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博物学家时常哀叹当代文化与自然界日益疏远。我认同这种抱怨，至少是部分认同。列举出20个企业商标和20种本地物种，让一年级学生来逐一辨认，他们总能指出大多数商标的名称，却几乎说不出任何物种的名字。对置身于现代文化中的大部分人来说，情况同样如此。
然而我们的哀悼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论调。现代生态学和分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在谈到他那些18世纪的同胞时，曾写道：“极少有人用眼睛去看，极少有人用心去理解。由于缺乏这种观察能力和这类知识，世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晚近得多的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有感于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状况，如是写道：“众多中间人和精巧的物质发明，使真正的现代人同土地分离开来了。他与土地没有任何有机联系……让他到土地上去消遣一天，要是这个地方不是高尔夫球场，也不是‘风景区’，他会觉得无聊透顶。”看起来，杰出的博物学家始终感觉到，他们的文化岌岌可危，随时可能失去同土地的最后一丝维系。
这两位作者的言论都令我深有同感。然而我又觉得，从某些方面来说，如今我们生活的时代对博物学家来说更为理想。现代人对生命群落的兴趣，比过去数十年，甚或数世纪以来都更为普遍，也更加强烈：对生态系统命运的关注，是国内以及国际上政治对话的一部分。在不到一个人有生之年的时间内，环境运动、教育和科学领域已经飞速发展，从原先的无关紧要，直至占据显要地位。如何治愈我们与自然之间的疏离，这个问题已经变成教育改革家的流行话题。这一切现代人感兴趣的，也许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新兴事物。在林奈和利奥波德的时代，无论大众的想象力（popular imagination）还是政府，都不会十分关注其他物种的生态学。当然，现代人的兴趣，至少有部分是由前人满不在乎遗赠给我们的生态危机促成的，不过我认为，也是因为对其他生命形式纯粹的兴趣，以及对那些生命之福祉的关注而产生的a
现代社会给博物学家带来许多阻挠和障碍，但同时也提供了一系列相当可观的辅助工具。18世纪的经典著作《塞耳彭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的作者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说，如果有一个图书馆可供查找准确的田野手册，有一台电脑得以搜索野花图片和青蛙的歌声，还有一个由最新的科学文献构成的数据库，他对自然界细致的观察将会更为丰富，他在思想上将不至于那么孤独，他对生态学的理解也会更加深刻。当然，他也有可能将好奇心挥霍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然而这里要说的关键是，对那些对博物学有兴趣的人来说，如今我们所能得到的帮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得多。
正是借助这种帮助，我对森林中这座坛城进行了探索。我希望这本书会激励其他人去开启自己的探索之旅。我很幸运，能够去观看一小片过熟林。这是一种罕有的特权：在美国东部的土地上，过熟林所占的面积不到0.5%。然而，过熟林并非凝视生态世界的唯一窗口。实际上，我在观看坛城的过程中得到的回报之一，就是意识到，我们应当用自己的关注去创建奇妙的处所，而不是一味寻找有可能带给我们惊异的“原始地带”。花园，市区的树木，天空，田野，幼龄林，还有城郊成群的麻雀，无一不是坛城。近距离观看它们，正如观看一片古老的丛林一样卓有成效。
我们所有人的学习方式都各不一样，因此，如果让我来建议大家如何去观察这些坛城，或许有些自大和冒失。不过，我从经验中得出的两点看法，似乎值得与那些有雅兴一试的人分享一下。首先，是抛开任何期望。对兴奋、美感、暴力、启悟或圣境的期待，会妨碍我们进行准确细致的观察，而且会因焦躁不安而使大脑受到蒙蔽。期待只是一股帮助我们开放感官之热情的力量。
第二个建议是，借鉴冥想训练的办法，不断地让思维的注意力回到当下这一刻。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散漫无序。把注意力慢慢地拉回来，一遍遍地，从感官中搜寻各种细节：特定的声音，某个处所的氛围和气味，复杂的视觉特征。这种训练并不艰巨，但是确实需要审慎的意志行动。
人类思维的内在属性，本身就是伟大的博物学教师。我们正是从中学到，“大自然”不是一个孤立的处所。我们也是动物，是一类具有丰富生态学背景和演化语境的灵长类动物。只要我们集中注意力，我们就随时能观看身体内部的这只动物：我们对水果、肉食、糖和盐具有强烈的兴趣；我们热衷于社会等级制、宗族和网络；我们迷恋人类的皮肤、毛发与身体轮廓之美；我们还具有永无休止的好奇心和进取之心。我们中间每个人，体内都驻扎着一座层层叠叠的坛城，其复杂性与深度，毫不逊色于一片过熟林，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观望自身，与观望世界并不冲突。通过观察森林，我更清楚地看到了自己。
我们通过观察自身所发现的，近似于在周围世界中的发现。给生命群落中其他的部分命名，并试图去理解它们，欣赏它们，这种欲求是人性中的一部分。静静地观察富有生机的坛城，为我们重新发现和发展这种天性提供了一条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