威变成丹麦的一个领地，但是基督教也开始传到冰岛等地。
在东方，南亚、东南亚以及中国出现了基督教组织，这主要是由波斯基督教派的活动引起的。穆斯林领导者没有阻碍基督教的传播，直到十字军东征时，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才变得互不相容。在印度洋航行的商人中，景教基督徒的出现无疑推动了基督教的进一步传播。建立在印度西海岸要塞的圣托马斯教堂就是景教教堂的一个典型。景教教徒甚至在唐朝时便来到中国传播教义，他们从波斯出发沿着亚洲中部的贸易线路来到这里。虽然基督教堂在7至8世纪时也存在过，但由于与佛教相抵触，加之9世纪中期抵制一切外来宗教的活动，基督教最终也没能在中国发展起来。
13至14世纪时，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成了基督教传教士优先考虑的地方，教皇们希望蒙古人改信基督教并与他们一起抵制伊斯兰教。在一次传教活动中，有个名叫约翰·孟德·科维诺（Giovanni di Monte Corvino，1247——1328）的方济各会修士沿着古代海上贸易航路于1297年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发向东航行。1299年，他到达了新任可汗铁木耳（Timor）的朝廷。科维诺和他的随从受到了亲切的接见。1307年，他被任命为汗八里城（元大都别称，今北京）大主教。罗马教皇克莱蒙五世（Clement V，1305——1314年在位）指出他的使命是“拯救那些鞑靼人统治下的灵魂”。很显然，他使得大约六千蒙古人改信基督教，并且在泉州建立了除北京之外的第二个大教堂。但是科维诺的主教头衔在他死后不久就被撤销了，他创立的教堂圣会也在1368年蒙古政权被推翻后不复存在。实际上，之后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信徒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方济各前辈们的努力。可以说，这一失败是由于中国与基督教国家之间缺乏直接的海上联系。贸易网络中没有基督教徒的加入，中国境内的传教士们无法与其他的基督教徒保持经常的联系，这个小团体也就注定步履维艰。
科维诺所处的孤立环境和16世纪时沙勿略和利玛窦（Matteo Ricci）传教至远东的处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534年，圣方济各·沙勿略与其他五位传教士一起，在圣依纳爵·罗耀拉（St Ignatius of Loyola，1491——1556）的领导下创立耶稣会。1541年，沙勿略受命前往远东，如前所述，那时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贸易和殖民活动正在日益扩大。他首先是与葡萄牙驻莫桑比克的官员一起从里斯本出发去往果阿。当时他能够沿南亚和东南亚海岸以及在各岛屿间畅行无阻。在锡兰、摩鹿加和日本传道数年后，他开始了去往中国的旅程。但是他却没能到达中国，而是在等待进入中国的官方通行证时死在了中国外海的岛屿上。利玛窦是另外一个前往中国的传道之人。1583年，他成功抵达中国广东省，1601年经南京到达北京。利玛窦到达北京之时正值中国明朝和葡萄牙关系紧张之季，但是多年的商业交往已经促使这种复杂的文化交流势在必行。更何况，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殖民地，传教活动更容易开展。这都促成了交流网络的形成。基督教曾一直局限在中国领土的很小范围内，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基督教徒的数量已增至25万人。
伊斯兰教
公元632年，先知穆罕默德辞世。此后不到10年，阿拉伯人占领了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还侵入拜占庭帝国境内。几个世纪后，穆斯林商人和水手们控制了阿拉伯海、红海和大部分印度洋的海上商业活动。他们向东到达了中国南部和太平洋海岸附近。伊斯兰教发展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具讽刺意义的就是麦加的商人领袖起初对先知及其追随者并不友好。其中部分原因是商人们害怕先知及其追随者会威胁到圣殿克尔白以及麦加作为西阿拉伯商业中心的地位。穆罕默德最终被接纳，他的先知预言也为麦加成为世界最伟大的朝圣地之一铺平了道路。麦加的商业地位也不断提高。来自海上的朝圣者从遥远的国度追随穆罕默德的启示蜂拥至这个神圣的城市。每年到麦加的朝圣者多达几万人，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买家、卖家和货物，越来越多的商人也被吸引到这里。每年一次的圣会就像季风一样如期而至，这不仅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且提高了麦加和麦地那的文化地位。直到今天，尽管朝圣者已不再选择海上航行，而是乘飞机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但麦加朝圣依然是推动沙特阿拉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穆罕默德的领导下，穆斯林征服了阿拉伯西部和阿曼地区，取得了红海大部、亚丁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先知的继承人艾布·伯克尔（Abu Bakr）、奥马尔（Omar）和欧斯曼（Othman）又相继把伊斯兰教扩大到了整个波斯湾和地中海东南部地区。之后的800年，伊斯兰教的传播向西达到伊比利亚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向东达到摩鹿加群岛和菲律宾。穆斯林沿非洲东部海岸的扩张开始于公元8世纪，到1050年穆斯林商人就已经积极参与到出口产品至阿拉伯、红海和南亚的内地贸易活动中。他们取代了来自阿克苏姆的基督教商人，破坏了那里的王国以及阿杜利斯的港口。伊斯兰教沿非洲海岸的扩张与在亚洲东南部的扩张如出一辙。这两个地区在经济方面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许多港口如马林迪（Malindi）和蒙巴萨岛（Mombasa）发展为城市中心区，并建有清真寺。这些城市被一部分来自亚洲中东部和南部的商人阶层所控制，他们绝大部分都在非洲出生长大。商人们输出贝壳、象牙、奴隶，继续着从13世纪就已经开始的黄金买卖。他们与内地的一些农业国家有着经常的商业往来，如津巴布韦，黄金就是从这个地方被运往莫桑比克海峡的索菲亚港口。但穆斯林的文化影响在这些地区并不明显。荒芜的地貌以及疾病的流行阻碍了沿海地区的征服者进入内陆地区。
13世纪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船只
出自13世纪穆斯林的手稿《阿尔哈里发手记》（the Maquamat of al-Harari），这幅插图展示了印度洋地区穆斯林船只的几个特点：船尾舵、铁质锚和双柱桅。其中一边还有观察台。
许多东南亚人的改宗起初集中在穆斯林商人组成的小群体内。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水手定居在印度西海岸、非洲东海岸、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婆罗洲和爪哇的一些充满生机的世界性港口城市。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在处理自己的事情时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对社会各群体的吸引力使得伊斯兰教在这些地区扎根。海上贸易带来的财富不断聚集，削弱了当地的社会等级制度。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渗透到内地，但是在东非和东南亚都没有出现世界性的贸易区。这也就阻碍了宗教在这一地区的广泛传播。有些东南亚地区伊斯兰教的改宗是在马六甲伊斯兰教君主（Sultanate of Malacca）的支持下实现的。由于能够促进与中亚和南亚地区伊斯兰教中心的交流，同时也更容易在经济上融入这些中心地区，东南亚岛国已有的等级制度和文化慢慢被更有利于商业圈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秩序所取代。15世纪末，马六甲已经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之一。
伊斯兰教统治者在伊斯兰帝国内部发展了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帝国伴随着穆斯林的征服而不断壮大。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一如既往地在商业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穆斯林商人和非穆斯林商人的生意都很兴隆，财源广进。例如，在伊斯兰世界里就有许多犹太人社区。著名的开罗《戈尼萨文书》（Genizah）出土后，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到11世纪和12世纪犹太人在埃及以及其他地方的生活状况。文书中保留的大量记载让我们了解到处于从西欧到印度这一繁荣商业网络中心的海上商人们的生活。
伊斯兰世界的海上贸易
伴随穆斯林征服，伊斯兰教传播到红海、亚丁湾、印度洋直至东南亚地区。穆斯林水手 在这些地区定居，使当地人改宗，并与之进行频繁的贸易往来。开罗、印度河三角洲、马六甲等信奉伊斯兰教的城市由此成为繁荣的商业中心。
伊斯兰教传播中的政治维度也不能被低估。当然，这一过程主要贯穿在哈里发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扩张取得的军事胜利中。然而，穆斯林政权中政治力量的局限总是比经济和宗教的限制要小得多。例如，公元8世纪征服信德使印度河三角洲处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但是直到公元11世纪，受土耳其入侵的影响，印度次大陆的北半部才开始被土耳其和阿富汗轮流统治。实际上，在权力极盛的公元14世纪，德里苏丹的王国仍是唯一能够在印度南部征税和索要贡赋的政权机构。长久以来，实现政治统一的梦想对于伊斯兰世界和基督教世界一样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洲的第一批基督教徒
欧洲海上扩张至美洲的过程中，宗教的扩张很难评价。毫无疑问，15至16世纪的海上扩张对基督教世界的发展有着重要作用。例如，基督教是西班牙王室规定的宗教信仰，当地人的改宗是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然而，就如我们在前面章节中提到的，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大事与基督教无关。但是不管怎样，许多征服者坚信这一信仰的力量，他们认为自己从事着上帝的事业，而上帝的力量则促使他们成功。倡导宗教信仰是征服者和阿兹特克与印加统治者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方面。1519年，科尔特斯（Cortés）首次登陆尤卡坦（Yucatán），破坏了当地的异教圣像，并建立起基督教的圣坛，主持弥撒。当他追随蒙特祖玛（Montezuma）去往战神休齐洛波特力（Huitzilopochtli）的圣地特诺奇蒂特兰城时，他请求获准建立基督教圣坛，并下令将圣母玛利亚像安置在金字塔神庙的顶部。宗教问题的争端无疑破坏了西班牙人和阿兹特克人之间的关系。
皮萨罗和印加人的初次接触也有着明显的传教因素。1528年，他第一次和通贝斯（Tumbes）边远城镇的印加统治者交流时，皮萨罗认为他和他的探险队来到这里就是要说服印加人放弃对伪神的崇拜而改信基督教。1532年，皮萨罗和其同伴抵达库斯科（Cuzco）参见印加国王阿塔瓦尔帕时，他们故技重施。不幸的是，由于官方的禁令，当地人对基督教表现出的不是理解和友好，而是排斥甚至有暴力倾向。当阿塔瓦尔帕拒绝下令放弃自己的信仰时，针对印第安人的大屠杀就开始了。许多资料中记载皮萨罗探险队的牧师瓦尔弗莱特（Friar Vicente Valverde）就是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后期的探险家，如奥雷利亚纳（Orellana）和卡韦萨·德巴尔（Cabeza de Vaca），他们真心实意地想要了解当地真正的文化和宗教信仰的特点，并向当地人宣扬基督教的优越性。但是早期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总督对待美洲中部和南部的居民非常不友好，甚至恃强凌弱。16世纪中期，征服者队伍中开始出现真正的传教士，而那时的殖民地已经是满目疮痍、伤痕累累了。与努力从异教中拯救当地人的灵魂相比，他们发现在欧洲统治者的控制下为当地人争取人身自由成为更大的挑战。
北美殖民地
欧洲人在北美渗透和殖民的方式各不相同。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占领墨西哥海湾。随着海上探险的兴起，具有野心的探险家逐渐渗透进内陆地区。1565年，北美大陆的佛罗里达出现第一个永久的欧洲殖民地——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17世纪初西班牙舰队甚至已经到达阿拉斯加沿岸港口。但是由于北部原住民复杂的部族文化与联合抵抗，西班牙的侵略活动一直未能得手。殖民活动及农业开发常伴随着基督教传道。大部分新大陆的西班牙领地由教宗指定，他们强烈希望在当地居民中传播基督教信仰。起初，欧洲人日渐增强的海上航行能力使他们更容易在沿海区域建立殖民地定居点。到了17世纪和18世纪，传教基地逐渐向新墨西哥、得克萨斯和下加利福尼亚往北的太平洋沿岸地带延伸。西部内陆的渗透还到达了蒙大拿和内华达各州，这为以后数代的殖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西班牙来说，竞争来自法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对美洲的兴趣在17世纪和18世纪间稳固增长。
16世纪上半叶，作为其伊比利亚邻居的对手，受西欧宗教和政治冲突的影响，法国船员在加勒比海和大西洋地区的活动频繁。他们突袭并俘获了大批从巴西和墨西哥往返的船只，这使得当地人十分惧怕法国人。其中最令人吃惊的，就是1555年在哈瓦那（Havana）发生的有法国皇家海军舰艇参与的袭击。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签订和平条约，承认了中美和南美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但却搁置了欧洲人要求开放北方领土的问题。
西班牙海上帝国
西班牙是欧洲的老牌殖民帝国之一，也是欧洲海外探险和殖民扩张的最早先驱。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成就大多是在西班牙王室的支持下取得的，作为回报，西班牙在将近200年内控制着大西洋以及美洲的海上势力范围，它的殖民地遍布各地，由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当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s）承认天主教和新教少数派共存后，宗教战争频发。特别是1562年到1589年间，法国境内的宗教战争异常激烈。17世纪20年代，争端一直持续不断。1685年，国王路易十四宣布废除南特敕令，许多新教徒被迫背井离乡，逃至它国。在英吉利海峡和法国的大西洋海岸，加尔文教徒招募到大批的追随者。无论是敌是友，迪耶普（Dieppe）、圣马洛（St Malo）、圣纳泽尔（St Nazaire）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这些港口城市与法国都有着长期的贸易传统。这些地区的航海技术精湛，海边村落的发展兴盛。尤其是拉罗谢尔，16世纪时，它独立于政府，不受以巴黎为基地的天主教统治者的政策影响，海盗活动和劫掠商船成为上述地区经济的主要来源，也是16世纪信奉天主教的布列塔尼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法国的宗教冲突在早期建立海外殖民地的过程中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s）很快就发现建立殖民地的可行性，这不仅能为立志改革的基督教徒提供庇护，还能为国内深受压迫的新教事业提供收入，并由此发展为在新大陆打击天主教利益的海上基地。新教领袖科利尼资助在里约热内卢海湾的某个小岛上建立了天主教和新教并存的社群。为了在陌生的环境下自力更生，这个小岛上的居住者度过了五年纷争不断的日子，后来他们遭到葡萄牙军队的驱赶。随后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巴西的东北部海岸，但仅有建立于1604年的卡宴（Cayenne）在葡萄牙赶尽杀绝的驱逐活动中保存了下来。在佛罗里达，科利尼于1562年继雅克·里博（Jacques Ribault）之后再次尝试殖民行动。这个地区是突袭西班牙白银运送队伍的理想场所，因为这里是西班牙船只从墨西哥湾出发返航回国的必经之路。就在南卡罗来纳州这个地方，里博和他率领的男女老幼组成的杂牌军首次尝试建立了定居点。1564年他们被一支佛罗里达东北部沿岸卡罗莱纳港的小股移民队伍打败。关键时刻，英国殖民者因为要竭力支持新的力量而伸出援手。但西班牙人也迅速插手以扫除对他们在美洲利益可能带来威胁的势力。诺曼底的加尔文教徒和布列塔尼半岛港口的天主教徒找到了另外一种贸易公司的模式，并尝试在与欧洲、印度以及美洲进行的商业活动中获得利润。但是来自荷兰的竞争以及持续不断的内乱严重限制了这一模式的功效。美洲中部和南部几乎都被天主教势力占据。
然而在北方，情况却截然不同。我们已经简单讲述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美洲西北边陲的冒险活动。这些地区虽然人口稀少，部族体系却发展完善，其领土在16世纪之前就已经相当广阔了。美国和加拿大成了欧洲水手们登陆地的最佳选择，这样也避免了因侵略引起的与当地人的冲突。但是由于当地没有权威的政治机构，欧洲人不得不在北美采取与中美和南美完全不同的治理方式。
由于当地没有大规模帝国的存在，16世纪抵达北美的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殖民者也不能如法炮制西班牙在中美和南美的方式。当地的美洲人对欧洲人存有戒心。比如，在易洛魁人和休伦人之间长期存在的冲突中，圣劳伦斯河从南到北所有的疆域都被占领。这里成了欧洲殖民者销售武器的市场，也为他们内部的冲突提供了同盟军，同时，这也使得英国和法国都无法轻易进入北美大陆的核心地带。
欧洲宗教战争
16、17世纪的欧洲战争是宗教冲突与争夺霸权的共同产物。这些发生在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如哈布斯堡——瓦卢瓦战争、三十年战争等，将当时欧洲的主要海上强国西班牙、法国、神圣罗马帝国、荷兰、英国都卷入其中。
从16世纪早期开始，法国和英国的渔民们就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河流密布、港口众多。他们曾来到纽芬兰附近的大浅滩和圣劳伦斯河湾捕获鲸鱼、海象和大量鳕鱼；他们还和当地人交换毛皮，尤其是水獭皮和海狸皮。然而，吸引英国人和法国人来此探险的理由并不是对当地海洋与河流资源的向往，而是自北向西通往富饶的亚洲这一海上通道的地理位置。16世纪20年代，他们绘制出了美洲海岸的轮廓，却没有找到通往东方的可行路线。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早在1497年就宣称纽芬兰归英国王室所有，但是大西洋南部海岸的殖民活动直到17世纪20年代才真正开始。
法国对加拿大的侵略步伐直到17世纪时才不断加快。雅克·卡蒂亚（Jacques Cartier），一个来自圣马洛（St Malo）的经验丰富的水手，曾在16世纪30至40年代几次抵达纽芬兰探险，甚至到达了圣劳伦斯河，并且在当地向导的指引下发现了位于奥雪来嘉（Hochelaga，今蒙特利尔）的休伦湖定居点。身为胡格诺派信徒，卡蒂亚本可以和那些逃亡的人一起建立殖民地，并确保建立天主教堂。然而，他却成果甚微。宗教战争转移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的注意力。就在1603年，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海边村落中出现了另一位天主教改宗者萨缪尔·尚普兰（Samuel de Champlain），他发现阿尔冈昆人（Algonkians）和休伦人参与了与内陆更远地区的人们的交易，那里湖泊广大、河面宽阔。尚普兰负责寻找在魁北克的贸易港口。1627年，他说服黎塞留红衣主教（Cardinal Richelieu）建立新的法国皇家贸易公司。这一组织被赋予了很大范围的豁免权，负责安置因发展农业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数千法国天主教家庭。新教徒被禁止进入新的定居点。
在法国和罗马，对于印第安人改宗的前景，人们充满信心。而对北美民众来说，推动他们改宗的主要是耶稣会信徒。后者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会友已经创立了许多方法，包括理性说服和强制信奉。总体来说，17世纪的天主教会强烈反对暴力改宗和奴役异教民族。1622年，被称为传道总会（Congreg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的集会为传播信仰而举行。活动起初是为基督教传道而宣传两个主要原则，即吸纳原住民新成员和尊重当地习俗，这些都被称作保持不变的信条。
基督教传教士努力去理解并与北美的各民族达成妥协，然而成功的概率并不大。这是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对加拿大各部族没有吸引力。他们实行一夫多妻制，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奉行自己的道德标准和法律传统。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基督教的教义不相容。他们不住在大型的、长久存在的村落或城镇里，这使得教堂集会非常困难。更何况，在与欧洲人的贸易中，他们只满足于欧洲人为他们提供的枪支和酒精。这是基督教徒永远无法赞同但又无法轻易责难的。
有些传教士被屠杀，尤其是被易洛魁人杀害。易洛魁人与法国人以及作为法国主要同盟者的休伦人之间存在冲突。这种冲突由于欧洲武器的使用以及与荷兰、英国、法国移民之间争夺利润丰厚的毛皮贸易而不断加剧。17世纪时，英国逐渐对圣劳伦斯河地区产生兴趣，而此时，法国的注意力也转向了密西西比河和路易斯安那。1670年，哈德逊湾公司（Hudson Bay Company）成立，他们取道西北并占据了由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发现并命名的海湾，发展成为毛皮贸易领域的有力竞争者。18世纪，法国海军与英国海军开始了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这也不可避免地把新法兰西居民及其盟军休伦人卷入战争。英国军队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胜利促使法国让步，并与英国签订条约，法国势力在北美遂逐渐衰弱。最终，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把宗教信仰、政治分歧和他们的武器、酒精以及致命疾病一股脑地带到了大西洋。这些内容将在下一章详细讲述。从美洲原住民的角度来看，白人的入侵带来的只有衰败和死亡。
《沃尔夫将军之死》
这是一幅描绘英国在北美殖民作战的名画，再现了英国将领沃尔夫在魁北克战役中“英勇牺牲”的场景。沃尔夫是英国派驻北美殖民地魁北克的司令官，在1759年英法魁北克战役中指挥对法作战。战争以英军胜利告终，法国将北美加拿大割让给英国。
英国人在北美的活动有着强烈的政治和宗教竞争色彩，这些活动包括与法国的竞争以及16世纪后半期与葡萄牙、西班牙的竞争。英国宫廷中信仰新教的一派吸取了之前在位的天主教女王的教训，后者对新教徒施加残酷压迫，并得到其西班牙丈夫的支持。由于嫉妒天主教王国从海上贸易的发展中攫取的财富，越来越多的世俗欲望发展起来。英国人的信心不断增长，他们相信其船舰和船员的能力能够使他们赶上甚至超越欧洲对手们已有的成就。举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1577年弗朗西斯·德雷克开始了他的航行，起初他只是想攻击船舰和殖民地，联络那些想抵制西班牙征服的印第安原住民，侦查寻找可开发的基地和殖民地，想以此来削弱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北美的势力。德雷克的小型舰队由皇室和朝臣共同资助，他们希望能通过努力来获取物质、政治和外交上的利益。在佛得角，德雷克凭借武力抓获了一名葡萄牙领航员，以自己的方式沿南美海岸航行并继续向北，先后攻占了瓦尔帕莱索（Valparaiso）等一些沿海定居点。他还俘获了一艘驶向巴拿马的运载珠宝的船只。在加利福尼亚海岸登陆后，他大肆宣扬英国在新阿尔比恩（New Albion）拥有主权。更多的伊比利亚领航员被俘获并被迫为他带路，他成功跨越了太平洋并向马尼拉进发。1579年，返航途经好望角时，他又与特尔纳特香料岛的统治者达成了商业协议。与麦哲伦和德尔卡诺（del Cano）的环球航行相比，德雷克的世界环游更加暴力且有利可图。德雷克的尝试也为日后英国成为持续两百年的海上帝国提供了先兆。1585至1590年间，英国人首次尝试登陆罗诺克（Roanoke）建立殖民地。英国新国王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在特许公司的资助下，殖民地被成功建立，这也推动了在弗吉尼亚和普利茅斯海湾的殖民开拓。17世纪30年代，已经有数千名定居者在弗吉尼亚从事用于出口英格兰的烟草种植业。
《五月花号公约》
1620年，英国102名清教徒为摆脱英国国教的迫害，从普利茅斯港口乘船逃往北美新大陆，他们随后在那里建立了一块英属殖民地。
后来发展为美国核心地区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几乎从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许多早期的移居者是“清教徒”，他们努力在英国国教内部开展严格的加尔文主义思想运动。但到16世纪末，他们显然没有达到这一目标。清教徒们聚集在教堂内，教会领袖说服他们脱离英国国教教会。他们首先去了荷兰，为了在新世界建立一个更神圣更独立的宗教团体，他们又来到了由弗吉尼亚公司控制的北部地区寻找定居地。最有名的一个宗教组织就是被称作“清教徒先驱”（Pilgrim Fathers）的宗教殖民者，这一组织大约由一百人组成。1620年11月，他们乘坐“五月花”号从英国普利茅斯出发，12月份到达新大陆的普利茅斯湾并创建了定居地。这是一个勇敢的举动，他们幸运地在远航中存活下来，安全登陆，并在早期与当地人结成友好关系。
越来越多的殖民地建立起来，越来越多的务实派清教徒加入进来，这使得殖民地数量不断膨胀。到1640年，移居者数量已有2万人。他们大多聚集在马萨诸塞湾附近，这里正是17世纪40年代早期政治和宗教出现剧变时，新英格兰联合殖民地诞生的地方。虔诚的新教徒既是传教士，也是避难者，他们促使周围当地部族内的数千人改宗，并努力把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和天主教对手治理南北方的情形一样，他们的活动也并不总是和平的。在早期，出现过几次涉及原住民遭屠杀的流血冲突。新英格兰成为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传教的中心，他们主张加尔文主义的正统教义，但遭到坚决的反对。后来越来越多的贵格会教徒（Quakers）、再洗礼派教徒（Anabaptists）以及其他基督教派也陆续创建了定居地。马萨诸塞湾南部附近罗德岛的居民更为包容，他们欢迎浸礼会教友（Baptists）、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进入他们的生活圈。
相对便利的海上运输为不同区域的殖民者提供了方便，他们可以沿着好望角的海岸线从南到北寻找更多可供选择的定居点。1632年，在塞西利乌斯·卡尔弗特（Cecilius Calvert）和巴尔的摩勋爵（Lord Baltimore）的资助下，殖民地出现在马里兰的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 Bay）。建立这一殖民地原本是为英国的天主教徒提供避难所，但也不排斥约占移民数量一半的新教徒。然而，由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天主教徒和一些清教徒移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种海外的宗教和谐只是昙花一现。1689年，卡尔弗特家族被推翻，天主教徒的权力丧失。17世纪70年代，大批贵格会教徒定居在新泽西西部地区。他们就是从那里开始了对内陆地区的开发。1681年，贵格会领袖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用他从王室得到的特许状建立殖民地，后来发展成了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截至17世纪末，英国殖民地内有大约25万居民。到18世纪中期，高生育率以及大量涌入的新成员已经使殖民地总人口达到两百万之多。19至20世纪，航船提速、船体增大、海上商业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等一系列变化，均推动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尽管美洲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但这里民族多样，宗教信仰也是多种多样。其中，荷兰和德国加尔文宗占美洲殖民者数量的绝大部分，尤其在1664年纽约成为英格兰殖民地之后。18世纪，德国路德教派成员大批迁入美洲，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长老派信徒（Presbyterians）也来到这里。福音派神学（Evangelical Theology）也在美洲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在这里，多种宗教思想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这反映在不同会众和他们平凡牧师的灵性追求以及与之相关的品质和地位中。毫不奇怪的是，宗教宽容、言论自由以及参与地区决策的权利，都曾经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依然是当今美国政治的重要议题。
[1] The Letters and Instructions of Francis Xavier, n.15, translated by M.J. Costelloe SJ, Institute of Jesuit Sources, St Louis, 1992, p.46.
[2] 即圣德太子（574——622），厩户是他摄政时期的别名。圣德太子在位时大力推广佛教，颁布有《三经义疏》。——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