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国肯定不是在所有方面都令人愉快，比如一提到社会道德水准，很多人就会很不愉快。中国已经到了需要国家主席在人代会上像小学校长一样谈“八荣八耻”的程度，已经到了在春晚中肆无忌惮地加入软广告拿观众当动物的时代。中国似乎正处于“道德危机”。
美国金融危机，有些人认为是华尔街的“坏人”把事情搞坏了，是“人”的问题。按照这个思路，中国的“道德危机”，似乎更是“人”的问题，是中国人的素质不行了。另有一种观点，则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是缺乏监管的结果，是“制度”问题。根据这个思路，那么中国现在如此缺乏道德，也是中国的“制度”出了问题。
是“素质问题”还是“制度问题”？可能都不是。本文先谈目前中国可能最缺乏的一种道德：诚信。
最近一二十年的中国社会相当缺乏诚信。到处都是假货，忽悠和托儿，大家似乎谁也不信谁。诚信的缺乏不但提高了交易的成本，而且更令很多人痛心疾首于道德的败坏。但本文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如此的缺乏诚信，并不是因为这个社会道德败坏人心不古，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目前并不急需诚信。不但不急需，而且实际上，当前这个时代，是中国最不需要诚信的时代。
什么是诚信？诚信的本质是低风险。比如说任何交易的双方都不可能对对方有绝对充分的了解，如果社会上总体比较诚信，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做特别充分的了解，简单地相信对方就可以了。比如我们在淘宝网上买东西，很难判断货物的质量，就只能指望卖家有诚信。而卖家的诚信是可以积累的。那些资深卖家因为诚信得分积累的很高，他们完全有理由要求一个更高一点的价格。而新入场的卖家则只能采取一个更低的价格来吸引那些勇于为了这个低价而冒险的顾客。不在网上，也是如此。名牌，大商店，之所以卖的贵，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信誉带来附加值；而山寨和地摊则只能低价引诱顾客冒险。
当初三鹿奶粉事件之后，我看到有报道说一对农民工夫妇在超市里左找又找，面对依然繁荣的货架，上面有很多种不同的婴儿奶粉，却找不到自己能买得起的一种。而三鹿实际上正是一种低价奶粉。这对夫妇显然不是不知道高级品牌更安全，但是他们必须冒险。
美国一般的超市里，通常只有两种品牌的婴儿奶粉卖。它们不管是成分还是价格都差不多，就好象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一样。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的孩子，吃的无非也就是这两种奶粉。他们根本就没有冒险的选择。
造成这个不同局面可能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美国市场长期竞争的结果只有这两家做大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一个低价没有信誉的奶粉很难进入美国市场，因为大家都买得起有“诚信附加值”的奶粉。也就是说，根本原因是美国社会是个橄榄球结构，穷到买不起这两种奶粉和富到必须吃超豪华奶粉的人都很少。
山寨，地摊，假货在中国之所以能横行，根本原因不是这些卖家的道德败坏，而是有人买，是有人只买得起这些。商品的高中低档反映的是人群收入的高中低档。只要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此，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假货。所以“假货的诚信问题”，本质上是由当前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布函数”决定的。
还有另一种诚信过程，可以称为“投资的诚信” — 被人忽悠，花很多钱买了自己根本不用的东西，是因为“托儿”告诉他这个东西能升值。比如说买古董和房子。在这种情况下诚信问题仍然风险问题，而我们将会看到，“投资的诚信问题”，不仅仅与中国社会当前的贫富分布（比如定义为 f(t0)）有关，而且更跟这个分布随时间的变化率有关，也就是 df/dt。
一个社会的诚信状况的好坏，由这个社会上的人对风险的接受程度决定。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很乐于冒险，那么他们就更愿意花低价买新手的商品，愿意花高价买看似无用的东西期待升值，愿意把钱借给不熟的人当投资。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骗子们就有了更多的可乘之机，社会的诚信度必然就低。反过来说如果社会上的人都很害怕风险，不是知根知底的人不跟他办事，不是知名品牌钻石级卖家就不买，那么这个社会的诚信度必然就高。
既然“诚信指数”等于“社会平均风险承受度”，那么当今中国社会上的人对风险承受能力如何呢？
我认为，只要不是生命危险，对于生活中的小交易来说，这是一个人们普遍乐于冒险的时代。
现在中国大众最喜欢的一个词不是“稳定”，而是“机遇”。我敢说目前实际上可能没有哪个国家的人像我们中国人一样对“机遇”如此的津津乐道，尤其是“商机”。人们到处寻找机会。机会就是风险。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都不说我打算怎么踏实上班，而喜欢说“你给我一个机会，我给你一个奇迹”。
在正常情况下，一般人是都是倾向于规避风险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在大多数时间内都比较诚信。诚信其实是一种主流。但在一个极特殊的情况下，除了前面说的穷人不得不冒险之外，某个国家的很多人可能会主动追求风险。
这个极特殊的情况就是该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经济的高速增长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不均匀的增长。有的人会抓住一个机会先富起来，有了第一桶金之后很容易越来越富，而大多数人没这么幸运。虽然总体上大家的生活水平都有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和幅度是差别巨大的。可以说只有少数人的财富是以几何级数的形式高速增长的，而大多数人则是缓慢地，线性地增长。
那么这些大多数人看到这些极少数人的暴富，是一种什么心情呢？可能有各种复杂的情绪，但其中一个重要的情绪是，后悔。那个中学同学明明没什么本事，当初也不知怎么的傻乎乎地在别人还不知道股票为何物的时候买了一点股票，结果发了。那个同事五年前低价买了两套房子，结果现在！
怎么我就没有这么做呢？！下面我们说明，这种对失去的机会的后悔心理，这种 “if only…” 心理， 必然让人更容易冒险。
How We Decide 这本书介绍了一个流行的电视节目，“Deal or No Deal”。这个节目的游戏规则很简单：被电视台选中的幸运者会面对 26个盒子，其中每个盒子里面有从1分到100万美元不同数目的钱。这些钱的数字都是公开的，唯一不知道的是哪比钱放在哪个盒子里。首先，游戏的参与者选则一个盒子拿住。节目进行中每次打开一个任选的盒子，这样游戏者随时可以知道剩下的盒子里的钱数分布。也就是说，他虽然不知道自己手里这个盒子里面有多少钱，但可以根据剩下的盒子数和钱数的分布，大概估计一下这个盒子“平均”可能有多少钱。
每一步，会有一个 banker 给参与者一个 deal，买他手里这个盒子，游戏者自己决定是否同意接受这个 deal。比如说现在还剩下三个盒子，钱数分别是1元，1万和50万美元，参与者并不知道自己拿的是哪个，但他的理性选择是接受任何高于17万美元的 deal. 在最幸运的情况下，最大的盒子一直到最后阶段才被打开，这样一来 banker 给的 deal 会越来越高，游戏者完全可以自始至终从容选择，想赌一把等大的也可以，一旦发现超过平均值的 deal 就接受也不郁闷。
最可怕，也是对经济学家来说最有意思的局面，是100万英镑这个盒子在中途就被打开了。可以想象，在这个盒子被打开之前， banker 可能曾经开过非常可观的 deal，而游戏者没有接受。如果以后 banker 开的 deal 都会比那个少，对游戏者来说，这是“曾经有一个 deal 摆在我的面前…”的心情。
在一次节目中，游戏还剩下几个盒子的时候，其中只有一个盒子中有巨款，是50万欧元。这时候 banker 给了一个10万欧元的 deal，相当于平均值的75%。游戏者完全理性地拒绝了这个 deal. 不幸的是下一个被打开的盒子就是这个50万欧元的。Banker 给的下一个 deal 是2500欧元，考虑到剩下的钱数，这是一个公平的价格。但游戏者拒绝接受，实际上，从此以后他拒绝接受任何 deal，孤注一掷的选择冒险！游戏的最后只剩下两个盒子，分别是 10 欧元和1万欧元。也许是出于同情，banker 给了他一个6500欧元的 deal，但他再次拒绝！结果他只得到10欧元。
也就是说错过一次发财机会，会令人非理性地追求高风险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股市越涨，入市炒股的人就越多，不管你怎么警告过热的风险都没用。因为这些投资者看别人发财而自己没出手后悔！在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猛涨，不知道造就了多少幸运发财的人，所以必然早就更多出于“后悔”而追求高风险的人。别人比我富我可以接受，我受不了的是他以前跟我一样穷现在却比我富。所以造成这种全民追求高风险的原因不仅仅是财富的不均匀分布，更是财富的不均匀增长。为什么忽悠一个人“投资”是如此的容易？根本原因是中国经济增长。
贫富差距导致假冒伪劣，经济增长导致大忽悠。不管你是什么素质和制度，只要你有贫富差距和经济增长，你就必然会有社会诚信度下降这个现象。只要这两个因素存在，那么道德教育只能是隔靴挠痒，加强监管只能是扬汤止沸。如果道德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副产品，那么我们抱怨社会没道德还有什么意思呢？
再过几十年等到中国经济不再高速增长，等到大多数人能买得起名牌奶粉的时候，社会肯定会回归诚信，回归道德。但目前我们帮人就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即是最好也是最坏的时代。