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概要
清朝统治的终结 /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1895—1926年）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1914—20世纪20年代）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 /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在世界史上，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成为扩张、侵略的帝国主义力量，其工业产品和坚船利炮到达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它信仰自由贸易，并用武力将之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引发了遍及全世界的变化。但是，由于内部实力不同，各国对西方影响的回应差异巨大。事实上，“对西方的回应”在各国历史上尽管十分重要，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在19世纪的中国，亿万民众终生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从积极的光明一面来看中国近代史，可以说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是相当成功的，尽管被迫接受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逃过了如印度、缅甸、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朝鲜等亚洲国家那样沦为殖民地的命运。而且，从今天的视角回顾，我们注意到，儒学比任何其他地区的超世俗宗教对科学和现代观念的阻碍都要小。与伊斯兰教、印度教或基督教不同，在面对更加强大的19世纪科学及相关信条的世俗主义时，儒学的世俗性正好使其自身分解，让位于科学的世俗主义。当然，很多儒家价值观深植于社会，使曾作为它们组成部分的哲学体系得以留存。事实上，儒家社会政治认同“崩塌的产物”之一是一种新的、强大的民族主义。
但是，19世纪中国的历史图景也被染上了一层黑暗的色调。我们称之为近代中国，但它更多的是中国遭遇近代西方的世纪，而不是中国自己走向近代化的世纪。第一阶段始自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终于清朝灭亡（1912年），除了一些特别事件外，中国基本没有受到西方的明显影响。即使在鸦片战争——这一事件比1853年到1854年美国准将马休·佩里“访问”日本重大得多——结束后，王朝仍过了整整七十年才灭亡。满族统治精英和传统士大夫展示了非凡的持久执政能力。究其原因，部分是由于他们深植于内心的儒家教义，部分是由于环环相扣的制度体系——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科举制、学校、家族和宗族，还有一部分是由于缺乏可行的替代方案。19世纪中期，地方领袖在太平天国运动后的重建中展现出的高效使王朝体系一度重振。传统方法只有在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中才不起作用：在海上遭遇比自身实力强大的国家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新体验。1912年前的七十年时间里，西方发展得更为强大，中国只是人口更多了而已。
中国近代史的第二阶段始于1912年，终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其间充满动荡和苦难。清朝灭亡后出现众多军阀，或许可以视为王朝交替时的正常现象。当同时具备其他情况时，在一段时间后就有可能诞生一个新王朝。但是，其他情况不同了。“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激烈批判宣告了儒家国家的终结。军阀时代之后，紧接着是军事上部分统一和持续混战的年代，其后是抗日战争，然后当多数国家回归和平时，中国又陷入了四年艰苦的内战。有人认为，某种意义上中国在这个近代世纪是“失败”的——这种较为阴暗的看法并非西方强加于中国的观点，而是中国人自己的看法。
清朝统治的终结
鸦片战争及其后时期（1839—1860年）
18世纪的三国贸易——英国货物销往印度，印度棉花销往中国，中国茶叶销往英国——对中国最有利。白银流入中国，刺激了中国市场更加货币化。随后，英国人用印度鸦片取代棉花。到19世纪20年代，中国的贸易顺差地位扭转，白银开始流出中国。
19世纪30年代出现了危机，英国东印度公司丧失了中英贸易垄断权。鸦片贸易盛行。为了制止鸦片的危害和货币外流，中国政府从1836年起对鸦片实行了一道初期禁令，关闭吸食鸦片的鸦片馆，处决交易鸦片的中国人。1839年，朝廷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州监督禁令的执行。林则徐继续打击中国鸦片交易商，销毁了外国商人持有的2万余箱鸦片——相当于6个月的供应量。这些举措造成了中英之间的对立局面。
1839年11月，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在广州虎口外的穿鼻洋击败英国战舰的挑衅，史称“穿鼻之战”。1840年6月，十六艘英国军舰抵达香港，此后两年间，英军发动战争，炮击港口，占领城市，试图与中国展开谈判。中国军队枪炮老旧，毫无战斗力。最终，战争于1842年8月结束，双方签订《南京条约》，这是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这一条约不仅终结了原本将西方贸易限制在广州的“广州体系”，还为英国提供了条件优越的香港深水港、巨额赔款，并开放了另外五个口岸：广州、上海、厦门、宁波和福州。英国商人及其家属可以在这些口岸城市居住和从事贸易活动；英国可以在每个城市任命一位领事；英国居民获得治外法权，遵守英国而非中国的法律。条约还包括“最惠国”条款，规定英国自动获得任何其他国家获得的所有权利。在与英国签订条约后，1844年，中国与美国和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与美国的条约允许在条约规定的口岸城市建立教堂、组织教会，与法国的条约允许天主教的传播。
签订这些条约之后，中国进口的鸦片数量从3万箱上升到1879年的最高值8.7万箱。此后，进口数量在1906年下降至5万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终止。但是，其他类型贸易的增长情况并不理想，西方商人把增长不足归咎于中国官员设置了人为的限制。他们还抱怨说尽管签订了条约，但广州仍没有开放贸易。就中国朝廷而言，他们被中国输出苦力所激怒，这些苦力在古巴和秘鲁条件极其恶劣的种植园内劳作。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断断续续持续到1860年，英军指挥官额尔金伯爵和一支法国军队占领了北京。结果签订了新的一系列条约，又给西方列强提供了巨额赔款，开放了十一处新通商口岸，允许各国在北京设立驻华使馆，允许基督教在中国各地传播，以及鸦片贸易合法化。
《南京条约》签订现场
1842年8月29日，在英国军舰“康华丽”号上，清廷钦差大臣耆英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幅油画是由条约签署亲历人约翰·普拉特于1846年绘制。
在英国人为了贸易权和中国开战的同时，俄国人在蚕食中国北部边境地区。19世纪50年代，俄国沿着黑龙江建立了定居点。1858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中国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割让给俄国。1860年，中俄又签订《北京条约》，中国将乌苏里江和太平洋之间的沿海地区割让给俄国。
林则徐力劝维多利亚女王遵守道德
1839年，在中国的英国人要求自由贸易和保护其居民的合法权利。中国则认为英国人在这些冠冕堂皇的主张背后，一直在倾销鸦片。
关于1839年清王朝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观念，这篇文献表明了什么？当时的清王朝是否仍将中国视为世界性的帝国？
一封国书
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
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云：凡本国人到中国贸易，均蒙大皇帝一体公平恩待等语。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者，赖有此也。唯是通商已久，众夷良莠不齐，遂有夹带，诱惑华民，以致毒流各省者。似此但知利己，不顾害人，乃天理所不容，人情所共愤。大皇帝闻而震怒。……
查该国距内地六七万里，而夷船争来贸易者，为获利之厚故耳。以中国之利利外夷，是夷人所获之厚利，皆从华民分去。岂有反以毒物害华民之理？即夷人未必有心为害，而贪利之极，不顾害人，试问天良安在？闻该国禁食甚严，是固明知之为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尚不可移害，况中国乎？
……设使别国有人贩至英国，诱人买食，当亦贵国王所深恶而痛绝之也。向闻贵国王存心仁厚，自不肯以己所不欲者，施之于人。
……今定华民之例，卖者死，食者亦死。试思夷人若无带来，则华民何由转卖，何由吸食？是奸夷实陷华民于死，岂能独予以生？彼害人一命者，尚须以命抵之，况之害人，岂止一命已乎？故新例于带来内地之夷人，定以斩绞之罪。所谓为天下去害者此也。
……凡在一年六个月之内，误带，但能自首全缴者，免其治罪。……可谓仁之至义之尽矣。
反抗清王朝的叛乱（1850—1873年）
比起外国的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对清朝统治更直接的威胁是1850年到1873年震动全国的太平军、捻军以及回民起义。它们所造成的创痛和苦难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空前的。据估计，在太平天国运动的14年间，有2000万至3000万人失去了生命。加上在其他叛乱和水旱灾害中损失的人口，中国人口减少了6 000万，直到1912年清朝灭亡都没有恢复到叛乱爆发前的水平。
太平军的发起者是洪秀全（1814—1864年），他原是一位私塾先生，出生于广东一个贫穷的客家人家。洪秀全四次参加科考均告失败，因此患病，出现幻觉。他在广州接触到新教布道书，受到影响，宣称自己是耶稣的弟弟，得到上帝授意，为中国驱除恶魔——包括满族人、儒生、道教徒和佛教徒。他创立了拜上帝会，追随者剪去辫子，作为反对清朝统治的标志，清廷称之为“长毛贼”。太平军起初毁坏各地孔庙，激起士绅反感。不久，太平军队伍中加入了农民、煤矿工、烧炭工和无人雇用的搬运工等。1851年，洪秀全宣布建立太平天国，两年后占领南京作为都城，改称天京。战区持续扩大，直到太平军控制了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他们征战的范围最终涉及中国内地18个省份。当时，太平军人数达百万之众。
太平天国的教义结合了基督教《旧约》和中国改革者常用的经典《周礼》。太平天国清教徒式的严格道德准则来自前者，土地平分观念则来自后者。太平天国禁止鸦片、烟草、饮酒、赌博、私通、娼妓和缠足。他们崇尚孝道；宣称女性与男性平等，女性同样可以担任行政长官和军事统帅。简而言之，与前朝的叛军类似，太平军也将道德改革、宗教狂热和对平等社会的幻想集于一体。
太平天国运动有几个弱点。太平军多数领导者受教育水平很低，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理。太平军也无法吸收士绅。太平军占领区被划分成几个王国后，纷争爆发。太平军没能联合同样反对清朝统治的秘密组织，也没能联合西方人。西方人在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之前保持中立，之后则支持清廷。此外，太平天国的很多理想并未实现。例如，土地并没有得到重新分配，并且尽管太平天国教义强调朴素和一夫一妻制婚姻的神圣，洪秀全却和众多嫔妃过着奢华的生活。
其他叛乱虽然鲜少得到记录，但却比太平天国运动持续得更长。捻军位于太平军以北的淮河沿岸，起初是盗匪，生活在围寨中，秘密结社，以打劫周边乡村为生。他们逐渐建立起军队，征收赋税，占领了26万平方公里土地。清政府担忧捻军会和太平军联合起来。持续时间更长的动乱是回民在西南和西北地区的反清活动。与太平军一样，这些叛乱发生在清朝官军稀少的地区，利用了清王朝国力衰微的时机。
对阵叛军时，满族八旗兵和汉族绿营兵显得毫无用处：前者仅能防御，后者只能对付手无寸铁的农民。有成效的第一步出现在1852年，朝廷派曾国藩（1811—1872年）到湖南组织当地军队。曾国藩是儒家科举体系的精英，在京为官。他将满族人视为道德和社会秩序的管理者，他本人是其精英成员，而叛乱的汉人会毁坏社会秩序。到达湖南后，他招募士绅担任军官。从明代开始，士绅阶层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在地方政务中履行很多职能，有时还组织地方军事力量。他们不只是儒生，也是地主，如果叛乱者当政，他们的损失最重。他们在家乡募兵。曾国藩的“湘勇”阻止了太平军的推进。
太平天国玉玺玺文
方19.9厘米×19.4厘米，原印由汉白玉制成。玺文为：“太平玉玺。天父上帝，恩和辑睦；天王洪日，天兄基督，救世幼主，主王舆笃；八位万岁，真王贵福，永定乾坤，永锡天禄。”据曾国藩的奏稿说，这方玉玺是湘军在攻破太平天国天京时所缴获的。
1860年以前，满族保守派把持朝廷，他们限制曾国藩的权力，对推行条约拖沓不前。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保守派失去立足之地。改革派政府取代了保守派，开始进行内部变革，实行与西方列强合作的政策，并委派曾国藩为统帅镇压叛乱。曾国藩选贤任能，培养其他地方军队，李鸿章（1823—1901年）及其淮军尤为善战。外国人和上海的商人又为其提供支持。来自关税的财政收入和外国舰船及武器，对曾国藩的军队至关重要。1864年，在长期激战后，南京被曾国藩攻取，太平天国覆亡。1868年，曾国藩和李鸿章镇压了捻军叛乱，五年后又平息了回民叛乱。依靠地方士绅的文官拯救了清王朝。
自强和衰落（1874—1895年）
19世纪中叶的叛乱被镇压后的二十年证明，没有唯一“正确”的历史观。例如，与宋朝或明朝末年相比，19世纪最后几十年看起来还不错。虽然清王朝经历了空前的破坏，但其韧性和重建能力却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从行政权力下放的角度来看颇为先进。在边境地区，清政府甚至在失去一些领土的同时收复了另一些地区。但是如果我们换个方式，考察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效果如何，或者比较中国与日本的进步，那么同一时期的中国看起来几乎停滞不前。历史学家通常根据当时流行的宣传语，称之为“自强”时期。由于这一时期的新创造不计其数，因此这一用语并无不妥。然而，由于西方海军的火力每十年就翻番，中国在世纪末面对的军事力量比鸦片战争时可怕得多。尽管开展了自强运动，这一阶段末期中国的相对实力反而比初期更弱。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李鸿章会见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进行和谈。伊藤一反常态，直言不讳地问：“十年前我在津时，已与中堂谈及；中国何至今一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鸿章答道：“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力不足而已。”伊藤平静地回应道：“天道无亲，惟德是亲。”1考虑到李鸿章是当时中国权力最大的人物，伊藤的疑惑并不令人意外。
李鸿章
1872年，英国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摄于天津李府。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仕途一帆风顺，汤姆逊在天津慕名拜访了他。
北京朝廷：朝廷中的情况为中国无力有效作为给出了部分解释。恭亲王（1833—1898年）和慈禧太后（1835—1908年）一同辅佐年幼的皇帝。恭亲王是一位颇有思想的满族贵胄。1860年与英法签订条约后，他于1861年建立了直接听命于军机处的新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处理清廷与在北京的外国使节的关系。第二年，他创办了一所学校京师同文馆，对中国人进行外语培训。然而，他在朝中的地位逐渐削弱，被慈禧太后以谋略压制，1884年被革职。
中国人关于帝国主义的一种观点
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中国学士谈论“自强”，包括修建铁路、蒸汽轮船，建立电报局，装备近代兵器，以抵御西方人。这些西方人“站立如鹰，贪婪似狼，张着血盆大口，对亚洲虎视眈眈”。但作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中国外交官，郭嵩焘则对中国的情况做出了不一样的判断。他批评北京朝廷中的文官“糊涂愚蠢”。1884年清廷与法国“夷狄”交涉时，他慎重地说：“与他们通商，他们就会满意了。”
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和消费的不平衡使资本的流出成为必须，继而导致对海外市场的占领并把获得的土地变成殖民地。且不论列宁的解释是否有效，事实上，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都变成了殖民地。郭嵩焘是否认为西方列强如果获准进行贸易，就会放弃殖民统治？
西洋一主通商……其占踞地方，远至数万里。皆以通商为名，初无穷兵之心，而数反数复，必因衅以逞兵；亦并无争地之心，而屡战屡进，即乘势以掠地。南洋各岛侵占殆遍，无不由此。是以交涉西洋通商事宜，可以理屈，万不可以力争；可以诚信相孚，万不可以虚伪相饰；可以借其力以图自强，万不可忮其强以求一逞。
臣尝论西洋要求事件……一据理折衷，无不可了，一战则必不易了。以其志又不过通商为利，非有仇憾积于其心。察其不轻言战，诘难往复，固有余地以自处，而求各得其利。因其不轻言战而激使狂逞，则为害必多。一经交兵，所用兵费终谋取偿。
慈禧太后
拍摄于1904年。1903年起，清廷驻法大使裕庚任满回国，慈禧召其长子勋龄担任自己的御用照相师。现存慈禧的700多幅照片，大多由勋龄所拍摄。
慈禧太后出身官宦之家，是满族官员的女儿，作为先皇咸丰帝的妃子，为其诞下了唯一的儿子。她受过教育，聪明但缺乏气量，固执己见，思想狭隘。除了特定情况，她既不反对变革，也不支持变革。她对如何在中国进行改革没有任何想法，唯一的目标就是把政治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实现这一点，她打造了一套由保守派官僚、军事统帅和宦官组成的政治机构，并维持着朝廷和手握大权的地方军政要员势力之间的平衡。其结果是朝廷几乎难以为继，脆弱不堪，无法有效治理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同意各省级政府的种种作为。
地方政治：这几十年间，至关重要的人物是几位军政要员：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1812—1885年）、张之洞（1837—1909年）。他们的事迹均具有传奇色彩。他们每人有两三百人的幕僚，握有一支军队，管辖两至三个省。他们对清王朝忠心耿耿，在王朝几乎必定灭亡的局面下力挽狂澜，将其重建，而作为这种忠诚的回报，他们获得了很大的自治权。
他们的第一项任务是恢复国家建设。中国中部的战乱毁掉了养蚕的桑树田，西北部的战乱则毁坏了灌溉系统。数百万人饥肠辘辘，流离失所。这些领导人物为应对这些困难推行了众多卓有成效的应对之策。正如他们调动士绅平息动乱一样，这次他们又在重建中得到了士绅的合作。他们安置难民、设厂施粥，对饱受摧残的长江流域地区减税，重新分配荒废土地，启动水利项目，修建粮仓。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的末代王朝社会重新建立起了福利体系。
他们的第二项任务是自强——引进采用西方的武器和技术。这些军政官员深知中国国力衰弱。为了振兴中国，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建立兵工厂和造船厂，又在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商业投资。1872年创立轮船招商局，1876年开采开平煤矿，此后又开办了天津电报局、津榆铁路、上海织布局等民用工业。这些企业的运营原则是“官督商办”。主要决策由曾国藩等文官做出，每日经营则交给商人。
这种分工导致了矛盾。例如，中国轮船招商局设立时由于私人资本不足，由政府出资一部分。李鸿章对轮船招商局授予特权，垄断税粮和官方货物向天津的船运，并予以关税优惠。这些优势使该公司一时得以和外国公司竞争。但是，李鸿章也用公司的船运送他的军队，用公司资金奖励其政治上的追随者，并通过雇用和解雇经理的方式来插手公司事务。在这种情况下，投资人和经理都迅速卷走自身利益，不再对公司继续投资。不久，英国公司重新控制了中国的内河航运。
通商口岸：到19世纪60年代，条约规定的通商口岸有十六个，这些口岸城市的情况有别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些口岸都是拥有特权的孤岛，外国人居住在配备仆从的庄园中，在赛马场上赛马，参加业余戏剧演出，饮酒（在位于上海的世界上最长的吧台），周日前往教堂。这些口岸也是安全的孤岛，由外国领事管理，资本安全，不会被没收，贸易自由，并且“压榨”（官员敲诈勒索）是例外而非惯例。外国公司自然建立在这些口岸内。例如，汇丰银行1865年由英国资本注资成立，用以支持国际贸易以及向中国的公司和银行提供贷款。中国商人也被这些条件所吸引，在外国租界内租地开展经营。中外商人联合进行商业风险投资，比如投资长江上的蒸汽船。进入20世纪，外国租界（通商口岸中永久或长期租借给外国人的土地）仍是中国现代经济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商口岸和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负面的。在条约规定的低关税下，中国工业面对进口几乎没有受到任何保护。本土棉纺织业几乎被进口纱线完全摧毁——尽管用纱线编织的布料仍能与洋布竞争。中国茶败给印度茶，中国丝绸败给日本丝绸，因为这些国家的产品有质量标准，而中国产品没有。中国出口的产品很少：猪鬃、黄豆和菜籽油。中国对外贸易的水平仍然很低，国内市场则仅仅受到轻微影响。
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列强与中国达成一致。他们要依赖清廷来维护条约协定；作为回报，列强在清王朝最后的几十年中成为其支柱。例如，到1900年，清政府从关税中得到的财政收入比任何其他来源都多，其中包括田税。税费由海关收缴，这是一个高效而诚实的通商口岸机构。其头目是爱尔兰人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他认为自己是在为清政府效力。1895年，海关有700名外国雇员和3500名中国雇员。
边境和周边地区
中国的其他对外关系是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中国因过去的征服或朝贡关系宣称这些地区是自己的领土。这些附属国通常远远不会成为中国政府迫切忧虑的问题，但不失为一面面镜子，能使中国看到自身作为世界帝国的形象。19世纪后期，这一形象在越南和朝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越南：越南位于中国以南，该国于939年从中国独立出来，此后数次击退中国王朝的征伐。越南自视为一个独立国家，但使用汉字，模仿中国的法律体系和政治制度，并在朝贡体系内和中国进行贸易往来。中国方面的态度比较简单，把越南视为其附属国，在必要时予以援助或惩戒。
19世纪40年代，1802年建立的阮氏王朝的第二位皇帝开始削弱法国人的影响，并打击基督教。数以千计的法国和越南牧师被杀。法国的回应是于1859年占领了西贡和交趾支那三省，1864年在柬埔寨设立保护国，1867年占领了另外三省，1882年占领河内。清朝此时由于之前在新疆取得的胜利而信心满满，1883年派兵前去支援其附属国越南。结果战争持续了两年，法国舰队扫荡了中国海岸，袭击海滨炮台，击沉舰船。1885年，中国被迫签订条约，宣布放弃对越南的宗主权。1893年，法国将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合并，建立了印度支那联邦。新创办的广东报纸言辞激烈地抨击法国的侵略行径，促进了中国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越南直到1940年都处于法国的控制之下。
朝鲜：中国与列强争夺的另一个地区是朝鲜，它位于俄国、中国和日本之间，地理位置非常具有战略意义。朝鲜是一个颇具自豪感的古老国家，具有独立地位，国土面积约为英格兰、苏格兰与威尔士之和。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法律、哲学、历史和制度，朝鲜仍然发展出了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然而，与越南不同，朝鲜自视为中国的附属国。朝鲜统治者即使在自己的朝廷上也按国王而非皇帝的方式行事。朝鲜是唯一按照中国的设想接受朝贡体系的周边国家。
朝鲜王朝（1392—1910年）到了最后几十年，立国已久，国势衰微。它能维持政权，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实行了像日本德川幕府一样完全闭关锁国的政策，并因此得名“隐士王国”。它仅有的对外关系就是与中国的朝贡关系，以及与日本的贸易和偶尔的外交往来。1876年，日本向国际“开放”了朝鲜，与二十二年前佩里对日本采用的策略大体相同。日本从此与中国相争，插手朝鲜内政。朝鲜的保守派和温和改革派寻求中国的支持，在势力和人数上都处于下风的激进改革派则倚仗日本，宣称只有追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彻底的变革的脚步才能保证朝鲜的存续。然而，激进派很快就被镇压了。
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向中国请求支援镇压起义，中国派出军队，但日本派出了更多兵力。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和西方国家本以为中国会轻松取胜，但他们并不了解日本国内发生的变化。结果日本轻而易举地获胜。无论海军还是陆军，中国在军纪和战略战术上都完全不是日军的对手。这场战争结束后，台湾为日本侵占。败于日本使中国的很多人明白，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无可避免。
从王朝统治走向军阀政治 （1895—1926年）
统治中国的官员长期受到儒家经典和中国历史与文学的浸染，在思想上抵制变革。多数官员生活在中国内陆，把19世纪的外来危机视为“沿海现象”，就像被蜜蜂螫伤，疼痛一时，之后就忘了。很少有官员意识到，外来威胁是巨大的。
1895年对日本战败使中国震惊，中国从来没把这个亚洲邻国放在眼里。中国国内的反应是掀起了新一波改革思想的浪潮。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是康有为（1858—1927年），他称中国“衰弱”，“柴堆上酣眠”，将这种局面归咎于“保守派”。康有为称，保守派不懂得孔子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前人智慧的传播者，也是一个改革者。孔子创造了昔日黄金时代的理念，用以劝说当时的统治者接受他的政治思想。康有为继续指出，整个历史都是不断演进的——是从绝对君主制到君主立宪制再到民主的进程。实际上，康有为并不精通西方思想，他将某种程度上带有神秘色彩的儒家仁德与电力和太空等同起来。尽管如此，他对儒学本质的重新阐释为西方思想进入中国扫除了部分障碍。
1898年，光绪帝本人对康有为的思想表示赞同，并于6月11日发动“百日维新”。他将俄国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和日本明治天皇（1867—1912年在位）而非中国古代君主当作典范。政令相继发布，对中国的学校、铁路、警务、法律、兵役、官僚、邮局和科举体系实行彻底改革。然而，政令仅在湖南省得到了执行，保守派的抵制遍及全国。即使在朝廷中，一百天之后，慈禧太后重新控制了局面，终止改革。康有为和多数改革同伴逃往日本。留在国内的六位改革者被处决，他们后来被称为“戊戌六君子”。
西方列强对1895年战败后的中国进行了瓜分。各国都企图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通常包括租界、铁路权和商业特惠。俄国得到了旅顺口的一处租界，1895年拒绝将辽东半岛交给日本。德国得到了位于山东的租界。英国得到了香港新界和九龙。新的港口和城市开放对外贸易。美国此时忙于夺取菲律宾和关岛，在中国的势力较弱，因此提出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列国在中国享有平等的商业机会，并在此前提下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
当时，中国有一个反对外国势力的宗教社团，名为义和团。其字面意思是“正义与和谐的拳手”。义和团拥有一套仪式、咒语和护身符，他们相信这些能让他们刀枪不入。1898年，他们最先在山东发动起义，此后获得了朝廷支持，1900年进入北京。朝廷宣布对各缔约国宣战，随后对外国使馆区展开了为期两个月的围困。压抑已久的对数十年来外国侵略的愤恨点燃了对起义的支持。最终，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获得巨额赔偿金，并取得了在京城永久驻军的权利。义和团起义之后，俄国占领了满洲。
梁启超力主中国实行改革（1896年）
康有为之后，中国清代晚期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思想家是梁启超（1873 —1929年）。
你认为梁启超呼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
论不变法之害
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睹其危险，惟知痛哭，束手待毙，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补苴罅漏，弥缝蚁穴，苟安时日，以觊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摇一至，同归死亡。……惟国亦然。……
印度，大地最古之国也，守旧不变，夷为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国历千年，而守旧不变，为六大国执其权，分其地矣……中亚洲回部，素号骁悍，善战斗，而守旧不变，俄人鲸吞蚕食，殆将尽之矣……
中国立国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迈突厥，而因沿积弊，不能振变，亦伯仲于二国之间……一有水旱，道路不通，运赈无术，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教匪会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动。工艺不兴，商务不讲，土货日见减色……漏卮日甚，脂膏将枯；学校不立，学子于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据词章，破碎相尚，语以瀛海，瞠目不信……
清谢缵泰《时局图》
这幅著名的政治讽刺漫画，最早刊登于1898年7月香港《辅仁文社社刊》上，其后有多个版本。此图为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管理局的版本。漫画反映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领土及周边国家的形势，熊代表俄国，犬代表英国，蛙代表法国，鹰代表美国，日代表日本，肠代表德国。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1899年，美国政府为维护其在远东的利益，先后向英、俄、德、法、意、日等六国政府提出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主张各国在中国的贸易机会均等。
义和团失败后，即使保守派的清朝统治者也明白，固守旧法徒劳无益。一场更加强有力的改革行动展开了，慈禧太后亲自坐镇。但即便改革得势，清王朝仍无法保持足够领先的地位，最终还是被革命推翻。
教育改革始于1901年。女性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新式学校。儒家思想被取代，学校教授科学、数学、地理和反帝国主义版本的中国历史，点燃了民族主义热情。各种西方思想，如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也传入中国。这些思想多数是通过日文转译传入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学者创造的现代词汇移植进入中国。到1906年，中国约有8 000人赴日留学。日本成为中国改革者和革命社团的温床。
军事改革由袁世凯（1859—1916年）发起，他的新军以日本和西方军队为参照。士绅家庭出身的青年受爱国主义激发，与向来重文轻武的中国传统观念决裂，加入新军担任军官。他们效忠将领和国家，而不是当权王朝。
政治改革始于对科举考试体系的改良，纳入了新式学校的内容。随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此后，官员从新式学校的毕业生和留学生中选拔。1909年，省级议会成立。1910年，资政院在北京成立，其部分成员通过选举产生。这些议会团体意图汇聚士绅阶层的民族主义思想来支持清王朝，但结果却成了公开表达与清王朝不一致的思想和利益主张的场所。
总而言之，在20世纪的前十年中，帝国体系三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教化、官僚体系和士绅阶层——被弃置或改造，这在仅仅几十年前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变化激发了1911年至1912年的革命。革命始于四川省爆发的一场反对政府将铁路国有化的起义。革命的参与者包括：
1. 对铁路的既有投资可能受损的士绅。
2. 与北京政府决裂的地方军事统帅。他们纷纷宣布各省独立。
3. 共和派革命者孙中山（或称孙逸仙，1866—1925年）。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后在夏威夷学习英语并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随后在广州和香港学医。他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后于1912年将其改组成国民党。
4. 袁世凯。他本是清朝廷召来保卫王朝的将领，却谋划了最后一位年幼的皇帝溥仪在1912年2月的退位。后来他排挤孙中山，自己当上了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总统。
国民党赢得了1913年举行的国会选举。袁世凯因此刺杀了其领袖宋教仁，镇压南方诸省赞成民族主义、支持国民党的将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者被迫再次逃往日本。袁世凯于是不再有对手，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袁世凯没有认清时代形势，1915年12月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自己当上了皇帝。然而，建立新王朝的妄想遭到了各地的坚决反对，袁世凯被迫放弃这一计划。他在1916年6月去世。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在北京成了影子般的存在，中国落入军阀之手。军阀中有几位关心地方福祉，但大多数专制残暴，残酷剥削势力范围内的人民。自此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是中国人民苦难、失意的阵痛年代，但同时也是思想激荡的年代。
袁世凯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成立中国帝国，但遭到国内多方势力的声讨。1916年3月23日，称帝才83天的袁世凯被迫宣布退位，后于同年6月6日病逝。
文化和思想激荡：“五四运动” （1914—20世纪20年代）
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对西方挑战的回应由连续的四种思想模式构成。
1. 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传统儒家教义占据统治地位。在此期间的重大事件是太平军起义。清廷成功平息了动乱并重建社会秩序，说明了这些儒家教义的有效性、持久性和正当性。
2.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模式是“体用改良主义”。本质（体）仍保持为儒家，但实用的发明创造（用）可以向西方借鉴。这一原则使中国重归稳定，在保持中国核心传统的同时，在小处上可以借鉴西方和实行改革，比如建立兵工厂和铁路。这是“自强”运动的思维方式。
3. 随后，当中国在1894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中落败后，直到20世纪的前十年，“体用”之别渐渐被认为并不充分。儒学本质（体）本身必须被重新解读。最有影响力的是康有为的观点，他认为孔子是一位改革家，如果正确理解儒家学说，它也应是一门关于变化的哲学。这一思想为1900年到1911年的激进改革奠定了基石。
4. 在第四阶段，中国的思想家摒弃了改革儒家学说的尝试，转而拥抱西方思想。这一阶段始于清王朝被推翻两年后的1914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1919年“火烧赵家楼”事件之后，“五四运动”爆发，数千学生抗议将之前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日本的巴黎和约。激发学生上街游行的民族主义情绪正是这一思想转化的一部分。重要的思想家们不再诉诸传统思想，而是开始质疑其在解决中国所面临现实问题时的价值。这个思想开放与激荡的时代与军阀统治时期几乎完全重合，这并非偶然。——这个时代正处在旧王朝的思想束缚与即将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对思想的压制之间，为思想提供了喘息的机会。
清朝末年留学归来的学者常常定居在条约协定的通商口岸，以求安全。然而，“五四运动”时代，北京成为先进思想的中心。曾担任民国教育部长的蔡元培（1868—1940年）成为北京大学校长，陈独秀（1879—1942年）担任其文科学长。两人都接受过传统经学教育，并通过了科举考试。蔡元培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并前往德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袁世凯下台后，他使北京大学成为从日本或西方学成归国学者的避风港。
陈独秀是亲法人士，曾留学日本。1915年，他创办了《新青年》。这一杂志在中国20世纪早期的思想革命中扮演的角色，如同法国大革命中的《意见书》和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的小册子。陈独秀在杂志中痛陈中国在儒家教化下的弊病。他呼吁青年一代追求进步、世界主义和科学，支持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是鲁迅（1881—1936年）。和当时其他多数重要思想家一样，鲁迅出生于一个士绅家庭。他在日本留学八年，原本学医，中途转学文学。1918年，他的第一部作品《狂人日记》刊载于《新青年》上。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这个可怜的人物，其疯狂之处在于相信人吃人。鲁迅想要表达的意味是，只有通过疯子的幻想才能真正理解一个畸形的、无人性的社会。
随着“五四运动”发展壮大，在北京出现的思想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尤其是中心城市区。与在首都一样，上海、武汉和广州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特权的抗议游行。尽管多数思想家公开宣扬民主，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情绪比自由主义更为高涨。只有老一代改革者如康有为和梁启超等还在原地打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和西方唯物主义感到恐惧，主张回归中国传统哲学。
在中国思想革命初期，马克思主义并不引人注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与中国的情况并不相符。更流行的是彼得·克鲁泡特金（1842—1921年）的无政府主义，他提出在进化过程中，互助与为生存而斗争同等重要。但是，1917年俄国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列宁对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的危机阶段的定义立刻显现出其吸引力，因为它将中国的弊病归咎于西方，并为“封建”中国跳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早在1919年，《新青年》就推出了马克思主义专号。马克思主义学习社团在北京和其他城市成立。1919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湖南学生毛泽东返回长沙，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团体。陈独秀在19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在受到一位共产国际人士在组织方法上的指导后，于1921年在上海与其他人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同年，周恩来（1898—1976年）在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时参与的人数很少，但持续稳定增长。
1915年陈独秀《敬告青年》
奋斗、天然之淘汰和新鲜活泼是陈独秀的设想。这与儒家的理想是多么不同！
陈独秀《敬告青年》与中国1915年的政治形势有怎样的联系？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鲁迅
与陈独秀和“五四运动”前后其他作家一样，鲁迅认为中国的旧社会已经腐朽。他感到只有激烈的改革才能使唤醒中国人的人性。
立论
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向老师请教立论的方法。
“难！”老师从眼镜圈外斜射出眼光来，看着我，说。“我告诉你一件事——
“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的时候，抱出来给客人看，大概自然是想得一点好兆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他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他于是收回几句恭维。
“一个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他于是得到一顿大家合力的痛打。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说谎，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 he, hehehehe!”
小杂感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徐世昌在太和殿前发表演讲
1918年10月，徐世昌被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11月11日，“一战”正式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11月28日，恰逢西方感恩节，徐世昌为庆祝“一战”胜利而在太和殿前举行大阅兵，并发表演讲。参加阅兵的有各战胜国的驻华部队。
基督教青年会学生讲演，警察靠近学生
时间为1919年6月3日，由西德尼·戴维·甘博拍摄。“五四运动”开始后，北京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的决议。从6月3日开始，北京军阀政府在两天内逮捕学生近千人，激起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怒。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
国民党统一中国与南京时期（1927—1937年）
1913—1916年袁世凯当权期间，孙中山流亡日本。他1916年回到广州，尽管作为领袖具有巨大的个人魅力，但他却不是一位高明的组织者，他领导的国民党进展甚微。1922年，他一度被广东军阀陈炯明逐出广州。1923年起，孙中山开始接受苏联的建议和支持。在诸如米哈伊尔·鲍罗廷等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他依照列宁模式改组国民党，最高层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下是省级和县级组织以及基层组织。
孙中山从1905年开始阐明其“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其“民族主义”早期反对清朝统治，此时改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民生主义”原则的内容是平均地权和将“大实业”归为国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是指民主，但他主张完全的民主必须要经过一党专政指导下的准备阶段。孙中山派蒋介石（1887—1975年）前往苏联学习。蒋介石四个月后归国，一位苏联顾问同行。1924年，蒋介石在广州以南的黄埔成立军校，并用黄埔军校学员组建一支“党军”。孙中山1925年去世。到1926年，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达到数千人，国民党军人数达到约10万人。国民党成长为中国主要的政治力量，党员人数约20万；其领导群体分为左派和右派。
孙中山
1924年，孙中山在广州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
孙中山葬礼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于北京。4月12日，灵柩从中山公园移往碧云寺，沿途都是送葬的人群和鲜花。
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促进了国民党的发展。工业在城市中兴起，烟厂和纱厂成立了工会。通商口岸以外地区开始出现新的投资，商会甚至出现在中等规模的城镇中。企业家、商人、官员、记者以及外国公司雇员组成了新的有政治自觉的中间阶层。
城市中的不稳定因素是官办、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学校的几百万名学生。1925年5月，上海的学生游行抗议外国资本家残酷压榨中国工人。国际租界的警察向游行队伍开火，造成13人死亡，50余人受伤。这一行径更加激起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热情，全国各地爆发了罢工和抵制洋货的运动，香港的运动持续了15个月。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也有所发展；1926年，党员人数约为2万。共产党在学生组织、工会甚至国民党内部都有很大影响力。在先前达成的一项决议中，孙中山允许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但禁止他们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共产党团体。莫斯科方面同意了这一政策；他们认为共产党力量过于薄弱，尚且无法独立完成任务，通过与国民党合作，其党员能够加入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斗争”中去。例如，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教育部副主任。
到1926年，国民党在广州及周边地区建立起根据地，蒋介石认为北伐地方军阀的时机已经成熟。然而，他对共产党的力量日益壮大感到忧虑，在启程前解除了广州国民党机构内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职务。北伐始于1926年7月，到1927年春，蒋介石的部队抵达长江流域，在行进过程中不断击败和收编军阀部队。
蒋介石与宋美龄的结婚照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1927年4月进入上海后，蒋介石发动了对共产党的清洗——针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共产党组织及由共产党领导的工会。仅4月12日前后就有数百人被杀害。共产党的对策是试图控制在武汉建立了政府的国民党左派和发动武装起义，两种尝试均告失败。幸存的共产党人退到西南方的湘赣交界山区，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党失去信心，重新与位于中国新首都南京的右派合作。蒋介石的部队继续北上，于1928年占领北京，并获得了中国北方多数军阀名义上的归顺。这时，多数外国势力都把南京政权视为中国政府。
蒋介石是南京政府的关键人物。由于接受的训练和个人性情，他相信军事力量的作用。他为人刻板、严格，多为人所畏惧而非爱戴，在当时严重腐败的环境下，丝毫不受腐蚀。蒋介石崇奉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南京中山陵的宏伟壮观超过了明朝皇帝的陵寝。但是，孙中山作为革命者，以太平军的革命热情为榜样；蒋介石企图巩固其对地方军阀的控制，以镇压了太平军起义和重建中国稳定秩序的曾国藩为榜样。与曾国藩相似，蒋介石为人保守，并且尽管身为卫理公会教徒，却常常求助于儒家价值观。他于1934年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就是复兴这些价值观的尝试。
蒋介石的权力以军队、国民党和政府官僚为依托。军队由黄埔系和从日本受训归来的军官控制，黄埔系在个人层面对蒋介石忠心耿耿。1927年之后，德国军事顾问取代了苏联顾问。他们按照德军的组织方式对蒋介石的军队进行重新整编，包括建立一套行政体系。国民党财政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军事，其军队扩展成拥有30万人的现代化军事力量。黄埔军校毕业生同时控制着秘密军事警察机构，用以镇压共产党和其他一切反政府人士。国民党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管理的专政组织，蒋介石在1938年成为党主席。
人口稠密的长江中下游省份是国民党的势力范围。然而，国民党无力控制军阀、共产党或日本占领的边远地区。尽管南京时代有所进展：蒋介石的部队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击败了北方的军阀，1934年平息了沿海福建省的一起事变，两年后把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南部和西南部。但直至1949年，其他地区仍为军阀所控制。1931年，蒋介石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政权的一系列战事。1934年，共产党被迫放弃山区根据地，先向西南转移，之后又转移到西北部的陕西省。在出发参加史诗般的万里“长征”的9万人中，只有2万人活了下来。在这次长征中，毛泽东从莫斯科训练的以城市为中心的领导人手中取得了指挥权，树立了有别于以往的军事观，即一个革命性的列宁主义政党可以以农民为基础。
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在满洲拥有特别权益。当蒋介石北伐和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威胁到日本的地位时，1931年，日军的关东军制造了“九一八事变”，1932年建立了一个傀儡政府，宣布满洲独立。此后数年间，日本军队向南推进到长城脚下。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要求蒋介石抵抗，但蒋介石深知他的部队相比日军实力悬殊，做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1936年，蒋介石在视察西安时，被张学良扣押，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然而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的形势再一次发生变化。
战争与革命（1937—1949年）
1937年，国民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国内和国际上都被承认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而经过长征的共产党刚刚开始在贫瘠的陕西重建力量，该地区对蒋介石的部队来说过于遥远，难以深入。但到了1949年，共产党成功掌控全国，包括国民党从未控制的边境地区，蒋介石和国民党被迫逃往台湾。这期间发生了什么？
抗日战争是关键事件。战争始于1937年7月北平一起突发事件，随后蔓延开来。战场上的胜利使日本军事将领信心十足，他们放弃停战谈判，代之以毁灭性的军事扫荡。北平和天津在一个月内陷落；8月，上海遭袭；12月，南京陷落。第二年，日军占领广州和武汉，在北京和南京建立了傀儡政权。1940年，国民党内另一位领导人、蒋介石的竞争对手汪精卫尝试与蒋介石合作受阻，带领许多追随者加入了日本傀儡政权。日本鼓吹其“东亚新秩序”，用以取代不平等条约体系。他们希望蒋介石认识到自身处境毫无希望，向日本投降。然而，1938年，蒋介石将政府迁往重庆。一同西迁的有数千人，包括学生、教授、企业家和工人，从中国的日军占领区迁往了未沦陷地区。
蒋介石对日本的抵抗赢得了各方赞誉。但日军占领区包括东部城市、铁路和人口稠密的长江流域地区，正是国民党的根基地区。转移到重庆使国民党远离中国大多数人口，各种现代化进程终止，国民党也失去了之前的财政来源。通货膨胀以几何级数增长，导致政府官员、教师和士兵等群体的实际收入减少。到“二战”结束和战后的最初几年，薪水用大包大包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发放，人们为避免纸币贬值，立即用其购买真正有价值的食品和商品。通货膨胀导致道德崩坏、士气消沉，加剧了业已普遍的腐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输送顾问和军事装备以加强蒋介石军队的力量。然而，美国顾问们对蒋介石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蒋介石并不想对日作战，而是想保存实力，用于可以预见的战后与共产党的战争。在其军中，军官和普通士兵之间存在鸿沟。军营条件简陋，食品匮乏，医疗保障不足。年轻人把征兵等同于死刑判决。蒋介石不情愿动用他的部队抗日，也意味着抗日爱国主义力量无法转化为对国民党的普遍支持。
日军进入正阳门
1937年7月29日，日军占领北平。正阳门，俗称前门，是明清两朝北京内城的正南门，位于老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
共产党将总部设在延安，在陕西省巩固了其根据地。他们开展学习活动，提高识字率，从事生产，提高自给自足能力。士兵从事农业生产，以免给农民增加负担。共产党抛弃了先前没收土地的政策，改为减少租金和利息。（这一变化导致美国一个流行的观点，即共产党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农民改革者，尽管他们的宣称与此相反。）党员只掌握省级和县级机关以确保其控制权，在其他层面与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分享权力。他们发展乡村委员会，把佃农和其他之前被排除在外的社会阶层都纳入其中。但在向其他政治和社会团体妥协的同时，他们在内部加强了党的实力。
共产党员人数从1937年的4万人扩大到了1945年的120万人。延安创办了学校，培养党的干部。即使党的队伍扩大，思想上的一致性也通过1942年开始的一场整风运动得以保持。那些被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或其他不正之风侵蚀的人都在公开大会上受到批判，责令认错悔过。毛泽东的思想地位至高无上。对一般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将自己视作孙中山的继任者；但在共产党内部，他把自己置于马克思（1818—1883年）、恩格斯（1820—1895年）、列宁（1870—1924年）、斯大林（1879—1953年）等理论家之列。
国民党利用官僚进行统治，并时常勾结地方上的地主；与之相反，共产党则学会了依靠草根阶层的力量。他们渗透进日军占领区，并打入国民党党组织和军事机构内部。共产党军队从1937年的3万人发展到1945年的90万人。这些军队还得到了农村武装和19个山区“根据地”游击队作为补充力量。多数人认为，延安领导集体及其党、军队和群众组织拥有凝聚力、决心和高昂的士气，这些显然都是重庆缺乏的。
但是，共产党在1945年的实力不应被夸大。中国乡村的多数人口没有受到共产党或国民党任何一方的影响，而在中国未沦陷区的知识阶层尽管对国民党感到不满，其中多数也并没有积极支持共产党。当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时，中国命运未卜。苏联在战争的最后几天刚刚占领东北，他们允许共产党干部进入东北，而直到第二年才允许国民党部队进入。但即使苏联也承认国民党是中国合法政府，希望其能在战后的内部斗争中获胜。1945年，同盟国要求日本向国民党军队投降。美国将蒋介石的部队从重庆空运到东部重要城市。当时，蒋介石的兵力是共产党军队的三倍，装备更远远优于共产党军队。
1946年初，内战爆发。双方都认识到之前的统一阵线不过是个幌子。美国将军乔治·马歇尔（1880—1959年）的调停毫无效果。直至1947年夏天，国民党军队都处于胜势——甚至占领了共产党在延安的大本营。但形势在同年7月逆转，共产党军队在中国北部发起反攻。他们缴获了国民党军队丢弃的美军装备，1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被赶出东北。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又失掉了北京和天津。晚春时节，共产党军队渡过长江，夺取了南京和上海。几个月后，全中国都收入共产党之手。很多中国人跟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或逃往香港，其中包括国民党官员、军官以及企业家和学者，其中不少人随后前往美国。
毛泽东谈湖南农民运动
以下文字摘自毛泽东1927年所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国共产党更为正统、受过莫斯科培养的领导人仍然依赖城市无产阶级时，毛泽东强调了农民的革命潜力。
对于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形势，毛泽东的报告是看起来过于乐观还是准确预言？毛泽东对马克思阶级斗争的理论有哪些表述？
目前农民运动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
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
毛泽东在陕西延安窑洞的指挥部里
当时是1946年冬，毛泽东正穿着棉袄，用毛笔写字，桌上放着《鲁迅全集》。
在中国国内，不安与期望并存。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作风端正，与国民党军队形成鲜明对比。随着乡村解放，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分给没有土地的人。在城市，民众热烈欢迎作为解放者的共产党军队。全国上下弥漫着一种情绪，即中国的未来再一次掌握在了中国人自己手中。
历史视野中的近代中国
从19世纪后期起，世界上多数非西方国家都希望实现现代化。他们觊觎西方科学和工业造就的军事实力和物质福利，但并不希望变得西化，因为这将否定他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然而，他们发现引进西方技术而不同时引入一系列西方价值观念十分困难。而且，要区别什么是真正的现代化，什么仅仅是近代西方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现代化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来考察：第一阶段是前提条件的发展阶段，是一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发展到后期，形成一个基础或平台，在此之上能够接触和了解西方思想和制度。第二阶段是西化阶段，是实质上的借鉴。第三阶段是同化阶段，是借鉴而来与土生土长的价值观与制度的融合阶段。
在前提条件的层面，中国的“传统”相当先进。既有条件包括高识字率，重视教育并将其当作进步的手段，强调节俭的伦理观，适应小规模经营的家庭结构，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以及现代民族主义需要的诸多文化因素。但是在中国也有不利条件。中国的商人不参与政治，他们并非一个拥有代表人的资产阶级。中国地方社会没有为可能成为国家建设者的人提供稳定的基础——这一点已被19世纪的动乱和之后混乱的社会秩序所证实。孙中山将其比作“一盘散沙”。科举精英掌管政府，视外国人为蛮夷。根深蒂固的自以为“天朝上国”的优越感，在钦差大臣林则徐致信维多利亚女王称赞英国国王“恭顺”中显露无疑。因此，长久以来被视为中国杰出成就的儒家文人政治，成为西化过程中的主要障碍。直至王朝终结，传统知识分子能给出的最佳建议也只是对儒家学说有限的改造。大规模的西化和同化不得不等到鸦片战争结束70年后，也就是清王朝覆亡后。
随后，在“五四运动”的旋涡中，中国主要城市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变化。但仅仅有新思想体系不足以保证政体稳定。民族主义成为中国多数思想的共同特征。孙中山诉诸之，国民党在黄埔军校、北伐期间和建立南京政府时利用之。但其他团体也可以利用这一点。1949年，共产党胜出。
将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视为运行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的新文人阶层，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代替儒家学说，党的基层干部代替儒家士绅，这一看法颇为迷人。但这种解读过于简单。共产主义强调科学、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和在未来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它与儒家关注形而上、社会和谐与昔日遥远的黄金时代具有本质区别。
共产主义自身在被中国吸收运用的过程中也得到调整。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会在资本主义矛盾最为尖锐的先进经济体中爆发。列宁则把关注重点从工人的自发革命转移到规模较小但纪律严明的革命党，同时也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从此他将“共产主义”改造为至今的模样：仅能在落后国家夺取权力的运动。在理论层面，毛泽东对列宁的思想仅稍作调整——提出“先进的”农民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但他在实践中超越了这一理论，事实上忽略了城市工人，而依靠农村；共产党的军队来源于农村，并用列宁主义的方式加以教导。解放军被共产党等同于“人民军队”，尽管装备水平低，在战场上却令人生畏。解放军从不对其占领区进行劫掠，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也是现代化军队。
但事实证明，在组建政党和军队时极为有效的组织方式，用在发展经济上却效果欠佳。而大众动员并不能取代个体积极性，这一点很快就清楚了。
思考
1.鸦片战争和太平军起义哪一个对中国的影响更大？可以用什么尺度去衡量？
2.清王朝是怎样从太平军起义中恢复的？这种恢复从哪些方面来说不足以避免王朝在1912年被颠覆？
3.“五四运动”是否为民主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或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垫了道路？还是对两者来说都是偶然的？
4.思考国民党掌权的经过，你认为思想和政治与军事组织各占多少比重？在共产党掌权的过程中，这些比重又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